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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先生，我对卢喆的行踪一无所知。我和他分开之后再没联系，算起来也有一年。
不不，我们并非情侣，甚至没有过身体接触，只是纯粹的同事关系。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里也许有一二条值得继续探寻的线索，也许什么都没有，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打断，语言会像河上流舟，载到哪里算哪里。
前年—那一整年，我一直坐在他那辆灰色尼桑的副驾，跟着他在城市游荡，从浦东到浦西，再从浦西到浦东，一次次跨越黄浦江，很深的夜里，仍然在张江大道上奔驰。什么鬼天气都在外面，大雨，大雾，大雪，开着车冲来冲去。车厢里堆满猫狗的尸体。它们的屎尿到处流淌，一直流到我的脚边，弄脏鞋底，散发馊臭。在最冷和最热的季节，都必须打开车窗，不然腐烂的味道会直接将人熏晕，但久也习惯。那味道并非不可忍受，如果仔细去闻，这个味道里面还混杂着发酵的甜腻、皮毛的膻。
卢喆的小公司名为“挚爱宠”，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他的助手，也是唯一的员工。我们专门上门给宠物做安乐死，又苦又不体面，少有人做，事儿就落我们手里。我最初认识卢喆时，他还在医院皮肤科做实习医生，记不得怎么加上微信，那时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只知道他姓卢，平常绝少联系，只会在节日期间互发祝福信息。后来我辞职，在朋友圈发求职信息，希望朋友们推荐一个短期工作，我暂时不想好好上班。卢喆来问，要不要跟他晃一段时间。他已转做了兽医，业务扩大，正需要一个助手。主要做些什么，我问他。他说，专门做宠物安乐死，间杂绝育手术。之于我，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陪他说话，做些杂活儿—铺一下毯子、递一下针筒、收尸之类，薪水足够。我决定去试试，反正很快就会退出。
我们约了南浦大桥下见面。当时他正站在巨大的桥墩下，背对我，向着绿化带的鲜花撒尿，用尿柱一朵朵把花浇透。我站在他身后，等他提好裤子，拉上拉链，朝我走来。他的头发很长了，随意绑了个辫，胡子很久没刮，清清瘦瘦，一身白褂，褂子上尽是黑色与黄色的污渍。他离我还有五六米远，异味已钻入鼻孔，我往后退了一步。几年前，我初见他时，他穿着整洁，剃着板寸，声音洪亮，步履如飞。也并非判若两人，靠近他时，仍能被他奕奕的神采感染。
“走，上车，下午还有三个活儿。”他扔给我一条簇新白大褂，褂上印着“挚爱宠”三字，他为我打开车门。副驾的座位上有个鞋盒，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长毛兔，刚死不久，毛塌下去，跌落一团云，尿液从它的两股之间流出来，浸湿了纸盒。我换好褂子，上了车，一路抱着鞋盒，被车厢里的味道熏得手足无措。他打开手机里的地图软件，给我看三个标注的地址，规划连接三点的最短路线。市区各个时段的拥堵他也熟记于心。我们得先去静安区的一幢旧楼，再去徐汇，再去闵行。下高架，路过花店时，卢喆让我下车买几枝白菊，最大朵的那种。
旧楼是法租界内的一所老宅，紧邻某民国作家的故居。我从旁多次路过，但从来没有进去。下午一点半，停好车，走到那所小房子前，摁响门铃。浅冬时节，法桐树的叶子掉了一地，几乎将地面全部覆盖。几分钟后，一位老太太来开门，一身黑衣，眉眼鲜浓，面色肃穆。卢喆递去一枝菊花，老太接过，一句话也没有。我们一起上楼。她将菊花随手插进一个水晶花瓶。二楼敞阔，地板刚打过蜡，光亮如鉴，当中铺了一块浴巾，年迈的金毛狗躺在上面，口鼻呼哧呼哧地大喘气，抬眼看了我们一眼，又垂下头，虽然瘫痪已久，仍然周身整洁，被人照料得很好。窗户大开，冬日的冷风吹进来，拂动它浅金色的毛发，阳光柔弱，天气不错。我们围着跪在老狗的身边。卢喆轻轻抱住老狗的头，喃喃低语，不知说些什么，直至老狗的眼神不再张皇。这让我想起萨满念咒安慰受惊的牛羊，有股神秘的力量通过话语流转。我在一旁，始终觉得画面不够真实，有个地方在漏气。我没找到那个漏气的孔，吱吱声却不绝于耳。开始吧，卢喆说。他从铝皮箱子里拿出针管和针筒，配好药剂，手指推了一下针筒，滋出小股喷泉。动作利落熟练，甚至生出美感。我拉住狗腿，他将红色药水缓慢注入。三四分钟的时间里，老狗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缓慢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深麻之后，他又打了一针，这才是死药。老狗吐出一口长长的气，随之失去呼吸。在那个静默时刻，屋内的光线暗淡，所有人的呼吸都被抽走。我听见狗爪在地板上轻轻摩擦的声音，像是在走动，可又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浮在半空，又在耳边。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升入天花板，彻底消隐。
“受苦了。”老太太说，红了眼圈，亲吻狗的额头，用浴巾把狗整个儿裹起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牛皮纸箱。卢喆示意我去抱起纸箱。我以为一定很重，使了大力，结果箱子飘轻。死去的大狗只如一片树叶，它的全身重量也随那口气吐了出来。那个老太太问怎么结账。卢喆说，您就用支付宝好了，安乐死四百块，火化六百，骨灰给您快递回来，包邮，总共一千，给您打个折，九百。收好钱，我们往下走。我把纸箱子往后备箱里放，里面已经有了两个箱子，打开来看，一只暹羅猫、一只柯基犬，粪便污浊了它们的毛发。我忍不住抚摸那只暹罗猫，手指碰到它僵硬的身体，又抽回手，好像被冻伤。
我们继续奔赴下一个地址。卢喆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撑头，靠在车窗上，问我对这工作什么感觉。我说，第一次发现死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卢喆干笑一声，说，是的。我又说，我听见了那条狗死去的声音。他说，是吗，什么样。我说，微弱的回声，就像水面的波纹，慢慢荡开，水面复归平静。他说，哦。我想他一定早已习惯。
同样的操作步骤又进行了两次。晚上八点多我们才忙完，在便利店买了两份热饭，车厢里的味道我还没有习惯，只好下车，蹲在寒风里吃完。卢喆坐在车里，丝毫不受影响。我怀疑他只是把饭扒入口腔，根本就没有咀嚼，连味道也不尝就匆忙咽下。他说，盛夏里不一会儿就有了尸臭，那味道才叫惊人，保管你永生难忘。我说，我信。夜晚我们抵达松江的一所独栋别墅，毛坯房，卢喆租下来，但从来不住，客厅中央只有一个小号焚烧炉，烟囱高高伸出去。我坐在唯一的沙发上，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动物死尸—兔子、猫、狗，码入炉子，摁下音箱，播放《大悲咒》，打开燃气开关。火迫不及待喷射出来，先燃着皮毛，再燃着骨肉，隔着玻璃柜窗，炉子里一片金黄火光，噼啪声轻微响起，像是有个人在里面一直剥核桃，屋子里有股子烧焦的肉香和毛茸茸的暖意。如果不是眼看着焚炉，会以为有人在深夜烤肉。很香。 我说：“难道他们从来不怀疑自己拿到的骨灰是混过的？”
卢喆趴在窗边填写快递单，说：“只有一个人打过电话投诉，因为他安乐死的是一只凤冠鹦鹉，但我给他的骨灰量太大，惹他怀疑了。”
我问：“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说不小心寄错了，他说我是个骗子，一定要我退钱，我把钱给他退了回去。”
我耸耸肩，说：“真是亏了。”
他很无所谓，说：“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我还火化过一头猪，这个炉子太浅，我只能把它带去屠宰场，请人劈成两扇，内脏另装。每次都有些多余的骨灰，就撒在院子里做肥。”院子里几棵白色茶花，应该是前任房客种下的，因为骨灰做肥，开得极为茂盛。
他填完快递单，站到我的身后。两个人一起看着火炉，烈焰熊熊，卷毁一切。过一会儿，里面只剩灰烬、几块没有烧尽的碎骨。我从来没有对火的毁灭性有這么强烈的实感，火光逐渐微弱，扑了几下，炉膛里寂灭，如死之死。我对卢喆说，今天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一日，会让人想点生死的事情。我曾被长辈带着去看杀猪。杀猪翁不顾惨叫，熟练地切开猪的喉咙，破开猪的肚皮，用半月形的刀子切下猪心，啪地扔到我的面前。我被他眼神的生冷吓哭，而那混杂血腥的烘臭味道也像一把锐刀，直劈向我。我捂着眼睛，哭着要回去。同行长辈的精神却被攫住，如痴如醉，一动不动，也不顾我的哭声。随之而来的噩梦一直做到二十多岁。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警察先生，侥幸有个温暖富裕的家庭，在长久的和平里娇生惯养，甚至有一丝丝萎靡，物质丰裕，无灾无祸，小情小爱就够我们心烦。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痛苦，好像一直被一张无形的棉被裹着，摔跤了也跌不痛，也因此免于生活的粗粝，保持了一颗柔软的心，等待开掘。也许祖辈已经开始凋零，但父母辈还在，我们尚想不到死的事情，所以关于死的一切都叫我觉得新鲜，却又害怕。
我对卢喆说，我们两个像猫猫狗狗的死神。我在iPad上画出一把黑色镰刀，把图片发给他。
卢喆说：“不能老想这些事，会生病，我头痒得很，先去洗个头。”他洗完头，吹干，绑好头发，已是凌晨两点。我困翻了，他开车送我回家，大半夜的广播主持人始终接不到热线电话，只好放送过时金曲。我闭着眼睛。
