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取代帝国，学校替代学堂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代表的蒙学读本，和“四书五经”代表的古老典籍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私塾、义学、书院到太学、国子监，遵循的价值标准是与此相适应的。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洒扫庭除”之类，一整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都是和农耕息息相关的，垂之久远的帝皇制度正建立在这上面，世袭制、等级制、君权至上，已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当中，当然也在传统教育中具有绝对的支配性。
　　1898年制定的《京师大学堂规条》第一条是“崇敬先师”。以后，在京师大学堂毕业礼的礼节单上也可看到，学生先要在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礼，再在孔圣人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在学部大臣前一跪三叩，向监督、提调、教员一跪三叩。1905年学部成立，原本属礼部的京师文庙、辟雍的奉祀工作也归了学部，它所公布的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实。
　　今天已很难想象，新式学堂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怎样的大事。老百姓觉得新鲜，大老远也会跑来看一眼。而对于少年郁达夫来说，由书塾到学堂，这一转变，在他当时的心里，“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
　　富阳县城的高等小学堂是在1906年由书院改造的，1908年，12岁的郁达夫入学时，发现自己是年龄最小的，学堂里还有几个三十来岁的秀才。县里唯一的高等小学堂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人物，进进出出，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的作文课，如果是县官来监课，学生还特别有两个肉馒头，乡下学生会包得好好的，带回去送给邻里尊长，他们以为可以驱邪启智。
　　同一年，在偏远的湖南淑浦县，舒新城考入县城的高等小学堂，学堂对于他确是很新鲜的东西，校舍的堂皇、人数的众多，两块大黑板的讲堂，处处都让他感到新鲜。
　　比他们早两年，苏州少年叶圣陶、顾颉刚、章元善考入刚刚创立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即后来的草桥小学），他们唱的校歌中已出现“文明”“学校”这些词。
　　这一代“九零后”，少年时恰逢学堂兴起，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与“八零后”鲁迅、宋教仁他们从小接触的已不一样。在一个于“子曰诗云”中沉浸了千百年的古老民族，学校简直就是一场革命，那是要再造一个新的文明。顾颉刚说自己踏进小学，“真是踏进了一个新世界”，虽然他在私塾已接触过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但没有实物的参照，到了小学，毕竟有些仪器和标本，可以做些实验和采集的功夫了。他和叶圣陶都喜欢跟着老师做“修学旅行”。同一年进入长沙明德学堂的湖南少年蒋廷黻，也说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1891年出生的胡适，1904年到上海初入梅溪学堂，次年改入澄衷学堂，课程中除了国文、英文、算学，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等科目，他进步最大的是算学和英文，对于算学尤其感兴趣，熄灯之后还悄悄在被窝里做算题，自学初等代数。
　　在他们的记忆里，小学时光真是一派烂漫，充满好奇，跟着理科老师采集动植物标本，听史地老师讲解名胜古迹，或是体育、音乐、算学、英文，都是过去的私塾里没有的。
　　在长沙高等小学堂，1893年出生的左舜生遇到了秀才出身的老师曹惠（曹孟其）先生，曹先生第一次上课就问学生：“你们读过《四书》《孝经》《诗经》《书经》《易经》《仪礼》，能懂吗？”有几个学生回答说懂，他便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有关经如何难读和应该怎样读的道理，提及当时的经师皮锡瑞、章太炎、王闿运、王先谦这些人，学生却似懂非懂。第三次上课讲《易经》，因为是接着前一位教经学的郑先生讲，翻开《易经》的“渐卦”，念了一遍，便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把书往桌上一放，对学生说：“看相，算八字，占课，我也研究过，毫无道理，完全是混饭吃的把戏。你们以后不要再读这些，从今天起，每天写日记，看见报上有重要的事，不论是发生在北京、外省、本地，你们可就每件事摘要记下三两句。你们听讲书有高兴或怀疑的，也可写下几句感想，不要怕，尽管直说。你们到街上走路，看见什么事有动于中，也可写下你们所要写的。看过一本课外的书，不能认为有什么好处，也可记下。再过两星期，我准备带你们出去旅行，城外十五里以内的地方，我都打算带你们看看，还可参观几个学堂，如明德、修业、楚怡等等，凡你们所看见的都可以记，但要纪实，不许说空话；也可批评，但要大胆说，不许模棱两可。”
