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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各项年度评比纷纷揭晓。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评出的“年度十佳图书”中，有一本书同时登上两个榜单，它也是唯一一部获此殊荣的作品。这本书就是《永恒美丽的背后：孟买幽暗城中的生命、死亡和希望》。它还在今年11月获得了第六十三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单元大奖。凭借这本只有薄薄250页的处女作，美国作家凯瑟琳·布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每个人都和腐败沾边
《永恒美丽的背后：孟买幽暗城中的生命、死亡和希望》是凯瑟琳·布用3年时间实地采访、写了两年才完成的作品。所谓“孟买幽暗城”，指的是孟买国际机场附近一片名为安纳瓦第的贫民窟。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修建机场和周边豪华酒店的建筑工人在施工结束后没有离开，而是私自占地住了下来，形成了一片贫民窟。这里大概有3000名居民，主要靠捡垃圾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睡在由铁皮、宝丽板和油布钉成的房子里，还有些人干脆露天而睡。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贫民窟前面就是孟买机场引人注目的高大广告牌，上面是高端房产的广告：“美丽永恒，永恒美丽”——本书书名正是来源于此。
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穆斯林少年，他通过出售分拣的垃圾苦苦支撑着一个11口之家。他的梦想很简单：找一个不嫌弃自己身上味道的老婆，搬出贫民窟。在印度教占主导的安纳瓦第，阿卜杜拉和他的家人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一天，他家的邻居法蒂玛自杀未遂，反而诬陷阿卜杜拉和他的父亲，称正是由于后者的殴打和威胁她才自杀的。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们作证，因为大家都嫉妒阿卜杜拉的能干，希望他家倒霉。警察逮捕了阿卜杜拉父子，并且索要贿赂，否则就不放人。贫民窟里专门为人“铲事儿”的阿莎表示，只要给钱她就帮忙。当阿卜杜拉的母亲拒绝行贿时，阿卜杜拉父子便被拷打。阿卜杜拉愤怒地表示：“印度的司法系统和一个买卖垃圾的市场没什么区别。”
凯瑟琳·布说，她看到的安纳瓦第，暴力和死亡似乎是永远的主题。警察殴打平民，父母打孩子，丈夫打妻子，哥哥打姐妹。一位拾荒者被汽车撞倒，周围没有人理睬，任凭他在痛苦的呻吟中死去。政府的积极政策在这里也会被“层层盘剥”。例如，一些女人拿到政府专为女性发放的小额贷款后，转手以更高的利息贷出；一个当地孤儿院的修女将过了保质期的、别人捐的食物卖给穷人，后者再拿到路边的小摊上去卖。更可怕的是，贫民窟里的一些人困窘到被迫以青蛙和老鼠来充饥，但按照印度官方的说法却是，“这里没有穷人”。
在书中，阿卜杜拉被保释出来。他想做一个守法的良民，但发现靠垃圾交易根本赚不到钱，“我告诉真主我非常爱他，但我不能变得像他期望的那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回事。”阿卜杜拉对生活的理解一针见血。在他眼里，“体面的生活就是火车没有撞到你，贫民窟的恶霸没找你麻烦，你没得上疟疾。” 可以想象，写这样一本书对作者的感情是个巨大挑战。凯瑟琳承认，初稿“几乎是蘸着泪水写成的”，第二稿才能带着冷静去修改。书中有多处情节令她伤心欲绝：一位母亲不得不在自己40岁的生日聚会上离开孩子们，去向一位保护人提供性服务；而那些孩子们面对自己悲惨命运时表现出的麻木和绝望，“最让人心碎”。
凯瑟琳揭示出了一个在印度无法回避的事实：腐败已经深入印度社会的肌理，穷人没有地方求助，因为每个人都和腐败沾边。
用笔体恤民情
对于贫穷， 48岁的凯瑟琳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当时家里很穷，“燃料用光时捡到什么都放到火里去烧”。母亲经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凯瑟琳听。凯瑟琳自小体弱多病，饱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家庭、个人的种种经历让她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中学毕业后，她当过两年秘书，先后念过3所学院，最终进入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后，凯瑟琳先后在华盛顿的《城市报》和《华盛顿月刊》当编辑。1993年至2003年，她在《华盛顿邮报》当了10年的调查记者。
