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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督 反腐新渠道
人民网2013年8月9日报道了上海法官涉嫌集体嫖娼案涉事人处理结果：2013年8月1日，上海某公司负责人倪某通过网络公布一段视频，举报上海高院陈雪明、赵明华等人接受吃请、去夜总会娱乐，并集体招嫖。8月8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撤销“法官夜总会娱乐”事件涉事人员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职务，免去王国军职务。
《新京报》2013年8月9日的文章《实名举报成反腐新利器》，列举了几个被网络监督扳倒的官员：
刘铁男
职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事件：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布3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官商勾结”。
处理：2013年5月，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并被免去领导职务。目前，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雷政富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
事件：2012年11月，网传疑似时任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随后重庆市将此事件的举报定性为实名举报。
处理：2013年6月28日，雷政富涉嫌受贿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
衣俊卿职务：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事件：2012年12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在网上实名发表12万字的“写实小说”，爆料自己与时任局长衣俊卿多次到酒店开房。
处理：2013年1月17日，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孙德江职务：黑龙江省双城市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
事件：2012年11月23日，自称是黑龙江双城市的女记者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孙德江，称受孙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还举报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
处理：2012年12月，孙德江被免职。
网络反腐 释放正能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5月16日发表的题为《网络反腐发力，助推制度反腐》的文章提到，2013年4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各重点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网民对这一反腐新举措十分关注，纷纷跟帖留言表示支持和赞同。专区推出后，中央纪委、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官方举报网站日均浏览量增加了两倍多，网民举报数量和举报受理数量增加近一倍。
新华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报告称新媒体成为中国反腐倡廉主要媒介》谈到，新媒体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首次曝光反腐倡廉事件的主要媒介。其中，网络新闻成为首次曝光网络反腐事件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新媒体。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25日在京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中所做的表述。
蓝皮书指出，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一种全新的舆论监督方式，借由现代信息技术而具有了传统舆论监督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是传播速度快，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极高的关注度，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压力，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核查腐败线索。其次，网络反腐成本低，隐蔽性强，网民参与积极性高。因为网络反腐在现实中不必耗费精力和财力，并且网民还可利用虚拟的网民身份隐匿其真实身份。再次，网络反腐互动性强，可实现实时双向沟通与交流，大大提高了反腐效率。
求是理论网2013年3月11日的文章《小鼠标扳倒大贪官，网络是反腐的“神兵利器”》说，网络反腐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表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网络显然是一束强有力的阳光。他认为，首先，网络为公众监督政府机关和官员提供了一个阵地，可以充分快捷地反映公众的建议和呼声，使每个公民都有了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通道，畅通了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再者，网络可以促使政府机关和官员加强自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机关和官员一旦陷入群众监督的“大海”，必然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自身就会加强自律。从2013年爆出的网络反腐案件看，网络举报不但提供了信息和证据，举报材料大白于天下后还督促有关机关快速查处。
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认为，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意思就是让权力受到监督。那么，谁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除了国家有关监督部门外，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力量。网络让官员变得透明，一旦透明了，权力就会主动为自己设限。“网络举报是揭露、打击腐败的利器，其正面作用显而易见。”
反腐利器 一把双刃剑
新华网2012年12月18日的文章《网络反腐“误伤”了谁》，列举了几个网络监督中不实举报的案例：
当看到网络上“重庆官员雷政富与18岁情妇不雅视频”新闻及一个“情妇‘周小雪’照片曝光’’的链接时，就读于厦门某所大学的小林（化名）惊呆了：这不是我的照片吗？“是谁把我的照片与不雅视频主角照片放在了一起？还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小林非常气愤。她怎么也想不到，身在厦门的她居然卷进了引人关注的“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
