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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于公元8年篡位做了皇帝，建立“新朝”。王莽是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要对社会来一番彻底的改造，而非仅仅做皇帝就心满意足了。他的政策不切实际，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公认的。他也做了许多表面文章，而为后人所耻笑。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王莽是很有同情的。他认为：“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而王莽改制的失败，遂使后来的政治家“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所以，从长时段来看，王莽的锐意改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
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
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
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
汉文帝和汉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汉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
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
武帝雄才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
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他篡奪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
汉初，郡的权力甚大。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选任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
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
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为此，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
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武帝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 ，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
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空壳下发动的改革
上面说，王莽想要对社会来一番彻底改造。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真正的豪强是没有人敢动的。而“五均六筦”，也导致豪强“与郡县通奸”。这同样说明，王莽为节制资本而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也被豪强与郡县官吏利用为勾结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与豪强勾结之势已成，王莽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为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规划地方行政。他设立州牧，作为更高一级地方行政，以重振郡县，却难挽狂澜于既倒。那时，天下乱极，造反者层出不穷。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乱麻沸汤一般的。许多豪强都组织武装，加入造反的队伍。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四十余万精锐，竟不敌更始军一万多人的夹击，全军溃败。新朝之不堪一击暴露无遗，从此四面受敌。
回顾王莽“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这一段历史，当初，正是西汉的宫廷政治，为王莽提供了篡汉的条件。而这种宫廷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权力无法制衡而无从监督，遂为天下豪强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可能。另一方面，强大的豪强势力，因反对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视他陷于灭顶之灾，随后又趁火打劫，与起义的农民一起将他推翻。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莽亡于豪强，亡的是天下。（摘自搜狐网）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王莽是很有同情的。他认为：“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而王莽改制的失败，遂使后来的政治家“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所以，从长时段来看，王莽的锐意改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
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
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
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
汉文帝和汉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汉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
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
武帝雄才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
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他篡奪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
汉初，郡的权力甚大。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选任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
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
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为此，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
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武帝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 ，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
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空壳下发动的改革
上面说，王莽想要对社会来一番彻底改造。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真正的豪强是没有人敢动的。而“五均六筦”，也导致豪强“与郡县通奸”。这同样说明，王莽为节制资本而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也被豪强与郡县官吏利用为勾结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与豪强勾结之势已成，王莽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为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规划地方行政。他设立州牧，作为更高一级地方行政，以重振郡县，却难挽狂澜于既倒。那时，天下乱极，造反者层出不穷。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乱麻沸汤一般的。许多豪强都组织武装，加入造反的队伍。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四十余万精锐，竟不敌更始军一万多人的夹击，全军溃败。新朝之不堪一击暴露无遗，从此四面受敌。
回顾王莽“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这一段历史，当初，正是西汉的宫廷政治，为王莽提供了篡汉的条件。而这种宫廷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权力无法制衡而无从监督，遂为天下豪强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可能。另一方面，强大的豪强势力，因反对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视他陷于灭顶之灾，随后又趁火打劫，与起义的农民一起将他推翻。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莽亡于豪强，亡的是天下。（摘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