　　这堂课如此清晰地留在一个少年的记忆里，可見影响之深远。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在新式学堂的讲台上，就连这位传统教育训练出来的老师也要抛弃旧的知识体系。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签署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第一条明确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
　　之前的十余年间，一直以“学堂”来统称新式教育机构。学校之名古已有之，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只是这里的“学校”并用，还不是我们今日理解的学校之意。自汉武帝兴太学以来，逐步形成的学校制度是以儒学为内涵，以成贤成圣、化民成俗为理想，以培养吏才为目标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与官吏选拔制度，学校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而是兼有祭祀与教育功能的“庙学”。也就是政教合一，教化大于教育，黄宗羲的《论学校》也更看重它所承载的教育之外的功能。甲午战争后，学校制度成为中国的主要模本，只是学校之名并不通行，虽然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系列中即有一篇《论学校》，康有为也在1898年7月3日上过一道折子，主张将各地书院、义学、社学、学塾都改为兼习中西的学校，光绪帝发布的上谕采纳了他的部分建议，“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其他的义学、社学等只是令一律兼习中西，闲置的民间祠庙则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 　　民国取代帝国，学校替代学堂，对孩子的影响之大难以估量。浦薛凤说，这是他生命史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正式接受学校教育，进入常熟县立塔前高等小学，插班二年级第二学期。有同学丁邦彦朗诵国文，抑扬顿挫，为全班之冠，曾多次高声朗诵清帝逊位诏书中“予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万人之好恶”一句，不啻发金石之音，绕梁良久。

白马湖畔的秋色憧憬

　　当时新学初兴，教育到底怎么做？从哪里入手？中国人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想法。蔡元培也一直在摸索，自1898年开始投身教育，到1912年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就职之初，他提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特别引入美育的概念，不仅图画、唱歌、手工、游戏是美育，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中也触及美育，修身是德育，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5年后，他任北大校长，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以后他又多次发表文章或演讲，不遗余力地倡导美育。他给中国教育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美育成为他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重大贡献。
　　美学家朱光潜说，智育叫人研究学问，求知识，寻真理；德育叫人培养良善品格，学做人处世的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他甚至认为美育与一个民族的兴衰关系密切。他年轻时曾在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这所中学在教育史上成为一所传说中的学校，不讲别的，就说说他们校园中的“五夜讲话”吧。什么是“五夜讲话”？逢五就在夜里举办一次讲座，也就是每月的5日、15日、25日，一个月至少有三次“五夜讲话”，大部分主讲者是春晖本校的老师，比如丰子恺、夏丏尊、刘薰宇等都讲过多次。
　　1923年9月25日正好是中秋节，但是那天晚上看不到月亮，直到丰子恺的演讲结束了，月亮才从云的缝隙里露了一个脸。那晚，学生聚集在教学楼的走廊前面，听丰子恺讲《裴德文（贝多芬）与其月光曲》。他在演讲结束时，还用钢琴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曲》。
　　那个夜晚留给学生的记忆是永远的。有一个叫戚屿璋的学生，写了一篇作文《中秋日》，记录了丰子恺的讲座和钢琴弹奏的《月光曲》，以及带给他美的享受。那天，校方还给每人发了两个月饼。
