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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 金融集聚 金融辐射 金融一体化
一、研究背景
第一，金融集聚水平是一座城市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内核所在，金融集聚所带来的要素流动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核心竞争优势的进步。要想增强国家对全球金融资源支配的主导权，就需要加快金融经济的发展。
第二，区域发展呈现金融集聚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视角观察，由于金融集聚推动各行业资源流动的发展，其成为了区域竞争力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产业集聚的三大原因由马歇尔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学者对金融业的相关研究仍显浅显，致使目前金融集聚理论框架尚不完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国家把金融资源列为主要的管控对象。为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国家屡次提及新建金融中心的规划，并且不断给予红利支持。所以，对上海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地区发展情况的研究，可以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二）现实意义
国外在对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现象进行研究时，主要以政局是否稳定和汇率是否变动作为考量因素。我国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时，要在背景、机制和现实状况的影响下进行调整，研究出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金融集聚和金融经济发展理论。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此推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上海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地区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上海与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
（一）上海市金融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
1.上海市金融经济的发展历程。上海最早的开发通商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11月，上海经济发展的帷幕从此拉开。
19世纪中期，上海租界出口商纷纷涌现，交易所云集，外商轮船公司比比皆是，放眼望去整个上海都是贸易的土壤。
而在1949年后，政治局势的改变让上海的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金融巨鳄纷纷搭载着资本主义的小船逃往海外，结果是外资锐减，上海金融业受到极大挫伤。
1966年，本就奄奄一息的上海金融业再临难关，劳动力质量下降，厂商生产力降低，生产技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难以生存，国外生产技术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新一轮的洗牌结束后，上海已不在牌桌之上。
透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我们需要了解长三角，对上海的研究也必不可少。要了解它如何再次崛起，再次涅槃重生，成为中国难以缺少的一张金融明信片。
2.上海市金融经济的发展现状。当今，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上海带来的巨大影响，上海就如一个新生儿从祖国母亲那里汲取到了源源不断的养分而茁长成长。
通過全国与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双重推动，上海金融业开始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经济大跨步地前进。而金融市场就像乐于开拓的王国向外拓展着，运用其强有力的辐射效应，辅助着全国性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立，同时也孕育出高素质的人才市场。上海已经形成交易形式新颖、交易种类多样、交易品质良好的金融局势，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而从国际化的方向来看，外资大量涌入，上海形成了蓬勃的外资市场。各种国际组织也已落户上海，为上海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
（二）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
1.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金融产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激活内外双循环的动力机制。截至2019年末，长三角所有城市增加值占GDP比率显著提高，金融业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重点产业。
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地区金融走势平缓，银行各类业务在全国比重上升，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存款同比高于全国，企业住户存款基础稳定;第二，社会融资增速加快;第三，贷款规模大增。
在经济方面，长三角地区囊括了众多我国金融发达的城市，经济质量和增速都呈现上升的状态，辐射密且远，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典范。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经济在20世纪就开始与上海有了联系，并从简单的横向经济发展关系逐渐加深合作，达到了互利共赢的融合关系，城市之间的资本与交通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由图 1可知，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与上海的经济差距变小，不再难以企及。
最新数据表明，2020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体呈稳定增长趋势，区域规模占比率与增速加大，消费水平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创新改变，财政收入降幅低于全国水平。
四、上海金融集聚效应和金融辐射效应形成理论分析
（一）金融集聚效应形成理论
