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花30年拍摄《俺爹俺娘》，给自己父母留下1.2万张照片和600余小时影像。他也曾用10年拍摄《川流不息》，记录几个汶川地震孤儿的震后青春。从2012年2月开始，焦波带着五个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人在一个普通的北方小村子住了373天，拍出囊括华表奖、白玉兰奖、金鸡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等二十多个纪录片奖项的《乡村里的中国》，那是焦波首次以纪录片导演而非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几年前，有影迷朋友转给焦波一个帖子，说到 2020年中国将有千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哎哟，这是大迁移啊！历史上那些大搬迁我都没经历过，这次我一定要拍。我对纪录时代性的大事件一直感兴趣，在大事件里会发生很多故事。”从此以后，焦波几乎从城市里“失踪”了。他的足迹嵌在山东、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许多村庄的土路上。

从拍摄爹娘到拍摄爹娘的“爹娘”

　　不知从何时起，焦波有了“农村导演”的称号。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镜头始终对着乡土中国，对着农民的故事;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他都说自己是农民，“而且我越来越这么觉得”。
　　焦波挺喜欢这个称号，想永远珍惜，坚持在泥土里种植故事——不管拍哪部片子，焦波团队都有成员至少在当地拍上一年，就像农民在泥土里种植庄稼一样。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天津湾是焦波的故乡，他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父亲是村里的木匠，读过4年私塾，《论语》倒背如流，会跟儿子讲生活中的道理。母亲个子只有1.41米，裹着小脚，却能一个人推着家里两三个孩子合力才推动的石磨，天不亮就磨完煎饼面，好让孩子们多睡会觉。
　　1988年，焦波在《淄博日报》做记者，第一次拍摄图片故事，讲述一个叫上雀峪的严重缺水的山村，老百姓多年来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站在泉水边。报道刊发后，在多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焦波再去拍村民们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跟他道谢，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她80多岁，我30多岁，谁养活谁啊？可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说起这个，我就想掉眼泪。”焦波说。
　　后来，焦波进了人民日报社，舞台更高了，创作视野却依旧向下沉淀。从胡同里的“民间外交家”到北京最后一代掏粪工人，他拍摄了大量百姓故事，同时继续拍着《俺爹俺娘》。“最初就是想用照相机把老去的爹娘留住，没想过得奖，没想过出名。没想到这组片子最后成就了我。”这组照片为他带来国内外的各种奖项和关注。
　　2012年，焦波接到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命题作文”。有感于农耕文化所受冲击和农村的消失，张宏森希望能有人扎扎实实去农村住一年，拍一部能进院线的农村纪录片，这就是后来的《乡村里的中国》。
　　从故乡的村子拍起，焦波拍的村庄越来越多，他发现：“爹娘会拍完，但爹娘的‘爹娘’永远拍不完，乡村是我们每个人的爹娘，是中华民族的根。”
　　在村子里，焦波总能拍到编剧们想象不到的“剧情”，拍到老戏骨演不出来的人物，拍到人们不曾听闻却直击人心的话语。

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光影团队

　　云南傈僳族老窝村位于海拔4300余米的老窝山上，交通极其闭塞，雨季泥石流频发。2019年秋，焦波带领摄制组进村拍摄。2020年夏天，村民要集体搬迁到新老窝村，老窝村就此成为中国最后消失的传统村落之一。
　　焦波是连滚带爬进老窝村的。同行年轻人拍下了他进山步行两小时后，扶着木杖驻足，顶着被汗水打透的湿发，拼命大口喘气的画面。那时，他的间质性肺炎好转没多久，但还是每晚看素材、梳理故事线到凌晨一两点。
　　与此同时，焦波团队的另一支几人小队，正在贵州的侗族大歌传承地，拍摄村里如何传承大歌、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5年时间，我尽量多拍几个不同地方，看看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条件下的村子不同的脱贫攻坚过程。”焦波说。
　　在贵州遵义，焦波拍下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村民走出大山的過程，叫《出山记》;又拍下遵义新区新中街道幸福社区里一群通过易地搬迁进城的农民如何慢慢融入城市的过程，叫《进城记》。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焦波不回避这些过程中的冲突，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在他的镜头下毫不避讳地说笑、哭泣、吵架，甚至动手。
　　“不回避贫穷，不忌讳矛盾，因为这就是一场战斗。你不穷，怎么叫扶贫？不难，怎么叫攻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一时想不过很正常，有问题就解决问题。”焦波说。
　　焦波在影片中呈现了无比生动的农民形象，以及远比众多媒体报章中刻画得更鲜活真实的基层干部形象。
　　受《农村里的中国》等影片影响，已经有多支年轻的纪录片团队学习焦波的拍摄模式，扎根乡村。这些年，焦波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我的小伙伴们真是了不起！”焦波团队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85后、90后，其中不少人都是非影视专业出身，他们带着热情，在实践的战场上学会了拍摄。

拼上全力记录

　　焦波发自内心地喜欢记录：“平常人哪里知道老窝山那种最边远、最困难的地方的人们怎么生活？他们如何从那里搬迁到新村？只有我们，用摄像机把这些记录下来。”
　　“我想干什么，一定拼上全力去干，全身的血液都想贡献出去。”焦波说。他想告诉年轻人，要趁年轻，把各种错都犯掉，想干什么赶快去做，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路，再锲而不舍地走下去，这样的人生多半能无憾了。就像他选择拍摄农村。“中国农村范围大，中国农民多，我擅长这个，又喜欢这个，尤其别人不愿拍、觉得苦的地方，我就想去拍。虽然有时候也想尝试点别的题材，但每个人能干好属于自己的一件事情，就很好了。”他笑着说自己还要再拍30年乡村。
　　年纪越大，越惦记家乡。“等我跑不动了，要在老家做一个乡村电影节。到我拿不动机器的时候，也许我会倒在田野里，真这样离开也很轻松。”这位总是充满热情的影像界老将随意地说。
　　在遵义拍摄《进城记》时，焦波写了一首打油诗：“想想这一生，信直不信歪，一条胡同走，碰头也自在……悬崖不勒马，苦尽甘自来。老来扎乡土，认老不认衰，南山弄光影，北山收霞彩。一载又一载，载载无穷哉，自问种花人，何日赏花开？”
　　发到朋友圈后，看到朋友们的各种慰问留言，他在朋友圈回复道：“人生夜夜是良辰，抓住不放，很苦很累很享受。”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周晓序 24754968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