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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的GDP数据长期难以合龙，纵然有统计口径等原因，但更多的恐是人为之举，本来权威而严肃的GDP，成了某些官员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工具或者飞黄腾达的门票
连日来，一个老树发新芽的话题又一次引起众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31个省（区、市）2013年GDP数据显示，约为63万亿元的总和超出全国GDP总量逾6.1万亿元。之所以称其“又一次”，是因为自1985年在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经常高于全国GDP总量，2009年是2.68万亿元，2010年是3.5万亿元，2011年是4.6万亿元，2012年是5.76万亿元。疑问由此而来，6.1万亿元的巨大误差，是上海去年GDP的将近3倍，相当于西藏去年GDP的75倍，这种尴尬的年年递增之势，佐证的究竟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统计的注水速度？
对于这一“乌龙数据”的顽症，业界和学界均有清醒认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各地重复统计以及统计“水分”是导致数据不统一的主要原因。而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更是具体解释为，比如有的母公司在所在地已被统计，但下属分公司在其所在地又被统计了一次。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目前地方GDP加起来比全国大，超过了正常误差范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进核算体制，要从分级核算走向国家统一核算，争取今年下半年制定出统一核算方案。
至此似乎真相已经大白，但结果未必乐观。只要控制着地方“一把手”手脚的那根脑神经不调整到位，即便走向国家统一核算，在畸形政绩观的蛊惑下，地方官员仍然有着足够的智慧和对策在数据上展示其闪展腾挪的本领。曾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某企业招聘一名会计，老总出了一道幼儿园级考题，五加五等于几，结果那位悄悄凑到老总耳边轻声问“您想让它等于几”的应聘者最后胜出。笑话当然是杜撰之作，但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否则，在位时惜墨如金的朱镕基总理也不会不厌其烦地分别为位于北京、上海和厦门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不做假账”的校训。
国家和地方的GDP数据长期难以合龙，纵然有统计口径等原因，但更多的恐怕是人为之举。试想，如此浩大的GDP统计工程要经过多少道关口，多少次复核，多少人审批，其中的“水分”如果没有主要领导的默许甚至授意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误差？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些主管官员特别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难脱干系。在他们手里，本来权威而严肃的GDP就像一块随意揉搓的橡皮泥，已经沦为他们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工具或者飞黄腾达的门票。幸运的是，中央已经洞悉这股虚火上炎的可怕苗头，提出“不唯GDP论英雄”和“功成不必在我”等一系列全新的执政理念，初步跳出了几十年来数字出干部的魔圈。
导向引领方向，强大的惯性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政绩观的改变绝非说说那么简单，而是必须来一场从躯体到灵魂的彻底荡涤。唯有痛下挤出GDP水分的决心，这个真实体现各省家底、直观反映各省产业结构和占比，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金数据”才不会异化为官员政绩的考评表和注水表，才不会成为做假账的代名词。否则，当“做假账”由个人行为变成政府行为和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做假账”者非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却有可能平步青云时，那将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导向和恐怖的能量？官场生态犹如湖中疯长的水藻，有着极强的复制性和模仿性，如果任其泛滥形成一种被遵循、被追逐的“时尚”，那么，不仅会污染我们的水源，而且最终将褫夺我们的家园。
连日来，一个老树发新芽的话题又一次引起众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31个省（区、市）2013年GDP数据显示，约为63万亿元的总和超出全国GDP总量逾6.1万亿元。之所以称其“又一次”，是因为自1985年在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GDP数据以来，地方统计总和经常高于全国GDP总量，2009年是2.68万亿元，2010年是3.5万亿元，2011年是4.6万亿元，2012年是5.76万亿元。疑问由此而来，6.1万亿元的巨大误差，是上海去年GDP的将近3倍，相当于西藏去年GDP的75倍，这种尴尬的年年递增之势，佐证的究竟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统计的注水速度？
对于这一“乌龙数据”的顽症，业界和学界均有清醒认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各地重复统计以及统计“水分”是导致数据不统一的主要原因。而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更是具体解释为，比如有的母公司在所在地已被统计，但下属分公司在其所在地又被统计了一次。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目前地方GDP加起来比全国大，超过了正常误差范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进核算体制，要从分级核算走向国家统一核算，争取今年下半年制定出统一核算方案。
至此似乎真相已经大白，但结果未必乐观。只要控制着地方“一把手”手脚的那根脑神经不调整到位，即便走向国家统一核算，在畸形政绩观的蛊惑下，地方官员仍然有着足够的智慧和对策在数据上展示其闪展腾挪的本领。曾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某企业招聘一名会计，老总出了一道幼儿园级考题，五加五等于几，结果那位悄悄凑到老总耳边轻声问“您想让它等于几”的应聘者最后胜出。笑话当然是杜撰之作，但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否则，在位时惜墨如金的朱镕基总理也不会不厌其烦地分别为位于北京、上海和厦门的三个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不做假账”的校训。
国家和地方的GDP数据长期难以合龙，纵然有统计口径等原因，但更多的恐怕是人为之举。试想，如此浩大的GDP统计工程要经过多少道关口，多少次复核，多少人审批，其中的“水分”如果没有主要领导的默许甚至授意怎么可能存在如此巨大的误差？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些主管官员特别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难脱干系。在他们手里，本来权威而严肃的GDP就像一块随意揉搓的橡皮泥，已经沦为他们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工具或者飞黄腾达的门票。幸运的是，中央已经洞悉这股虚火上炎的可怕苗头，提出“不唯GDP论英雄”和“功成不必在我”等一系列全新的执政理念，初步跳出了几十年来数字出干部的魔圈。
导向引领方向，强大的惯性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政绩观的改变绝非说说那么简单，而是必须来一场从躯体到灵魂的彻底荡涤。唯有痛下挤出GDP水分的决心，这个真实体现各省家底、直观反映各省产业结构和占比，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金数据”才不会异化为官员政绩的考评表和注水表，才不会成为做假账的代名词。否则，当“做假账”由个人行为变成政府行为和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做假账”者非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却有可能平步青云时，那将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导向和恐怖的能量？官场生态犹如湖中疯长的水藻，有着极强的复制性和模仿性，如果任其泛滥形成一种被遵循、被追逐的“时尚”，那么，不仅会污染我们的水源，而且最终将褫夺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