2012年12月7日中午13点10分，“钟山清风”发表微博如下：“今天早上某网站发表《南京纪委书记：微博反腐易打草惊蛇影响办案》一文。本微博授权声明：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纪龙翔同志从未接受过此采访，有关内容严重失实。”
2012年9月26日晚，有网友发微博称（深圳）宝安区工商局一位副局长23岁的儿子一年内买了奔驰、日产GTR两辆豪车。奔驰价格40万以上，日产GTR跑车新车价格更是高达170万。博主质疑这位23岁的官二代哪来这些钱。微博发出后被网友疯转，纷纷回复“求真相”。9月28日，《深圳晚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20多岁的车主，他称这两辆车确实是自己的，但他的父亲不是传说中的“宝安区工商局副局长”。
信息真假难辨
央视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社科院：网络热点超3成为谣言，反腐低俗化严重》指出，虽然网络反腐具有传统舆论监督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其自发性、匿名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网络举报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部分网民滥用言论自由权，或为赚取眼球，或为窥探隐私，或为发泄私愤，而发布虚假信息，进行不实举报。不明真相的“围观”网民以讹传讹，使虚假举报获得很高的点击率和数量可观的跟帖与转发，导致网络反腐陷入真假难辨的无序状态。相关部门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信息进行甄别查证，造成原本就很有限的反腐资源的浪费。 低俗他倾向严重
《京华时报》2013年6月26日刊发的题为《网络反腐数量迅速攀升，网络反腐信息难辨真假》的文章认为，网络反腐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给网络舆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在部分党员干部中的确存在奢靡浪费、生活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但这仅仅是腐败的表现之一，实际上，腐败还包括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但从近几年的网络反腐案例看，大多与“情妇”“二奶”“包养”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这样的“桃色新闻”更具眼球效应，更易引发关注，更易形成社会倒逼，而受到网民的热捧。
侵犯个人隐私
中新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反腐首曝新媒体最多》提到，未经查证的“网络曝光”和“人肉搜索”，容易侵犯公民隐私，对被曝光主体构成网络暴力。一些举报人为使自己的举报“言之凿凿”，详细罗列与贪腐无关的所有个人信息，将被举报人的身份信息暴露在亿万网民面前，甚至盗用他人照片佐证观点或主张。例如，网帖曝“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都是合法所得。虽然当事人是清白的，但其“家庭情况一览”等隐私已被曝光。
举报人遭报复
人民网2013年7月9日的文章《“举报人被砍”，呼唤网络反腐法治化》，列举了举报人遭报复的案例：广东惠州半职业举报人“惠阳欧伯”（真名李建新）2013年7月8日驾车外出，在一路口被人驾车撞停后，遭3男子泼硫酸和刀砍。最终“惠阳欧伯”背部大面积烧伤，2根手指被砍断，手腕被砍伤，右眼被砍失明。网友称，“惠阳欧伯”是一个半职业举报人，参与网络反腐，一直坚持举报黑恶势力以及官商勾结事件，得罪了不少人。显然，这是举报人遭疯狂报复的又一个现实标本，折射出了个体反腐险象环生。
合理引导 纳入法制化
《新京报》2013年8月9日的文章《实名举报成反腐新利器》，就网络实名举报发表观点称，与以往的实名举报方式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名举报更多地借助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直接向社会公开举报的内容。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增多，是因为中央展现出反腐的坚定决心，并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大大提振了公众对于反腐的信心。
举报人将身份公之于众，意味着要承担诬告、侮辱、诽谤等行为可能招致的舆论批评甚至法律责任，使举报“误伤好人”的概率降低。同时，对于举报人而言，公开身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前要加强从法律上给予实名举报以保护，让实名举报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同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报人保护制度，包括对有重大贡献的举报者给予奖励。鼓励实名举报释放的信号就是让反腐的“高速公路”畅通，引导公众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内参与反腐。同时对于存在恶意中伤或者诽谤的举报人，要及时给予查处，划清举报和诽谤造谣等行为之间的界限。
《光明日报》2013年3月17日刊载的文章《要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就如何推进网络反腐法治化进程提出了3点建议：首先，应尽快明确网络监督、举报的合法性。网络反腐对检察机关加大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形成了倒逼态势。网络反腐工作应该得到法律认同，在法治框架内活动，助推社会反腐进程。其次，举报者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网络社会也是社会的有效构成，有各种法律边界，举报和监督必须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进行，可以举报，但不能“乱报”；可以监督，但不能侵犯隐私权；可以主张政务公开，但不能失去起码的信息安全和保密意识；可以主张监督权，但不能构成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再次，要启动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为了保持网络反腐的公信力、公正性，对那些滥用网络监督、破坏网络监督、散布虚假信息者，应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促使更多举报者依法监督、依法举报、依法反腐。
新华网2013年2月21日的文章《网络反腐，能把多少贪官拉下马？》称，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反腐若不能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则现有的网络反腐模式将难以持续。一方面，对网络反腐应当合理引导，确保网络反腐的渠道畅通。有关部门要在引导网民发布有效举报信息的同时，应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监测、搜集和研判，保护网民反腐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网络反腐的处理与反馈机制，及时快速地对网络举报信息展开核查，使得网络反腐信息受理及时便捷、处理公开透明、反馈及时公正，发挥网络反腐的最大威力。