他说：“你睡着了吗？”我摇头。
“上次我帮一个流浪狗中心做安乐死。一天之内，送走了二百多只狗，只重复一个动作，拉住狗腿，注射药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也没时间想更多，只想快点把工作做完。我打完了针，推针的拇指甚至有些酸痛，走出屋子一看，吓了一跳。工作人员把那些狗一条条排在院子里，排了一整个院子，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花的、白的、黑的，卷毛的、短毛的、满身疥疮的，全都软绵绵地躺在那里，侧翻着身体，天气特别炎热，空气又咸又潮，一点风也没有。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集中营的毒气室，我就是那个负责打开阀门的人，狗尸排成列阵。我在里面慢慢穿行，打针的时候太仓促，我没注意它们的模样，也忽略了它们的恐惧，别以为猫狗不会怨恨，有几只死前露着獠牙。我问这些尸体怎么处理。工作人员说，找挖土机挖个大坑，一起埋了。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动物，在我手下全部失去了生息。我当时想—”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可真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
我礼貌地沉默了一阵。
“为什么转行做兽医，原来的工作明明很好？”
“缺钱。”他说，但我从没见过他花钱，他只是随便编了个借口搪塞。
城市在夜色中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车子像行驶在棉花上，道路不停起伏。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随之失于寒风。快到家了，他停下车。我转过头去看他。昏黄路灯斜照进来，落在他的面孔上，柔缓的腮骨、和顺的眉眼、纤薄的嘴唇，穿着白袍，笼罩在雾气中，平平无奇又年轻的面孔，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我想起那几棵山茶，叶子生得硕大，白色的花朵在夜色中发光，浸没于死亡的事物总有晶莹冷峻的美感。我下车，告诉他这份工作我接下了，明天还会再来，我们约在襄阳公园的门口见面，明天有三个“活儿”。
大部分为宠物寻求安乐死的主人都有不错的家境。病痛缠身的猫狗，气息奄奄，因为没有力气，打入死药的时候，不会挣扎，四腿一蹬就走了。有人立刻反悔，问我们可有什么解药能够挽回，他们愿意付双倍三倍五倍的价钱。卢喆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不是加减法，死了就是死了。话说得难听，道理没有错。在实施手术之前，赠出一朵白菊，对方接下，就是一次无法更改的宣判，双方都要接受。宠物的性命其实并不握在它们手中，有些情况并不严重，或患有难以根治的皮肤病，或是跛足，或是盲，或只是性情不再温顺。主人要它们死，我们也得硬上，带领它们穿越求生的惶恐，去向不毛之地。安乐本不该死的动物，卢喆称之为“脏活儿”。脏活儿并非终结宠物的痛苦，而是终结主人的痛苦和负担—“安乐死”这三个字太动听了，大部分时候，连这三个字我们都不说全，只说“安乐”，把“死”遮掩到背后。主人们对我俩的态度矛盾，冷淡、不屑，又盼望我们，似乎动杀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一开始我的工作很简单，有人预约手术，把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让宠物进食与喝水，因为它们死后憋不住屎尿。手术过程中，我安抚宠物的主人，听他们讲述死者短暂又幸福的一生。起先我还能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甚至在动情处掉几滴眼泪。后来发现故事千篇一律，松懈下来，低下头走神，只在讲述者情绪激动时抬起头来，满含同情地看他们一眼，再低下头。收尸也是我的工作，把动物尸体塞进后备箱，站在车边看卢喆收钱。两三个月之后，这些单调的工作做到腻烦，我对卢喆说，让我干点别的，卢喆说，那你试试注射。我问他，那是什么感觉，他说，你试试就知道了。他自八风不动，我总觉得平静里包藏祸心。我第一次的安乐对象是一只年迈京巴，聋了多年，患上肾炎，狗不会喊痛，但会整日哼唧。主人说太可怜了，也活不了多久， 干脆安乐了。卢喆抱着它，拉住它的腿。我负责扎针。它的周身肌肉与血液都在抗拒，那扇门不肯对我打开。它的眼泪顺着鼻子淌下来，一直淌到我的手心。我小声对卢喆说，针进不去。卢喆说，用力，不要怕，它又不会喊疼。我用足力气，突然觉得它绷得紧紧的肌肉豁开，啾，那么一下，针头扎进去。它死相凄凉，牙齿龇着，红色的长舌头伸出来，挂在外面。主人不敢看，躲在卧室里，等一切结束再进来，看了看狗的模样，捂着脸说，安乐死，也没那么安乐嘛。结束之后，坐回车里，我烦闷不已，双手举高，左右翻着，对卢喆大叫，你看看，你看看，我手也脏了。卢喆说，你自己说要试试，给你试了你又不高兴。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愧悔，相反，是痛快，我让一个生灵得到了解脱，让它自由，不必在疾痛中了却残生。我甚至想，它是该死的，早在那里等我，满心期盼我来解救。正是这份痛快让我不安。回去之后，卢喆扔给我一个布偶娃娃，让我往它的肚子注射药水做练习。很快布偶的腹腔吸饱了水，变得沉重黏湿。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洇出的水立刻打湿桌子。 “你把它们当成布偶，下手立刻容易很多。”卢喆说。
“别用‘下手’这个词，听起来不怀好意。”我说。
“那管透明液体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时常被它吸引，明明是透明的，仔细看，却像有轻絮漂浮。
“琥珀胆碱，和注射死刑用的东西差不多，直接导致呼吸麻痹。剂量够就能杀人。”
“琥、珀、胆、碱。”这四字组合有畸美。
“是啊。”他干干地笑起来，嘴巴咧起来，喉咙里发出一串咳嗽似的声音，他时常这么笑，“到后来你就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这不过是一份工作，本质上我们做的是收垃圾的活儿，连分类都不做。你今天手脏了，过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手脏了，心硬了，人渐渐不知怎么就不爱收拾了，散发臭气，你等着吧。”他的口氣没有起伏，听了却叫人生恨。
我问他：“你杀过人吗？拿着这些东西，很容易杀人吧。”
“没有。”他说，“没有。”他又小声说一遍，眼神躲开。
我那日再没和他说话，怨念他，也憎恶自己，随波逐流，竟然沦落到杀生为生，做了屠夫，日日流窜于市。我们两个不声不响地把接下来的活儿做了，他把我送回住处，驱车离去。我躺在床上，总是想，明天就不做了，离开卢喆，去找份体面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在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办公室里，中央空调冬暖夏凉，养一盆绿萝，悉心照料，只和同事来往，每天开会、发邮件、打电话、写总结，周末去吃火锅。曾经那么厌倦的生活，忽然变得生机勃勃，虽然枯燥，至少不必每天奔波，一遍又一遍地向人递送死亡的讯息。但每天早晨我醒来，依然按例去襄阳公园等卢喆。九点钟，他的灰色尼桑一定会拐个弯儿，正好停在我的面前。我脚步轻快地上前，拉开车门，坐好，拿出记事本，把要去的地址在手机地图上一一标注，计算好最佳路线，奔赴一个又一个的“活儿”。夜间，一起回到松江的火葬小屋，焚化尸体，时常忙到半夜。《大悲咒》的诵声如同漂浮的尘，在空气中画着无尽的圈。我仍然能够听见漏气的声音，悠长嘶哑的吱吱声，无处不在。幻听，我知道，可还是怀疑自己身处一个正在漏气的巨大气球之中，等到气放得差不多了，我也会被封死其中，就像被松脂选中的昆虫。
你一定乐在其中。卢喆冷冰冰地指出。
我说，我没有一刻不想挣开，但是事情赶着事情，脱不开手，明天我就走。这话我说到腻烦，说到后来自己也发笑。我在他的身边待了整整一年，比预期长得多，从冬天又回到冬天。虽然我没有兽医执照，也学会计算剂量—每千克体重1.5毫升巴比妥钠或1毫升40%硫酸镁溶液做麻醉，熟稔地将药水打进它们的腿部或者腹腔。我最喜欢的方式是腹腔注射，手摁在动物柔软的肚皮，那里排布着整齐的乳头，袒露粉色的皮肤，在柔软里找到最柔软，针头刺破肚皮，仿佛不是在索命，而是在治愈。死亡被包上一层糖衣，打针的动作简洁利落，让人忽略最后的结果。我平静地看它们回光返照，继而沉入永夜。
我总是忘记安慰死者。卢喆告诉我，尽管和它们语言不通，送别的话语不能忘，随便说点什么都好，但不能不说，濒死那一刻，它们什么都听得懂。卢喆在这一点上比我认真，且耐心。他抱着那些濒死的动物低语，语意真诚而干燥，是真正的送行，与之相比，我做得仓促敷衍。但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假如卢喆果真珍爱生命，怎么会接下那些“脏活儿”，一般的兽医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
这个活儿干多了，恍惚真以为自己有权力决定生死，以至于在路上看到病弱的流浪猫狗，甚至步履蹒跚的老人，那念头也会钻进脑子里：差不多了，苟活无益，让我送你们上路。这个念头有过一，就会有二，直至蜂拥而来，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克制。我不知道卢喆是否有过这个念头，但他几乎没有表露过。他话也不多，尽管我们总在一块，坐在一辆车里，可我们并不在一个世界。他在一个更远更荒凉的所在。