　　春晖中学最有魅力的就是这些，这属于美育——主要是美育，当然，也属于群育，毕竟是一个集体活动。同时，丰子恺讲贝多芬与《月光曲》，又带有智育的成分。这三个“育”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融合。
　　“五夜讲话”中，1925年10月，卢绶青老师讲过一次《白马湖的秋色》。看这个题目，可能以为是文学性的，其实他讲的是“树叶为什么会变红”。对白马湖的秋色给出解释，非常精彩。这些讲题，跟季候的结合，跟自然的结合都很紧密——秋天就讲红叶、中秋夜就讲贝多芬与《月光曲》，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不一定都是在那里讲一些抽象的符号，而是讲一些真实的、生活中切近的事情，既拓展知识，又激发美感。春晖中学留给世人最美的一面，就是美育。它的美育，是与知识的提升、人格的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1924年5月25日晚上，朱自清到春晖任教前就在“五夜讲话”讲过一次《刹那》。他说所谓“刹那”就是指“极短的现在”，“我们目下第一不可离开现在，第二还应执着现在……‘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刹那的价值和意義不应被埋没。
　　同年11月，朱光潜初来春晖担任英文老师，即在《春晖》第三十五期的“五夜讲话”栏发表《无言之美》。他从孔夫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讲起，从摄影、图画到文学、音乐、雕塑、戏剧来讨论无言之美。他说，其实宗教、哲学、伦理、教育等方面无不体现了无言之美，他提及蒙特梭利特别要让孩子们每天静坐闭目几分钟，会在他们玩得热闹时突然在黑板上写一个“静”或奏一声风琴，让他们沉默，去领略无言之美。爱情中也常常有无言之美。他以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结束。
　　1923年5月，蔡元培在春晖中学给师生做的演讲《羡慕春晖的学生》，重点不仅在于求知，更在于求美。
　　当年的春晖中学将学科分成了六大类：社会科（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国文和英文）、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生理和体操运动），每一门功课都有学分。根据学分制，各科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个设计非常新颖。
　　我想可以用顾毓璘的观点来看这个学科分类。顾毓璘在清华毕业之后留学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学术成就在电机工程方面，但他很有文学才华，“五四”时代，就在清华学堂写过大量剧本、散文、小说，一辈子写得最多的是诗。他是清华大学工学院创始人，也做过中央大学校长、中国政治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在教育上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如果比照“六艺”，礼、乐属于德育，射、御属于体育，书、数属于智育，德育就是仁，智育就是智，体育就是勇。我们今天也在继续使用德、智、体的说法。
　　如果说智、仁、勇是传统教育的支点，与此相对应，顾毓璘提出以真、善、美为理想中现代教育的支点，而分为智育、群育和美育。群育止于至善，美育达于尽美，美善合一就是理想的德育。智育不仅是知识，也是智慧，而智慧比知识更重要。所以，他说智育为真，群育为善，美育为美，智群美三育可以代表真善美的完全教育。教育是为着真、善、美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人的可能与不可能。

知识革命，更是心灵革命

　　以再造文明为目的，现代教育不只是一场知识革命，更是一场心灵革命。1920年，徐志摩到剑桥大学留学，1922年写了一首诗《康桥再会吧》。剑河岸边，草地、金柳、夕阳、明月，陶冶了他的心智，开启了他的心灵革命。
　　要造就“精神活泼健全的人”，仅靠日常的课堂是不够的，校园里的辩论、演讲、话剧、壁报、刊物、体育活动，从美育、群育到智育、体育，方方面面一起构成了校园革命，这都是传统教育难以想象的。 　　东吴大学开办之初就打算开设培养学生辩才的课程，1906年，建立了两个辩论社团：竞智会和丽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1913年，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来东吴大学，说了一番话，对于准备成为公众生活中领导人物的年轻学生来说，辩论中才智的抗衡可能是一种比体育比赛更有价值的竞赛。两校之间轮流举办一年一度的辩论赛。这样的辩论也扩大到东吴大学的附属中学。
　　清华学堂就非常重视演讲和辩论，经常组织辩论赛。以能言善辩著称的罗隆基，早年即已在清华园里崭露头角。
　　1913年7月7日，清华举行的第一次级际英语辩论赛，辩题是：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政治应重于社会。
　　12月6日，清华举行的第一次社际国语辩论，辩题是：中华民族目前有能力推行强迫教育。
