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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老照片300万张，《我的抗战》于11月15日开始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发行同名图书。《我的抗战Ⅱ》正在制作中。
“我不是研究者，我还是喜欢大多数人对它的体验，而大多数人的体验太容易被结论式的东西所引导。”展望《我的抗战Ⅱ》以及崔永元团队庞大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计划，曾海若说：“我以后想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特别不想告诉你‘是什么’，我特别想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 做口述史是一个跟先辈对话的机会
《我的抗战》其实说的也不是抗日战争整个大历史，也没说几个重要的战役。其实，像百团大战，当时所有（中下级和普通）参与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一场什么仗，都是事后规定是这个、是那个。
我们喜欢他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比如说平型关大捷的真实情形。他们当时，第一，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第二，那天下了非常大的雨，有一些战士是被雨冲走了，这些东西都被淹没在胜利的历史定位上，被那些历史价值给淹没掉了。我们想说的是那些会让你觉得比较亲切的东西。
抗战是全民抗战，有老师，有学生，有护士，有商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实际上是分了一些门类，比如军事类的，文化类的，政治外交类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有一个系列叫“战争与回忆”。
我们是建立一个库，比如确定好要采访一个科学家，他生于一九一几年，他必然经历了抗战，必然经历了解放战争，必然经历了共和国的开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要叙述，所以我们往往一个人一采访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最长的达半年。这也是我们花钱最多的地方。
当然我们不光是做抗战，还做别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有一集片子是关于上海的谍报工作，有一个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叫丁公量，他在当年是反间谍，跟日本人斗的一个人。建国之后他成为领导牛胰岛素合成的化学所的所长，觉得和打仗也差不多，和谍报工作也差不多。凡是党交给的任务他就干，他哪知道后来胰岛素会那么重要？
小崔总是说一句话，口述历史是给你一个能够跟先辈温馨对话的机会。所谓“温馨对话”，就是指的没架子，不是想的那么严肃、那么板着脸，像公告、教科书一样的，而是用跟你说话、聊天的这种方式。
■ 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我们有一个原则，一般来说先从年龄大的入手。如果一个90岁，一个80岁，那肯定先采访90岁的。但不管90岁还是80岁，追述到最开始，也就是一九一几年，辛亥革命前后，刚好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可能人的寿命决定了我们刚好整个口述史就是百年史。
我们的采访上午两小时到三个小时，下午两到三个小时，中午让老人们午睡，大概一个人平均起来得采访上十几天二十来天。每天这么采访，有时候一块吃吃饭，老人经常给我们包饺子。我们的采访和大多数的电视记者不太一样，我们的记者往往更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经常采访早都结束了还打电话说来吃饭，说今天做了什么拿手的羊肉之类的。只要是一些 重要的节假日，我们都会送花儿、送东西。
大多数老人并没有接受过多少采访，他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往往是在做最后一次的人生重新回顾。很多老人采访完之后，我们都会把整个采访的影像做一个光盘送给他或者他的儿女，有点像影像回忆录。我特别建议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把自己的爷爷、奶奶辈的口述历史做下来。而且我每年过年回去拍一拍，我特别喜欢问这些事比如问“文革”；因为我爷爷是右派，（我喜欢）问反右的事。这些亲人好像活着的时候你想见就见了，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的话，你想留下点什么东西很难。而且时间长了，该忘的全都忘掉了。
我们有一个编导做关于卢沟桥事变那期节目的时候，来跟我谈论本子，他说当年他爷爷亲眼看见日本人打南苑。我说你爷爷还在吗？他说在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采访呢？然后，他才意识到可以采访他爷爷，回来之后放在片子里非常重要，因为补充了一个视角，就是他爷爷作为一个当年的居民，亲眼看见29军的士兵拿着“汉阳造”打天上的飞机，然后被飞机打死了。
老人经历了这八、九十年的折腾，他已经有很多思维定式，但是没有关系，甚至他说的假话也没有关系，你先记下来。即使他在说假话的时候，他脸上也会流露出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都不留的话，那就更没戏了。我们不是学术研究，就是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 采访就是跟时间赛跑
