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是跟对了队伍跟对了党！”这是百岁老红军肖延见到笔者说的第一句话。

放牛娃哭当红军

　　1921年12月，肖延出生在四川巴中市巴中县东兴镇大柏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生下他时，家中尚有两个姐姐。肖延10岁那年，父亲因租种地主家的田地交不起租而被地主逼死，母亲悲愤之下重病不起，不久也含恨而去。
　　为活命，肖延只好到一户家境相对富裕的远房亲戚家帮着放牛，报酬是“管饭”。但就是这样，亲戚仍对他非打即骂，幼小的他深切体验到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痛苦滋味。
　　1933年8月的一天，12岁的肖延在放牛时，不想发生了两头公牛因发情争与母牛交配而打架的“尴尬”事，最终一头公牛竟被另一头公牛的尖角划破肚皮而死。
　　“放牛却把牛放死了，我害怕得要死，一是我赔不起，二是怕打，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参加红军队伍——听说在那里不打人不骂人，还有饱饭吃，就这样我跑了三四里路，一路问着找到了红军。”说起自己参加红军的动机，肖延不好意思地如此介绍说。

　　“报名参军时，队伍上见我年幼体弱，不肯收，动员我回家去。我死活不同意，就缠着负责登记的同志不放，最后，更是耍赖拖着那同志的衣襟伤心地大哭，后来，把红四方面军总部党校的教导主任陈本元哭动心了，也或许是哭烦他了，他出来对我说，要想参加红军也可以，但要同你约法三章：一是不能掉队；二是饿肚子不准哭；三是加入队伍后要勤快！”肖延说，他就这样成了陈本元的勤务兵。
　　参加红军后，肖延只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因此，在部队，战友们都喊他“小鬼”。肖延说，参军后，他既是陈本元的勤务兵，也是组织上的通信兵。那时通信条件有限，不少重要的机密情报和命令都需要靠通信员进行口头传达。并且，因为怕被敌人发现、获得书面的证据，泄露机密，所以通信员常常得把需要传递的消息记在脑子里。肖延当时年纪小、记性好，传达信息的准确率高，因而深受上级信任。
　　讲起他那时做通信员的情景，肖延说：“我常常是在晚上接到命令要去送信，刚开始行走在黑夜里，觉得人生地不熟，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一想到消息的重要性和上级对我的信任，我就壮起胆子，勇气‘腾’地一下子也就来了。送完消息后，我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去报告。有时，送信要翻越山岭，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路，有一回我摔倒了，几乎是滚下山的……”由于肖延经常送信到指定部队，因而只要他一到，大家就知道一定又有新的战况或安排了。
　　肖延说，战斗岁月中，尽管环境艰苦，但红军部队战友、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大家亲如一家人，浓浓的亲情，和谐的气氛，总能让他心里充满幸福感。

抓着马尾巴爬雪山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离开发展至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3月28日至次日，徐向前、李先念成功指挥部队强渡嘉陵江。由此，总计不下10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长征路。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成功会师，计划协同作战，共同北上。
　　北上途中，张国焘搞分裂对抗中央，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乍合即分，错误地南下。1935年9月，张国焘擅自率部（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已编入左路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南下。南下百丈关战役失利后，剩下的4万多红军被迫撤离天全、雅安、芦山、邛崃，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夹金山，朝川康地区西进、北上。
　　“都是张国焘瞎整，把我们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整得一塌糊涂，前后三过雪山草地后，我们的好多同志就这样被无谓地牺牲了，真是让人痛心！”想起往事，肖延心中免不了感慨与叹惋。
　　翻越夹金山的一幕，肖延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天，又冷又饥又饿的他实在是走不动了，蜷缩在夹金山脚下，望着高入云端的山頂，对自己说“就死在这里算了！” 就在他迷迷糊糊即将睡过去的时候，陈本元双手拽起了他，“走吧，前面就到家了……”“你们领导尽把我们当小孩子哄——说什么我也不走了！”陈本元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小葫芦，“小鬼，我这还有半壶烧酒，你喝两口暖一下身子。抓住我的马尾巴，就是爬，也要爬过这座山——我跟着你走！” 在陈本元的督促和鼓舞下，借着酒精的热度，肖延终于随队伍上了夹金山。
　　夹金山上全是厚厚的积雪，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气温越低，肖延拽着陈本元骑的马的尾巴使劲往上爬，爬着爬着，见身边不少战友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张嘴吐白沫就倒在雪地上。高山缺氧，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越往上爬，困难越大，后来，干部们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士骑，一路上你扶我搀。暴风雪来时，战士们手挽着手围成一团，防止被卷走了，嘴里不停地嚼着干辣椒和生姜驱寒，饿了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吃，真是一步一个艰险，一步一首壮歌。经过两天的行程，雪山终于被英勇的红军战胜了。

过草地吃牛皮是“美餐”