我处死过此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动物—一条名为Luka的德国牧羊犬，豢养在优渥家庭的宠物，血统纯正，褐色眼睛如同沉潭，走起路来威武生风，体型完美，皮肤和肌肉都像经过精准计算。它是赛犬届的传奇，主人特别为它定做一面玻璃柜来陈列奖杯和奖牌，放置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Luka虽已八岁，还很健壮，无灾无病，只因主人迁居国外，不便携带，也不能容忍它成为别人的宠物，就找到我们。火化完的骨灰，将被压成一颗钻石，镶成戒面，戴在主人的无名指上。Luka正在玩球，它叼着球，头一甩，将球甩出去，又奔过去叼回来，如此反复，享受作为狗的纯粹快乐。Luka的主人是个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皮肤如猪油脂一般白滑。他动情地说，你们瞧瞧，它多美啊。我们三人站在台阶上，看着Luka玩球，足二十分钟。它一刻不停，精力旺盛，对自己即将变成钻石毫不知情。这算是脏活儿，卢喆说，你来还是我来，我于心不忍，让他动手。但见Luka蹲在庭院，昂首挺胸，好奇而机敏地看着我们做准备，我心似乎被牵动，跑去对卢喆说，我来。我蹲下去，抚摸Luka的额头、耳朵、下巴、脖子，感受它毛发的柔软，与它低语，告诉它，不用害怕，根本不痛，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一直低声重复这句话。Luka微微别着头，眨眼睛，或听懂了，或没听懂。我轻拍它头，又说了几句对不起。打完麻醉针后，它站起来，摇摇晃晃，爬上楼梯，趴到主人脚边，下巴贴紧地面，闭起眼睛，睡着了。我走过去，把毒药打进它的身体，毒素立刻会发挥作用，流遍全身，让它在沉重的睡眠中窒息。卢喆曾对我说过，麻醉只是让它们无法行动，也许它们全程清醒，就像把它们锁进小棺材，又迅速地抽掉棺材里的空气。
车后载着Luka的尸体，我像是打碎了昂贵的水晶杯，杯子落在地面，一声脆响，尖锐刺耳，却让人想一听再听。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装修得像是澡堂，装有挂衣钩、淋浴喷头，进去的人还能领到毛巾和肥皂，脱得干净，准备洗澡，淋浴喷头里喷出的却是毒气。”我也干干地笑起来，说：“我现在也是打开毒气阀门的人。”
卢喆问：“怎么说起这个？”
我说：“想起来就说了。你为什么放弃做医生？” 卢喆说：“兽医也是医生。”
我说：“你从来不治病。”
“死和生一样有意义。”卢喆说，“我们有意忽略这一点。”
“那不一样。”我反驳，又懒得继续找话说。
卢喆说得没错，我早就乐在其中，手很稳，心中也无丝毫游移。说起来不过是给动物送终，日久天长，心里还是反反复复在刀上滚，直至长出厚茧，不忍与愧悔都被遮蔽在这层厚茧之下。还没到夏天，我已晒得煤黑，贪图轻省，剃了寸头，又因为饮食不规律，飞速发胖，白大褂变得像卢喆那件一样黄，沾满无法洗净的污渍。我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回想起一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卢喆却没有什么变化，和南浦大桥路边撒野尿时一样，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气味。那味道我身上也有，它仍然不断刺激着我的鼻腔。我尝不到味道，菜和肉只有口感的区别，吃饭只是果腹，囫囵地吞下去。
时间也模糊了，仿若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季节，城市在我眼中消隐一半，只有街道，以及缀在道路上作为终点也作为起点的“活儿”。我们一遍遍敲开陌生人的门，就像敲开一个个黑洞。到了夏天，车厢被烈日一烤，后备箱里的尸体迅速腐烂，那个味道的确叫人终身难忘，蛆虫孵化，每个星期能清理出一小把蝇蛹，车里面总是有一两只苍蝇，驱不走，打不死。我很久都没有放假，偶尔也会碰到没有活儿的日子，一个人出门逛，走到人群里去，地铁站、商场、公园，这些地方，发现自己看不清人的面孔，高矮胖瘦美丑。一个姑娘走过来，无法分辨她是否美丽，衣着是否时髦，并非是说我得了脸盲症，而是突然失去了坐标，只剩下了一些简易粗糙的标准：年轻的、老迈的、健康的、生病的、活着的、死去的。有一次独自在街头行走，也许是走在嘉善老市的巷子里，有几个孩子在挂彩灯，筹备着什么节日。我站住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极度无聊，无所适从，只得折回家去，坐在沙发里。我认定自己患上了某种难以痊愈的精神痼疾。我想卢喆肯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发生爱情。现在，距离我离开卢喆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我能看见您烫得笔挺的警服、额头上轻微的皱纹、厚而阔的嘴唇。我好多了，但不太可能痊愈。
秋天，我们在宝山见证一场车祸，就发生在眼前。一辆飞驰的货车撞到横穿马路的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人飞出去十几米，在空中画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重重跌落在道路中央。另一辆货车来不及刹车，直接碾过那人的颅骨和胸腔，发出扑哧的声音，像扎破一个瘪掉的气球。那一声我听得分明。我们把车停下来，隔着车窗看着地上，人已稀烂到难以辨认，只剩被压扁的轮廓。我舔了舔嘴唇，似乎有脑浆蹦落在上面，却没有尝到味道。我们走吧。我说。他发动了汽车。过了大概五分钟，我又让他停车，两边是茂盛的蓖麻，比人还高，下车走了几步，唾液咸咸地泌出来，盈满口腔，胃里翻搅，口鼻窒息。我扶着路灯的柱子干呕。卢喆跑上来，给我递水。我喝一口，水也是咸的。
“我要走了。”我对卢喆说，“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
他沉默一会儿，问：“今天还有几个活儿？”
我说：“两个。”
他找出订单，打电话过去，将手术推迟到明日，空出一个下午。他说，去喝酒。我们驾车去外滩的啤酒屋。两个穿着脏污白大褂、蓬头垢面的人走进去，坐在沿街的位置，引人侧目。然而我们浑不在意，将酸得发苦的柠檬挤进酒瓶，一口气喝到了底。又各自点了一瓶，握着酒瓶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人抽烟，许多人说话，配合音乐，混成含糊不清的一团嗡嗡声，热闹滚沸。我迷醉似的眯起眼睛，被热闹蜇得有点痒。如果是从前，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不自觉地快乐，但那日隔岸观火，只感受到微微热意。傍晚风起，江对面的灯火即将亮起，变幻的浮丽的温暖的，纵欲过度的，眼前的一切像一个裹在肥皂泡里的梦核，而我们从这个肥皂泡里钻了出来，再也回不去。卢喆说，没想我会在他身边待那么久，眨个眼快一年。我点点头，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他犹豫一阵，要不要继续往下说。其实我们之间话并不多，他总是没什么要对我说，我也没什么要对他说，但并非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坐在车里，许多想法都投掷在空气里，即便不发一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彼此。
他说：“你问过我有没有杀人，杀人这个词不合适。”他停顿一下，说：“我曾为一个孩子实施过安乐死。那之后我就离开了医院。”
我问他，是不是被医院查到了。
他说，没有。
现在我将这个故事转述给您。
那个孩子转进医院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她患有非常罕见的皮肤增生，左脸的皮肤瘤生得拳头那么大，像个热带的丑陋野兽，胸口和背部都因为增生而畸形，多出的皮肤像一层层泡沫，附着在她身上，遮盖了本来面目。夜里，因为后背上高起瘤块，她只能坐着睡觉。这是一种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无法治疗。她才十四岁，到医院来是为了做一个面部整形的手术，好保住她的左眼，她的右眼已经被吞没。随着年纪增长，皮肤增生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身体里有个开关忘记关掉，一层层翻涌，但她的母亲不想放弃。多年来，他们一直辗转在各个医院，寻求治疗，因为疾病，这孩子也没法上学，医生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毋庸置疑，情况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卢喆中午在医院小花园的长凳上吃午饭，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因为身体畸形，她走得很慢，坐在他的身边。他拿了个橘子给她。她接过来，放在手心里，迟迟没有剥。他想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指早就粗大变形，因而又伸出手去把橘子拿回来，剥好放回她的手心。那个女孩子吃了橘子，眼睛却不看他，说：“我很可怜吧，连个橘子都剥不开。”卢喆没说话，得了这样的病确实可怜。他想安慰她，于是摸了摸那孩子的头，但那密集乳突状的增生皮肤着实让他不舒服了一会儿。
