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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下称《小说研究》)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胡燕春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后又获得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赞助,是国内首部对美国的中国20世纪小说研究全面进行再研究的专著。该书通篇呈现出研究的专深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内有关研究的系统化与国际化进程,而且有益于中美以及中西学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积极互识与有效沟通。尤其是置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来看,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中可以带来诸多启示与借鉴。《小说研究》以融通中美的比较文学研究视角,着眼于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的综合梳理和分析,对美国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研究等相关成果以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反响进行了全面考察。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不断拓展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疆域
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内学界的研究走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民族寓言论”,本雅明的“城市理论”,性别理论等西方理论方法被不断地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而新批评的细读手段和文化研究的多视角考察都成为有力的批评方法。但尽管近年来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颇丰,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综观和反思却极少。这首先是由于对横贯大半个世纪的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浩大的材料功夫,同时,这个庞大的体系建立标志着美国汉学向学院研究的转向。具体到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也同样可以看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的现当代小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少汉学家与一些中国作家私交甚笃,但此时由于当时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译介较为有限,因此这一时期除了较为初步的介绍和对总体状况的概观,缺乏较具创见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是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真正起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汉学家,如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葛浩文等一批影响延续至今的美国学者,他们不仅重新整合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资源,重新为中国作家排座次,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极为不同的方法论观照。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绕不开的重要著作,这部小说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发掘出被左翼正统文学史所忽略的文学传统和作家作品,尤其为中外研究界称道的便是对张爱玲、沈从文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文学传统和新的文学史谱系扩大了新一代汉学研究的疆界,不仅如此,大量华人学者开始加入到这场理论的狂欢之中,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汉学家们运用西方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对象时,不仅有可以与理论相互印证的文本,同时也由文本演绎出新的理论,这些带着“洋背景”的文学批评也预示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模式的形成。
二、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视域
《小说研究》结合美国文化模式,凭借跨文化的研究视域梳理了美国汉学界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所采取的不同理论视域,8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理论的文化转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表现明显,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流行模式,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地理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方法论的借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而这些窗口同样也成为国内学界借鉴的主要面向。该著第二章便详细分析了美国学界有关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几大批评视角,其中包括“文学本体视角”“历史视角”“地域视角”“美学视角”“性别视角”与“视觉视角”,这些视角虽然无法囊括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所有的相关理论视角,但六大理论视域无疑是美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同时这六大视角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内含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汉学研究语境之中。
三、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文学流派考察
文学本体视角指的是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文本的文学要素进行细读通观的过程,其中不仅有对单个文本的解读,也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的集中考察,书中选取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加以阐释。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流派,而美国汉学家们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也不遗余力,该著认为美国汉学家倾向于打破现实主义定义的诸种限定,重新打开现实主义的理论空间,也对中国学界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界定提出了挑战。在谈及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元素时,该著很敏锐地指出其作为美国汉学界的研究热点,汉学家们不仅考察了欧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别,同时也讨论了“五四现代性”与“西方批判式现代性”之间的互文性。在讨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时,“城市”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之一,成为讨论小说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的“城市的苍凉时代书写”,京派文学中的现代派元素等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面向,城市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性是重思现代中国建构现代主体身份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某种延伸,中国的先锋派兼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因此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先锋派小说与现代性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而从历史视角讨论文学作品同样是《小说研究》关注的一个关键面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视角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史和作家传记讲述范式的更新,而更多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投射。中国现当代小说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历史经验的寓言式表达本身就成了“想象”和“创造”历史的探索。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的关注也可以窥见汉学家们对历史与小说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和思考,他们认为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文本事实上更多地回应了读者对过去时代的情感结构的召唤以及对历史经验的重构。
