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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报》①于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２日创刊。因报头印有“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被誉为“东方泰晤士”，“老上海”常以“申、新、时”三大报并称②。胡适认为《时报》之所以被人所“爱恋”主要有两个原因：短评和文学③。在当代新闻史理论中，一般认为《时报》最有影响的，是它对报刊业务的改革，包括时评专版、新闻时效性、刊载小说以及版式印刷等④。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政治斗争的格局反映在新闻界中。政党报纸日益明显地形成两大阵营：以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为主的革命民主派报纸和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为主的拥袁报纸。方汉奇把《时报》第一个归在了拥袁报纸中，并认为《申报》也倾向于这一派⑤。不少学者都认为《时报》属于“共和党人的报纸”⑥。然而，于１９１４年进入《时报》馆工作的戈公振则认为《时报》“不惜牺牲，甘与守旧者为敌”⑦，结合《时报》创刊之初力主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宣传反美华工禁约、抵制美货等表现，这份报纸的风骨还是可见一斑。
其时，《申报》反对袁世凯的策略，主要有“借别人之口宣泄自己的心绪”、“以启事方式揭露袁的阴谋”和“以客观报道的方式揭露袁阴谋破产的经过”等⑧。申、时等沪上大报在袁世凯严苛的新闻统治制度下得以幸存，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其发言的策略密切相关。《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期间的表现，用“从拥袁到反袁”概括，更为合理。
宋教仁被刺：“遮掩罪行”还是设置议程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时报》被认为是“极力为袁世凯遮掩罪行”⑨。事实上，《时报》在３月２２日就发表题为《国家将无宁日矣》、《说宋钝初被击事》两篇“时评”和《宋教仁遇险记》一篇“记事”（类似于通讯）来报道和评论此事，时效性不逊于国民党的《民立报》、《民国报》等。时评中除对宋之哀悼、对事件之谴责外，还警醒“今日以迅缉凶手为第一议”⑩。
之后，《时报》每天采用大量篇幅，调动评论、新闻、副刊、广告等新闻手段来设置议程（见表一），让人们关注宋案。在３月２２日到４月３０日的一个多月间，《时报》几乎每天刊载一篇“记事”，辅之以一些“要闻”、“专电”，连续报道宋案的调查进展情况。副刊方面，３月２７日的副刊《滑稽余谈》上，刊登了题为《渔父…余父…》的小说；３月２５日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头版上为一本名为《呜呼宋教仁》的书做广告。
《时报》以评论见长，在宋案后更是如此。其评论文章大部分署名“笑”，出自包天笑之手。不可否认其中部分词句是为袁政府辩护：对于似可作为证据的信件表示质疑，“不可不加以研究”{11}，对于怀疑袁是幕后主谋的言论表示“若误执成见或徇感情之揣测则必误入歧途”、“无论何人不可先为臆测妄断之词以乱社会之耳目”{12}，对于“严查主谋”的呼声说是“无谓而发也”、“噫其是之谓反动力欤”{13}，这些都可以算是为袁政府“遮掩罪行”。不过，《时报》并没有选择遮掩罪行最“好”的办法——“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堵”、“盖”、“掩”。根据“议程设置”理论，采用这样的做法，实为出于提醒公众关注此案，认清凶手背后的主谋的初衷。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没有激烈的反袁口号和揭露，《时报》得以在癸丑报灾中保全。（见表一）
《报纸条例》颁布：积极引发并引导舆论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对此，《时报》早在条例颁布前就开始报道，如以专电形式透露“法制局所拟新闻条例视报律宽严互见，严者须交７００元之保证金，毁人名誉亦系最重徒刑，内部初拟签注，因系由总统发下，昨已将原稿送请公布”{14}。之后的半个月内，《时报》发表多篇相关报道和评论，概括如下：
１．紧密关注：以“专电”形式报道报律制定和发布的进程，“报纸条例昨已公布，刑罚极重，编辑、发行、主笔、访员将无日不触禁纲”，“……京中报馆多难之”{15}。
２．客观呈现：先是介绍报律的摘要，后刊载全文３５条。
３．他人之口：转载“路透专电”和西方媒体对此报律的评价。
４．主动发言：各种评论武器协同上阵，“社说”、“短论”、“时评”等长枪短炮各自发挥优势。精辟者如时评《新报律》，全文只有７２字：
世界上凡定一法律，必使人可以遵循者，方能通行。今政府之报律，乃欲每晚须将报样送警署检阅，姑能宣布。此万不能办到者。倘或贸然发布，适足堕政府威信而已，何不思之甚也？{16}
深刻者如包天笑的短论《新报律》，透析了政府对报纸进行摧残的原因：
报纸者，政府心中一厌恶之物也。彼之所不欲言者，而报纸则刺刺不休也；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纸又强聒不舍也；彼之所欲掩藏者，而报纸辄发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而报纸时碍其步也。{17}