之后那几天，每次他在小花园吃饭，那孩子都会坐过来。熟络之后，她给他看她以前的画。在手指还能握住笔时，她经常会坐在窗前画画打发时间，画的是医院里最常见的场景，都是简易的素描，空空荡荡的走道、满满当当的停车场、值夜的护士、侧躺着露着半截屁股的病人，画里有幽默。卢喆觉得很可惜，这孩子人生的可能性都被夺走了，有一只巨蟒正在吞噬她，总有一天会把她全部吃尽。他想让她高兴一些，便问她，有什么愿望。那孩子想了想，说，她想死，想了很久。卢喆有些意外，也不算吃惊，只是笑笑，说，这个愿望他可满足不了。那孩子仅剩的一只眼睛看过来，里面星光黯淡。卢喆動摇了，说，也不是毫无办法。医学院里待了七年，最知道人是脆弱的动物。那孩子嘴角艰难地抽动，卢喆知道她在笑。“要是能吃着糖死掉就好了。”那孩子说。 卢喆和她相处越久，对她就越同情，看着她如何被肉身纠缠和拖累，如陷沼泽，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他在办公室里，一个男同事说，那孩子是很难得的病例，遗体一定要拿来做病理解剖。卢喆听了，破口大骂，摔门而去，跑到小花园坐了半天，气都没顺过来。隔天他和那孩子又在小花园相聚，他问她怕不怕死。那孩子笑着说，不怕。卢喆说，他可以帮她，前提是，她必须十分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她的父母也必须同意。他冲昏了头，根本就没去想后果。
过了几天，那孩子的父母过来突然给她办了退院手续，三人一起离开医院。卢喆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那孩子，她说，就等你了。卢喆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说服她父母的。
他带着全套的家伙什儿，路过花店时，被莹莹白菊打动，包了十几朵，抱着去了那孩子家。那个家早就四壁空空，但布置得相当整洁。她妈妈接过了花，送到那孩子的面前。她把整张面孔都扎进去，深深嗅了一口，说，真香。四个人坐在客厅了，只有那孩子情绪激动，简直有些手舞足蹈，而她的父母都沉默不语，眼圈泛红，仍不知如何应对。
那孩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卢喆说：“等你准备好。”
那孩子说：“我早准备好了，不过我得先吃个糖。”她一定要自己剥，缓慢而笨拙地把糖纸打开，拿出里面的糖果，放入口中，用舌头搅着糖，说，真是好吃。她那奇怪的模样，此番看起来也不怎么奇怪，增生的皮肤似乎泛着粉色。她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上，垫了厚厚蓬松的靠枕，手臂伸出来。卢喆找到了静脉，打了麻醉，看着她沉沉睡去，又向她身体里注射了琥珀胆碱。数分钟后，那孩子停止了呼吸，那只无形巨蟒也停止了吞噬，这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奇怪的是，那孩子唯一的眼睛在半途睁开，怎么都无法闭上。卢喆靠近去看，好像听见她在说，我又不想死了，我想活回来。他被吓得一哆嗦。
卢喆说，他那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手垂着，木木地盯着那孩子的身体。不知和她的父母说了些什么，不知何时离开了那个房子，又怎么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段记忆被抽走了，过了很久，也许有一天还是两天。他回过神来，继而后怕，怕的是那孩子的父母跑去报案，指控他谋杀，不过这事儿终究没有发生。他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数日，直到那孩子的父母发信息给他，请他来参加葬礼。他没有去。那件事情之后，他始终觉得自己的作为和医生应奉行的准则背道而驰。他离开了医院，开始筹备做兽医。
“还有一个感觉。”他说，“我确实被蛊惑了。”
“被什么蛊惑？”我问。
“我得想想。”他笑起来，说：“很难描述啊，就像把一艘破船往江心一推，然后看着它慢慢沉没—那种松快。”
我们又点了两瓶酒，喝完之后，我步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家，途中无所想，也只有松快的感觉，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也失去了我想失去的。
那天之后，我又在卢喆身边待了两个月，从秋到冬，其实已经做得很勉强，时常想要从他身边逃走，正如之前所言，我快要耗尽了。最后一天是个阴湿的雨日，在此之前，雨已经下了十几天，我们奔赴一个活儿。因被雨水侵蚀，雨刷一路都发出病恹恹的嘎吱声。
那是极大而复杂的小区，来时已是昏暗的傍晚，我们迷失其中，楼栋的标牌都生了锈，小区里的绿化树木野蛮生长，只好打电话给预约的客人。接电话的是位老妇，她来门口迎接我们。我们在门口等了十分钟，才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妇人走过来，背折成一道小弓，低着头，走到面前才抬头，问说，是不是你们。卢喆说，是我们。
我们跟着她往小区的深处走，穿过私自在绿化带开垦的花田和菜圃，冬日凋敝的玫瑰花丛，抵达沿河一座老房的一楼。她扭动钥匙，打开门，装修是三四十年前的式样，墙壁上贴着绿地锦蔓的墙纸，已褪成浅色，这房子整个儿都是灰的，像被潮水冲刷过。房间里没有猫狗的味道，我们做这行久了，鼻子一收，就知道家里有没有养宠物，连品种也都能闻出来。她说，能不能快一点。她打开卧室的门。我们向内看去，里面只有一张床，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上百张照片，一个老翁颤抖着坐在床沿，面对这些照片，茫然地看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惊惶，再看才发觉他可能并没有意识。
老年痴呆吧，我猜。
墙上的照片全是夫妇二人的合影，按照拍摄的时间排序，跨度得有五十年，从黑白到彩色，从天南到海北。老头年轻时很魁梧，现在只剩皱巴巴一团，老太收拾得清清爽爽，老来依旧。照片的背景一直在变，二人的姿势却几乎没有变过，牵着手，并列站立，看得出感情很好。阅览这些照片时，有被时间浸没的感觉。我觉得不祥，问老太，怎么不见狗呢。预约的时候说是给一条十二岁的患癌贵宾犬做安乐。她说，没有狗。她给我们倒上水，叫我们坐下。卢喆和我都没坐，也不接水，抱着手臂，等着她的下文。
老太说：“你们能把我老伴安乐了吗？他现在是个空壳子，活着不如死了。”
我们当然拒绝了。
老太也站了起来，嗓子细细地说：“多少钱我都愿意。去年，他情况还没这么差，我给他反复讲讲，他还记得自己是谁、我是谁，记得自己爱吃什么、爱看什么。但一天天越来越不好，直到现在不死不活，认不得自己，也认不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吃喝拉撒没一样可以自理，话也讲不出，眼珠子都不会转了。他可怜，我也可怜。”她说完，往房间里看去。我跟随着她的目光，也往里看，老头也看过来，目光里全是灰烬，但又有些光芒似的。
我们自然还是不同意，马上要出门。
“为什么就碰不到一个愿意的呢？”老太的眼眶红起来。
“这是杀人。”卢喆说。
他没再说话，朝我看一眼。老实说，我动了杀心，举手之劳，可以免掉一个老妇人的麻烦，反正那个人无知无觉，已经失去了意识，也没有了人世的牵连，现在和个木头桩子有什么区别？活着只是徒增亲人的痛苦。人不能这样活着，我兀自想着，頭晕目眩。忽然觉得双脚冰凉，墙纸上的锦蔓爬下来，想要缠住我，我使劲跺了两脚，它们又缩了回去。
“你怎么了？”卢喆问我。 “不舒服，我先走了。”我走出门去，天已经完全黑了，雨不小，路灯稀少，路面昏暗，我走到停车场，在车里坐着。过会儿卢喆回来，坐到我的旁边。我说，太冷了，雨下个没完，半个月没有放晴，我快发霉了。卢喆说，是好久没见着太阳。
我问他：“怎么样了？”
他说：“安抚了一下老太太。”
我说：“你没有把老头给……”
“没有。”他矢口否认。
“累。”我说。
卢喆伸出手来，想拍拍我的头，但他又缩回去，说：“那你睡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过了没多久，老太又来敲车窗，站在外面不肯离去。卢喆转过头来对我说，算了吧，就当可怜她，我们接下这个活儿吧。我已察觉出这是个梦，因为时间又倒回白日，天上挂着太阳，下着不属于冬日的暴雨。我們走入雨中，雨却落不到我们身上，回到那个屋子。那些锦蔓不知何时爬满地面，织成一条轻软的绿毯，走在上面，竟然吱吱作响。老头仍旧无知无觉地坐在床沿，眼神木讷。老太太过去，扶他躺下。卢喆计算好药量，让陈太撸起老头的袖子，老头长期营养不良，手臂纤细，苍白如纸，血管萎缩。我们花费了半天的时间才找到静脉。老头的呼吸很快慢下来，细若游丝，直至消失。老太不知哪里去了，房间里只有我和卢喆，对着一具尸体。尸体的表面沁出水珠，变为绿色，长满天鹅绒般柔软的青霉，身体迅速胀大成冰凉的一团。我们来不及逃走，被挤到墙壁上，几乎无法呼吸。过了没一会儿，那副身体轰然爆炸，散作一片紫色的孢子。我在梦中对卢喆绝望地喊：完蛋了，我们吸入过量的孢子。卢喆说：这孢子就是我们带来的。