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凯瑟琳就把目光聚焦在社会问题上。2000年，她因为撰写了一系列揭露华盛顿智障人士收养机构内幕的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类奖”。评委称她的作品“揭露了这个城市中存在的忽视与虐待，迫使官员们承认现状并着手改革。”2002年，她又凭借一篇抨击美国福利制度的文章获得了“西德尼·希尔曼奖”。该奖项是为了那些“促进社会公平”的文章而设立的，以美国著名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命名。
频频获奖让凯瑟琳名声大振，一些流行杂志的编辑对她说：“你文笔不错，不如来我们这里，专门采访华盛顿的名人。”其实，凯瑟琳早在1993年刚当上记者没多久，就采访过大人物：她为刚上任的副总统戈尔写了一篇长篇特写。但很快，凯瑟琳就厌倦了这种锦上添花的行为，她还是更愿意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美国穷人的生活。在她看來：“写穷人比大人物更有价值。”
2003年，她来到《纽约客》，这里为她提供了更大的施展抱负的平台。她写的《婚姻疗法》一文获得了美国“全国杂志奖”的特写单元奖。这篇调查性报道介绍了俄克拉荷马州两个黑人女性参加一个政府资助的婚姻培训项目的经过。该项目的本意是帮助女性避免或摆脱贫穷，结果却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凯瑟琳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每年能有一两篇报道就不错了，但它们直面的都是沉重复杂的社会问题。每写一篇报道，她都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来做调查，了解笔下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
不能花钱买故事
很多人都奇怪凯瑟琳怎么突然把目光从美国转向印度，这其实和她的爱情有关。2001年，凯瑟琳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逊尼尔·基尔纳尼。他是伦敦国王学院印度研究所的所长，一位印度裔政治学教授。凯瑟琳陪丈夫去过几次印度，在孟买待的时间尤长。将印度穷人的生存现状都看在眼里，她很想写一本书，却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潮湿污秽的贫民窟”。一天，她在华盛顿家中被地上的一本词典绊倒，结果摔断了3根肋骨，还戳伤了肺。这件事帮她下定了决心：“看来我不适合安全的环境，不如换个地方试试。”
在安纳瓦第，凯瑟琳保留着做调查记者时的习惯，总是相机和录音笔不离手，还录制了6000多小时的视频。她请来3位翻译帮助自己，并和拾荒者一起翻越护栏，“偷”垃圾，与警察对峙，还曾失足跌入污水池。所有采访结束时，她的体重连91斤都不到了。
凯瑟琳给自己定下了采访中的原则：不向警察行贿，也不给她笔下的穷朋友们钱。“一开始会有孩子问我要10印度卢比（约合1.14元人民币），但我会向他们解释，我不能花钱买故事，否则就违反了职业道德。人们理解了，还向其他人解释。”
如今，对这本书的赞誉越来越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印度经济迅速发展的故事，这个侧面就是被它的发展速度抛弃的贫穷下层人民。还有媒体称这本书的作用“比1000份发展报告加起来还要大”。但凯瑟琳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媒体总喜欢夸大自己的力量，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做下去，否则这些下层人民就更没有机会改变现状了！”
每个人都和腐败沾边