李岳瑞的社说《论报律》则认为新报律“内容之大纲骏厉严肃尚较甚于清季”；而又有包文论及“以日本报律为蓝本”，这与当代学者描述《报纸条例》“共３５条，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紧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１９０９年颁布的日本《新闻纸法》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紧限措施”{18}是一致的。
评论中辛辣讽刺者亦有之。如“恶报为今日官吏之通病，北京然，武昌然，广东亦然”{19}，或是“盖韩省长是小心翼翼之人，自当力求与报界中人相远”{20}，以及许多对于赵秉钧、黎元洪等人类似的冷嘲热讽，让人忍俊不禁，而又能认清这些人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在宋案发生后《时报》只能以设置议程的手段来引发别人对于事态的关注的话，在严苛的《报纸条例》颁布前后则祭出所有发言手段，主动发表观点，引导舆论，积极揭露和批判，使袁政府意图钳制舆论、控制报界的面目暴露无遗。
小结
１９１４年以后，《时报》对于袁世凯网罗前清遗老组织参议院、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等行为均给予了有力抨击{21}。１９１５年下半年，《时报》发表了《共和与非共和》，转载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论者》，并设“西报对于变更国体之论调”等栏目对袁世凯无心共和进行揭露。直到后来出现的“假时报”事件{22}，足见当时该报影响力之大。综观《时报》在这些事件，尤其是宋案和报律两事件中的表现，可见“从拥袁到反袁”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清末民初，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舆论。申、时、新等，均没有明显的政党归属，但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改良和革命两派为政治制度抉择的合理性争执不下，中国需要“拿破仑”还是“华盛顿”尚无定论之时，“对于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23}。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开明专制、军国专制来救亡图存，是这些报刊在民初所抱有的一丝幻想。当袁复辟的面目一点点显现，开明专制变成了个人独裁时，这些没有任何党派属性的报刊还是敢于站出来进行抵制、揭露和斗争（如上海新闻界联合抵制“洪宪纪元”一事），这就走出了一条“从拥袁到反袁”的路径。其中，《时报》可以算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注释：
①为区别于１８８６年创刊于天津的《时报》，这里称之为“上海《时报》”，下文中的“时报”皆指后者。
②袁义勤，《上海（时报）》，《新闻与传播研究》，１９９０（３）。
③胡适，《十七年的回顾》。
④⑤⑨{2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１卷）》，１９９２年版，５２１－５２２页，７０２页，７０９页，４１６页。
⑥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１９８４年版，１２１页。
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２００３年版，１７３页。
⑧马光仁，《民初（申报）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策略》，《新闻大学》，１９９６（２）。
⑩《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２日。凡引自《时报》的语句，标点均系笔者自加。
{11}《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３日。
{12}《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５日。
{13}《时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14}《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１日。
{15}《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４日。
{16}{17}《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
{18}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２００４年版，１０１页。
{19}《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８日。
{20}《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９日。
