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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尼尔·蒂奇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作家与教育家，他提出的技术政治文化模型是组织变革分析中普遍采用的模型之一。杭州作为全国网约车新政中第一个出台相应细则的省会城市，应用技术政治文化模型进行了一场组织变革。本文在介绍技术政治文化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此模型关注的重点内容，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关键词】组织变革;技术政治文化模型;网约车平台
杭州作为全国网约车新政的试点城市，也是第一个出台网约车细则和相应的市级地方性法规的省会城市。本文着重对杭州政府针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的组织变革进行分析、评估与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涌现出愈来愈多兼具“突破性”和“颠覆性”的破坏性创新技术，即利用新技术与市场价值的重新组合与联結，实现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进而触及传统企业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并实现对传统企业的颠覆和超越。本研究关注的基于“互联网+”创新技术的网约车平台则可以归属于这一范畴，其内在技术基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匹配算法、数据云储存和移动社交应用与移动支付的结合。与传统出租车行业不同，各网约车平台普遍通过降低间隔与提供多种个性化定制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拼车、快车与订车。经过数年的发展，此类网约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随着优步公司、滴滴打车等公司的成功，证明了这一新兴技术拥有的商业价值。但是，在网约车领域中也出现了多起人为事故，例如多起女乘客被平台司机杀害的事件，使得人们对于这一平台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因此，我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针对这一社会变化对政府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并且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
本文通过对主要资料类型包含政府文件、相关研究报告、文献、新闻报道等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定性陈述与定量数据，将多源数据进行耦合分析，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基础。
一、问题概述
随着网约车平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多起社会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舆情数据监测系统显示，网约车网络口碑呈现负面趋势。网民普遍认为即便网约车比出租车更加快捷，从安全性上来讲，传统出租车更加值得信赖。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进行调整。
为规范市场，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在此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响应。2016年10月10日，杭州市政府出台《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在此基础上，杭州市政府于2018年3月出台《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19年10月出台了有效期为一年的《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从目前来看，这一政策规划仍在调整完善中。
二、理论适用性和案例分析
任何组织都应该直面持续的和不可避免的组织变革，因为他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且是在与外部力量的持续互动中运行的。在现代社会，新兴技术的突破，如“破坏性技术”正在显著地作用于组织的日常运营之中，并迫使它发生改变。勒温（1947）为组织变革的模型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众多科学家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深化。阿基里斯（2007）开发了用于判断组织变革可能的多个模型，并提供了相应框架。这些框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收集、分类和解释数据的恰当方式。笔者认为，对杭州政府此次变革的评估应采用蒂奇的技术政治文化模型，他从技术、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确定了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其中，输入类别分为环境-历史部分和资源部分。输出类别的重点是效益和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此模型关注的是输出变量，即蒂奇所指的组织变革的效率。当然，这个变量仍依赖于输入和涉及全过程的各个变量。并且所有的变量都是相互依赖的，尽管有些关系较强或较弱。外部环境包括组织的输入、输出和反馈循环。
蒂奇将任务-战略变量定义为：组织为执行其任务与战略、满足效率与生产力标准的方式。任务变量是指帮助组织完成变革的技术。网络变量是指必须与设计中的社会结构所关联的群体。有关人员变量是指组织变革中被涉及到的人员，这是根据人员背景、变革动机和组织管理风格所决定的。组织机制过程变量的关键是考察正式组织能否承担此次变化，这也考验着组织的沟通、决策、冲突管理、控制风险和奖励系统。紧急网络变量是指非正式出现的组织结构和过程。
三、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分析
（一） 组织变革分析
