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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近年来中国边疆与族群研究中的偏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二元取向，本文强调汉藏边缘的地方能动性，不仅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族群交汇的特征，也对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进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借用“藏彝走廊”的概念探讨西南边疆的族群互动问题。
［关键词］滇藏关系；族群互动；藏彝走廊；族群解释范式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019—06
作者简介：大卫•阿提威（David Atwill），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宗教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族群与历史；尼玛扎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民族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41；彭文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刘源，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教师。四川 成都 611731
近年来有关族群及“汉化”问题的讨论中，中国文化对于边疆地区及周边人群的影响及作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1］不过，这些讨论主要涉及的是满族统治阶层与边疆民族精英人士的关系，涉及较少的是边疆民众本身——支撑这一视角的观点, 是将清帝国的南向扩张看作是强大的推进力量，［2］较少承认或忽视一个事实，即直到18世纪（且时断时续至以后）中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成功地抵御了清王朝的征服统治。
大卫•卢顿(David Luden)最近呼吁，应“在教学研究中通过流动与境域性知识交汇来更现实地描述世界，而不是局限于一国的疆域内或想象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3］依据这一观点，本文试图扭转传统的边疆分析方法。它将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即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其交汇的特征。首先，本文将采用“民族走廓”的概念来重新解读近代边疆社会的传统描述方法。其次，本文也将讨论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汉族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换句话说，非汉族群对于清与汉族有关族群、法律与治理的分类体系的挑战，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模式，正是这一模式改变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不切实际的二元对立分析，在这种刻板的分析模式中，汉族往往被过多地赋予了边疆族群互动的主导地位。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在本文中提出，需要为一系列影响云南与康区东南地区互动关系的复杂事件提供相关的民族史背景，否则就很难对19世纪云南地区的汉藏边缘进行准确的描述。通过探讨滇藏交界地区的多民族人口怎样协调族际间与跨区域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重叠的过渡区域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边疆地区的互动关系。
一、改变单纯的国家观点
清帝国边疆文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中国边疆二元观点固化的倾向。这种二元对立观表现为许多方面：比如民族（汉夷、汉藏）、境域（中心-边缘；帝国-帝国；高山-低地），治理（宫廷-地方官员）。就多数清帝国边疆地区而言，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也许问题不大，因为与中心的优势地位及汉族移民的增长相比，通常只有一种族群或政治差别的相对情形存在（如蒙古或中国西北）。云南省不同族群、政治和商业区域的链接（也常常相互重叠）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云南省多样性族群景观对于黑与白、我们与他们、多数与少数，这些典型的现代宗教、政治、族群和区域的二元分类法是一个挑战。问题是二元对立法并不适用于晚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现实状况，毫无疑问（至少对当地居民来说）地方社会与不同权力中心、族群结构、文化特性有着相互的作用。与其将“云南人”及其邻近居民分解开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居民倾向于接受多样性，而且并不认为他们的多样性认同或归属问题不能兼容。云南省的复杂状况对于当地云南人来说习以为常，不成其问题，却经常使中央政府及其官员们产生困惑，他们力图将中心的视野施加于地方。
西方与中国学者对于边疆地区复杂性的认识，在过去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日趋重要，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常用的术语，比如“想像共同体”（Anderson），“政治地理学”（Thongchai），“地理景观”（Appadurai 1996），“边界跨越”（Rosaldo 1989）［4］以及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如网络、流动、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然而，很少有学者探讨这些多方面的意义对地方社会以及我们陈述这些地方社会的历史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卡林•迪恩 (Karin Dean) 最近指出的：“有必要质疑边界的’现实’或 ‘真实性’，后者通常是由决策者和当权者构建的”。依据索加（E.W. Soja）的观点，［5］迪恩认为有必要“通过三种空间形式, 即构想的、感知的和现实的模式来审视边界”。［6］虽然她的理论框架在许多方面不无裨益，但仍然无法更为广泛地理解和表述滇藏边际的互动关系。