　　“草地上的死人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生活在现在的人很难想得出来。”肖延说，他终生都不会忘记印在他脑海深处过草地时的那个场面。“你们不知道，我们在没有水的草地上走出来了一条十几米宽的路，走着走着就出现了臭味，把空气都污染了。臭气来自路两侧一具具的尸体，这些尸体有的隔十几米远一具，有的二三十米一具。许多尸体上没有衣服，只有蠕动着的蛆。这些人，都是前面经过的红一方面军牺牲的红军战士。”言及于此，肖延眼眶湿润，满脸悲戚地说，他看到有的战士牺牲后嘴里还含着未炒熟的青稞。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与饥饿作斗争，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途中，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冰雹，一会儿是雨雪交加，我们浑身湿漉漉的，趟水行军，粮缺衣单，又累又饿又冷，身体免疫力很快下降，许多人生了病，加上药品奇缺，不少战友因病死、饿死或深陷沼泽地而长眠于那里。” 　　肖延哽咽着告诉笔者，在刚进入草地时，每到休息、开饭的时间，他们便从衣袋、包袱中掏出带的炒干面，就着水送到口里，或者将炒干面和一和，调成糊状，就成了一顿主食。即便这样，他们每餐的干粮都得限量吃，不能多吃，否则会出现提早断粮的情况，饿了就只有喝水。有的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摸出一块生姜、一个大蒜子或辣椒，蘸上点盐，放进嘴里嚼……
　　“不久干粮吃完了，我们只有挖野菜，将它们扔到水里煮一煮，就是不错的一餐。我们曾经以大黄叶子充饥，有的同志吃过后，出现全身浮肿。当时也不知道那么多，觉得奇怪，怎么忽然‘发胖’了？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们还吃过牛皮，先把牛皮刮掉毛，再放在火上烤，然后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分着吃，那真可以说是‘美餐’了；牛骨头在火上烤一烤，焦黑焦黑的，根本顾不得许多，就往嘴里送，啃起来很美味的哟！”
　　说到这，肖延还给笔者讲起了“遛羊羔”的故事。他说，过草地不像走平地，比如松潘草地（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它实际上是沼泽地，根本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噗通”“噗通”地跟下饺子一样。真正走沼泽草地时，应该是“遛羊羔”。因为沼泽地是水草茂密的泥泞地带，由于水草在泥上长了很多年，一个人走过去没事，但如果大量的人马一起过，就会陷进烂泥潭。所以他们过这段草地时，就跟放羊一样，左边走走右边走走，队伍比较分散。后来，战士们就给这样的走法起了个名字，叫“遛羊羔”。

周恩来亲自教识字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后，肖延因工作积极主动，表现出色，被组织上分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处任通信员。
　　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性，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不是开会研究敌情、下达任务，就是处理军事要务和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等，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时常关心肖延的思想和学习，关心他的成长。
　　肖延清楚地记得，他报到的那天，周恩来就亲切地问他：“小同志，你是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1933年。”肖延小声说。

　　“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哪？”周恩来又问。
　　“我家里很穷，要打土豪、分田地！”肖延看周恩来总是笑眯眯的，胆子大起来，说话声音也大了。
　　“光是打土豪、分田地，这很不够哇，我们参加红军，扛起枪，是要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对，对，解放全中国！”肖延笑着大声说。他想起来了，陈本元教导员曾给他讲过。
　　周恩来摸着他的肩膀，笑着问：“小同志，你识字不识字呀？”
　　“没上过学，不识字。”肖延低下了头。
　　周恩来一拍他肩膀：“这是旧社会剥夺了穷人上学的权利。现在你当了红军，就有条件上学了。你学了文化，就能读读马列主义的书，也就懂得咱们共产党为什么闹革命，懂得咱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说着，周恩来带着肖延来到沙地，在那上面用树枝写了两个字，说：“你看，这两个字就是‘革命’。咱们当红军，干革命，就是这两个字。记住，革命！”
　　肖延看着这两个字，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跟这两个方块字联系着，就认真地念着：“革命！”从此，肖延开始学习文化，每天认三个字，念了又写，写了又念。
　　见肖延有进步，一天，周恩来找来一本《红军识字课本》，给他念道：“运动场，好热闹，有的跑，有的跳，有的旁边哈哈笑！”念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肖延認，并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同志，识字是不是比爬雪山过草地容易得多呀？”
　　“那是！”其时的肖延一脸顽皮。
　　此后，周恩来反复地教他，还给他改作业。一开头，他写的字总也不好看，头和身子分家，歪歪扭扭的，他不好意思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说：“才学写字嘛，写得不好难免。别不好意思，熟能生巧，慢慢进步嘛！”
　　“他（周恩来）对我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常说，什么时候没有文化都不行，革命胜利了需要很多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小肖，前段时间我教你识了点字，不知练习得怎么样？’我说，我的基础差，没有认识多少。周恩来说，那可不行，然后他就给我出了一道题。我说这是一道‘难题’，我答不上来。周恩来说，这怎么能是难题，以后要多看书，还说，这道题在什么书上第几页，你去找吧，找到了就把它记下来，以后慢慢地知识就懂得多了。”
　　肖延说，有周恩来这样的好老师教，学习能不努力吗？从此以后，他深深地记住了周恩来的教导，一有空就学习，一字一字地学，一天一天地积累，一天天地长进。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读书看报写信都不成问题，“这主要得益于周恩来的严格教诲和要求，我参加工作后更是深感用处之大。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真是太感谢他了！”
　　1942年，肖延抓住难得的深造机会，带着周恩来的嘱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5年肖延毕业时，和另外9名同志被分配到延安联防司令部做机要参谋。当时选人的首长对他们说：“为什么选你们？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同志政治上可靠，而且有文化！”
　　往事如烟。每当想起这句话，肖老说眼前总会浮现出周副主席教自己读书识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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