此外，网络反腐还需要诸如政府信息公开、官员财产公示、官员离职审计、任职公示等众多制度的配套落实。这样，既可在技术层面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使得网民举报有据可依，又确保其监督权。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与传统反腐手段互动，才能形成合力，倒逼官员清廉从政。
责编 玉坤
人民网2013年8月9日报道了上海法官涉嫌集体嫖娼案涉事人处理结果：2013年8月1日，上海某公司负责人倪某通过网络公布一段视频，举报上海高院陈雪明、赵明华等人接受吃请、去夜总会娱乐，并集体招嫖。8月8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决定撤销“法官夜总会娱乐”事件涉事人员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职务，免去王国军职务。
《新京报》2013年8月9日的文章《实名举报成反腐新利器》，列举了几个被网络监督扳倒的官员：
刘铁男
职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事件：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布3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官商勾结”。
处理：2013年5月，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并被免去领导职务。目前，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雷政富职务：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
事件：2012年11月，网传疑似时任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随后重庆市将此事件的举报定性为实名举报。
处理：2013年6月28日，雷政富涉嫌受贿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
衣俊卿职务：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事件：2012年12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在网上实名发表12万字的“写实小说”，爆料自己与时任局长衣俊卿多次到酒店开房。
处理：2013年1月17日，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孙德江职务：黑龙江省双城市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
事件：2012年11月23日，自称是黑龙江双城市的女记者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孙德江，称受孙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还举报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
处理：2012年12月，孙德江被免职。
网络反腐 释放正能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5月16日发表的题为《网络反腐发力，助推制度反腐》的文章提到，2013年4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各重点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网民对这一反腐新举措十分关注，纷纷跟帖留言表示支持和赞同。专区推出后，中央纪委、中组部、最高法、最高检、国土资源部等五部门官方举报网站日均浏览量增加了两倍多，网民举报数量和举报受理数量增加近一倍。
新华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报告称新媒体成为中国反腐倡廉主要媒介》谈到，新媒体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首次曝光反腐倡廉事件的主要媒介。其中，网络新闻成为首次曝光网络反腐事件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新媒体。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25日在京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中所做的表述。
蓝皮书指出，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一种全新的舆论监督方式，借由现代信息技术而具有了传统舆论监督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是传播速度快，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极高的关注度，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压力，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核查腐败线索。其次，网络反腐成本低，隐蔽性强，网民参与积极性高。因为网络反腐在现实中不必耗费精力和财力，并且网民还可利用虚拟的网民身份隐匿其真实身份。再次，网络反腐互动性强，可实现实时双向沟通与交流，大大提高了反腐效率。
求是理论网2013年3月11日的文章《小鼠标扳倒大贪官，网络是反腐的“神兵利器”》说，网络反腐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表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网络显然是一束强有力的阳光。他认为，首先，网络为公众监督政府机关和官员提供了一个阵地，可以充分快捷地反映公众的建议和呼声，使每个公民都有了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通道，畅通了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再者，网络可以促使政府机关和官员加强自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机关和官员一旦陷入群众监督的“大海”，必然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自身就会加强自律。从2013年爆出的网络反腐案件看，网络举报不但提供了信息和证据，举报材料大白于天下后还督促有关机关快速查处。
贵州省文联主席顾久认为，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意思就是让权力受到监督。那么，谁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除了国家有关监督部门外，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力量。网络让官员变得透明，一旦透明了，权力就会主动为自己设限。“网络举报是揭露、打击腐败的利器，其正面作用显而易见。”
反腐利器 一把双刃剑
新华网2012年12月18日的文章《网络反腐“误伤”了谁》，列举了几个网络监督中不实举报的案例：
当看到网络上“重庆官员雷政富与18岁情妇不雅视频”新闻及一个“情妇‘周小雪’照片曝光’’的链接时，就读于厦门某所大学的小林（化名）惊呆了：这不是我的照片吗？“是谁把我的照片与不雅视频主角照片放在了一起？还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小林非常气愤。她怎么也想不到，身在厦门的她居然卷进了引人关注的“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
2012年12月7日中午13点10分，“钟山清风”发表微博如下：“今天早上某网站发表《南京纪委书记：微博反腐易打草惊蛇影响办案》一文。本微博授权声明：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纪龙翔同志从未接受过此采访，有关内容严重失实。”