揭示并描述边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不只是语汇的修辞问题，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叙述方式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基本的例子是将亚洲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来研究（比较明显的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区域研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学者、媒体和政治家们开始简单地将这些区域看作为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板块，而对这一研究范式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并未加以深究。特别是区域研究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不同的区域间确实存在着较深的隔阂和障碍。当然也需要指出，与这些区域的边界相关的亚洲的分类法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在亚洲的“区域观”中隐含的假设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对我们来说，区域研究范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过于强调这些地区间的外部差别，较少考虑清帝国内部的商业和族群边界（如苗疆、夷疆和回疆）的构成。如同我在别处指出过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够超越区域研究的边际及其所隐含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就有可能遗漏重要的发展趋势，比如流动与交换的过程，因而人为地制造与二十世纪早期“东方主义”相吻合的自我蒙蔽现象。［7］显然地理标记的语汇（如“东亚”，“南亚”或者“东南亚”）有用，有时甚至十分必要，如同“中国人”、“藏人”、“云南人”等词汇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相互包容，并不存在排斥的关系。
如果区域研究观念曾经消极影响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亚洲的解释，清代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更加阻碍了19世纪的滇藏边界观念。与强调多元性不同，清朝官员与该地区大量的汉族移民习惯地将边疆少数民族群体视为某种异质且单一的“他民族者”。这种趋势与中心的文明话语，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描述成地理与文化上与汉族相对的边缘群体，将相当复杂的社会与族群景观简化为单极的存在。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二元的明显对立（如外国/本国；汉/非汉；西方人/中国人），这种看法可能使该地区更容易被中心的世界观所认知，但其约化的倾向改变了滇康边界地区多样重叠的文化、宗教与政治现实。
理解边疆地区的核心在于认识不同层面上运作的多重关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米切尔•博德（Michiel Baud）和威廉姆•冯•兴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提倡用新的三维视角来研究边疆地区，在考虑中央政府（由于它们常常只考虑中心与中心之间的关系而易忽略边界本身）与边疆精英间的协商对话的同时，需要介绍边疆地区普通人民的作用（他们常被错误地归类为中心的“人群”）。
除了政府与边疆地方精英，边疆的普通群众也参与创造历史。他们与地方精英、以及边地两边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区的社会动态发展。这些关系是国家、地方精英与地方群众三维权力关系的地方性叙述。［8］
二位学者对于这种关系的陈述具有启发性意义，因为这表明除了国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边境二边的地方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具有影响力的对话机制。尽管博德和冯•兴德尔的重新阐释承认三维空间中国家或帝国间的双边关系，他们并没有说明这种关系如何发生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尤其是他们几乎没有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观念和人群的迁徙流动问题。
费孝通的“民族走廊”概念，可以更好地校正这种理论的缺陷。“民族走廊”的提法超越了商品、政治和族群边界等惯用的概念，整合了地方、区域和国家不同层次间动态的多样边疆族群和阶级结构。
二、作为边界理论新框架的民族走廓概念
许多中西方学者最近开始重新探讨边界与边疆，但是“民族走廓”并非就是一种全新的概念。东亚和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两个最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于边界人群的接触区域进行了理论阐述。［9］如李绍明所指出的，虽然“走廊”这一范式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包括范围、论据以及环境的独特作用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阐发。［10］为了丰富对“民族走廊”概念的历史作用的理解，本论文拟通过19世纪滇藏边界商品流动及族群性概念来展开讨论。