空气潮湿，绞着经年无解的气味，把我呛醒。醒来发现卢喆也闭上了眼，他睡得很深。雨下大了，雨点子敲在车身上，是轻灵密集的鼓点。我将白大褂脱下来，像轻轻蜕掉一层皮，把这件已经无法漂洗干净的白衣放在座椅上，打开车门，又轻轻合上，冒雨离去。还没有走到地铁口，领口已经湿透。回到家，头发还湿着，倒在床上囫囵睡着，竟连个梦也没有。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醒来，走到窗边看了一个小时的雨，絮雨纷纷不止，顶上一片浅灰色乌云，不冷，只是阴湿，微微寒意，弥漫天地，逃无可逃。九点钟卢喆打个电话来，问我要不要继续。我说，不了，谢谢。他说了几句祝福的话，隔了几秒，又说，再会，挂掉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了会儿呆，去楼下吃了顿热饭。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关于卢喆，我知道的事情只有这么多，他究竟去了哪里，我并不知晓。我以为他会一直过着那样的生活。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请喝茶。我以为警察都没有什么耐心。
不不，我们并非情侣，甚至没有过身体接触，只是纯粹的同事关系。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里也许有一二条值得继续探寻的线索，也许什么都没有，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打断，语言会像河上流舟，载到哪里算哪里。
前年—那一整年，我一直坐在他那辆灰色尼桑的副驾，跟着他在城市游荡，从浦东到浦西，再从浦西到浦东，一次次跨越黄浦江，很深的夜里，仍然在张江大道上奔驰。什么鬼天气都在外面，大雨，大雾，大雪，开着车冲来冲去。车厢里堆满猫狗的尸体。它们的屎尿到处流淌，一直流到我的脚边，弄脏鞋底，散发馊臭。在最冷和最热的季节，都必须打开车窗，不然腐烂的味道会直接将人熏晕，但久也习惯。那味道并非不可忍受，如果仔细去闻，这个味道里面还混杂着发酵的甜腻、皮毛的膻。
卢喆的小公司名为“挚爱宠”，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他的助手，也是唯一的员工。我们专门上门给宠物做安乐死，又苦又不体面，少有人做，事儿就落我们手里。我最初认识卢喆时，他还在医院皮肤科做实习医生，记不得怎么加上微信，那时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只知道他姓卢，平常绝少联系，只会在节日期间互发祝福信息。后来我辞职，在朋友圈发求职信息，希望朋友们推荐一个短期工作，我暂时不想好好上班。卢喆来问，要不要跟他晃一段时间。他已转做了兽医，业务扩大，正需要一个助手。主要做些什么，我问他。他说，专门做宠物安乐死，间杂绝育手术。之于我，工作内容很简单，就是陪他说话，做些杂活儿—铺一下毯子、递一下针筒、收尸之类，薪水足够。我决定去试试，反正很快就会退出。
我们约了南浦大桥下见面。当时他正站在巨大的桥墩下，背对我，向着绿化带的鲜花撒尿，用尿柱一朵朵把花浇透。我站在他身后，等他提好裤子，拉上拉链，朝我走来。他的头发很长了，随意绑了个辫，胡子很久没刮，清清瘦瘦，一身白褂，褂子上尽是黑色与黄色的污渍。他离我还有五六米远，异味已钻入鼻孔，我往后退了一步。几年前，我初见他时，他穿着整洁，剃着板寸，声音洪亮，步履如飞。也并非判若两人，靠近他时，仍能被他奕奕的神采感染。
“走，上车，下午还有三个活儿。”他扔给我一条簇新白大褂，褂上印着“挚爱宠”三字，他为我打开车门。副驾的座位上有个鞋盒，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长毛兔，刚死不久，毛塌下去，跌落一团云，尿液从它的两股之间流出来，浸湿了纸盒。我换好褂子，上了车，一路抱着鞋盒，被车厢里的味道熏得手足无措。他打开手机里的地图软件，给我看三个标注的地址，规划连接三点的最短路线。市区各个时段的拥堵他也熟记于心。我们得先去静安区的一幢旧楼，再去徐汇，再去闵行。下高架，路过花店时，卢喆让我下车买几枝白菊，最大朵的那种。
旧楼是法租界内的一所老宅，紧邻某民国作家的故居。我从旁多次路过，但从来没有进去。下午一点半，停好车，走到那所小房子前，摁响门铃。浅冬时节，法桐树的叶子掉了一地，几乎将地面全部覆盖。几分钟后，一位老太太来开门，一身黑衣，眉眼鲜浓，面色肃穆。卢喆递去一枝菊花，老太接过，一句话也没有。我们一起上楼。她将菊花随手插进一个水晶花瓶。二楼敞阔，地板刚打过蜡，光亮如鉴，当中铺了一块浴巾，年迈的金毛狗躺在上面，口鼻呼哧呼哧地大喘气，抬眼看了我们一眼，又垂下头，虽然瘫痪已久，仍然周身整洁，被人照料得很好。窗户大开，冬日的冷风吹进来，拂动它浅金色的毛发，阳光柔弱，天气不错。我们围着跪在老狗的身边。卢喆轻轻抱住老狗的头，喃喃低语，不知说些什么，直至老狗的眼神不再张皇。这让我想起萨满念咒安慰受惊的牛羊，有股神秘的力量通过话语流转。我在一旁，始终觉得画面不够真实，有个地方在漏气。我没找到那个漏气的孔，吱吱声却不绝于耳。开始吧，卢喆说。他从铝皮箱子里拿出针管和针筒，配好药剂，手指推了一下针筒，滋出小股喷泉。动作利落熟练，甚至生出美感。我拉住狗腿，他将红色药水缓慢注入。三四分钟的时间里，老狗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缓慢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深麻之后，他又打了一针，这才是死药。老狗吐出一口长长的气，随之失去呼吸。在那个静默时刻，屋内的光线暗淡，所有人的呼吸都被抽走。我听见狗爪在地板上轻轻摩擦的声音，像是在走动，可又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浮在半空，又在耳边。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升入天花板，彻底消隐。
“受苦了。”老太太说，红了眼圈，亲吻狗的额头，用浴巾把狗整个儿裹起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牛皮纸箱。卢喆示意我去抱起纸箱。我以为一定很重，使了大力，结果箱子飘轻。死去的大狗只如一片树叶，它的全身重量也随那口气吐了出来。那个老太太问怎么结账。卢喆说，您就用支付宝好了，安乐死四百块，火化六百，骨灰给您快递回来，包邮，总共一千，给您打个折，九百。收好钱，我们往下走。我把纸箱子往后备箱里放，里面已经有了两个箱子，打开来看，一只暹羅猫、一只柯基犬，粪便污浊了它们的毛发。我忍不住抚摸那只暹罗猫，手指碰到它僵硬的身体，又抽回手，好像被冻伤。
我们继续奔赴下一个地址。卢喆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撑头，靠在车窗上，问我对这工作什么感觉。我说，第一次发现死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卢喆干笑一声，说，是的。我又说，我听见了那条狗死去的声音。他说，是吗，什么样。我说，微弱的回声，就像水面的波纹，慢慢荡开，水面复归平静。他说，哦。我想他一定早已习惯。
同样的操作步骤又进行了两次。晚上八点多我们才忙完，在便利店买了两份热饭，车厢里的味道我还没有习惯，只好下车，蹲在寒风里吃完。卢喆坐在车里，丝毫不受影响。我怀疑他只是把饭扒入口腔，根本就没有咀嚼，连味道也不尝就匆忙咽下。他说，盛夏里不一会儿就有了尸臭，那味道才叫惊人，保管你永生难忘。我说，我信。夜晚我们抵达松江的一所独栋别墅，毛坯房，卢喆租下来，但从来不住，客厅中央只有一个小号焚烧炉，烟囱高高伸出去。我坐在唯一的沙发上，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动物死尸—兔子、猫、狗，码入炉子，摁下音箱，播放《大悲咒》，打开燃气开关。火迫不及待喷射出来，先燃着皮毛，再燃着骨肉，隔着玻璃柜窗，炉子里一片金黄火光，噼啪声轻微响起，像是有个人在里面一直剥核桃，屋子里有股子烧焦的肉香和毛茸茸的暖意。如果不是眼看着焚炉，会以为有人在深夜烤肉。很香。 我说：“难道他们从来不怀疑自己拿到的骨灰是混过的？”
卢喆趴在窗边填写快递单，说：“只有一个人打过电话投诉，因为他安乐死的是一只凤冠鹦鹉，但我给他的骨灰量太大，惹他怀疑了。”
我问：“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说不小心寄错了，他说我是个骗子，一定要我退钱，我把钱给他退了回去。”
我耸耸肩，说：“真是亏了。”
他很无所谓，说：“偶尔会碰到这样的人。我还火化过一头猪，这个炉子太浅，我只能把它带去屠宰场，请人劈成两扇，内脏另装。每次都有些多余的骨灰，就撒在院子里做肥。”院子里几棵白色茶花，应该是前任房客种下的，因为骨灰做肥，开得极为茂盛。
他填完快递单，站到我的身后。两个人一起看着火炉，烈焰熊熊，卷毁一切。过一会儿，里面只剩灰烬、几块没有烧尽的碎骨。我从来没有对火的毁灭性有這么强烈的实感，火光逐渐微弱，扑了几下，炉膛里寂灭，如死之死。我对卢喆说，今天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一日，会让人想点生死的事情。我曾被长辈带着去看杀猪。杀猪翁不顾惨叫，熟练地切开猪的喉咙，破开猪的肚皮，用半月形的刀子切下猪心，啪地扔到我的面前。我被他眼神的生冷吓哭，而那混杂血腥的烘臭味道也像一把锐刀，直劈向我。我捂着眼睛，哭着要回去。同行长辈的精神却被攫住，如痴如醉，一动不动，也不顾我的哭声。随之而来的噩梦一直做到二十多岁。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警察先生，侥幸有个温暖富裕的家庭，在长久的和平里娇生惯养，甚至有一丝丝萎靡，物质丰裕，无灾无祸，小情小爱就够我们心烦。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痛苦，好像一直被一张无形的棉被裹着，摔跤了也跌不痛，也因此免于生活的粗粝，保持了一颗柔软的心，等待开掘。也许祖辈已经开始凋零，但父母辈还在，我们尚想不到死的事情，所以关于死的一切都叫我觉得新鲜，却又害怕。
我对卢喆说，我们两个像猫猫狗狗的死神。我在iPad上画出一把黑色镰刀，把图片发给他。