首先，金融集聚是金融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种混合概念，指金融要素（尤指资本）和金融产品在形成、交易和分配的过程中不断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关于集聚形成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有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将其概括为：第一，地理区位。优越的地理区位有利于促进各方的联系增强，进一步推动发展环境的优化，推动金融资源的流通速度，降低流通壁垒，因此优越的地理区位会吸引金融资本的聚集;第二，制度体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把握适度发展的原则，制度体系的精简化和效率化将会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入和集聚;第三，交互成本。关于金融要素的流动，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和交互才能明确适合流动的领域，而金融实体场地和要素的集聚，有利于这种交互成本的节约，并促进金融要素的集聚;第四，金融创新。金融集聚必定会加强沟通合作，也会推动竞争，因此从双面一起推动创新速度，最终经济人的逐利目的会催化金融集聚;第五，风险规避。金融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信息共享，让风险规避和均摊的可能增大，对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都起到关键的维稳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金融圈内均为经济人的假定，人们在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自然形成一种空间集中的倾向力[1]，这种倾向的结果便使得所有金融资源在地理位置上产生集聚。 （二）金融辐射效应形成理论
金融辐射效应是指将一个金融业发展程度、要素集聚和流动速度相对周边地区领先的城市作为基点，不断通过其以金融资源为主导的各方面优势，带动周边发展中地区发展。具体包括直接使用金融手段，在金融市场上辐射资金让其他各个地区承接资金，带动其发展。同时也包括间接使用金融手段来吸引更多的资金。由于一些民众的不了解，他们对金融市场敬而远之，但是实际上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手段，依然吸引了较多的资金进入投融资领域。综上，这两大手段流入的资本一并向周边发展中城市扩散，同时也带动了合作对象企业和与其相关产业产生联动增长的间接金融效应。
金融辐射效应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金融辐射受到距离制约程度较传统行业较小。金融业的要素即资本流动，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的存在，相较其他传统行业更加便利，运输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第二，双向共赢。金融辐射效应会在双方甚至多方之间以资金的流量、速度、存量大小扩散流动和递增的形式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辐射资金、创新产品和管理的优劣互补。在这种合作共赢的作用下，地区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因此，金融辐射效应能使得存在经济差距的邻边城市共同发展，缩小经济差距，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互动机制
经济一体化指区域通过基础设施、品牌和资源的合作，形成高度相似的发展政策，并在产品和要素市场达成高度融合[2]。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凭借市场化分工协调合作推动经济结构合理化，这会促进产品和要素分别在两个市场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化状态。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促使资本流动效率和质量提升，由外部推动内部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是专指资本跨区域聚集、分流和扩散这一过程的便利化和效率化。由于金融要素和产品本身差异性小，以此更加容易在区域市场形成完全效率的区域流动。此外，凭借其天然分布的广度和深度，自上而下地推动产品及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经济一体化。如下图所示，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机制[3]。
目前，浙江各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有明显的资金需求，其次是江苏各城市，而上海资金充裕，但是，上海还未给浙江等其他地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4]。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間的金融资金没有达到充分流动。
（四）上海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应的意义
关于金融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之间的关系，金融集聚应是金融辐射的前提条件。正因为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会选择集中在一些环境和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从而形成金融集聚。再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对周边发展中地区产生影响，带动其经济发展，产生金融辐射效应现象。
从宏观上来讲，上海金融集聚和辐射效应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经济体系构建符合国家“五位一体”的发展方针。
1.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指执政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政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我国应在21世纪这一有着良好时机的历史阶段大力推行金融市场的革新发展，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打好基础。长三角地区凭借其先天的位置和要素，为党和国家验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党和国家领导的先进性。
2.经济建设。金融集聚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在金融行业内部，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促进资源集中于技术开发和创新，有利于行业内部革新和优化。对外有利于政企公共事业项目的融资和开展。同时，金融集聚也推动了企业扩大规模，从而使企业更易享受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利好。
3.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围绕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精神生活、理想信念展开的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应该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一位，而正确的金融经济发展体系的确立，使得我国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前进，不断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可通过基金的设立解决教育及赡养老人问题，从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等。因此，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体系的发展和确立，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