对云南的族群景观的理解最好不应视为二维的，而应该是一种三维的图示：一些群落沿山脊分布，另一些群落则聚居于山坡，其余的则生活在谷底。云南的自然地貌与气候带极大影响到当地居民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方式。特定的群体，凭借多元族群的互动关系，对区域、商品以及贸易路线实行控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民族走廊”。这些走廊具有较强的跨境性和多民族的特点，其综合效应体现了商品、人口及观念的流动性，但在国家的视野里则常常是非法和隐形的。但如前面所说，仅限于这一图式的认知易忽略云南高原区际走廊的联接问题：其西北部与西藏交汇，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东南部则与泰国和越南连接，东北角与中国内陆部分相连。
简单说来，我认为民族走廊不仅是族际间的联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沟通了二个不同境域的政体间那些对商业、文化乃至政治交往有着支配关系的族体。虽然这些走廊从技术的层面讲位于清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但几乎都在清政府省级行政权力相当薄弱的区域内。清政府宣称的统治区域与地方自治间的现实差距也困扰着清廷对于跨界贸易的管理、税收和监督。
在继续阐述前，我需要对我所指的“民族走廊”部分作更具体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是，滇藏间商道（包括与其它地区的通衡）的特点，云南地区的内部差异，以及当地居民对于这些外向型贸易路线周边区域的实际控制，似乎就形成了强烈的“走廊”认同感，并且超越了国家对于边界的定义以及官营与私营的商道。虽然19世纪流传下来的当地文献很少，云南的“民族走廊”无疑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首先，三条联接滇藏及其它地区的商道都跨越了非汉族群社区的“门栏”。这些社区在调节跨地区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周边的主要地区（如缅甸、汉或藏）。其次，民族走廊上族际贸易的特点促成了特定的群体从事专项贸易或在商道的部分线路上发挥作用。最后，贸易走廊中的商队在国家准许与禁止范围内有着双重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有效规避国家设置的关卡。
三、民族走廊：商品的流通
如果说“民族走廊”的概念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进程，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走廊上究竟流动的是什么？清帝国驻滇的官员只是偶尔意识到民族走廊的重要性和它对云南现状的构建作用。在清廷看来，帝国版图中云南的主要作用是为国家财政提供所需要的铜资源。
三十多年前施坚雅（G.W. Skinner）所界定的“云贵巨区”同样也折射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即云南是封闭的，与帝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脱节。［11］有一点可信的是，云南崎岖的地貌仅能允许特定商品的交换，其需求量足以抵消向中国内陆运输过程中的巨额耗费（或者逆向从中国内陆运往云南以外的市场）。虽然很少有商品贵重到需要从中国内陆贩运到云南省内，云南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与世隔绝。正是因为许多货物从中国内陆城市运往云南的运输成本高，云南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与南部，需要依靠并扩大他们与附近其它民族区域的贸易往来。正如我们在下面要提到的，少数民族与云南穆斯林控制着跨境贸易，并且是民族走廊的主要参与者。［12］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云南生产的产品，如茶、矿石及专项商品（如中草药），在周边地区，无论是汉区还是别的国家，都有需求。
在云南的三条民族走廊中，最突出的是与西藏的联系。与西藏的贸易往来需要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合作，因为前往西藏边境的商道主要由纳西族控制，他们所领的茶引可以使他们在中甸、德钦或康定间畅通无阻。［13］这三个转运点的选择并非是随意的，它们是进入西藏的主要或次要商道上的交汇点。在这里，运输的方式和货物装运方法必须调整以便进出西藏高原。康定、中甸和德钦是出入云南的货物集散点，在这里牲畜和人力运输实行对换。
这些转运点不仅表明地貌对于族群分布有重大影响（如傈僳族分布在山脊，而纳西族居于谷底），同样表明民族走廊在海拔落差变化较大的地带更为明显，如云南与西藏高原北部。这些转运点同样也是商道咽喉，由特定的族群长期控制，这也表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间的相互重叠。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民族走廊独立于政治、社会与军事控制之外。可以肯定的是，18和19世纪清政府通过发行路引给从丽江前往康区东部的商人来对西藏的贸易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云南非汉族群以及回族以马帮驮运茶叶，控制了从西双版纳穿越云南到达藏东地区边界市场的商道。［14］除了运输关卡外，清政府无法垄断云南与西藏间的往返贸易。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将贸易的分析局限于官方控制的货物，因为民族走廊并不仅仅是由政府生成的。虽然进出西藏的货物大部分是由清朝设定的关卡控制，但是很多证据表明滇藏间存在着不少的走私线路。法国一名神父声称，即使可以比较容易逃避清政府的管辖，也很难避免不受当地人的影响。
维西以南（德钦和丽江之间）存在着数条政府管辖范围之外路线，路上不会碰上任何官员。只是必须途经一些以劫掠著名的部落。［15］
正是以这种方式，这些商道上就形成了可辨识的，也是多样的走廊认同观念，它们以正当或走私的商贸行为超越了国家的族群-政治边界定义。如同具体的商道那样，这些走廊内的走私观念极为普遍，也充满变数。这种司空见惯的跨界行为 使流动成为惯例，在当地的语境中很普遍，但在国家的视野里是违法且无形的（也许也由于地方官员蓄意遮掩，因为他们的个人仕途取决于不让这类行为被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流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将许多少数民族商业和社会互动的复杂网络具体化，并构成了云南的现实景观。