　　1916年，清华与北京高师、北大之间举行了国语辩论，辩题是：今日之中国民众教育比精英教育更为重要。
　　清华的演讲题目常常也是大问题，比如“如何使中国共和成为永久之制度”等，当然也有这样的题目：“完美的男子应该是怎么样的”“清华的学生应该做什么”“珍惜废纸”“教育与工业的关系”等。罗隆基获得演讲比赛第一名的那次，题目是：清华学生应该如何培养男子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南开中学辩论赛的辩题：“战争促进还是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一个个都是大问题。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一次辩论，主张美国应该参战的一方赢了，没过多久，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也参战了。
　　不光清华、南开这样的名校重视辩论、演讲，在普通的中小学也可以看到。
　　战后中国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曾经是《大公报》等大报和许多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抗战期间在湖南乡下的国立十一中，有一次举行班级之间的辩论赛，辩题就是：“战后中国的首都该设在何处？”有一个班主张设在兰州。这是很有想象力的。中国的地图上，兰州正好处于中心点。
　　美育、群育、智育并行不悖，校园不仅要让一个人完成智力操练、体力操练，更要完成心灵操练。1898年出生的教育家余家菊在《教育哲学》一书中首论教育的向上性，他认为：“教育之特质为向上，为日即于真善美圣之境。教育之所以发生，由于人类有向上之性，不以现状为自足。”正因为人类有向上之性，教育才有可能，离开了教育之力，向上之性又将何为？他继续说：“教育为向上事业，发生于人类之向上心，其效率之产生，亦系于受教者之具有向上心。故教育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者，而向上心之发展，则又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者也。”

校园里的革命静悄悄

　　发生在校园里的革命静悄悄，没有雷霆霹雳，没有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和煦的阳光照在孩子们的心灵世界。通过教育再造文明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细细慢慢地商量培育。文明绝不是突然转换的，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教育在再造文明的过程中，毫无疑问担任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2年1月28日，叶圣陶等人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毕业，他们的校长袁希洛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说：“一国中之操大势趋向之权者，实为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中等社会矣，可不勉之。”
　　袁希洛所说的“中等社会人”，主要是就受教育的程度而言。他以为整个社会往哪个方向去，实际上是由中等社会的人决定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教育就是要造就中等社会的人，教育就是要造就一代代具有健康心灵的国民，他们是文明再造的中坚，没有这样的人群，社会还是过去的社会。
　　教育的指向，就是建造独立的、有个性的、能承担责任的个体，并且是与他人共同承担人类命运、民族命运，承接文明遗产、继往开来的合群之人。在教育的目的上，现代教育已经与传统教育之间有着一条天然的鸿沟，传统教育毕竟是在皇权社会里生长出来的，并没有与别人共同生活、做公民的打算，科举仕途也只是获得个人荣华的台阶和将自身纳入皇权秩序当中的途径。“学以为己”和“学以事人”在这里就区分开来了。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对美育、群育都是陌生的，不知道群育就是致力于造公民，致力于一个人能够和他人共同生活。为什么说群育中包含了体育？体育的目的主要也不是竞技性的，而是操练团体精神、合作意识，与他人共同生活，把体育看作单纯的竞技体育，狭隘化了。群育和美育更多的指向心灵操练，但也是以智育为基础的，没有智力操练，单独的心灵操练是无法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教育在中国兴起之时，极力想寻求的是一种完整的教育。智育、美育、群育，都是要指向真善美。說到底，教育就是要造就新人，再造文明，在校园里首先展开的是一个再造文明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要激发莘莘学子求知的兴趣。
　　如果说中国过去的文明是先秦时代已经奠定的，晚清以后的中国面临着一次再造文明的抉择，校园里的革命是静悄悄的，这场革命最终给中国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