卢喆说：“不能老想这些事，会生病，我头痒得很，先去洗个头。”他洗完头，吹干，绑好头发，已是凌晨两点。我困翻了，他开车送我回家，大半夜的广播主持人始终接不到热线电话，只好放送过时金曲。我闭着眼睛。
他说：“你睡着了吗？”我摇头。
“上次我帮一个流浪狗中心做安乐死。一天之内，送走了二百多只狗，只重复一个动作，拉住狗腿，注射药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也没时间想更多，只想快点把工作做完。我打完了针，推针的拇指甚至有些酸痛，走出屋子一看，吓了一跳。工作人员把那些狗一条条排在院子里，排了一整个院子，大大小小，各种颜色，花的、白的、黑的，卷毛的、短毛的、满身疥疮的，全都软绵绵地躺在那里，侧翻着身体，天气特别炎热，空气又咸又潮，一点风也没有。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集中营的毒气室，我就是那个负责打开阀门的人，狗尸排成列阵。我在里面慢慢穿行，打针的时候太仓促，我没注意它们的模样，也忽略了它们的恐惧，别以为猫狗不会怨恨，有几只死前露着獠牙。我问这些尸体怎么处理。工作人员说，找挖土机挖个大坑，一起埋了。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动物，在我手下全部失去了生息。我当时想—”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可真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
我礼貌地沉默了一阵。
“为什么转行做兽医，原来的工作明明很好？”
“缺钱。”他说，但我从没见过他花钱，他只是随便编了个借口搪塞。
城市在夜色中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车子像行驶在棉花上，道路不停起伏。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随之失于寒风。快到家了，他停下车。我转过头去看他。昏黄路灯斜照进来，落在他的面孔上，柔缓的腮骨、和顺的眉眼、纤薄的嘴唇，穿着白袍，笼罩在雾气中，平平无奇又年轻的面孔，没有表情，也没有情绪。我想起那几棵山茶，叶子生得硕大，白色的花朵在夜色中发光，浸没于死亡的事物总有晶莹冷峻的美感。我下车，告诉他这份工作我接下了，明天还会再来，我们约在襄阳公园的门口见面，明天有三个“活儿”。
大部分为宠物寻求安乐死的主人都有不错的家境。病痛缠身的猫狗，气息奄奄，因为没有力气，打入死药的时候，不会挣扎，四腿一蹬就走了。有人立刻反悔，问我们可有什么解药能够挽回，他们愿意付双倍三倍五倍的价钱。卢喆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不是加减法，死了就是死了。话说得难听，道理没有错。在实施手术之前，赠出一朵白菊，对方接下，就是一次无法更改的宣判，双方都要接受。宠物的性命其实并不握在它们手中，有些情况并不严重，或患有难以根治的皮肤病，或是跛足，或是盲，或只是性情不再温顺。主人要它们死，我们也得硬上，带领它们穿越求生的惶恐，去向不毛之地。安乐本不该死的动物，卢喆称之为“脏活儿”。脏活儿并非终结宠物的痛苦，而是终结主人的痛苦和负担—“安乐死”这三个字太动听了，大部分时候，连这三个字我们都不说全，只说“安乐”，把“死”遮掩到背后。主人们对我俩的态度矛盾，冷淡、不屑，又盼望我们，似乎动杀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一开始我的工作很简单，有人预约手术，把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让宠物进食与喝水，因为它们死后憋不住屎尿。手术过程中，我安抚宠物的主人，听他们讲述死者短暂又幸福的一生。起先我还能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甚至在动情处掉几滴眼泪。后来发现故事千篇一律，松懈下来，低下头走神，只在讲述者情绪激动时抬起头来，满含同情地看他们一眼，再低下头。收尸也是我的工作，把动物尸体塞进后备箱，站在车边看卢喆收钱。两三个月之后，这些单调的工作做到腻烦，我对卢喆说，让我干点别的，卢喆说，那你试试注射。我问他，那是什么感觉，他说，你试试就知道了。他自八风不动，我总觉得平静里包藏祸心。我第一次的安乐对象是一只年迈京巴，聋了多年，患上肾炎，狗不会喊痛，但会整日哼唧。主人说太可怜了，也活不了多久， 干脆安乐了。卢喆抱着它，拉住它的腿。我负责扎针。它的周身肌肉与血液都在抗拒，那扇门不肯对我打开。它的眼泪顺着鼻子淌下来，一直淌到我的手心。我小声对卢喆说，针进不去。卢喆说，用力，不要怕，它又不会喊疼。我用足力气，突然觉得它绷得紧紧的肌肉豁开，啾，那么一下，针头扎进去。它死相凄凉，牙齿龇着，红色的长舌头伸出来，挂在外面。主人不敢看，躲在卧室里，等一切结束再进来，看了看狗的模样，捂着脸说，安乐死，也没那么安乐嘛。结束之后，坐回车里，我烦闷不已，双手举高，左右翻着，对卢喆大叫，你看看，你看看，我手也脏了。卢喆说，你自己说要试试，给你试了你又不高兴。那时我并没有觉得愧悔，相反，是痛快，我让一个生灵得到了解脱，让它自由，不必在疾痛中了却残生。我甚至想，它是该死的，早在那里等我，满心期盼我来解救。正是这份痛快让我不安。回去之后，卢喆扔给我一个布偶娃娃，让我往它的肚子注射药水做练习。很快布偶的腹腔吸饱了水，变得沉重黏湿。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洇出的水立刻打湿桌子。 “你把它们当成布偶，下手立刻容易很多。”卢喆说。
“别用‘下手’这个词，听起来不怀好意。”我说。
“那管透明液体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时常被它吸引，明明是透明的，仔细看，却像有轻絮漂浮。
“琥珀胆碱，和注射死刑用的东西差不多，直接导致呼吸麻痹。剂量够就能杀人。”
“琥、珀、胆、碱。”这四字组合有畸美。
“是啊。”他干干地笑起来，嘴巴咧起来，喉咙里发出一串咳嗽似的声音，他时常这么笑，“到后来你就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这不过是一份工作，本质上我们做的是收垃圾的活儿，连分类都不做。你今天手脏了，过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手脏了，心硬了，人渐渐不知怎么就不爱收拾了，散发臭气，你等着吧。”他的口氣没有起伏，听了却叫人生恨。
我问他：“你杀过人吗？拿着这些东西，很容易杀人吧。”
“没有。”他说，“没有。”他又小声说一遍，眼神躲开。
我那日再没和他说话，怨念他，也憎恶自己，随波逐流，竟然沦落到杀生为生，做了屠夫，日日流窜于市。我们两个不声不响地把接下来的活儿做了，他把我送回住处，驱车离去。我躺在床上，总是想，明天就不做了，离开卢喆，去找份体面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在有着落地玻璃窗的办公室里，中央空调冬暖夏凉，养一盆绿萝，悉心照料，只和同事来往，每天开会、发邮件、打电话、写总结，周末去吃火锅。曾经那么厌倦的生活，忽然变得生机勃勃，虽然枯燥，至少不必每天奔波，一遍又一遍地向人递送死亡的讯息。但每天早晨我醒来，依然按例去襄阳公园等卢喆。九点钟，他的灰色尼桑一定会拐个弯儿，正好停在我的面前。我脚步轻快地上前，拉开车门，坐好，拿出记事本，把要去的地址在手机地图上一一标注，计算好最佳路线，奔赴一个又一个的“活儿”。夜间，一起回到松江的火葬小屋，焚化尸体，时常忙到半夜。《大悲咒》的诵声如同漂浮的尘，在空气中画着无尽的圈。我仍然能够听见漏气的声音，悠长嘶哑的吱吱声，无处不在。幻听，我知道，可还是怀疑自己身处一个正在漏气的巨大气球之中，等到气放得差不多了，我也会被封死其中，就像被松脂选中的昆虫。
你一定乐在其中。卢喆冷冰冰地指出。
我说，我没有一刻不想挣开，但是事情赶着事情，脱不开手，明天我就走。这话我说到腻烦，说到后来自己也发笑。我在他的身边待了整整一年，比预期长得多，从冬天又回到冬天。虽然我没有兽医执照，也学会计算剂量—每千克体重1.5毫升巴比妥钠或1毫升40%硫酸镁溶液做麻醉，熟稔地将药水打进它们的腿部或者腹腔。我最喜欢的方式是腹腔注射，手摁在动物柔软的肚皮，那里排布着整齐的乳头，袒露粉色的皮肤，在柔软里找到最柔软，针头刺破肚皮，仿佛不是在索命，而是在治愈。死亡被包上一层糖衣，打针的动作简洁利落，让人忽略最后的结果。我平静地看它们回光返照，继而沉入永夜。
我总是忘记安慰死者。卢喆告诉我，尽管和它们语言不通，送别的话语不能忘，随便说点什么都好，但不能不说，濒死那一刻，它们什么都听得懂。卢喆在这一点上比我认真，且耐心。他抱着那些濒死的动物低语，语意真诚而干燥，是真正的送行，与之相比，我做得仓促敷衍。但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假如卢喆果真珍爱生命，怎么会接下那些“脏活儿”，一般的兽医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
这个活儿干多了，恍惚真以为自己有权力决定生死，以至于在路上看到病弱的流浪猫狗，甚至步履蹒跚的老人，那念头也会钻进脑子里：差不多了，苟活无益，让我送你们上路。这个念头有过一，就会有二，直至蜂拥而来，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克制。我不知道卢喆是否有过这个念头，但他几乎没有表露过。他话也不多，尽管我们总在一块，坐在一辆车里，可我们并不在一个世界。他在一个更远更荒凉的所在。