最后，如果我们只偏重于长途驮运中大宗贸易的研究，往往会忽略支撑“民族走廊”的短途小额贸易的重要性。马帮驮运的不只是单一种类的商品，也会尽量满足沿途的本地顾客的需求。因为商队途经的边疆地区，或者名义上录属于清政府的管辖，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马帮所贩运的一些商品（盐或鸦片）被清政府认为是非法的。以盐为例，虽然云南地貌封闭，其境内却拥有广泛的盐井分布网络，大多位于云南西部与南部区域，不少盐井地处地方官员无法行使职权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盐的广泛需求也使它成为云南境内一种通行的交换货币。1840年云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对此做了详细的
说明：
在云南，盐被通用交换粮食、马匹（特别是母马）、铁和铜具，酒和糖；北部可用来交换羊毛、布匹和长角动物；西部可以交换麝香、草药；东部交换茶叶。［16］
西藏边界地区自然形成的、密集的盐井也使得民族走廊重要性突出。许多途经私营盐井的马帮，在沿途靠盐的交易来增加收入。这种古老的传统，在19世纪的清政府官员看来，违反了国家的禁令，使跨境通道、少数民族关系，以及马帮贸易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劳内（Launay）所说，［17］这些族群“小道”脱离了清政府（通常是汉人为主）的控制，是构成滇藏“民族走廊”民族、商贸（以及地理）边界的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商贸形成的“民族走廊”同时也是联接不同宗教活动的重要通道。每年，云南西部的藏传佛教神山吸引着许多的佛教信徒。［18］19世纪末，一位欧洲人这样写道：
藏族信徒首先朝拜距大理有一天路程的鸡足山，这里有一些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接着，他们朝拜蒙化附近的巍宝山，这里有道观。然后他们在回程时又经过大理。朝拜人群中有许多云南人与藏族所说的喇嘛，他们头戴尖帽，手执祈祷法器与双面鼓。［19］
通过宗教朝圣和其它宗教法器的流通，我们可以发现在多种政治、宗教和商贸活动中，民族走廊的互动作用更加明显。
四、民族走廊的历史叙述
如果我的假设——即非汉族群的合法与走私贸易至少是构建民族走廊的一部分——是确切的话，在历史记录中应该很容易找到有关的记录。但翻阅19世纪清驻滇官员的记录，有关的方志、奏牍和个人记述中这方面的内容却很少见。或许部分原因在于清帝国的文献易于把族群视为孤立的现象或者仅把族群关系定位于与汉族的交往层面上。确切地说，清朝和汉族关于边境地区的族群关系缺乏深度描写，汉族（或者清政府）并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这一时期描述主要采用的是“宫廷的视野”，忽略了多元族群的参与动态性和广泛性。其原因何在？
首先，清朝官员显然对于少数民族心存疑虑。具体说来，19世纪初，在地方官员的奏牍中，对汉族与少数民族间不可避免的互动关系的忧虑开始频繁出现。在19世纪初，驻滇官员不断谈到的是汉族参与少数民族的反清运动。
第二个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形成的因素是回族的作用。按照轶闻，擅长经商的回族被广泛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19世纪末以前，很少有历史文献材料来支撑这一假设。部分原因是因为回族经常被当作汉族（因为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他们在语言上更接近汉族）。然而在1856至1873年回民大起义中，官方记录中回民的作用最为明显，显然回族通过维西地区与西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事实上，据1868年游历该地区的托马斯•库柏(Thomas Cooper) 的记载，他认为回民既是义军，也是清廷住维西代表的“中间人”。在询问当地一名回族为什么在清朝收复维西后，回民仍然留在该地时，他被告知：“回回在过去二年内在维西地区受到了优待，在大理与维西间来往没有受到限制”。［20］另一位欧洲人，法兰西斯•加美尔在大理时，当地回族的官员告诉他，他们在对藏贸易中对“每驮货物抽取十分之一”的税。这些19世纪的记录表明回族的作用在官方历史记录中经常被遗漏（或者反叛活动使他们的作用更为明显）。［21］
回民大起义中与西藏的贸易不但表明这段时期藏滇民族走廊兴盛，而且使大理地方政权倾向于多族群化，民族走廊得到了不同族群的支持。因此，多元族群互动表明民族走廊并不是由单一族群控制，更多情况下，是由不同族群在不同地段发挥作用而构成的联接性走廊。
五、结论
“民族走廊”的概念既有吸引力，同时也有些难以把握。其定义超出了国家定义的范畴，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奇思异想。然而，几点因素决定了“民族走廊”是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边疆地区以及和少数/多数民族的关系。至少就滇藏边界来说，民族走廊与历史记录中的盐、铜和其它矿物分布区域重叠，同样明显的是该地区内主要族群扮演的重要作用。最后，商贸活动很重要，其中包括清政府试图通过关卡、税收和其它手段对于合法贸易的控制，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走私活动，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地理和政治实体间充满活力的物资流动。过去对于“民族走廊”缺乏正式研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来自中心的认可。然而，这种意识或正式认可的缺乏，我们也无需引以为奇，也不应该防碍我们探索19世纪滇藏边界地区民族走廊对文化、商贸和族际关系的广泛影响， 而且在现在的学界中，“民族走廊”的概念也的确越来越受到重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人、物资与观念的流动的相关研究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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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Lille-Paris: Desclee de Brouwer et cie,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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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homas Cooper, Expedition of Mr. T. T. Cooper from the Yangtze-Kiang to Thibet and India. Proc. R. geogr. Soc.12: 332.