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采访方向，一块是当年留苏，我们一直想做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的构架，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我们采访了一批留苏的人，这个就是通过留苏同学会来接触，留苏同学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比如一汽的老总，比如科学院的女院士，还有陈祖涛，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瞿秋白的女儿……这些人属于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那个年代留学，主要都是留学东欧的。
这一批人采访之后，能够大概地知道我们到底从苏联学了什么。这群人我们采访的时候也都八十多岁了。
再比如说抗战，首先找的是国内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军校是抗战军官中非常重要的脉络，我们通过黄埔同学会联系到各地的黄埔同学会，他们会推荐很多的人，有国民党，有共产党。采访起来都差不多，很少有就采访一两天的。有的老人有顾虑，我们经常还得请他吃饭，经常去看他，已经混得很熟了，他觉得你们确实不容易，你们态度真不错，然后才接受采访。
其实大多数的顾虑都是身体，这是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多老人非常重要，但是都在医院里，到底采不采访？有的老人听说我们要去了，一定要接受采访，但是可能有时候一激动就住院了，有的就没出来。好多老人是冬天时候联系的，说身体不太好，等开春了精力养好了我好好说，结果到春天就住院了，就没再出来。
有时候我们都约好了，去到某个地方拍，都是外地，去了之后说住院了，那我们只能去医院看他，拍点空镜头。这种情况特别多，让我们觉得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
最危险的那次，也是一个老人，远征军，他八十多岁了，我们去了之后他特别高兴，说你们节目我知道，我特别想好好跟你们讲一下，完全跟一个年轻人一样的。结果晚上吃饭一定要喝酒，拦都拦不住，当兵的那种豪气出来了，子女挡，我们记者也坚决不喝。你不喝老人就生气，所以就喝了一点，然后就不舒服了，一下把我们吓坏了，不过后来没事了。
采访完这么多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里，（包括）未来的这几年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完成了成人教育的人，基本上再没有了。大多数都是在新社会接受教育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已经20岁的这种人，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这种人一旦没有了，这个时代就真的翻过去了。
■ 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
我们之所以不是历史研究，就是因为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我们关心的是你当时怎么做的，你当时想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收集完放在那（就够了）。小崔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当我们采访了好几万人的时候，真正做历史的人能够自己去研究。
我们确实都很年轻，但是我们到底要多大岁数才合适干这种事情？如果要等到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研究者，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先让我们做起来，也不要去想我们是不是具备足够丰富的知识，我们会尽量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地去客观去真实。
我们先做，如果做出来老人觉得这个不行、太幼稚，那就去掉。但是如果有人说没想到你们做得不错，那就说明是有用的。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得赶紧去做。尤其是电视这个行业，永远都是年轻人在做，你必须得让他们感兴趣。
我让他们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跟你自己的经历跟你自己的生活，拉出关系来，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不遥远。比如谁的亲戚有这种经历，我会鼓励他重视。
必须让他们觉得做历史节目挺酷的，就像做“抗战”这群人，在做之前只有两个人说喜欢打仗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喜欢历史，另外一个人喜欢武器。其他人说不做抗战，以前都是做电影，做言情、爱情那些。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要去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历史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很酷。比如，有一些是战争中的爱情，就是很牛，比好多电视剧都好。你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些大的东西或者已经被说烂的东西，不要简单地说生离死别的故事。
