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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都处于这种状态。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是文化行业。我去美国时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王光美。无论是在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我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时，我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做内容出身的，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
这有点难为自己。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我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阳光卫视创建初期，我没有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个小众市场，又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大的制作中心和这么多原创。
这说明我当时在商业上很幼稚。当我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时，他吓了一大跳，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五年时间我都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时，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他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你的商业模型出了问题，出于对投资人利益的考虑，你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面对和承认，反反复复折腾了三年。我也跟他吵过，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他很严肃地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你现在必须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负责任的最好方式。
他的话对我刺激很大。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自己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时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好点儿吧。
公司现在发展平稳，到2012年会具备更大的商业规模，这也得益于我过去四五年的积累。其实，我并没想要做多大。对我来说，适当的规模和优秀的品质要比单纯的规模重要得多。不过后来我发现，当你建立一个机构之后，这个机构会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成长，并且开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十年前的杨澜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十年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一个模范。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更淡定，但归根结底，你要是能夠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都很值得。
（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7期图/河川）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是文化行业。我去美国时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王光美。无论是在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我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时，我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做内容出身的，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
这有点难为自己。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我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阳光卫视创建初期，我没有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个小众市场，又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大的制作中心和这么多原创。
这说明我当时在商业上很幼稚。当我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时，他吓了一大跳，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五年时间我都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时，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他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你的商业模型出了问题，出于对投资人利益的考虑，你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面对和承认，反反复复折腾了三年。我也跟他吵过，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他很严肃地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你现在必须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负责任的最好方式。
他的话对我刺激很大。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自己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时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好点儿吧。
公司现在发展平稳，到2012年会具备更大的商业规模，这也得益于我过去四五年的积累。其实，我并没想要做多大。对我来说，适当的规模和优秀的品质要比单纯的规模重要得多。不过后来我发现，当你建立一个机构之后，这个机构会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成长，并且开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十年前的杨澜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十年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一个模范。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更淡定，但归根结底，你要是能夠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都很值得。
（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7期图/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