［21］Francis Garnier, 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1866-68 (1873).
收稿日期：2010-07-10 责任编辑：彭文斌
［关键词］滇藏关系；族群互动；藏彝走廊；族群解释范式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019—06
作者简介：大卫•阿提威（David Atwill），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宗教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族群与历史；尼玛扎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民族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41；彭文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刘源，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教师。四川 成都 611731
近年来有关族群及“汉化”问题的讨论中，中国文化对于边疆地区及周边人群的影响及作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1］不过，这些讨论主要涉及的是满族统治阶层与边疆民族精英人士的关系，涉及较少的是边疆民众本身——支撑这一视角的观点, 是将清帝国的南向扩张看作是强大的推进力量，［2］较少承认或忽视一个事实，即直到18世纪（且时断时续至以后）中国西南的大部分地区成功地抵御了清王朝的征服统治。
大卫•卢顿(David Luden)最近呼吁，应“在教学研究中通过流动与境域性知识交汇来更现实地描述世界，而不是局限于一国的疆域内或想象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3］依据这一观点，本文试图扭转传统的边疆分析方法。它将涉及以下两个方面，即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其交汇的特征。首先，本文将采用“民族走廓”的概念来重新解读近代边疆社会的传统描述方法。其次，本文也将讨论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汉族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换句话说，非汉族群对于清与汉族有关族群、法律与治理的分类体系的挑战，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模式，正是这一模式改变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不切实际的二元对立分析，在这种刻板的分析模式中，汉族往往被过多地赋予了边疆族群互动的主导地位。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在本文中提出，需要为一系列影响云南与康区东南地区互动关系的复杂事件提供相关的民族史背景，否则就很难对19世纪云南地区的汉藏边缘进行准确的描述。通过探讨滇藏交界地区的多民族人口怎样协调族际间与跨区域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重叠的过渡区域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边疆地区的互动关系。
一、改变单纯的国家观点
清帝国边疆文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中国边疆二元观点固化的倾向。这种二元对立观表现为许多方面：比如民族（汉夷、汉藏）、境域（中心-边缘；帝国-帝国；高山-低地），治理（宫廷-地方官员）。就多数清帝国边疆地区而言，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也许问题不大，因为与中心的优势地位及汉族移民的增长相比，通常只有一种族群或政治差别的相对情形存在（如蒙古或中国西北）。云南省不同族群、政治和商业区域的链接（也常常相互重叠）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云南省多样性族群景观对于黑与白、我们与他们、多数与少数，这些典型的现代宗教、政治、族群和区域的二元分类法是一个挑战。问题是二元对立法并不适用于晚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现实状况，毫无疑问（至少对当地居民来说）地方社会与不同权力中心、族群结构、文化特性有着相互的作用。与其将“云南人”及其邻近居民分解开来，中国西南地区的居民倾向于接受多样性，而且并不认为他们的多样性认同或归属问题不能兼容。云南省的复杂状况对于当地云南人来说习以为常，不成其问题，却经常使中央政府及其官员们产生困惑，他们力图将中心的视野施加于地方。
西方与中国学者对于边疆地区复杂性的认识，在过去二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日趋重要，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常用的术语，比如“想像共同体”（Anderson），“政治地理学”（Thongchai），“地理景观”（Appadurai 1996），“边界跨越”（Rosaldo 1989）［4］以及更加宽泛的理论框架，如网络、流动、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然而，很少有学者探讨这些多方面的意义对地方社会以及我们陈述这些地方社会的历史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卡林•迪恩 (Karin Dean) 最近指出的：“有必要质疑边界的’现实’或 ‘真实性’，后者通常是由决策者和当权者构建的”。依据索加（E.W. Soja）的观点，［5］迪恩认为有必要“通过三种空间形式, 即构想的、感知的和现实的模式来审视边界”。［6］虽然她的理论框架在许多方面不无裨益，但仍然无法更为广泛地理解和表述滇藏边际的互动关系。