4.社会建设。金融聚集促进社会的资源流速提升，进而增加社会各地区、各领域的交易，推动社会繁荣发展，其中最直接地体现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另外，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不仅促进业内就业，而且通过整体经济繁荣发展可衍生出一系列相关企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扩大和促进就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5.生态文明建设。当下，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必须加快环境治理。而金融经济的发展为筹融资提供了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方式，让环境保护公共事业成为有效率的事业成为现实，并把可持续发展方针贯彻于各个领域。
五、促进长三角区域金融经济一体化的建议
（一）金融行业
1.以机构的创新化发展不断优化业内环境否定之否定规律。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要面向未来，切实了解金融创新能为客户体验带来的进步空间，为了客观了解金融创新的实际执行效果，可对创新结果采用数字量化，用数据指标来表明客户得到的收益。在项目执行前就应该明确用数字指标来衡量用户收益，完成具体量化目标。弥补过去的缺陷，开拓创新，为优化业内环境不断努力。
2.以发挥地区机构特色为重点强化辐射效应。上海长三角城市群中凭借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并利用其高金融集聚水平，使各地区的金融投资和金融人才自动流入，促进了上海金融行业的发展。同时也辐射周边城市承接来自上海的资源，需寻求差异化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同时又能承接上海金融资源的产业。如杭州的互联网金融、宁波的港口优势等。同时主动寻求发达地区、城市的金融辐射。长三角地区中金融不发达的地区想要吸引优质金融机构，应主动完善地区金融政策，改善金融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二）政府层面
1.转化型过渡发展——推动人才工作环境建设和人才吸引向转化过渡。发展至今，长三角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日渐庞大，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人才的缺口较大。所以，长三角地区吸引和留住海内外的金融人才需要以拥有完善的金融政策为前提，出台的金融政策要和目前金融产业发展的环境相融合。不仅在物质上进行补给，而且在文化精神层面进行同化、转化，使人才产生城市归属感，做到人才吸引向人才转化过渡。
2.正规化顶层设计——建成全方位实时动态监测预警的金融生态环境。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处在转变发展方向的试错阶段，市场依然存在原本遗留下来的争议性问题，亟待法律法规完善来加以解决。在管理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违规的处罚长期依赖行政手段，这又成为产生新问题的根源，加强法规研究，提供法律保障，引领中国资本市场治理之路走向法治化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Nader，N. Deregulation，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J]. The Quarterly，Review of Economies and Finance，2005，45 （2）：447-459.
[2]高伦等.关于期权定价模型比较分析与实证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20（，1）：12-16.
[3]崔远淼，李昌克.金融一体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及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4）：834-845.
[4]周岷峰，周军煜.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11-15期刊.
基金项目：嘉兴学院重点SRT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嘉兴学院商学院
一、研究背景
第一，金融集聚水平是一座城市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内核所在，金融集聚所带来的要素流动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核心竞争优势的进步。要想增强国家对全球金融资源支配的主导权，就需要加快金融经济的发展。
第二，区域发展呈现金融集聚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视角观察，由于金融集聚推动各行业资源流动的发展，其成为了区域竞争力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产业集聚的三大原因由马歇尔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学者对金融业的相关研究仍显浅显，致使目前金融集聚理论框架尚不完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国家把金融资源列为主要的管控对象。为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国家屡次提及新建金融中心的规划，并且不断给予红利支持。所以，对上海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地区发展情况的研究，可以为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二）现实意义
国外在对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现象进行研究时，主要以政局是否稳定和汇率是否变动作为考量因素。我国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时，要在背景、机制和现实状况的影响下进行调整，研究出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金融集聚和金融经济发展理论。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此推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上海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地区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上海与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
（一）上海市金融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
1.上海市金融经济的发展历程。上海最早的开发通商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11月，上海经济发展的帷幕从此拉开。
19世纪中期，上海租界出口商纷纷涌现，交易所云集，外商轮船公司比比皆是，放眼望去整个上海都是贸易的土壤。
而在1949年后，政治局势的改变让上海的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金融巨鳄纷纷搭载着资本主义的小船逃往海外，结果是外资锐减，上海金融业受到极大挫伤。
1966年，本就奄奄一息的上海金融业再临难关，劳动力质量下降，厂商生产力降低，生产技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难以生存，国外生产技术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新一轮的洗牌结束后，上海已不在牌桌之上。
透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我们需要了解长三角，对上海的研究也必不可少。要了解它如何再次崛起，再次涅槃重生，成为中国难以缺少的一张金融明信片。
