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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近日发布，这份文件从8个方面对深化体教融合提出了要求，也给出了指导意见和一部分解决方案。作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一系列文件之一，这份文件将给中国的学校体育、競技体育带来怎样的改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专访了多名业内专家。
学校体育工作将继续加强
“跟以往的文件相比，‘体教融合’的这份文件对责任主体的认定更加明晰，教育部、体育总局的各自任务都写得很清楚。”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认为这是文件的亮点之一。
文件还提到要求大中小学校广泛建设学校代表队，特别是建立足篮排三大球项目的学校代表队。王宗平表示，“足篮排三大球的共同特点，都是团队项目，要求参加运动的学生具备团队意识，还要有一定的体能基础和身体对抗能力。所以三大球项目的广泛开展和举办各级赛事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在学校普遍存在的‘三无’（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体育课的问题。”
通观文件，其实针对普通学生如何加强体育运动的条款较少，大多的笔墨落在了学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上。在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看来，这是因为这次发布的文件只是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系列文件之一，另外，只有加强了学校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的体系建设，才能进一步拓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功能。
钟秉枢说：“之前，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学生体质的增强和为学生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内体育活动，但是没有为竞技体育和为竞赛活动注入更多力量。”这次文件里则强调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对开展情况优异的学校，教育部门会同体育部门在教师、教练员培训等方面予以适当激励。钟秉枢表示，这就是赋予了学校体育更多的责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曾提出学校体育的一个六字方针，即教会、勤练、常赛。常赛所指的就是学校体育的竞赛，这一块是原来学校体育工作功能较弱的部分。
“从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角度说，竞赛的一个很重要意义在于人格教育。”中国教科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表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竞争是人的天性。体育比赛中人与人的交往更加复杂，而集体球类项目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这次文件强调了竞赛的重要性并鼓励开展三大球，在吴键看来，是希望补强学校体育一直都比较弱的竞赛这一块。
竞赛的重要性对于学校体育如此之高，是因为竞赛是体育活动的核心。钟秉枢表示，“就像学校教育的核心是考试，一切教学活动围绕考试转，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目标则是赛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文件中提到，青运会将与学生运动会合并，教育部门的学校赛事将和体育部门的U系列赛事整合。竞赛体系的变化将会导致训练体系的变化，训练体系将由原来的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分离的状况变为两家合一。”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校园
这还引出了文件的另一个指向，正如钟秉枢所说：“这个文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件开头所说的‘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设计和推进什么？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未来的学校体育将担负起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任务，同时把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发展纳入国家体育人才培养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变革奠定基础。”
中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三级训练网，即体育传统校、业余体校、专业队。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不仅相对封闭，而且造成了因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过于重视训练、忽视文化课学习而衍生的一系列弊端。
钟秉枢表示：“我们之前对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目标就是为国争光、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忽略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和全面发展。这个文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把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纳入学校体育体系，把这部分人也要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次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钟秉枢表示，这实际上表明，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原有模式将逐渐转变为从小学到大学到专业队、职业队的新的一条龙模式，另一方面，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应发挥单项协会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近邻日本、韩国的竞赛体系，钟秉枢说，“比如日韩足球，从小学的比赛到职业联赛，都是足球协会主办。”
中国目前正在推进单项运动协会与体育总局的脱钩，这也是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文件里还提到要发挥社会体育组织对发展学校体育的重要作用。在钟秉枢看来，“社会组织的介入，使得我国原有的举国体制三级训练网的框架将发生巨大变化，以前的举国体制只是举了体育部门的一家之力，今后就真的是举国了，包括教育部门、社会组织等的力量都将发挥出来。”
当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回归校园，才能真正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运动员，也才能消除体育生与普通生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按照文件所说，原本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摇篮的体校，将推进改革，“在突出体校专业特色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
王宗平对文件中提到的“在不降低学业标准要求、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为优秀运动员完成学业创造条件”的条款印象深刻。王宗平认为，“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乃至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与运动员的文化素质、综合素质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的高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时，通常情况下，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要求都不高，甚至还可以让高水平运动员用比赛成绩换取学分，或是获得降低学分的待遇。这样的话，高水平运动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形象不是很好。但从国际来看，学生运动员在大学里通常都是学业要求不降低、学分不降低的。”
在钟秉枢看来，“这次文件的出台表明，就学校体育而言，未来，教育部门该做的事越来越多。反过来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育部门在历经4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适应社会的变革和顺应世界范围内体教融合的大趋势。”
政策交叉点有待解决
这次“体教融合”的文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改革方向，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有些内容仍需完善。
王宗平表示，“就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来说，现在全国有资格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只有300多所，而全国共有高校3000多所，这个比例太低。”另外，指挥棒的作用对于中国教育影响深远，王宗平提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是中学校长或者学生家长，在现有的教育环境下，我让学生、孩子加强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到底能有多高？”
吴键指出，文件里“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制定体育教师在课外辅导和组织竞赛活动中的课时和工作量计算等补贴政策”，与现有的“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开办课外辅导班或在课外辅导班授课”的有关规定产生交叉。另外，“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对口升学单位，开展相同项目体育训练，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的政策，又与现有的划片入学、就近升学等政策有交叉。因此，在后续的操作上，还需要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化解不一致。
吴键还认为，“学校体育现在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都存在割裂现象。国内的学校普遍重视智育，轻视体育，但是从人的培养的角度，智育和体育是应该同步发展的。从学校体育内部来说，体育课、课间操、课外活动、课余训练以及竞赛常常也是割裂的，我们现在经常问，为什么体育课上就不能比赛？实际上，运动教育模式就是一种以比赛为引领的有效教学模式，现在摒弃了。学校体育的这种割裂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记者：慈鑫 责任编辑：王静）
