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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抚州市各县的书记、县长频繁地在北京活动，争取资金和项目。市委书记龚建华也没闲着，四处拜访各种可能的朋友，为抚州发展争取利好。
“大发展小难，小发展大难，不发展真难。”龚建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唯有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到北京开两会之前，龚建华交代办公室：3月底前，部署派出11个组，到11个地方，不打招呼，暗访去年开工建设的179个工业项目的建设进度，“用暗访来倒逼落实”。
现在看来，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龚建华已带领抚州逐渐走出之前极端社会事件留下的阴影，将重心转移到全力发展经济上来。
半年前，“5·26”抚州爆炸案后，龚建华临危受命，从宜春市市长任上调任抚州市市委书记。彼时，他所接手的这个城市，社会关系敏感而脆弱，经济上处于江西的“锅底”，原本就贫困的财政因为维稳赔付已经雪上加霜。虽非“千疮百孔”，但可谓“举步维艰”。
这是龚建华在抚州的起点。
“我们不畏惧过去的起点，但担心未来的定位。”刚来不久，他就忠告他的属下说，“矛盾和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麻木、责任缺失、意志消沉。”
江西的“锅底”
龙年新春的第一个工作日，龚建华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主题是打好“三大战役”：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战、跑项争资攻坚战。这是他到抚州之后为破解当地经济发展困局提出的路径，也意味着这将成为未来当地政治经济的重点。
他在动员大会上敲响警钟：我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挑战，已处于不进则退的逆境。
此基调背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是：2011年，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抚州的主要经济指标排位靠后，一些关键指标位列末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分列第11位、第9位、第8位。全市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工业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并在全省垫底。
“去年的财政收入，赣州180多亿，九江162亿，上饶152亿，宜春149亿，原来与抚州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吉安、新余也超过110亿，而我们完成100亿还显勉强。仅从工业用电量看，我们400万人用电用不过人家100多万人。不是要比能耗，但一看用电量和结构就知道你有没有工业。”龚建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坦陈。
抚州经济的短板在工业上显露无遗。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个规律仍然在起作用。
“无农不稳，这个问题抚州解决得不错。但无工不富的大问题，亟须大力度解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赣抚粮仓”的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抚州作为自然经济的典型未能紧跟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脚步，其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各级财政都是吃饭财政。虽经历届政府的努力，仍未能摆脱工业发展落后、基础差、底子薄的困境。
大工业化时代，“欠发达”的尴尬取代了抚州小农经济时期的富庶。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抚州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经济总量小，原因是工业份额小，根源在于企业块头小。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现状。”龚建华因此提出，要打好三场硬仗：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战、跑项争资攻坚战。
相比历届前任，龚建华更加突出强调工业的发展。“没有工业就没有就业，没有三产、没有城建、没有财政。”
羸弱的财政不只是在解决诸多民生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在监督乏力的地方，它还可能与民争利，从而累积社会矛盾。一些不稳定的社会迹象，一定程度上其逻辑根源应追溯于此。
龚建华计划用三年时间打一场工业强攻战，总体目标就是“决战300亿、实现新跨越”，即到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20亿元，实现三年翻一番，力争在全省排位前移二三位。
为此，他提出要营造一个强烈的“不重视抓工业的书记就不是优秀的书记；不懂得抓工业的县长就不是合格的县长；不善于抓工业的工业园区主任就不是称职的主任”的组织气氛。
“我们不刻意回避经济总量不足、排位长期垫后的严酷现实，也不片面强调发展基础较差、资源禀赋不足等客观条件，只有也只能乘势而上、排难而进、全力而为。”
但显然，他更愿意谈抚州在江西所拥有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抚州是距离省会南昌最近的一个设区市，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抚州又是江西距离港口最近的城市，向莆铁路（江西段）开通，将使抚州成为江西与海西合作交流唯一的铁路通道，解决了福建没有腹地、江西没有港口的缺憾。龚建华认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招商引资条件。“福建有大进大出的企业，但缺少土地和劳力，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在抚州？”