2.上海市金融经济的发展现状。当今，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上海带来的巨大影响，上海就如一个新生儿从祖国母亲那里汲取到了源源不断的养分而茁长成长。
通過全国与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双重推动，上海金融业开始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经济大跨步地前进。而金融市场就像乐于开拓的王国向外拓展着，运用其强有力的辐射效应，辅助着全国性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立，同时也孕育出高素质的人才市场。上海已经形成交易形式新颖、交易种类多样、交易品质良好的金融局势，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而从国际化的方向来看，外资大量涌入，上海形成了蓬勃的外资市场。各种国际组织也已落户上海，为上海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
（二）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
1.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现状。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金融产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激活内外双循环的动力机制。截至2019年末，长三角所有城市增加值占GDP比率显著提高，金融业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重点产业。
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地区金融走势平缓，银行各类业务在全国比重上升，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存款同比高于全国，企业住户存款基础稳定;第二，社会融资增速加快;第三，贷款规模大增。
在经济方面，长三角地区囊括了众多我国金融发达的城市，经济质量和增速都呈现上升的状态，辐射密且远，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典范。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经济在20世纪就开始与上海有了联系，并从简单的横向经济发展关系逐渐加深合作，达到了互利共赢的融合关系，城市之间的资本与交通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由图 1可知，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与上海的经济差距变小，不再难以企及。
最新数据表明，2020年长三角区域经济总体呈稳定增长趋势，区域规模占比率与增速加大，消费水平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创新改变，财政收入降幅低于全国水平。
四、上海金融集聚效应和金融辐射效应形成理论分析
（一）金融集聚效应形成理论
首先，金融集聚是金融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的一种混合概念，指金融要素（尤指资本）和金融产品在形成、交易和分配的过程中不断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关于集聚形成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有多方面的探讨，本文将其概括为：第一，地理区位。优越的地理区位有利于促进各方的联系增强，进一步推动发展环境的优化，推动金融资源的流通速度，降低流通壁垒，因此优越的地理区位会吸引金融资本的聚集;第二，制度体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把握适度发展的原则，制度体系的精简化和效率化将会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入和集聚;第三，交互成本。关于金融要素的流动，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和交互才能明确适合流动的领域，而金融实体场地和要素的集聚，有利于这种交互成本的节约，并促进金融要素的集聚;第四，金融创新。金融集聚必定会加强沟通合作，也会推动竞争，因此从双面一起推动创新速度，最终经济人的逐利目的会催化金融集聚;第五，风险规避。金融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信息共享，让风险规避和均摊的可能增大，对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都起到关键的维稳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金融圈内均为经济人的假定，人们在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自然形成一种空间集中的倾向力[1]，这种倾向的结果便使得所有金融资源在地理位置上产生集聚。 （二）金融辐射效应形成理论
金融辐射效应是指将一个金融业发展程度、要素集聚和流动速度相对周边地区领先的城市作为基点，不断通过其以金融资源为主导的各方面优势，带动周边发展中地区发展。具体包括直接使用金融手段，在金融市场上辐射资金让其他各个地区承接资金，带动其发展。同时也包括间接使用金融手段来吸引更多的资金。由于一些民众的不了解，他们对金融市场敬而远之，但是实际上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手段，依然吸引了较多的资金进入投融资领域。综上，这两大手段流入的资本一并向周边发展中城市扩散，同时也带动了合作对象企业和与其相关产业产生联动增长的间接金融效应。
金融辐射效应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金融辐射受到距离制约程度较传统行业较小。金融业的要素即资本流动，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的存在，相较其他传统行业更加便利，运输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第二，双向共赢。金融辐射效应会在双方甚至多方之间以资金的流量、速度、存量大小扩散流动和递增的形式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辐射资金、创新产品和管理的优劣互补。在这种合作共赢的作用下，地区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因此，金融辐射效应能使得存在经济差距的邻边城市共同发展，缩小经济差距，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互动机制
经济一体化指区域通过基础设施、品牌和资源的合作，形成高度相似的发展政策，并在产品和要素市场达成高度融合[2]。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凭借市场化分工协调合作推动经济结构合理化，这会促进产品和要素分别在两个市场内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化状态。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促使资本流动效率和质量提升，由外部推动内部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是专指资本跨区域聚集、分流和扩散这一过程的便利化和效率化。由于金融要素和产品本身差异性小，以此更加容易在区域市场形成完全效率的区域流动。此外，凭借其天然分布的广度和深度，自上而下地推动产品及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经济一体化。如下图所示，两者存在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机制[3]。