关于此次组织变革的任务-战略变量，杭州市政府发布的《网约车平台新规》体现出了政府的决心、目的和解决方案，为处理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在任务变量中，集中体现在通过开发云存储完成的在线共享安全信息数据库上。该数据库是领导小组对这些平台进行规范和监督的基础。首先，网络变量，在实施过程中，应由杭州市政厅、交通运输部门的部分人员负责。领导小组的领导是时任杭州市副市长，负责协调涉及到的资源分配问题并对此工作进行指挥。此外，相关人员变量是指此次杭州市形成的相关领导小组。考虑到此次变革主要围绕交通客运方面，为提高小组的工作能力，主要小组成员应由交通运输部门的人员担任。小组成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因为网约车平台关系到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小组成员直接与公众进行对话。组织机制变量是指杭州市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支持、从网约车平台获得技术补充的制度。最后决定应在所有上述组织审议后予以核准。政府主要负责协调和监管。
作为该模型的焦点，输出变量旨在解决安全问题，并使得公众对网约车平台重新获得安全感，从而刺激网约车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从政策文本层面来看，杭州网约车从业者平稳渡过了数量和价格合力管制时期。但是，仍存在权益保障失范、顺风车规划模糊等问题。
（二）评价
据报道，2019年有5个新形成的网约车平台，这意味着网约车市场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增长，也代表着杭州市政府的组织变革也完成了其保护网约车平台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次组织变革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首先，该模型要求通过激发各变量背后的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配合度，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深度，从而构建出一个高效组织结构。但是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与监管部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作不协调的情况。监管部门在大规模查处无证网约车时，网约车与司机数量在这一段时间内必然会面临下降与短缺的问题。车辆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们将再度面临叫车难、叫车贵的状况。
其次，多个变量的参与意味着其权力与责任需要进行合理划分，进而确保此次组织变革的有效运转。杭州市政府通过成立特别工作组的形式对政府权力进行再次划分。然而，传统出租车行业对网约车平台的发展仍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基于二者是竞争关系。因此，领导小组应听取出租车司机的想法，对其进行适当安抚并给予相应补贴。
四、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建议
蒂奇从不同于上述的另一层面来体现出技术政治文化模型内部发生的动态变化，即要求分析者通过分析变革中技术、政治与文化三部分的关系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首先，在技术方面，杭州市政府将获得的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官员培训和相关技术软件的投资，以落实这些规定，并授权领导小组重新配置必要的资源，如检查司机个人信息的权利（政治部分），公众和媒体也将敦促政府规范平台（文化部分）。
其次，在政治方面，应该为涉及的网约车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提供足够的云存储来存储司机的资料（技术部分）。此外，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声音对这些平台很重要，因为公众是他们的客户，他们的媒体印象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效益（文化部分）。
最后，在文化方面，网约车平台应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以提升社会满意度（技术部分），比如发明一种新的网约车安全系统，采用新技术来跟踪和识别车辆。中央和杭州市政府都将出台并推进关于网约车市场的规定，以确保公众的安全（政治方面）。
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技术、政治、文化动态之间有着深入的合作，从而促进了此次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的推行。
五、 结语
本文综合运用蒂奇的技术政治文化模型对杭州市政府针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的组织变革进行分析评估，帮助人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这项政策以及未来的走向。作为一项涉及到经济学的政策，需要结合跨学科知识对分析评价过程进行优化，这也是在未来进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并加以完善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鲍尔科姆.通过力场分析法分析组织变革[J].护理管理杂志，2013（4）：275-280.
[2]蒂奇.策略性管理组织变革：技术政治文化模型[J].组织变革，1982（2）：59-80.
[3]法莱塔.组织变革诊断模型：综合回顾与分析[J].领导者杂志，2005：1-43.
[4]方小燕.基于SFIC模型下的网约车行业治理和发展问题研究——以杭州市为例进行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2019.
[5]李琳.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D].杭州：浙江大学，2019.
[6]亚美尼亚·阿基里斯，伯纳斯，皮茨，沃克.组织变革接受者的评估量表：评估工具的开发[J].应用行为科学杂志，2017（4）：481-505.
[7]朱乃一，陈林玲，吴越.基于PMC政策评价模型的杭州网约车政策分析[J].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2）：1-6.