揭示并描述边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不只是语汇的修辞问题，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叙述方式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基本的例子是将亚洲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来研究（比较明显的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区域研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学者、媒体和政治家们开始简单地将这些区域看作为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板块，而对这一研究范式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并未加以深究。特别是区域研究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不同的区域间确实存在着较深的隔阂和障碍。当然也需要指出，与这些区域的边界相关的亚洲的分类法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在亚洲的“区域观”中隐含的假设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对我们来说，区域研究范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过于强调这些地区间的外部差别，较少考虑清帝国内部的商业和族群边界（如苗疆、夷疆和回疆）的构成。如同我在别处指出过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能够超越区域研究的边际及其所隐含的概念，我们的研究就有可能遗漏重要的发展趋势，比如流动与交换的过程，因而人为地制造与二十世纪早期“东方主义”相吻合的自我蒙蔽现象。［7］显然地理标记的语汇（如“东亚”，“南亚”或者“东南亚”）有用，有时甚至十分必要，如同“中国人”、“藏人”、“云南人”等词汇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相互包容，并不存在排斥的关系。
如果区域研究观念曾经消极影响到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亚洲的解释，清代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更加阻碍了19世纪的滇藏边界观念。与强调多元性不同，清朝官员与该地区大量的汉族移民习惯地将边疆少数民族群体视为某种异质且单一的“他民族者”。这种趋势与中心的文明话语，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描述成地理与文化上与汉族相对的边缘群体，将相当复杂的社会与族群景观简化为单极的存在。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二元的明显对立（如外国/本国；汉/非汉；西方人/中国人），这种看法可能使该地区更容易被中心的世界观所认知，但其约化的倾向改变了滇康边界地区多样重叠的文化、宗教与政治现实。
理解边疆地区的核心在于认识不同层面上运作的多重关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米切尔•博德（Michiel Baud）和威廉姆•冯•兴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提倡用新的三维视角来研究边疆地区，在考虑中央政府（由于它们常常只考虑中心与中心之间的关系而易忽略边界本身）与边疆精英间的协商对话的同时，需要介绍边疆地区普通人民的作用（他们常被错误地归类为中心的“人群”）。
除了政府与边疆地方精英，边疆的普通群众也参与创造历史。他们与地方精英、以及边地两边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区的社会动态发展。这些关系是国家、地方精英与地方群众三维权力关系的地方性叙述。［8］
二位学者对于这种关系的陈述具有启发性意义，因为这表明除了国与国，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边境二边的地方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具有影响力的对话机制。尽管博德和冯•兴德尔的重新阐释承认三维空间中国家或帝国间的双边关系，他们并没有说明这种关系如何发生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尤其是他们几乎没有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观念和人群的迁徙流动问题。
费孝通的“民族走廊”概念，可以更好地校正这种理论的缺陷。“民族走廊”的提法超越了商品、政治和族群边界等惯用的概念，整合了地方、区域和国家不同层次间动态的多样边疆族群和阶级结构。
二、作为边界理论新框架的民族走廓概念
许多中西方学者最近开始重新探讨边界与边疆，但是“民族走廓”并非就是一种全新的概念。东亚和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两个最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对于边界人群的接触区域进行了理论阐述。［9］如李绍明所指出的，虽然“走廊”这一范式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包括范围、论据以及环境的独特作用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阐发。［10］为了丰富对“民族走廊”概念的历史作用的理解，本论文拟通过19世纪滇藏边界商品流动及族群性概念来展开讨论。