目前，浙江各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有明显的资金需求，其次是江苏各城市，而上海资金充裕，但是，上海还未给浙江等其他地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4]。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城市之間的金融资金没有达到充分流动。
（四）上海金融集聚和金融辐射效应的意义
关于金融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之间的关系，金融集聚应是金融辐射的前提条件。正因为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会选择集中在一些环境和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从而形成金融集聚。再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对周边发展中地区产生影响，带动其经济发展，产生金融辐射效应现象。
从宏观上来讲，上海金融集聚和辐射效应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经济体系构建符合国家“五位一体”的发展方针。
1.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指执政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政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我国应在21世纪这一有着良好时机的历史阶段大力推行金融市场的革新发展，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打好基础。长三角地区凭借其先天的位置和要素，为党和国家验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党和国家领导的先进性。
2.经济建设。金融集聚从根本上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在金融行业内部，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促进资源集中于技术开发和创新，有利于行业内部革新和优化。对外有利于政企公共事业项目的融资和开展。同时，金融集聚也推动了企业扩大规模，从而使企业更易享受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利好。
3.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围绕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精神生活、理想信念展开的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应该把物质条件放在第一位，而正确的金融经济发展体系的确立，使得我国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前进，不断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可通过基金的设立解决教育及赡养老人问题，从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等。因此，长三角地区金融经济体系的发展和确立，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
4.社会建设。金融聚集促进社会的资源流速提升，进而增加社会各地区、各领域的交易，推动社会繁荣发展，其中最直接地体现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另外，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不仅促进业内就业，而且通过整体经济繁荣发展可衍生出一系列相关企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扩大和促进就业，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5.生态文明建设。当下，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必须加快环境治理。而金融经济的发展为筹融资提供了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方式，让环境保护公共事业成为有效率的事业成为现实，并把可持续发展方针贯彻于各个领域。
五、促进长三角区域金融经济一体化的建议
（一）金融行业
1.以机构的创新化发展不断优化业内环境否定之否定规律。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要面向未来，切实了解金融创新能为客户体验带来的进步空间，为了客观了解金融创新的实际执行效果，可对创新结果采用数字量化，用数据指标来表明客户得到的收益。在项目执行前就应该明确用数字指标来衡量用户收益，完成具体量化目标。弥补过去的缺陷，开拓创新，为优化业内环境不断努力。
2.以发挥地区机构特色为重点强化辐射效应。上海长三角城市群中凭借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并利用其高金融集聚水平，使各地区的金融投资和金融人才自动流入，促进了上海金融行业的发展。同时也辐射周边城市承接来自上海的资源，需寻求差异化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具有自身特点同时又能承接上海金融资源的产业。如杭州的互联网金融、宁波的港口优势等。同时主动寻求发达地区、城市的金融辐射。长三角地区中金融不发达的地区想要吸引优质金融机构，应主动完善地区金融政策，改善金融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二）政府层面
1.转化型过渡发展——推动人才工作环境建设和人才吸引向转化过渡。发展至今，长三角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日渐庞大，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特别是高层次金融人才的缺口较大。所以，长三角地区吸引和留住海内外的金融人才需要以拥有完善的金融政策为前提，出台的金融政策要和目前金融产业发展的环境相融合。不仅在物质上进行补给，而且在文化精神层面进行同化、转化，使人才产生城市归属感，做到人才吸引向人才转化过渡。
2.正规化顶层设计——建成全方位实时动态监测预警的金融生态环境。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处在转变发展方向的试错阶段，市场依然存在原本遗留下来的争议性问题，亟待法律法规完善来加以解决。在管理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违规的处罚长期依赖行政手段，这又成为产生新问题的根源，加强法规研究，提供法律保障，引领中国资本市场治理之路走向法治化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Nader，N. Deregulation，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J]. The Quarterly，Review of Economies and Finance，2005，45 （2）：447-459.
[2]高伦等.关于期权定价模型比较分析与实证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20（，1）：12-16.
[3]崔远淼，李昌克.金融一体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及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36（4）：834-845.
[4]周岷峰，周军煜.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11-15期刊.
基金项目：嘉兴学院重点SRT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嘉兴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