{22}指的是当时梁士诒、袁乃宽等人把载有反对帝制言论的《时报》“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然后进呈袁世凯，“每日如是”。载于《中国报学史》，２１４页。
{23}《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１３７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施宇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政治斗争的格局反映在新闻界中。政党报纸日益明显地形成两大阵营：以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为主的革命民主派报纸和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为主的拥袁报纸。方汉奇把《时报》第一个归在了拥袁报纸中，并认为《申报》也倾向于这一派⑤。不少学者都认为《时报》属于“共和党人的报纸”⑥。然而，于１９１４年进入《时报》馆工作的戈公振则认为《时报》“不惜牺牲，甘与守旧者为敌”⑦，结合《时报》创刊之初力主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宣传反美华工禁约、抵制美货等表现，这份报纸的风骨还是可见一斑。
其时，《申报》反对袁世凯的策略，主要有“借别人之口宣泄自己的心绪”、“以启事方式揭露袁的阴谋”和“以客观报道的方式揭露袁阴谋破产的经过”等⑧。申、时等沪上大报在袁世凯严苛的新闻统治制度下得以幸存，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其发言的策略密切相关。《时报》在袁世凯统治期间的表现，用“从拥袁到反袁”概括，更为合理。
宋教仁被刺：“遮掩罪行”还是设置议程
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时报》被认为是“极力为袁世凯遮掩罪行”⑨。事实上，《时报》在３月２２日就发表题为《国家将无宁日矣》、《说宋钝初被击事》两篇“时评”和《宋教仁遇险记》一篇“记事”（类似于通讯）来报道和评论此事，时效性不逊于国民党的《民立报》、《民国报》等。时评中除对宋之哀悼、对事件之谴责外，还警醒“今日以迅缉凶手为第一议”⑩。
之后，《时报》每天采用大量篇幅，调动评论、新闻、副刊、广告等新闻手段来设置议程（见表一），让人们关注宋案。在３月２２日到４月３０日的一个多月间，《时报》几乎每天刊载一篇“记事”，辅之以一些“要闻”、“专电”，连续报道宋案的调查进展情况。副刊方面，３月２７日的副刊《滑稽余谈》上，刊登了题为《渔父…余父…》的小说；３月２５日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头版上为一本名为《呜呼宋教仁》的书做广告。
《时报》以评论见长，在宋案后更是如此。其评论文章大部分署名“笑”，出自包天笑之手。不可否认其中部分词句是为袁政府辩护：对于似可作为证据的信件表示质疑，“不可不加以研究”{11}，对于怀疑袁是幕后主谋的言论表示“若误执成见或徇感情之揣测则必误入歧途”、“无论何人不可先为臆测妄断之词以乱社会之耳目”{12}，对于“严查主谋”的呼声说是“无谓而发也”、“噫其是之谓反动力欤”{13}，这些都可以算是为袁政府“遮掩罪行”。不过，《时报》并没有选择遮掩罪行最“好”的办法——“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堵”、“盖”、“掩”。根据“议程设置”理论，采用这样的做法，实为出于提醒公众关注此案，认清凶手背后的主谋的初衷。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没有激烈的反袁口号和揭露，《时报》得以在癸丑报灾中保全。（见表一）
《报纸条例》颁布：积极引发并引导舆论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对此，《时报》早在条例颁布前就开始报道，如以专电形式透露“法制局所拟新闻条例视报律宽严互见，严者须交７００元之保证金，毁人名誉亦系最重徒刑，内部初拟签注，因系由总统发下，昨已将原稿送请公布”{14}。之后的半个月内，《时报》发表多篇相关报道和评论，概括如下：
１．紧密关注：以“专电”形式报道报律制定和发布的进程，“报纸条例昨已公布，刑罚极重，编辑、发行、主笔、访员将无日不触禁纲”，“……京中报馆多难之”{15}。
２．客观呈现：先是介绍报律的摘要，后刊载全文３５条。
３．他人之口：转载“路透专电”和西方媒体对此报律的评价。
４．主动发言：各种评论武器协同上阵，“社说”、“短论”、“时评”等长枪短炮各自发挥优势。精辟者如时评《新报律》，全文只有７２字：
世界上凡定一法律，必使人可以遵循者，方能通行。今政府之报律，乃欲每晚须将报样送警署检阅，姑能宣布。此万不能办到者。倘或贸然发布，适足堕政府威信而已，何不思之甚也？{16}
深刻者如包天笑的短论《新报律》，透析了政府对报纸进行摧残的原因：
报纸者，政府心中一厌恶之物也。彼之所不欲言者，而报纸则刺刺不休也；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纸又强聒不舍也；彼之所欲掩藏者，而报纸辄发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而报纸时碍其步也。{17}