对云南的族群景观的理解最好不应视为二维的，而应该是一种三维的图示：一些群落沿山脊分布，另一些群落则聚居于山坡，其余的则生活在谷底。云南的自然地貌与气候带极大影响到当地居民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方式。特定的群体，凭借多元族群的互动关系，对区域、商品以及贸易路线实行控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民族走廊”。这些走廊具有较强的跨境性和多民族的特点，其综合效应体现了商品、人口及观念的流动性，但在国家的视野里则常常是非法和隐形的。但如前面所说，仅限于这一图式的认知易忽略云南高原区际走廊的联接问题：其西北部与西藏交汇，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东南部则与泰国和越南连接，东北角与中国内陆部分相连。
简单说来，我认为民族走廊不仅是族际间的联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沟通了二个不同境域的政体间那些对商业、文化乃至政治交往有着支配关系的族体。虽然这些走廊从技术的层面讲位于清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但几乎都在清政府省级行政权力相当薄弱的区域内。清政府宣称的统治区域与地方自治间的现实差距也困扰着清廷对于跨界贸易的管理、税收和监督。
在继续阐述前，我需要对我所指的“民族走廊”部分作更具体的解释。这里所说的是，滇藏间商道（包括与其它地区的通衡）的特点，云南地区的内部差异，以及当地居民对于这些外向型贸易路线周边区域的实际控制，似乎就形成了强烈的“走廊”认同感，并且超越了国家对于边界的定义以及官营与私营的商道。虽然19世纪流传下来的当地文献很少，云南的“民族走廊”无疑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首先，三条联接滇藏及其它地区的商道都跨越了非汉族群社区的“门栏”。这些社区在调节跨地区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周边的主要地区（如缅甸、汉或藏）。其次，民族走廊上族际贸易的特点促成了特定的群体从事专项贸易或在商道的部分线路上发挥作用。最后，贸易走廊中的商队在国家准许与禁止范围内有着双重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有效规避国家设置的关卡。
三、民族走廊：商品的流通
如果说“民族走廊”的概念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进程，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走廊上究竟流动的是什么？清帝国驻滇的官员只是偶尔意识到民族走廊的重要性和它对云南现状的构建作用。在清廷看来，帝国版图中云南的主要作用是为国家财政提供所需要的铜资源。
三十多年前施坚雅（G.W. Skinner）所界定的“云贵巨区”同样也折射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即云南是封闭的，与帝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脱节。［11］有一点可信的是，云南崎岖的地貌仅能允许特定商品的交换，其需求量足以抵消向中国内陆运输过程中的巨额耗费（或者逆向从中国内陆运往云南以外的市场）。虽然很少有商品贵重到需要从中国内陆贩运到云南省内，云南也不能被简单认为是与世隔绝。正是因为许多货物从中国内陆城市运往云南的运输成本高，云南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与南部，需要依靠并扩大他们与附近其它民族区域的贸易往来。正如我们在下面要提到的，少数民族与云南穆斯林控制着跨境贸易，并且是民族走廊的主要参与者。［12］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云南生产的产品，如茶、矿石及专项商品（如中草药），在周边地区，无论是汉区还是别的国家，都有需求。
在云南的三条民族走廊中，最突出的是与西藏的联系。与西藏的贸易往来需要不同的族群之间的合作，因为前往西藏边境的商道主要由纳西族控制，他们所领的茶引可以使他们在中甸、德钦或康定间畅通无阻。［13］这三个转运点的选择并非是随意的，它们是进入西藏的主要或次要商道上的交汇点。在这里，运输的方式和货物装运方法必须调整以便进出西藏高原。康定、中甸和德钦是出入云南的货物集散点，在这里牲畜和人力运输实行对换。
这些转运点不仅表明地貌对于族群分布有重大影响（如傈僳族分布在山脊，而纳西族居于谷底），同样表明民族走廊在海拔落差变化较大的地带更为明显，如云南与西藏高原北部。这些转运点同样也是商道咽喉，由特定的族群长期控制，这也表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间的相互重叠。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民族走廊独立于政治、社会与军事控制之外。可以肯定的是，18和19世纪清政府通过发行路引给从丽江前往康区东部的商人来对西藏的贸易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云南非汉族群以及回族以马帮驮运茶叶，控制了从西双版纳穿越云南到达藏东地区边界市场的商道。［14］除了运输关卡外，清政府无法垄断云南与西藏间的往返贸易。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将贸易的分析局限于官方控制的货物，因为民族走廊并不仅仅是由政府生成的。虽然进出西藏的货物大部分是由清朝设定的关卡控制，但是很多证据表明滇藏间存在着不少的走私线路。法国一名神父声称，即使可以比较容易逃避清政府的管辖，也很难避免不受当地人的影响。
维西以南（德钦和丽江之间）存在着数条政府管辖范围之外路线，路上不会碰上任何官员。只是必须途经一些以劫掠著名的部落。［15］
正是以这种方式，这些商道上就形成了可辨识的，也是多样的走廊认同观念，它们以正当或走私的商贸行为超越了国家的族群-政治边界定义。如同具体的商道那样，这些走廊内的走私观念极为普遍，也充满变数。这种司空见惯的跨界行为 使流动成为惯例，在当地的语境中很普遍，但在国家的视野里是违法且无形的（也许也由于地方官员蓄意遮掩，因为他们的个人仕途取决于不让这类行为被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流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将许多少数民族商业和社会互动的复杂网络具体化，并构成了云南的现实景观。