赣抚平原一马平川，土地平坦，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造地成本低廉。从地缘政治上看，抚州既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又处海西经济区，理论上可接受来自两大经济圈的辐射。
这是抚州在江西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多少给了龚建华带领抚州奋起直追的底气。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按照龚建华的思路，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成为抚州经济大厦的基础。这也是龚建华在宜春市长任上的经验。
在宜春，他曾大规模地开展县域经济发展三年大竞赛。宜春下辖的10个县（市、区），县域经济发展均衡，贡献全市经济总量高达90%。
到抚州后，龚建华尝试将宜春的县域经济大会战经验进行复制。
“我们立足各县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资源条件、产业基础条件等，从实际出发，围绕一县一主业的道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和竞争力。”他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目前，南丰县已形成了蜜橘产业，资溪县形成面包产业，黎川县则形成了陶瓷产业。“一县一业显片面，但一县一主业、多产业是强县的一个重要规律。”
他希望一个主导产业能真正主导一个地方的经济。未来，他们将重点围绕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化工建材、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等六大产业实行产业招商。
为确保政策得到执行，他还推出了严厉的招商责任制，规定各县区党政主要领导要交替坐家与外出，保持一名主要领导长期在外招商引资，亲自带队外出洽谈项目；市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三年内招商没有成效的，进行组织调整。
不只是在两会期间，平时龚建华和抚州各县市的主要领导也一直在跑。抚州去年的财政支出为179亿元，但其财政总收入才100个亿，这意味着近80个亿是“通过广开财路要到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是一般规律。
缺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现实。“钱在哪里？钱就在国家的政策项目里，在民间的创业项目里，在银行的信贷项目里。”
但长期以来，“不争不吵，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是这个地方衍生于小农经济的文化原生态。龚建华试图极力打破这种文化生态，充分调动他的下属们到北京跑项争资的主动性。他在报告中指出，要“力争国家资本，用上级的钱办本级的事”，积极向上争资金、争项目、争政策，力争一批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项目挤进国家、省规划“笼子”。
这些当然都是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发达地区在现有体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
铁腕治理扰企行为
学经济出身，曾担任过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并主持集团公司全面工作的龚建华，相比其他的主政官员显然更为务实。
他甚至在千人大会上直言不讳：企业家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企业家，哪里来的就业岗位？老百姓怎么增加收入？没有企业家提供税收，市长哪里有钱建桥、修路、建保障房？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对一个城市的当家来说，没有钱确实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中，他多次强调，“在抚州，我们把企业家敬为最受尊重而不受委屈的群体。”龚建华在多份施政报告中曾多次表态，要真正营造出让企业家受尊重的氛围，严厉查处每一个难缠的“小鬼”。
他直陈当地发展环境中存在的诸多官僚弊病：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无中生有、浑水摸鱼、隔岸观火。“有些问题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他因此多次重申：要全面提高办事效率，减程序、简环节、缩时限，使抚州的投资成本低于周边、办事效率高于周边、服务质量优于周边、生活环境好于周边，加速提升抚州的综合吸引力。
龚建华立志以铁腕治理扰企行为。
上任不久，他便专门组织了一个主题教育活动：鼓士气、顺民心、树形象，并以治懒、治散、治贪、治乱、治假作为整治作风的切入点。
此举目的是，力争使抚州成为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高位平台。“这是一个软环境。我们自己要努力，说到底就是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客人来了一看就很舒服。”
当然，“一个地方的发展，领导拼命干，干部旁边看，上头热下头冷，块块热条条冷，这些现象客观存在，我们也在致力解决。”
例如，一次招商活动下来可能签了百亿、千亿，但最后落地的可能就一两个亿。合同满天飞，但就是不落地，在很多地方，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于是，就有了开头“用暗访来倒逼落实”的一幕。
大发展小难，小发展大难，不发展真难。
我们不畏惧过去的起点，但担心未来的定位。
无农不稳，这个问题抚州解决得不错。但无工不富的大问题，亟需大力度解决。