比如战争中的爱情有一个细节，在香港被轰炸的时候，两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满路都是死尸，那个男的就跟她说，你闭着眼睛我拉着你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很好的东西，他们自然而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曾海若：“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第二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曾海若为总导演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获得“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影像奖提名。
1978年生于陕西安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现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
比如说武工队，我当时就说，你就当一群绿林好汉来做，我要做（出）江湖气，我不要去做电视剧那样的。你去做他身上的侠气，做出来就变成男子汉气概特别重，会让男孩很羡慕，会让女孩喜欢的那种。不要去强化“为民族去干这件事”，这些东西不用老说。
■ 99%的故事从来没有说过
我认为再苦难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最鲜活的方式说出来，你必须得这样。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简单地说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定地认为的。一个好故事你不能很简单地把它说出来，说这个故事没法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一定可以说，只不过你没有找到方式。
我们选择了一个战役，要说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编导和记者）都得先看（有关的历史研究成果）。比如说淞沪会战，他们先要去了解淞沪会战是怎么回事，我也要去了解，把该看的都看一遍，然后开始挑，怎么说淞沪会战？
要把所有淞沪会战大面上的东西全部拿掉，这个在后面稿子中可以有，背景性的东西该叙述得叙述，但是这些不要成为故事构架的部分。我只强调故事，所有的节目首先必须是讲故事，你不是讲观念，不是讲论调。
那么他就要去想，去挑出淞沪会战中什么故事。他是要讲给我听的，说这一集要讲谁谁谁的故事，什么什么故事。如果这个故事不够精彩，即使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不能成为我这个片子的主体。
我这个片子的主体，一般来说要求有三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三个段落中有特别精彩的部分才行。这三个故事中，我要求有性格最突出的人物，不突出就不要你做主要人物，即使你说的再多，即使他的级别再高，都不能成为这个片子中的主人公，主人公一定是命运相对比较曲折、经历相对比较复杂那种。
经过一系列的筛选之后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说的，一旦有就会变得特别好。我们原来第一部（《我的抗战》）是30集，后来变成32集，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记者做了采访之后回来跟我说，我今天采访了一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是跟日本鬼子遭遇，日本鬼子拿石头砸他，都骨裂了也没死，腿也断了，胳膊也断了，还坚持了五天五夜，每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个故事太好了，我就要这样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我又延长了一集，专门讲战争中人怎么样千方百计活下去的故事。我找了几个相对弱但是也还不错的关于这类主题的故事纳入进来，但是以那个人为主体构成一期节目。
我们从来没有一集是因为（它意义）重大才去做的。要说意义重大，《我的抗战Ⅰ》里面有很多战役都应该是，比如说武汉会战之类的。为什么没做？因为我找不出来特别好的叙述人，他们的故事不够精彩。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所以在“抗战”第二部里面我会专门、详细地做武汉会战。
我们整套片子中，99%的人物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说过，因为他们都不是高级军官或者重要的指挥官，他们就是普通的士兵，他们经历的那些事首先对于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影响。
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那就没人关心；第二，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这种失真是在所难免的，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我还不如让你感兴趣，而且我不是做历史研究的，我就是普及历史，就是让你觉得抗日战争挺精彩的，这些中国人挺牛的就可以了。
■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改革开放，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口述历史。这些人虽然年龄没有那么大，但是经历历史沉浮，很多人已经非常沧桑了，在80年代初叱咤风云的很多人现在也都没有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把建国史弄清楚，然后就要去研究改革怎么改的。改革改的首先是经济体制，民营企业是很好的切入口。民营企业也是最现实的，它没有那么多官方身份，如果你要做国企的采访麻烦死了，通过某个（民营）企业再来研究国家怎么改的。