学校体育工作将继续加强
“跟以往的文件相比，‘体教融合’的这份文件对责任主体的认定更加明晰，教育部、体育总局的各自任务都写得很清楚。”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认为这是文件的亮点之一。
文件还提到要求大中小学校广泛建设学校代表队，特别是建立足篮排三大球项目的学校代表队。王宗平表示，“足篮排三大球的共同特点，都是团队项目，要求参加运动的学生具备团队意识，还要有一定的体能基础和身体对抗能力。所以三大球项目的广泛开展和举办各级赛事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在学校普遍存在的‘三无’（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体育课的问题。”
通观文件，其实针对普通学生如何加强体育运动的条款较少，大多的笔墨落在了学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上。在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钟秉枢看来，这是因为这次发布的文件只是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系列文件之一，另外，只有加强了学校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的体系建设，才能进一步拓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功能。
钟秉枢说：“之前，我们的学校体育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学生体质的增强和为学生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内体育活动，但是没有为竞技体育和为竞赛活动注入更多力量。”这次文件里则强调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对开展情况优异的学校，教育部门会同体育部门在教师、教练员培训等方面予以适当激励。钟秉枢表示，这就是赋予了学校体育更多的责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曾提出学校体育的一个六字方针，即教会、勤练、常赛。常赛所指的就是学校体育的竞赛，这一块是原来学校体育工作功能较弱的部分。
“从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角度说，竞赛的一个很重要意义在于人格教育。”中国教科院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吴键表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竞争是人的天性。体育比赛中人与人的交往更加复杂，而集体球类项目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这次文件强调了竞赛的重要性并鼓励开展三大球，在吴键看来，是希望补强学校体育一直都比较弱的竞赛这一块。
竞赛的重要性对于学校体育如此之高，是因为竞赛是体育活动的核心。钟秉枢表示，“就像学校教育的核心是考试，一切教学活动围绕考试转，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目标则是赛事。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文件中提到，青运会将与学生运动会合并，教育部门的学校赛事将和体育部门的U系列赛事整合。竞赛体系的变化将会导致训练体系的变化，训练体系将由原来的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分离的状况变为两家合一。”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回归校园
这还引出了文件的另一个指向，正如钟秉枢所说：“这个文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件开头所说的‘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设计和推进什么？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未来的学校体育将担负起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任务，同时把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发展纳入国家体育人才培养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变革奠定基础。”
中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三级训练网，即体育传统校、业余体校、专业队。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不仅相对封闭，而且造成了因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过于重视训练、忽视文化课学习而衍生的一系列弊端。
钟秉枢表示：“我们之前对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目标就是为国争光、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忽略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和全面发展。这个文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把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纳入学校体育体系，把这部分人也要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次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钟秉枢表示，这实际上表明，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原有模式将逐渐转变为从小学到大学到专业队、职业队的新的一条龙模式，另一方面，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应发挥单项协会的作用。我们不妨看看近邻日本、韩国的竞赛体系，钟秉枢说，“比如日韩足球，从小学的比赛到职业联赛，都是足球协会主办。”
中国目前正在推进单项运动协会与体育总局的脱钩，这也是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文件里还提到要发挥社会体育组织对发展学校体育的重要作用。在钟秉枢看来，“社会组织的介入，使得我国原有的举国体制三级训练网的框架将发生巨大变化，以前的举国体制只是举了体育部门的一家之力，今后就真的是举国了，包括教育部门、社会组织等的力量都将发挥出来。”
当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回归校园，才能真正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运动员，也才能消除体育生与普通生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按照文件所说，原本作为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摇篮的体校，将推进改革，“在突出体校专业特色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任务的同时，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
王宗平对文件中提到的“在不降低学业标准要求、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为优秀运动员完成学业创造条件”的条款印象深刻。王宗平认为，“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乃至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与运动员的文化素质、综合素质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的高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时，通常情况下，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要求都不高，甚至还可以让高水平运动员用比赛成绩换取学分，或是获得降低学分的待遇。这样的话，高水平运动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形象不是很好。但从国际来看，学生运动员在大学里通常都是学业要求不降低、学分不降低的。”
在钟秉枢看来，“这次文件的出台表明，就学校体育而言，未来，教育部门该做的事越来越多。反过来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育部门在历经4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适应社会的变革和顺应世界范围内体教融合的大趋势。”
政策交叉点有待解决
这次“体教融合”的文件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改革方向，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有些内容仍需完善。
王宗平表示，“就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来说，现在全国有资格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只有300多所，而全国共有高校3000多所，这个比例太低。”另外，指挥棒的作用对于中国教育影响深远，王宗平提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是中学校长或者学生家长，在现有的教育环境下，我让学生、孩子加强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到底能有多高？”
吴键指出，文件里“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制定体育教师在课外辅导和组织竞赛活动中的课时和工作量计算等补贴政策”，与现有的“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开办课外辅导班或在课外辅导班授课”的有关规定产生交叉。另外，“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对口升学单位，开展相同项目体育训练，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的政策，又与现有的划片入学、就近升学等政策有交叉。因此，在后续的操作上，还需要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化解不一致。
吴键还认为，“学校体育现在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都存在割裂现象。国内的学校普遍重视智育，轻视体育，但是从人的培养的角度，智育和体育是应该同步发展的。从学校体育内部来说，体育课、课间操、课外活动、课余训练以及竞赛常常也是割裂的，我们现在经常问，为什么体育课上就不能比赛？实际上，运动教育模式就是一种以比赛为引领的有效教学模式，现在摒弃了。学校体育的这种割裂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记者：慈鑫 责任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