我们不刻意回避经济总量不足、排位长期垫后的严酷现实，也不片面强调发展基础较差、资源禀赋不足等客观条件，只有也只能乘势而上、排难而进、全力而为。——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
“大发展小难，小发展大难，不发展真难。”龚建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唯有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到北京开两会之前，龚建华交代办公室：3月底前，部署派出11个组，到11个地方，不打招呼，暗访去年开工建设的179个工业项目的建设进度，“用暗访来倒逼落实”。
现在看来，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龚建华已带领抚州逐渐走出之前极端社会事件留下的阴影，将重心转移到全力发展经济上来。
半年前，“5·26”抚州爆炸案后，龚建华临危受命，从宜春市市长任上调任抚州市市委书记。彼时，他所接手的这个城市，社会关系敏感而脆弱，经济上处于江西的“锅底”，原本就贫困的财政因为维稳赔付已经雪上加霜。虽非“千疮百孔”，但可谓“举步维艰”。
这是龚建华在抚州的起点。
“我们不畏惧过去的起点，但担心未来的定位。”刚来不久，他就忠告他的属下说，“矛盾和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麻木、责任缺失、意志消沉。”
江西的“锅底”
龙年新春的第一个工作日，龚建华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主题是打好“三大战役”：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战、跑项争资攻坚战。这是他到抚州之后为破解当地经济发展困局提出的路径，也意味着这将成为未来当地政治经济的重点。
他在动员大会上敲响警钟：我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挑战，已处于不进则退的逆境。
此基调背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是：2011年，在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抚州的主要经济指标排位靠后，一些关键指标位列末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分列第11位、第9位、第8位。全市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工业税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并在全省垫底。
“去年的财政收入，赣州180多亿，九江162亿，上饶152亿，宜春149亿，原来与抚州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吉安、新余也超过110亿，而我们完成100亿还显勉强。仅从工业用电量看，我们400万人用电用不过人家100多万人。不是要比能耗，但一看用电量和结构就知道你有没有工业。”龚建华向《中国经济周刊》坦陈。
抚州经济的短板在工业上显露无遗。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个规律仍然在起作用。
“无农不稳，这个问题抚州解决得不错。但无工不富的大问题，亟须大力度解决。”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赣抚粮仓”的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抚州作为自然经济的典型未能紧跟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脚步，其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各级财政都是吃饭财政。虽经历届政府的努力，仍未能摆脱工业发展落后、基础差、底子薄的困境。
大工业化时代，“欠发达”的尴尬取代了抚州小农经济时期的富庶。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抚州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经济总量小，原因是工业份额小，根源在于企业块头小。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现状。”龚建华因此提出，要打好三场硬仗：工业强攻战、县域经济发展大会战、跑项争资攻坚战。
相比历届前任，龚建华更加突出强调工业的发展。“没有工业就没有就业，没有三产、没有城建、没有财政。”
羸弱的财政不只是在解决诸多民生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在监督乏力的地方，它还可能与民争利，从而累积社会矛盾。一些不稳定的社会迹象，一定程度上其逻辑根源应追溯于此。
龚建华计划用三年时间打一场工业强攻战，总体目标就是“决战300亿、实现新跨越”，即到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20亿元，实现三年翻一番，力争在全省排位前移二三位。
为此，他提出要营造一个强烈的“不重视抓工业的书记就不是优秀的书记；不懂得抓工业的县长就不是合格的县长；不善于抓工业的工业园区主任就不是称职的主任”的组织气氛。
“我们不刻意回避经济总量不足、排位长期垫后的严酷现实，也不片面强调发展基础较差、资源禀赋不足等客观条件，只有也只能乘势而上、排难而进、全力而为。”
但显然，他更愿意谈抚州在江西所拥有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抚州是距离省会南昌最近的一个设区市，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抚州又是江西距离港口最近的城市，向莆铁路（江西段）开通，将使抚州成为江西与海西合作交流唯一的铁路通道，解决了福建没有腹地、江西没有港口的缺憾。龚建华认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招商引资条件。“福建有大进大出的企业，但缺少土地和劳力，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在抚州？”