李岳瑞的社说《论报律》则认为新报律“内容之大纲骏厉严肃尚较甚于清季”；而又有包文论及“以日本报律为蓝本”，这与当代学者描述《报纸条例》“共３５条，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紧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１９０９年颁布的日本《新闻纸法》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紧限措施”{18}是一致的。
评论中辛辣讽刺者亦有之。如“恶报为今日官吏之通病，北京然，武昌然，广东亦然”{19}，或是“盖韩省长是小心翼翼之人，自当力求与报界中人相远”{20}，以及许多对于赵秉钧、黎元洪等人类似的冷嘲热讽，让人忍俊不禁，而又能认清这些人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在宋案发生后《时报》只能以设置议程的手段来引发别人对于事态的关注的话，在严苛的《报纸条例》颁布前后则祭出所有发言手段，主动发表观点，引导舆论，积极揭露和批判，使袁政府意图钳制舆论、控制报界的面目暴露无遗。
小结
１９１４年以后，《时报》对于袁世凯网罗前清遗老组织参议院、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等行为均给予了有力抨击{21}。１９１５年下半年，《时报》发表了《共和与非共和》，转载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论者》，并设“西报对于变更国体之论调”等栏目对袁世凯无心共和进行揭露。直到后来出现的“假时报”事件{22}，足见当时该报影响力之大。综观《时报》在这些事件，尤其是宋案和报律两事件中的表现，可见“从拥袁到反袁”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清末民初，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舆论。申、时、新等，均没有明显的政党归属，但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改良和革命两派为政治制度抉择的合理性争执不下，中国需要“拿破仑”还是“华盛顿”尚无定论之时，“对于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23}。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开明专制、军国专制来救亡图存，是这些报刊在民初所抱有的一丝幻想。当袁复辟的面目一点点显现，开明专制变成了个人独裁时，这些没有任何党派属性的报刊还是敢于站出来进行抵制、揭露和斗争（如上海新闻界联合抵制“洪宪纪元”一事），这就走出了一条“从拥袁到反袁”的路径。其中，《时报》可以算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注释：
①为区别于１８８６年创刊于天津的《时报》，这里称之为“上海《时报》”，下文中的“时报”皆指后者。
②袁义勤，《上海（时报）》，《新闻与传播研究》，１９９０（３）。
③胡适，《十七年的回顾》。
④⑤⑨{2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１卷）》，１９９２年版，５２１－５２２页，７０２页，７０９页，４１６页。
⑥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１９８４年版，１２１页。
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２００３年版，１７３页。
⑧马光仁，《民初（申报）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策略》，《新闻大学》，１９９６（２）。
⑩《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２日。凡引自《时报》的语句，标点均系笔者自加。
{11}《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３日。
{12}《时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５日。
{13}《时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14}《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１日。
{15}《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４日。
{16}{17}《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
{18}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２００４年版，１０１页。
{19}《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８日。
{20}《时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９日。
{22}指的是当时梁士诒、袁乃宽等人把载有反对帝制言论的《时报》“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然后进呈袁世凯，“每日如是”。载于《中国报学史》，２１４页。
{23}《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１３７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