四、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地域空间视角
与历史性的视角相对应的是对地理空间和地理文化学的关注,美国学界从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来讨论中国现当代的作家群体,这当然并非汉学家的发明,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分野从地理文化角度来看与地域文化经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小说研究》在讨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地域视角时选取了美国学界对“东北作家群”和上海当代小说家的研究。“东北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较为特殊的作家群体,首先他们的写作不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东北特有的地域特色,同时他们的写作还具有流亡写作的特质,因为当时的东北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乡土文学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结合了。在“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中,书中分析了美国汉学界对萧红、萧军及端木蕻良的研究,通观美国学界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小说研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对象的单一性、对传记的过分倚重和评述的简单化以及观点的偏狭,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对上海当代小说家的研究中,《小说研究》集中考察了美国汉学家对上海小说创作代际性与地域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海作为中国特殊的城市地域空间,它本身就兼及了商业文化、阶级文化、市民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元素,而在此时空序列中产生出的小说文本就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属性。因此美国汉学家在对上海当代小说文本的讨论中,小说文本与城市心灵史的演变过程是重要的议题,在如王安忆、陈丹燕等当代上海女性作家的笔下,上海成为一个怀旧的城市空间,其中交缠着某种记忆与价值的重合和错位。
五、接受与反思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在美国汉学界此种研究视角的共时交汇和历时演变中,中国学界也摆脱了早期的“闭目塞听”,开始接纳并加入到“众声喧哗”之中。正如《小说研究》中指出从小说审美形态的转换、文学史观念的开拓、文学史讲述方式的创新以及重新确立文学经典等层面,汉学界都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跨文化视野下的多重阐释空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意义外延也因此延展开来。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学界对汉学研究依旧存在的盲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之批评”还存在“拿来主义”之嫌,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几位著名汉学家,尤其是华人学者的主要观点之上,其他尚未在国内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都较少译介到国内,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分析讨论的偏颇。反观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同样存在着视野狭窄的问题,研究对象集中且范围较小,这部分原因是国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情况并不理想,缺乏优秀的翻译者,同时也由于汉学家“狭洋自重”的情结,造成了对某些现当代文本的消费式解读。对此,该书对美国汉学界文学批评方法论予以了整体性反思和重审,旨在警惕国内在对海外汉学研究中不致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傀儡”和“附庸”,进而倡导国内在相关研究中保持应有的自信。
综上,经过对不同的考察视角的考察分析后,《小说研究》认为从历时的角度能够看出美国汉学界现当代小说考察视角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经历了以文本视角为本位的早期阶段、以多重视角并存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进而逐渐转向关注与运用新兴媒介,从而不断拓展与融会相应研究空间的综合发展时期。”{1}在《小说研究》的最后部分颇具意味地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予以了极具创见的阐发,这不仅是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国族文化传播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文学的“世界性”的回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话固然不错,但也应该明白“他山之石,何以攻玉”。在对美国相关文论的评判与反思中指出中国文学的世界走向,这正是该书的旨归。
一、美国不断拓展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疆域
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内学界的研究走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民族寓言论”,本雅明的“城市理论”,性别理论等西方理论方法被不断地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而新批评的细读手段和文化研究的多视角考察都成为有力的批评方法。但尽管近年来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颇丰,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综观和反思却极少。这首先是由于对横贯大半个世纪的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浩大的材料功夫,同时,这个庞大的体系建立标志着美国汉学向学院研究的转向。具体到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研究,也同样可以看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的现当代小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少汉学家与一些中国作家私交甚笃,但此时由于当时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译介较为有限,因此这一时期除了较为初步的介绍和对总体状况的概观,缺乏较具创见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是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真正起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汉学家,如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葛浩文等一批影响延续至今的美国学者,他们不仅重新整合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资源,重新为中国作家排座次,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极为不同的方法论观照。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绕不开的重要著作,这部小说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发掘出被左翼正统文学史所忽略的文学传统和作家作品,尤其为中外研究界称道的便是对张爱玲、沈从文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文学传统和新的文学史谱系扩大了新一代汉学研究的疆界,不仅如此,大量华人学者开始加入到这场理论的狂欢之中,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汉学家们运用西方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对象时,不仅有可以与理论相互印证的文本,同时也由文本演绎出新的理论,这些带着“洋背景”的文学批评也预示着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模式的形成。
二、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视域