我们先说国家怎么建的，然后再说这个国家怎么乱的，之后再说这个国家怎么改的。整个概括下来就是共和国史，国家怎么走向共和，共和之后又怎么走向改革的。最早的记忆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然后到抗战，抗战之后怎么内战，内战之后怎么建国，建国之后怎么反右，“文革”之后（怎么）乱，然后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之后又怎么改革开放。
“我不是研究者，我还是喜欢大多数人对它的体验，而大多数人的体验太容易被结论式的东西所引导。”展望《我的抗战Ⅱ》以及崔永元团队庞大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计划，曾海若说：“我以后想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特别不想告诉你‘是什么’，我特别想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 做口述史是一个跟先辈对话的机会
《我的抗战》其实说的也不是抗日战争整个大历史，也没说几个重要的战役。其实，像百团大战，当时所有（中下级和普通）参与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一场什么仗，都是事后规定是这个、是那个。
我们喜欢他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比如说平型关大捷的真实情形。他们当时，第一，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第二，那天下了非常大的雨，有一些战士是被雨冲走了，这些东西都被淹没在胜利的历史定位上，被那些历史价值给淹没掉了。我们想说的是那些会让你觉得比较亲切的东西。
抗战是全民抗战，有老师，有学生，有护士，有商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实际上是分了一些门类，比如军事类的，文化类的，政治外交类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有一个系列叫“战争与回忆”。
我们是建立一个库，比如确定好要采访一个科学家，他生于一九一几年，他必然经历了抗战，必然经历了解放战争，必然经历了共和国的开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要叙述，所以我们往往一个人一采访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最长的达半年。这也是我们花钱最多的地方。
当然我们不光是做抗战，还做别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有一集片子是关于上海的谍报工作，有一个新四军的谍报人员叫丁公量，他在当年是反间谍，跟日本人斗的一个人。建国之后他成为领导牛胰岛素合成的化学所的所长，觉得和打仗也差不多，和谍报工作也差不多。凡是党交给的任务他就干，他哪知道后来胰岛素会那么重要？
小崔总是说一句话，口述历史是给你一个能够跟先辈温馨对话的机会。所谓“温馨对话”，就是指的没架子，不是想的那么严肃、那么板着脸，像公告、教科书一样的，而是用跟你说话、聊天的这种方式。
■ 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我们有一个原则，一般来说先从年龄大的入手。如果一个90岁，一个80岁，那肯定先采访90岁的。但不管90岁还是80岁，追述到最开始，也就是一九一几年，辛亥革命前后，刚好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可能人的寿命决定了我们刚好整个口述史就是百年史。
我们的采访上午两小时到三个小时，下午两到三个小时，中午让老人们午睡，大概一个人平均起来得采访上十几天二十来天。每天这么采访，有时候一块吃吃饭，老人经常给我们包饺子。我们的采访和大多数的电视记者不太一样，我们的记者往往更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经常采访早都结束了还打电话说来吃饭，说今天做了什么拿手的羊肉之类的。只要是一些 重要的节假日，我们都会送花儿、送东西。
大多数老人并没有接受过多少采访，他们接受我们的采访往往是在做最后一次的人生重新回顾。很多老人采访完之后，我们都会把整个采访的影像做一个光盘送给他或者他的儿女，有点像影像回忆录。我特别建议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把自己的爷爷、奶奶辈的口述历史做下来。而且我每年过年回去拍一拍，我特别喜欢问这些事比如问“文革”；因为我爷爷是右派，（我喜欢）问反右的事。这些亲人好像活着的时候你想见就见了，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的话，你想留下点什么东西很难。而且时间长了，该忘的全都忘掉了。
我们有一个编导做关于卢沟桥事变那期节目的时候，来跟我谈论本子，他说当年他爷爷亲眼看见日本人打南苑。我说你爷爷还在吗？他说在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采访呢？然后，他才意识到可以采访他爷爷，回来之后放在片子里非常重要，因为补充了一个视角，就是他爷爷作为一个当年的居民，亲眼看见29军的士兵拿着“汉阳造”打天上的飞机，然后被飞机打死了。
老人经历了这八、九十年的折腾，他已经有很多思维定式，但是没有关系，甚至他说的假话也没有关系，你先记下来。即使他在说假话的时候，他脸上也会流露出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都不留的话，那就更没戏了。我们不是学术研究，就是把它留下来，让普通人看见。
■ 采访就是跟时间赛跑