[8]张永安，伊茜卓玛.各地网约车政策评价与比较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5-53.
（作者系英國曼彻斯特大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组织变革;技术政治文化模型;网约车平台
杭州作为全国网约车新政的试点城市，也是第一个出台网约车细则和相应的市级地方性法规的省会城市。本文着重对杭州政府针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的组织变革进行分析、评估与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涌现出愈来愈多兼具“突破性”和“颠覆性”的破坏性创新技术，即利用新技术与市场价值的重新组合与联結，实现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进而触及传统企业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并实现对传统企业的颠覆和超越。本研究关注的基于“互联网+”创新技术的网约车平台则可以归属于这一范畴，其内在技术基础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匹配算法、数据云储存和移动社交应用与移动支付的结合。与传统出租车行业不同，各网约车平台普遍通过降低间隔与提供多种个性化定制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拼车、快车与订车。经过数年的发展，此类网约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随着优步公司、滴滴打车等公司的成功，证明了这一新兴技术拥有的商业价值。但是，在网约车领域中也出现了多起人为事故，例如多起女乘客被平台司机杀害的事件，使得人们对于这一平台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因此，我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针对这一社会变化对政府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并且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
本文通过对主要资料类型包含政府文件、相关研究报告、文献、新闻报道等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定性陈述与定量数据，将多源数据进行耦合分析，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基础。
一、问题概述
随着网约车平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多起社会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舆情数据监测系统显示，网约车网络口碑呈现负面趋势。网民普遍认为即便网约车比出租车更加快捷，从安全性上来讲，传统出租车更加值得信赖。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进行调整。
为规范市场，2016年7月2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在此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响应。2016年10月10日，杭州市政府出台《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在此基础上，杭州市政府于2018年3月出台《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2019年10月出台了有效期为一年的《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从目前来看，这一政策规划仍在调整完善中。
二、理论适用性和案例分析
任何组织都应该直面持续的和不可避免的组织变革，因为他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且是在与外部力量的持续互动中运行的。在现代社会，新兴技术的突破，如“破坏性技术”正在显著地作用于组织的日常运营之中，并迫使它发生改变。勒温（1947）为组织变革的模型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众多科学家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深化。阿基里斯（2007）开发了用于判断组织变革可能的多个模型，并提供了相应框架。这些框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收集、分类和解释数据的恰当方式。笔者认为，对杭州政府此次变革的评估应采用蒂奇的技术政治文化模型，他从技术、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确定了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其中，输入类别分为环境-历史部分和资源部分。输出类别的重点是效益和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此模型关注的是输出变量，即蒂奇所指的组织变革的效率。当然，这个变量仍依赖于输入和涉及全过程的各个变量。并且所有的变量都是相互依赖的，尽管有些关系较强或较弱。外部环境包括组织的输入、输出和反馈循环。
蒂奇将任务-战略变量定义为：组织为执行其任务与战略、满足效率与生产力标准的方式。任务变量是指帮助组织完成变革的技术。网络变量是指必须与设计中的社会结构所关联的群体。有关人员变量是指组织变革中被涉及到的人员，这是根据人员背景、变革动机和组织管理风格所决定的。组织机制过程变量的关键是考察正式组织能否承担此次变化，这也考验着组织的沟通、决策、冲突管理、控制风险和奖励系统。紧急网络变量是指非正式出现的组织结构和过程。
三、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分析
（一） 组织变革分析