赣抚平原一马平川，土地平坦，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造地成本低廉。从地缘政治上看，抚州既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又处海西经济区，理论上可接受来自两大经济圈的辐射。
这是抚州在江西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多少给了龚建华带领抚州奋起直追的底气。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按照龚建华的思路，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当成为抚州经济大厦的基础。这也是龚建华在宜春市长任上的经验。
在宜春，他曾大规模地开展县域经济发展三年大竞赛。宜春下辖的10个县（市、区），县域经济发展均衡，贡献全市经济总量高达90%。
到抚州后，龚建华尝试将宜春的县域经济大会战经验进行复制。
“我们立足各县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资源条件、产业基础条件等，从实际出发，围绕一县一主业的道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和竞争力。”他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目前，南丰县已形成了蜜橘产业，资溪县形成面包产业，黎川县则形成了陶瓷产业。“一县一业显片面，但一县一主业、多产业是强县的一个重要规律。”
他希望一个主导产业能真正主导一个地方的经济。未来，他们将重点围绕生物医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化工建材、食品加工、有色金属加工等六大产业实行产业招商。
为确保政策得到执行，他还推出了严厉的招商责任制，规定各县区党政主要领导要交替坐家与外出，保持一名主要领导长期在外招商引资，亲自带队外出洽谈项目；市直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三年内招商没有成效的，进行组织调整。
不只是在两会期间，平时龚建华和抚州各县市的主要领导也一直在跑。抚州去年的财政支出为179亿元，但其财政总收入才100个亿，这意味着近80个亿是“通过广开财路要到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是一般规律。
缺钱，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现实。“钱在哪里？钱就在国家的政策项目里，在民间的创业项目里，在银行的信贷项目里。”
但长期以来，“不争不吵，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是这个地方衍生于小农经济的文化原生态。龚建华试图极力打破这种文化生态，充分调动他的下属们到北京跑项争资的主动性。他在报告中指出，要“力争国家资本，用上级的钱办本级的事”，积极向上争资金、争项目、争政策，力争一批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项目挤进国家、省规划“笼子”。
这些当然都是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发达地区在现有体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
铁腕治理扰企行为
学经济出身，曾担任过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并主持集团公司全面工作的龚建华，相比其他的主政官员显然更为务实。
他甚至在千人大会上直言不讳：企业家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企业家，哪里来的就业岗位？老百姓怎么增加收入？没有企业家提供税收，市长哪里有钱建桥、修路、建保障房？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对一个城市的当家来说，没有钱确实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中，他多次强调，“在抚州，我们把企业家敬为最受尊重而不受委屈的群体。”龚建华在多份施政报告中曾多次表态，要真正营造出让企业家受尊重的氛围，严厉查处每一个难缠的“小鬼”。
他直陈当地发展环境中存在的诸多官僚弊病：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无中生有、浑水摸鱼、隔岸观火。“有些问题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他因此多次重申：要全面提高办事效率，减程序、简环节、缩时限，使抚州的投资成本低于周边、办事效率高于周边、服务质量优于周边、生活环境好于周边，加速提升抚州的综合吸引力。
龚建华立志以铁腕治理扰企行为。
上任不久，他便专门组织了一个主题教育活动：鼓士气、顺民心、树形象，并以治懒、治散、治贪、治乱、治假作为整治作风的切入点。
此举目的是，力争使抚州成为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高位平台。“这是一个软环境。我们自己要努力，说到底就是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客人来了一看就很舒服。”
当然，“一个地方的发展，领导拼命干，干部旁边看，上头热下头冷，块块热条条冷，这些现象客观存在，我们也在致力解决。”
例如，一次招商活动下来可能签了百亿、千亿，但最后落地的可能就一两个亿。合同满天飞，但就是不落地，在很多地方，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于是，就有了开头“用暗访来倒逼落实”的一幕。
大发展小难，小发展大难，不发展真难。
我们不畏惧过去的起点，但担心未来的定位。
无农不稳，这个问题抚州解决得不错。但无工不富的大问题，亟需大力度解决。
我们不刻意回避经济总量不足、排位长期垫后的严酷现实，也不片面强调发展基础较差、资源禀赋不足等客观条件，只有也只能乘势而上、排难而进、全力而为。——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