我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采访方向，一块是当年留苏，我们一直想做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的构架，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我们采访了一批留苏的人，这个就是通过留苏同学会来接触，留苏同学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比如一汽的老总，比如科学院的女院士，还有陈祖涛，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瞿秋白的女儿……这些人属于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那个年代留学，主要都是留学东欧的。
这一批人采访之后，能够大概地知道我们到底从苏联学了什么。这群人我们采访的时候也都八十多岁了。
再比如说抗战，首先找的是国内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军校是抗战军官中非常重要的脉络，我们通过黄埔同学会联系到各地的黄埔同学会，他们会推荐很多的人，有国民党，有共产党。采访起来都差不多，很少有就采访一两天的。有的老人有顾虑，我们经常还得请他吃饭，经常去看他，已经混得很熟了，他觉得你们确实不容易，你们态度真不错，然后才接受采访。
其实大多数的顾虑都是身体，这是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多老人非常重要，但是都在医院里，到底采不采访？有的老人听说我们要去了，一定要接受采访，但是可能有时候一激动就住院了，有的就没出来。好多老人是冬天时候联系的，说身体不太好，等开春了精力养好了我好好说，结果到春天就住院了，就没再出来。
有时候我们都约好了，去到某个地方拍，都是外地，去了之后说住院了，那我们只能去医院看他，拍点空镜头。这种情况特别多，让我们觉得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
最危险的那次，也是一个老人，远征军，他八十多岁了，我们去了之后他特别高兴，说你们节目我知道，我特别想好好跟你们讲一下，完全跟一个年轻人一样的。结果晚上吃饭一定要喝酒，拦都拦不住，当兵的那种豪气出来了，子女挡，我们记者也坚决不喝。你不喝老人就生气，所以就喝了一点，然后就不舒服了，一下把我们吓坏了，不过后来没事了。
采访完这么多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里，（包括）未来的这几年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完成了成人教育的人，基本上再没有了。大多数都是在新社会接受教育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已经20岁的这种人，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这种人一旦没有了，这个时代就真的翻过去了。
■ 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
我们之所以不是历史研究，就是因为我们不关心结论，只关心过程。我们关心的是你当时怎么做的，你当时想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收集完放在那（就够了）。小崔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当我们采访了好几万人的时候，真正做历史的人能够自己去研究。
我们确实都很年轻，但是我们到底要多大岁数才合适干这种事情？如果要等到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研究者，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先让我们做起来，也不要去想我们是不是具备足够丰富的知识，我们会尽量去看这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地去客观去真实。
我们先做，如果做出来老人觉得这个不行、太幼稚，那就去掉。但是如果有人说没想到你们做得不错，那就说明是有用的。不管是哪一种，你都得赶紧去做。尤其是电视这个行业，永远都是年轻人在做，你必须得让他们感兴趣。
我让他们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跟你自己的经历跟你自己的生活，拉出关系来，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不遥远。比如谁的亲戚有这种经历，我会鼓励他重视。
必须让他们觉得做历史节目挺酷的，就像做“抗战”这群人，在做之前只有两个人说喜欢打仗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喜欢历史，另外一个人喜欢武器。其他人说不做抗战，以前都是做电影，做言情、爱情那些。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要去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历史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很酷。比如，有一些是战争中的爱情，就是很牛，比好多电视剧都好。你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些大的东西或者已经被说烂的东西，不要简单地说生离死别的故事。
比如战争中的爱情有一个细节，在香港被轰炸的时候，两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满路都是死尸，那个男的就跟她说，你闭着眼睛我拉着你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很好的东西，他们自然而然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曾海若：“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第二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曾海若为总导演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获得“论道竹叶青•国家记忆2010-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影像奖提名。