关于此次组织变革的任务-战略变量，杭州市政府发布的《网约车平台新规》体现出了政府的决心、目的和解决方案，为处理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在任务变量中，集中体现在通过开发云存储完成的在线共享安全信息数据库上。该数据库是领导小组对这些平台进行规范和监督的基础。首先，网络变量，在实施过程中，应由杭州市政厅、交通运输部门的部分人员负责。领导小组的领导是时任杭州市副市长，负责协调涉及到的资源分配问题并对此工作进行指挥。此外，相关人员变量是指此次杭州市形成的相关领导小组。考虑到此次变革主要围绕交通客运方面，为提高小组的工作能力，主要小组成员应由交通运输部门的人员担任。小组成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因为网约车平台关系到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小组成员直接与公众进行对话。组织机制变量是指杭州市政府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支持、从网约车平台获得技术补充的制度。最后决定应在所有上述组织审议后予以核准。政府主要负责协调和监管。
作为该模型的焦点，输出变量旨在解决安全问题，并使得公众对网约车平台重新获得安全感，从而刺激网约车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从政策文本层面来看，杭州网约车从业者平稳渡过了数量和价格合力管制时期。但是，仍存在权益保障失范、顺风车规划模糊等问题。
（二）评价
据报道，2019年有5个新形成的网约车平台，这意味着网约车市场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增长，也代表着杭州市政府的组织变革也完成了其保护网约车平台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次组织变革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首先，该模型要求通过激发各变量背后的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配合度，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深度，从而构建出一个高效组织结构。但是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与监管部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作不协调的情况。监管部门在大规模查处无证网约车时，网约车与司机数量在这一段时间内必然会面临下降与短缺的问题。车辆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们将再度面临叫车难、叫车贵的状况。
其次，多个变量的参与意味着其权力与责任需要进行合理划分，进而确保此次组织变革的有效运转。杭州市政府通过成立特别工作组的形式对政府权力进行再次划分。然而，传统出租车行业对网约车平台的发展仍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基于二者是竞争关系。因此，领导小组应听取出租车司机的想法，对其进行适当安抚并给予相应补贴。
四、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建议
蒂奇从不同于上述的另一层面来体现出技术政治文化模型内部发生的动态变化，即要求分析者通过分析变革中技术、政治与文化三部分的关系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首先，在技术方面，杭州市政府将获得的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官员培训和相关技术软件的投资，以落实这些规定，并授权领导小组重新配置必要的资源，如检查司机个人信息的权利（政治部分），公众和媒体也将敦促政府规范平台（文化部分）。
其次，在政治方面，应该为涉及的网约车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提供足够的云存储来存储司机的资料（技术部分）。此外，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声音对这些平台很重要，因为公众是他们的客户，他们的媒体印象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效益（文化部分）。
最后，在文化方面，网约车平台应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以提升社会满意度（技术部分），比如发明一种新的网约车安全系统，采用新技术来跟踪和识别车辆。中央和杭州市政府都将出台并推进关于网约车市场的规定，以确保公众的安全（政治方面）。
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技术、政治、文化动态之间有着深入的合作，从而促进了此次杭州市政府组织变革的推行。
五、 结语
本文综合运用蒂奇的技术政治文化模型对杭州市政府针对网约车平台进行的组织变革进行分析评估，帮助人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这项政策以及未来的走向。作为一项涉及到经济学的政策，需要结合跨学科知识对分析评价过程进行优化，这也是在未来进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并加以完善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鲍尔科姆.通过力场分析法分析组织变革[J].护理管理杂志，2013（4）：275-280.
[2]蒂奇.策略性管理组织变革：技术政治文化模型[J].组织变革，1982（2）：59-80.
[3]法莱塔.组织变革诊断模型：综合回顾与分析[J].领导者杂志，2005：1-43.
[4]方小燕.基于SFIC模型下的网约车行业治理和发展问题研究——以杭州市为例进行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2019.
[5]李琳.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D].杭州：浙江大学，2019.
[6]亚美尼亚·阿基里斯，伯纳斯，皮茨，沃克.组织变革接受者的评估量表：评估工具的开发[J].应用行为科学杂志，2017（4）：481-505.
[7]朱乃一，陈林玲，吴越.基于PMC政策评价模型的杭州网约车政策分析[J].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2）：1-6.
[8]张永安，伊茜卓玛.各地网约车政策评价与比较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5-53.
（作者系英國曼彻斯特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