2012年9月26日晚，有网友发微博称（深圳）宝安区工商局一位副局长23岁的儿子一年内买了奔驰、日产GTR两辆豪车。奔驰价格40万以上，日产GTR跑车新车价格更是高达170万。博主质疑这位23岁的官二代哪来这些钱。微博发出后被网友疯转，纷纷回复“求真相”。9月28日，《深圳晚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20多岁的车主，他称这两辆车确实是自己的，但他的父亲不是传说中的“宝安区工商局副局长”。
信息真假难辨
央视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社科院：网络热点超3成为谣言，反腐低俗化严重》指出，虽然网络反腐具有传统舆论监督无可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其自发性、匿名性、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网络举报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部分网民滥用言论自由权，或为赚取眼球，或为窥探隐私，或为发泄私愤，而发布虚假信息，进行不实举报。不明真相的“围观”网民以讹传讹，使虚假举报获得很高的点击率和数量可观的跟帖与转发，导致网络反腐陷入真假难辨的无序状态。相关部门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信息进行甄别查证，造成原本就很有限的反腐资源的浪费。 低俗他倾向严重
《京华时报》2013年6月26日刊发的题为《网络反腐数量迅速攀升，网络反腐信息难辨真假》的文章认为，网络反腐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严重，给网络舆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当前，在部分党员干部中的确存在奢靡浪费、生活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但这仅仅是腐败的表现之一，实际上，腐败还包括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但从近几年的网络反腐案例看，大多与“情妇”“二奶”“包养”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这样的“桃色新闻”更具眼球效应，更易引发关注，更易形成社会倒逼，而受到网民的热捧。
侵犯个人隐私
中新网2013年6月26日的文章《反腐首曝新媒体最多》提到，未经查证的“网络曝光”和“人肉搜索”，容易侵犯公民隐私，对被曝光主体构成网络暴力。一些举报人为使自己的举报“言之凿凿”，详细罗列与贪腐无关的所有个人信息，将被举报人的身份信息暴露在亿万网民面前，甚至盗用他人照片佐证观点或主张。例如，网帖曝“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都是合法所得。虽然当事人是清白的，但其“家庭情况一览”等隐私已被曝光。
举报人遭报复
人民网2013年7月9日的文章《“举报人被砍”，呼唤网络反腐法治化》，列举了举报人遭报复的案例：广东惠州半职业举报人“惠阳欧伯”（真名李建新）2013年7月8日驾车外出，在一路口被人驾车撞停后，遭3男子泼硫酸和刀砍。最终“惠阳欧伯”背部大面积烧伤，2根手指被砍断，手腕被砍伤，右眼被砍失明。网友称，“惠阳欧伯”是一个半职业举报人，参与网络反腐，一直坚持举报黑恶势力以及官商勾结事件，得罪了不少人。显然，这是举报人遭疯狂报复的又一个现实标本，折射出了个体反腐险象环生。
合理引导 纳入法制化
《新京报》2013年8月9日的文章《实名举报成反腐新利器》，就网络实名举报发表观点称，与以往的实名举报方式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名举报更多地借助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直接向社会公开举报的内容。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增多，是因为中央展现出反腐的坚定决心，并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大大提振了公众对于反腐的信心。
举报人将身份公之于众，意味着要承担诬告、侮辱、诽谤等行为可能招致的舆论批评甚至法律责任，使举报“误伤好人”的概率降低。同时，对于举报人而言，公开身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当前要加强从法律上给予实名举报以保护，让实名举报具有更强的合法性。同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报人保护制度，包括对有重大贡献的举报者给予奖励。鼓励实名举报释放的信号就是让反腐的“高速公路”畅通，引导公众在法律和理性的框架内参与反腐。同时对于存在恶意中伤或者诽谤的举报人，要及时给予查处，划清举报和诽谤造谣等行为之间的界限。
《光明日报》2013年3月17日刊载的文章《要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就如何推进网络反腐法治化进程提出了3点建议：首先，应尽快明确网络监督、举报的合法性。网络反腐对检察机关加大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形成了倒逼态势。网络反腐工作应该得到法律认同，在法治框架内活动，助推社会反腐进程。其次，举报者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网络社会也是社会的有效构成，有各种法律边界，举报和监督必须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础上进行，可以举报，但不能“乱报”；可以监督，但不能侵犯隐私权；可以主张政务公开，但不能失去起码的信息安全和保密意识；可以主张监督权，但不能构成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再次，要启动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为了保持网络反腐的公信力、公正性，对那些滥用网络监督、破坏网络监督、散布虚假信息者，应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促使更多举报者依法监督、依法举报、依法反腐。
新华网2013年2月21日的文章《网络反腐，能把多少贪官拉下马？》称，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反腐若不能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则现有的网络反腐模式将难以持续。一方面，对网络反腐应当合理引导，确保网络反腐的渠道畅通。有关部门要在引导网民发布有效举报信息的同时，应对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监测、搜集和研判，保护网民反腐热情；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网络反腐的处理与反馈机制，及时快速地对网络举报信息展开核查，使得网络反腐信息受理及时便捷、处理公开透明、反馈及时公正，发挥网络反腐的最大威力。
此外，网络反腐还需要诸如政府信息公开、官员财产公示、官员离职审计、任职公示等众多制度的配套落实。这样，既可在技术层面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使得网民举报有据可依，又确保其监督权。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与传统反腐手段互动，才能形成合力，倒逼官员清廉从政。
责编 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