我处死过此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动物—一条名为Luka的德国牧羊犬，豢养在优渥家庭的宠物，血统纯正，褐色眼睛如同沉潭，走起路来威武生风，体型完美，皮肤和肌肉都像经过精准计算。它是赛犬届的传奇，主人特别为它定做一面玻璃柜来陈列奖杯和奖牌，放置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Luka虽已八岁，还很健壮，无灾无病，只因主人迁居国外，不便携带，也不能容忍它成为别人的宠物，就找到我们。火化完的骨灰，将被压成一颗钻石，镶成戒面，戴在主人的无名指上。Luka正在玩球，它叼着球，头一甩，将球甩出去，又奔过去叼回来，如此反复，享受作为狗的纯粹快乐。Luka的主人是个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皮肤如猪油脂一般白滑。他动情地说，你们瞧瞧，它多美啊。我们三人站在台阶上，看着Luka玩球，足二十分钟。它一刻不停，精力旺盛，对自己即将变成钻石毫不知情。这算是脏活儿，卢喆说，你来还是我来，我于心不忍，让他动手。但见Luka蹲在庭院，昂首挺胸，好奇而机敏地看着我们做准备，我心似乎被牵动，跑去对卢喆说，我来。我蹲下去，抚摸Luka的额头、耳朵、下巴、脖子，感受它毛发的柔软，与它低语，告诉它，不用害怕，根本不痛，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我一直低声重复这句话。Luka微微别着头，眨眼睛，或听懂了，或没听懂。我轻拍它头，又说了几句对不起。打完麻醉针后，它站起来，摇摇晃晃，爬上楼梯，趴到主人脚边，下巴贴紧地面，闭起眼睛，睡着了。我走过去，把毒药打进它的身体，毒素立刻会发挥作用，流遍全身，让它在沉重的睡眠中窒息。卢喆曾对我说过，麻醉只是让它们无法行动，也许它们全程清醒，就像把它们锁进小棺材，又迅速地抽掉棺材里的空气。
车后载着Luka的尸体，我像是打碎了昂贵的水晶杯，杯子落在地面，一声脆响，尖锐刺耳，却让人想一听再听。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装修得像是澡堂，装有挂衣钩、淋浴喷头，进去的人还能领到毛巾和肥皂，脱得干净，准备洗澡，淋浴喷头里喷出的却是毒气。”我也干干地笑起来，说：“我现在也是打开毒气阀门的人。”
卢喆问：“怎么说起这个？”
我说：“想起来就说了。你为什么放弃做医生？” 卢喆说：“兽医也是医生。”
我说：“你从来不治病。”
“死和生一样有意义。”卢喆说，“我们有意忽略这一点。”
“那不一样。”我反驳，又懒得继续找话说。
卢喆说得没错，我早就乐在其中，手很稳，心中也无丝毫游移。说起来不过是给动物送终，日久天长，心里还是反反复复在刀上滚，直至长出厚茧，不忍与愧悔都被遮蔽在这层厚茧之下。还没到夏天，我已晒得煤黑，贪图轻省，剃了寸头，又因为饮食不规律，飞速发胖，白大褂变得像卢喆那件一样黄，沾满无法洗净的污渍。我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回想起一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卢喆却没有什么变化，和南浦大桥路边撒野尿时一样，散发着难以名状的气味。那味道我身上也有，它仍然不断刺激着我的鼻腔。我尝不到味道，菜和肉只有口感的区别，吃饭只是果腹，囫囵地吞下去。
时间也模糊了，仿若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季节，城市在我眼中消隐一半，只有街道，以及缀在道路上作为终点也作为起点的“活儿”。我们一遍遍敲开陌生人的门，就像敲开一个个黑洞。到了夏天，车厢被烈日一烤，后备箱里的尸体迅速腐烂，那个味道的确叫人终身难忘，蛆虫孵化，每个星期能清理出一小把蝇蛹，车里面总是有一两只苍蝇，驱不走，打不死。我很久都没有放假，偶尔也会碰到没有活儿的日子，一个人出门逛，走到人群里去，地铁站、商场、公园，这些地方，发现自己看不清人的面孔，高矮胖瘦美丑。一个姑娘走过来，无法分辨她是否美丽，衣着是否时髦，并非是说我得了脸盲症，而是突然失去了坐标，只剩下了一些简易粗糙的标准：年轻的、老迈的、健康的、生病的、活着的、死去的。有一次独自在街头行走，也许是走在嘉善老市的巷子里，有几个孩子在挂彩灯，筹备着什么节日。我站住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极度无聊，无所适从，只得折回家去，坐在沙发里。我认定自己患上了某种难以痊愈的精神痼疾。我想卢喆肯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发生爱情。现在，距离我离开卢喆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我能看见您烫得笔挺的警服、额头上轻微的皱纹、厚而阔的嘴唇。我好多了，但不太可能痊愈。
秋天，我们在宝山见证一场车祸，就发生在眼前。一辆飞驰的货车撞到横穿马路的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人飞出去十几米，在空中画出一个完美的抛物线，重重跌落在道路中央。另一辆货车来不及刹车，直接碾过那人的颅骨和胸腔，发出扑哧的声音，像扎破一个瘪掉的气球。那一声我听得分明。我们把车停下来，隔着车窗看着地上，人已稀烂到难以辨认，只剩被压扁的轮廓。我舔了舔嘴唇，似乎有脑浆蹦落在上面，却没有尝到味道。我们走吧。我说。他发动了汽车。过了大概五分钟，我又让他停车，两边是茂盛的蓖麻，比人还高，下车走了几步，唾液咸咸地泌出来，盈满口腔，胃里翻搅，口鼻窒息。我扶着路灯的柱子干呕。卢喆跑上来，给我递水。我喝一口，水也是咸的。
“我要走了。”我对卢喆说，“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
他沉默一会儿，问：“今天还有几个活儿？”
我说：“两个。”
他找出订单，打电话过去，将手术推迟到明日，空出一个下午。他说，去喝酒。我们驾车去外滩的啤酒屋。两个穿着脏污白大褂、蓬头垢面的人走进去，坐在沿街的位置，引人侧目。然而我们浑不在意，将酸得发苦的柠檬挤进酒瓶，一口气喝到了底。又各自点了一瓶，握着酒瓶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人抽烟，许多人说话，配合音乐，混成含糊不清的一团嗡嗡声，热闹滚沸。我迷醉似的眯起眼睛，被热闹蜇得有点痒。如果是从前，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会不自觉地快乐，但那日隔岸观火，只感受到微微热意。傍晚风起，江对面的灯火即将亮起，变幻的浮丽的温暖的，纵欲过度的，眼前的一切像一个裹在肥皂泡里的梦核，而我们从这个肥皂泡里钻了出来，再也回不去。卢喆说，没想我会在他身边待那么久，眨个眼快一年。我点点头，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他犹豫一阵，要不要继续往下说。其实我们之间话并不多，他总是没什么要对我说，我也没什么要对他说，但并非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坐在车里，许多想法都投掷在空气里，即便不发一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彼此。
他说：“你问过我有没有杀人，杀人这个词不合适。”他停顿一下，说：“我曾为一个孩子实施过安乐死。那之后我就离开了医院。”
我问他，是不是被医院查到了。
他说，没有。
现在我将这个故事转述给您。
那个孩子转进医院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她患有非常罕见的皮肤增生，左脸的皮肤瘤生得拳头那么大，像个热带的丑陋野兽，胸口和背部都因为增生而畸形，多出的皮肤像一层层泡沫，附着在她身上，遮盖了本来面目。夜里，因为后背上高起瘤块，她只能坐着睡觉。这是一种基因缺陷造成的疾病，无法治疗。她才十四岁，到医院来是为了做一个面部整形的手术，好保住她的左眼，她的右眼已经被吞没。随着年纪增长，皮肤增生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身体里有个开关忘记关掉，一层层翻涌，但她的母亲不想放弃。多年来，他们一直辗转在各个医院，寻求治疗，因为疾病，这孩子也没法上学，医生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毋庸置疑，情况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卢喆中午在医院小花园的长凳上吃午饭，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因为身体畸形，她走得很慢，坐在他的身边。他拿了个橘子给她。她接过来，放在手心里，迟迟没有剥。他想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指早就粗大变形，因而又伸出手去把橘子拿回来，剥好放回她的手心。那个女孩子吃了橘子，眼睛却不看他，说：“我很可怜吧，连个橘子都剥不开。”卢喆没说话，得了这样的病确实可怜。他想安慰她，于是摸了摸那孩子的头，但那密集乳突状的增生皮肤着实让他不舒服了一会儿。