《小说研究》结合美国文化模式,凭借跨文化的研究视域梳理了美国汉学界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所采取的不同理论视域,8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理论的文化转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表现明显,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流行模式,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地理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方法论的借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而这些窗口同样也成为国内学界借鉴的主要面向。该著第二章便详细分析了美国学界有关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几大批评视角,其中包括“文学本体视角”“历史视角”“地域视角”“美学视角”“性别视角”与“视觉视角”,这些视角虽然无法囊括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所有的相关理论视角,但六大理论视域无疑是美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同时这六大视角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内含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汉学研究语境之中。
三、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文学流派考察
文学本体视角指的是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文本的文学要素进行细读通观的过程,其中不仅有对单个文本的解读,也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的集中考察,书中选取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加以阐释。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极为重要的流派,而美国汉学家们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也不遗余力,该著认为美国汉学家倾向于打破现实主义定义的诸种限定,重新打开现实主义的理论空间,也对中国学界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界定提出了挑战。在谈及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元素时,该著很敏锐地指出其作为美国汉学界的研究热点,汉学家们不仅考察了欧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别,同时也讨论了“五四现代性”与“西方批判式现代性”之间的互文性。在讨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时,“城市”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之一,成为讨论小说现代性的重要切入点,上海“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的“城市的苍凉时代书写”,京派文学中的现代派元素等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面向,城市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性是重思现代中国建构现代主体身份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某种延伸,中国的先锋派兼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因此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先锋派小说与现代性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而从历史视角讨论文学作品同样是《小说研究》关注的一个关键面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视角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史和作家传记讲述范式的更新,而更多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投射。中国现当代小说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历史经验的寓言式表达本身就成了“想象”和“创造”历史的探索。美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的关注也可以窥见汉学家们对历史与小说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和思考,他们认为作为文学创作的小说文本事实上更多地回应了读者对过去时代的情感结构的召唤以及对历史经验的重构。
四、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地域空间视角
与历史性的视角相对应的是对地理空间和地理文化学的关注,美国学界从地域空间和文化空间来讨论中国现当代的作家群体,这当然并非汉学家的发明,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的分野从地理文化角度来看与地域文化经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小说研究》在讨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的地域视角时选取了美国学界对“东北作家群”和上海当代小说家的研究。“东北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较为特殊的作家群体,首先他们的写作不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东北特有的地域特色,同时他们的写作还具有流亡写作的特质,因为当时的东北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乡土文学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结合了。在“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中,书中分析了美国汉学界对萧红、萧军及端木蕻良的研究,通观美国学界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小说研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对象的单一性、对传记的过分倚重和评述的简单化以及观点的偏狭,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对上海当代小说家的研究中,《小说研究》集中考察了美国汉学家对上海小说创作代际性与地域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海作为中国特殊的城市地域空间,它本身就兼及了商业文化、阶级文化、市民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元素,而在此时空序列中产生出的小说文本就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属性。因此美国汉学家在对上海当代小说文本的讨论中,小说文本与城市心灵史的演变过程是重要的议题,在如王安忆、陈丹燕等当代上海女性作家的笔下,上海成为一个怀旧的城市空间,其中交缠着某种记忆与价值的重合和错位。
五、接受与反思美国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在美国汉学界此种研究视角的共时交汇和历时演变中,中国学界也摆脱了早期的“闭目塞听”,开始接纳并加入到“众声喧哗”之中。正如《小说研究》中指出从小说审美形态的转换、文学史观念的开拓、文学史讲述方式的创新以及重新确立文学经典等层面,汉学界都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跨文化视野下的多重阐释空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意义外延也因此延展开来。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学界对汉学研究依旧存在的盲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之批评”还存在“拿来主义”之嫌,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几位著名汉学家,尤其是华人学者的主要观点之上,其他尚未在国内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都较少译介到国内,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分析讨论的偏颇。反观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同样存在着视野狭窄的问题,研究对象集中且范围较小,这部分原因是国外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情况并不理想,缺乏优秀的翻译者,同时也由于汉学家“狭洋自重”的情结,造成了对某些现当代文本的消费式解读。对此,该书对美国汉学界文学批评方法论予以了整体性反思和重审,旨在警惕国内在对海外汉学研究中不致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傀儡”和“附庸”,进而倡导国内在相关研究中保持应有的自信。
综上,经过对不同的考察视角的考察分析后,《小说研究》认为从历时的角度能够看出美国汉学界现当代小说考察视角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经历了以文本视角为本位的早期阶段、以多重视角并存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进而逐渐转向关注与运用新兴媒介,从而不断拓展与融会相应研究空间的综合发展时期。”{1}在《小说研究》的最后部分颇具意味地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予以了极具创见的阐发,这不仅是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国族文化传播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文学的“世界性”的回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话固然不错,但也应该明白“他山之石,何以攻玉”。在对美国相关文论的评判与反思中指出中国文学的世界走向,这正是该书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