1978年生于陕西安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现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
比如说武工队，我当时就说，你就当一群绿林好汉来做，我要做（出）江湖气，我不要去做电视剧那样的。你去做他身上的侠气，做出来就变成男子汉气概特别重，会让男孩很羡慕，会让女孩喜欢的那种。不要去强化“为民族去干这件事”，这些东西不用老说。
■ 99%的故事从来没有说过
我认为再苦难再复杂的东西，都可以用最鲜活的方式说出来，你必须得这样。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简单地说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定地认为的。一个好故事你不能很简单地把它说出来，说这个故事没法说，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一定可以说，只不过你没有找到方式。
我们选择了一个战役，要说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编导和记者）都得先看（有关的历史研究成果）。比如说淞沪会战，他们先要去了解淞沪会战是怎么回事，我也要去了解，把该看的都看一遍，然后开始挑，怎么说淞沪会战？
要把所有淞沪会战大面上的东西全部拿掉，这个在后面稿子中可以有，背景性的东西该叙述得叙述，但是这些不要成为故事构架的部分。我只强调故事，所有的节目首先必须是讲故事，你不是讲观念，不是讲论调。
那么他就要去想，去挑出淞沪会战中什么故事。他是要讲给我听的，说这一集要讲谁谁谁的故事，什么什么故事。如果这个故事不够精彩，即使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不能成为我这个片子的主体。
我这个片子的主体，一般来说要求有三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三个段落中有特别精彩的部分才行。这三个故事中，我要求有性格最突出的人物，不突出就不要你做主要人物，即使你说的再多，即使他的级别再高，都不能成为这个片子中的主人公，主人公一定是命运相对比较曲折、经历相对比较复杂那种。
经过一系列的筛选之后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说的，一旦有就会变得特别好。我们原来第一部（《我的抗战》）是30集，后来变成32集，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记者做了采访之后回来跟我说，我今天采访了一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是跟日本鬼子遭遇，日本鬼子拿石头砸他，都骨裂了也没死，腿也断了，胳膊也断了，还坚持了五天五夜，每天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个故事太好了，我就要这样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我又延长了一集，专门讲战争中人怎么样千方百计活下去的故事。我找了几个相对弱但是也还不错的关于这类主题的故事纳入进来，但是以那个人为主体构成一期节目。
我们从来没有一集是因为（它意义）重大才去做的。要说意义重大，《我的抗战Ⅰ》里面有很多战役都应该是，比如说武汉会战之类的。为什么没做？因为我找不出来特别好的叙述人，他们的故事不够精彩。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所以在“抗战”第二部里面我会专门、详细地做武汉会战。
我们整套片子中，99%的人物的故事从来没有人说过，因为他们都不是高级军官或者重要的指挥官，他们就是普通的士兵，他们经历的那些事首先对于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影响。
他们的故事从来没有人重视，但实际上这么精彩。你如果平平坦坦地非常冷酷地把它叙述出来，第一，不好看，那就没人关心；第二，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他们当年的那么精彩。我宁可里面有失真的层面，这种失真是在所难免的，就算不失真也会误读，就算一个学者用最严肃的方式写下来，误读是大多数人都会干的事情。
我还不如让你感兴趣，而且我不是做历史研究的，我就是普及历史，就是让你觉得抗日战争挺精彩的，这些中国人挺牛的就可以了。
■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改革开放，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口述历史。这些人虽然年龄没有那么大，但是经历历史沉浮，很多人已经非常沧桑了，在80年代初叱咤风云的很多人现在也都没有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做共和国史，把建国史弄清楚，然后就要去研究改革怎么改的。改革改的首先是经济体制，民营企业是很好的切入口。民营企业也是最现实的，它没有那么多官方身份，如果你要做国企的采访麻烦死了，通过某个（民营）企业再来研究国家怎么改的。
我们先说国家怎么建的，然后再说这个国家怎么乱的，之后再说这个国家怎么改的。整个概括下来就是共和国史，国家怎么走向共和，共和之后又怎么走向改革的。最早的记忆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然后到抗战，抗战之后怎么内战，内战之后怎么建国，建国之后怎么反右，“文革”之后（怎么）乱，然后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之后又怎么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