之后那几天，每次他在小花园吃饭，那孩子都会坐过来。熟络之后，她给他看她以前的画。在手指还能握住笔时，她经常会坐在窗前画画打发时间，画的是医院里最常见的场景，都是简易的素描，空空荡荡的走道、满满当当的停车场、值夜的护士、侧躺着露着半截屁股的病人，画里有幽默。卢喆觉得很可惜，这孩子人生的可能性都被夺走了，有一只巨蟒正在吞噬她，总有一天会把她全部吃尽。他想让她高兴一些，便问她，有什么愿望。那孩子想了想，说，她想死，想了很久。卢喆有些意外，也不算吃惊，只是笑笑，说，这个愿望他可满足不了。那孩子仅剩的一只眼睛看过来，里面星光黯淡。卢喆動摇了，说，也不是毫无办法。医学院里待了七年，最知道人是脆弱的动物。那孩子嘴角艰难地抽动，卢喆知道她在笑。“要是能吃着糖死掉就好了。”那孩子说。 卢喆和她相处越久，对她就越同情，看着她如何被肉身纠缠和拖累，如陷沼泽，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他在办公室里，一个男同事说，那孩子是很难得的病例，遗体一定要拿来做病理解剖。卢喆听了，破口大骂，摔门而去，跑到小花园坐了半天，气都没顺过来。隔天他和那孩子又在小花园相聚，他问她怕不怕死。那孩子笑着说，不怕。卢喆说，他可以帮她，前提是，她必须十分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她的父母也必须同意。他冲昏了头，根本就没去想后果。
过了几天，那孩子的父母过来突然给她办了退院手续，三人一起离开医院。卢喆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那孩子，她说，就等你了。卢喆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说服她父母的。
他带着全套的家伙什儿，路过花店时，被莹莹白菊打动，包了十几朵，抱着去了那孩子家。那个家早就四壁空空，但布置得相当整洁。她妈妈接过了花，送到那孩子的面前。她把整张面孔都扎进去，深深嗅了一口，说，真香。四个人坐在客厅了，只有那孩子情绪激动，简直有些手舞足蹈，而她的父母都沉默不语，眼圈泛红，仍不知如何应对。
那孩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卢喆说：“等你准备好。”
那孩子说：“我早准备好了，不过我得先吃个糖。”她一定要自己剥，缓慢而笨拙地把糖纸打开，拿出里面的糖果，放入口中，用舌头搅着糖，说，真是好吃。她那奇怪的模样，此番看起来也不怎么奇怪，增生的皮肤似乎泛着粉色。她坐在一张柔软的沙发上，垫了厚厚蓬松的靠枕，手臂伸出来。卢喆找到了静脉，打了麻醉，看着她沉沉睡去，又向她身体里注射了琥珀胆碱。数分钟后，那孩子停止了呼吸，那只无形巨蟒也停止了吞噬，这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奇怪的是，那孩子唯一的眼睛在半途睁开，怎么都无法闭上。卢喆靠近去看，好像听见她在说，我又不想死了，我想活回来。他被吓得一哆嗦。
卢喆说，他那时候一点力气都没有，手垂着，木木地盯着那孩子的身体。不知和她的父母说了些什么，不知何时离开了那个房子，又怎么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段记忆被抽走了，过了很久，也许有一天还是两天。他回过神来，继而后怕，怕的是那孩子的父母跑去报案，指控他谋杀，不过这事儿终究没有发生。他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数日，直到那孩子的父母发信息给他，请他来参加葬礼。他没有去。那件事情之后，他始终觉得自己的作为和医生应奉行的准则背道而驰。他离开了医院，开始筹备做兽医。
“还有一个感觉。”他说，“我确实被蛊惑了。”
“被什么蛊惑？”我问。
“我得想想。”他笑起来，说：“很难描述啊，就像把一艘破船往江心一推，然后看着它慢慢沉没—那种松快。”
我们又点了两瓶酒，喝完之后，我步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家，途中无所想，也只有松快的感觉，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也失去了我想失去的。
那天之后，我又在卢喆身边待了两个月，从秋到冬，其实已经做得很勉强，时常想要从他身边逃走，正如之前所言，我快要耗尽了。最后一天是个阴湿的雨日，在此之前，雨已经下了十几天，我们奔赴一个活儿。因被雨水侵蚀，雨刷一路都发出病恹恹的嘎吱声。
那是极大而复杂的小区，来时已是昏暗的傍晚，我们迷失其中，楼栋的标牌都生了锈，小区里的绿化树木野蛮生长，只好打电话给预约的客人。接电话的是位老妇，她来门口迎接我们。我们在门口等了十分钟，才看见一个精瘦的老妇人走过来，背折成一道小弓，低着头，走到面前才抬头，问说，是不是你们。卢喆说，是我们。
我们跟着她往小区的深处走，穿过私自在绿化带开垦的花田和菜圃，冬日凋敝的玫瑰花丛，抵达沿河一座老房的一楼。她扭动钥匙，打开门，装修是三四十年前的式样，墙壁上贴着绿地锦蔓的墙纸，已褪成浅色，这房子整个儿都是灰的，像被潮水冲刷过。房间里没有猫狗的味道，我们做这行久了，鼻子一收，就知道家里有没有养宠物，连品种也都能闻出来。她说，能不能快一点。她打开卧室的门。我们向内看去，里面只有一张床，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上百张照片，一个老翁颤抖着坐在床沿，面对这些照片，茫然地看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惊惶，再看才发觉他可能并没有意识。
老年痴呆吧，我猜。
墙上的照片全是夫妇二人的合影，按照拍摄的时间排序，跨度得有五十年，从黑白到彩色，从天南到海北。老头年轻时很魁梧，现在只剩皱巴巴一团，老太收拾得清清爽爽，老来依旧。照片的背景一直在变，二人的姿势却几乎没有变过，牵着手，并列站立，看得出感情很好。阅览这些照片时，有被时间浸没的感觉。我觉得不祥，问老太，怎么不见狗呢。预约的时候说是给一条十二岁的患癌贵宾犬做安乐。她说，没有狗。她给我们倒上水，叫我们坐下。卢喆和我都没坐，也不接水，抱着手臂，等着她的下文。
老太说：“你们能把我老伴安乐了吗？他现在是个空壳子，活着不如死了。”
我们当然拒绝了。
老太也站了起来，嗓子细细地说：“多少钱我都愿意。去年，他情况还没这么差，我给他反复讲讲，他还记得自己是谁、我是谁，记得自己爱吃什么、爱看什么。但一天天越来越不好，直到现在不死不活，认不得自己，也认不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吃喝拉撒没一样可以自理，话也讲不出，眼珠子都不会转了。他可怜，我也可怜。”她说完，往房间里看去。我跟随着她的目光，也往里看，老头也看过来，目光里全是灰烬，但又有些光芒似的。
我们自然还是不同意，马上要出门。
“为什么就碰不到一个愿意的呢？”老太的眼眶红起来。
“这是杀人。”卢喆说。
他没再说话，朝我看一眼。老实说，我动了杀心，举手之劳，可以免掉一个老妇人的麻烦，反正那个人无知无觉，已经失去了意识，也没有了人世的牵连，现在和个木头桩子有什么区别？活着只是徒增亲人的痛苦。人不能这样活着，我兀自想着，頭晕目眩。忽然觉得双脚冰凉，墙纸上的锦蔓爬下来，想要缠住我，我使劲跺了两脚，它们又缩了回去。
“你怎么了？”卢喆问我。 “不舒服，我先走了。”我走出门去，天已经完全黑了，雨不小，路灯稀少，路面昏暗，我走到停车场，在车里坐着。过会儿卢喆回来，坐到我的旁边。我说，太冷了，雨下个没完，半个月没有放晴，我快发霉了。卢喆说，是好久没见着太阳。
我问他：“怎么样了？”
他说：“安抚了一下老太太。”
我说：“你没有把老头给……”
“没有。”他矢口否认。
“累。”我说。
卢喆伸出手来，想拍拍我的头，但他又缩回去，说：“那你睡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过了没多久，老太又来敲车窗，站在外面不肯离去。卢喆转过头来对我说，算了吧，就当可怜她，我们接下这个活儿吧。我已察觉出这是个梦，因为时间又倒回白日，天上挂着太阳，下着不属于冬日的暴雨。我們走入雨中，雨却落不到我们身上，回到那个屋子。那些锦蔓不知何时爬满地面，织成一条轻软的绿毯，走在上面，竟然吱吱作响。老头仍旧无知无觉地坐在床沿，眼神木讷。老太太过去，扶他躺下。卢喆计算好药量，让陈太撸起老头的袖子，老头长期营养不良，手臂纤细，苍白如纸，血管萎缩。我们花费了半天的时间才找到静脉。老头的呼吸很快慢下来，细若游丝，直至消失。老太不知哪里去了，房间里只有我和卢喆，对着一具尸体。尸体的表面沁出水珠，变为绿色，长满天鹅绒般柔软的青霉，身体迅速胀大成冰凉的一团。我们来不及逃走，被挤到墙壁上，几乎无法呼吸。过了没一会儿，那副身体轰然爆炸，散作一片紫色的孢子。我在梦中对卢喆绝望地喊：完蛋了，我们吸入过量的孢子。卢喆说：这孢子就是我们带来的。
空气潮湿，绞着经年无解的气味，把我呛醒。醒来发现卢喆也闭上了眼，他睡得很深。雨下大了，雨点子敲在车身上，是轻灵密集的鼓点。我将白大褂脱下来，像轻轻蜕掉一层皮，把这件已经无法漂洗干净的白衣放在座椅上，打开车门，又轻轻合上，冒雨离去。还没有走到地铁口，领口已经湿透。回到家，头发还湿着，倒在床上囫囵睡着，竟连个梦也没有。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醒来，走到窗边看了一个小时的雨，絮雨纷纷不止，顶上一片浅灰色乌云，不冷，只是阴湿，微微寒意，弥漫天地，逃无可逃。九点钟卢喆打个电话来，问我要不要继续。我说，不了，谢谢。他说了几句祝福的话，隔了几秒，又说，再会，挂掉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了会儿呆，去楼下吃了顿热饭。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关于卢喆，我知道的事情只有这么多，他究竟去了哪里，我并不知晓。我以为他会一直过着那样的生活。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请喝茶。我以为警察都没有什么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