最后，如果我们只偏重于长途驮运中大宗贸易的研究，往往会忽略支撑“民族走廊”的短途小额贸易的重要性。马帮驮运的不只是单一种类的商品，也会尽量满足沿途的本地顾客的需求。因为商队途经的边疆地区，或者名义上录属于清政府的管辖，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马帮所贩运的一些商品（盐或鸦片）被清政府认为是非法的。以盐为例，虽然云南地貌封闭，其境内却拥有广泛的盐井分布网络，大多位于云南西部与南部区域，不少盐井地处地方官员无法行使职权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盐的广泛需求也使它成为云南境内一种通行的交换货币。1840年云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对此做了详细的
说明：
在云南，盐被通用交换粮食、马匹（特别是母马）、铁和铜具，酒和糖；北部可用来交换羊毛、布匹和长角动物；西部可以交换麝香、草药；东部交换茶叶。［16］
西藏边界地区自然形成的、密集的盐井也使得民族走廊重要性突出。许多途经私营盐井的马帮，在沿途靠盐的交易来增加收入。这种古老的传统，在19世纪的清政府官员看来，违反了国家的禁令，使跨境通道、少数民族关系，以及马帮贸易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劳内（Launay）所说，［17］这些族群“小道”脱离了清政府（通常是汉人为主）的控制，是构成滇藏“民族走廊”民族、商贸（以及地理）边界的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商贸形成的“民族走廊”同时也是联接不同宗教活动的重要通道。每年，云南西部的藏传佛教神山吸引着许多的佛教信徒。［18］19世纪末，一位欧洲人这样写道：
藏族信徒首先朝拜距大理有一天路程的鸡足山，这里有一些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接着，他们朝拜蒙化附近的巍宝山，这里有道观。然后他们在回程时又经过大理。朝拜人群中有许多云南人与藏族所说的喇嘛，他们头戴尖帽，手执祈祷法器与双面鼓。［19］
通过宗教朝圣和其它宗教法器的流通，我们可以发现在多种政治、宗教和商贸活动中，民族走廊的互动作用更加明显。
四、民族走廊的历史叙述
如果我的假设——即非汉族群的合法与走私贸易至少是构建民族走廊的一部分——是确切的话，在历史记录中应该很容易找到有关的记录。但翻阅19世纪清驻滇官员的记录，有关的方志、奏牍和个人记述中这方面的内容却很少见。或许部分原因在于清帝国的文献易于把族群视为孤立的现象或者仅把族群关系定位于与汉族的交往层面上。确切地说，清朝和汉族关于边境地区的族群关系缺乏深度描写，汉族（或者清政府）并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这一时期描述主要采用的是“宫廷的视野”，忽略了多元族群的参与动态性和广泛性。其原因何在？
首先，清朝官员显然对于少数民族心存疑虑。具体说来，19世纪初，在地方官员的奏牍中，对汉族与少数民族间不可避免的互动关系的忧虑开始频繁出现。在19世纪初，驻滇官员不断谈到的是汉族参与少数民族的反清运动。
第二个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形成的因素是回族的作用。按照轶闻，擅长经商的回族被广泛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19世纪末以前，很少有历史文献材料来支撑这一假设。部分原因是因为回族经常被当作汉族（因为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他们在语言上更接近汉族）。然而在1856至1873年回民大起义中，官方记录中回民的作用最为明显，显然回族通过维西地区与西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事实上，据1868年游历该地区的托马斯•库柏(Thomas Cooper) 的记载，他认为回民既是义军，也是清廷住维西代表的“中间人”。在询问当地一名回族为什么在清朝收复维西后，回民仍然留在该地时，他被告知：“回回在过去二年内在维西地区受到了优待，在大理与维西间来往没有受到限制”。［20］另一位欧洲人，法兰西斯•加美尔在大理时，当地回族的官员告诉他，他们在对藏贸易中对“每驮货物抽取十分之一”的税。这些19世纪的记录表明回族的作用在官方历史记录中经常被遗漏（或者反叛活动使他们的作用更为明显）。［21］
回民大起义中与西藏的贸易不但表明这段时期藏滇民族走廊兴盛，而且使大理地方政权倾向于多族群化，民族走廊得到了不同族群的支持。因此，多元族群互动表明民族走廊并不是由单一族群控制，更多情况下，是由不同族群在不同地段发挥作用而构成的联接性走廊。
五、结论
“民族走廊”的概念既有吸引力，同时也有些难以把握。其定义超出了国家定义的范畴，因此过去常被认为是奇思异想。然而，几点因素决定了“民族走廊”是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边疆地区以及和少数/多数民族的关系。至少就滇藏边界来说，民族走廊与历史记录中的盐、铜和其它矿物分布区域重叠，同样明显的是该地区内主要族群扮演的重要作用。最后，商贸活动很重要，其中包括清政府试图通过关卡、税收和其它手段对于合法贸易的控制，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走私活动，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地理和政治实体间充满活力的物资流动。过去对于“民族走廊”缺乏正式研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来自中心的认可。然而，这种意识或正式认可的缺乏，我们也无需引以为奇，也不应该防碍我们探索19世纪滇藏边界地区民族走廊对文化、商贸和族际关系的广泛影响， 而且在现在的学界中，“民族走廊”的概念也的确越来越受到重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人、物资与观念的流动的相关研究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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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7-10 责任编辑：彭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