《永恒美丽的背后：孟买幽暗城中的生命、死亡和希望》是凯瑟琳·布用3年时间实地采访、写了两年才完成的作品。所谓“孟买幽暗城”，指的是孟买国际机场附近一片名为安纳瓦第的贫民窟。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修建机场和周边豪华酒店的建筑工人在施工结束后没有离开，而是私自占地住了下来，形成了一片贫民窟。这里大概有3000名居民，主要靠捡垃圾为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睡在由铁皮、宝丽板和油布钉成的房子里，还有些人干脆露天而睡。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贫民窟前面就是孟买机场引人注目的高大广告牌，上面是高端房产的广告：“美丽永恒，永恒美丽”——本书书名正是来源于此。
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穆斯林少年，他通过出售分拣的垃圾苦苦支撑着一个11口之家。他的梦想很简单：找一个不嫌弃自己身上味道的老婆，搬出贫民窟。在印度教占主导的安纳瓦第，阿卜杜拉和他的家人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一天，他家的邻居法蒂玛自杀未遂，反而诬陷阿卜杜拉和他的父亲，称正是由于后者的殴打和威胁她才自杀的。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们作证，因为大家都嫉妒阿卜杜拉的能干，希望他家倒霉。警察逮捕了阿卜杜拉父子，并且索要贿赂，否则就不放人。贫民窟里专门为人“铲事儿”的阿莎表示，只要给钱她就帮忙。当阿卜杜拉的母亲拒绝行贿时，阿卜杜拉父子便被拷打。阿卜杜拉愤怒地表示：“印度的司法系统和一个买卖垃圾的市场没什么区别。”
凯瑟琳·布说，她看到的安纳瓦第，暴力和死亡似乎是永远的主题。警察殴打平民，父母打孩子，丈夫打妻子，哥哥打姐妹。一位拾荒者被汽车撞倒，周围没有人理睬，任凭他在痛苦的呻吟中死去。政府的积极政策在这里也会被“层层盘剥”。例如，一些女人拿到政府专为女性发放的小额贷款后，转手以更高的利息贷出；一个当地孤儿院的修女将过了保质期的、别人捐的食物卖给穷人，后者再拿到路边的小摊上去卖。更可怕的是，贫民窟里的一些人困窘到被迫以青蛙和老鼠来充饥，但按照印度官方的说法却是，“这里没有穷人”。
在书中，阿卜杜拉被保释出来。他想做一个守法的良民，但发现靠垃圾交易根本赚不到钱，“我告诉真主我非常爱他，但我不能变得像他期望的那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回事。”阿卜杜拉对生活的理解一针见血。在他眼里，“体面的生活就是火车没有撞到你，贫民窟的恶霸没找你麻烦，你没得上疟疾。” 可以想象，写这样一本书对作者的感情是个巨大挑战。凯瑟琳承认，初稿“几乎是蘸着泪水写成的”，第二稿才能带着冷静去修改。书中有多处情节令她伤心欲绝：一位母亲不得不在自己40岁的生日聚会上离开孩子们，去向一位保护人提供性服务；而那些孩子们面对自己悲惨命运时表现出的麻木和绝望，“最让人心碎”。
凯瑟琳揭示出了一个在印度无法回避的事实：腐败已经深入印度社会的肌理，穷人没有地方求助，因为每个人都和腐败沾边。
用笔体恤民情
对于贫穷， 48岁的凯瑟琳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当时家里很穷，“燃料用光时捡到什么都放到火里去烧”。母亲经常把这些故事讲给凯瑟琳听。凯瑟琳自小体弱多病，饱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家庭、个人的种种经历让她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中学毕业后，她当过两年秘书，先后念过3所学院，最终进入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后，凯瑟琳先后在华盛顿的《城市报》和《华盛顿月刊》当编辑。1993年至2003年，她在《华盛顿邮报》当了10年的调查记者。
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凯瑟琳就把目光聚焦在社会问题上。2000年，她因为撰写了一系列揭露华盛顿智障人士收养机构内幕的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类奖”。评委称她的作品“揭露了这个城市中存在的忽视与虐待，迫使官员们承认现状并着手改革。”2002年，她又凭借一篇抨击美国福利制度的文章获得了“西德尼·希尔曼奖”。该奖项是为了那些“促进社会公平”的文章而设立的，以美国著名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命名。
频频获奖让凯瑟琳名声大振，一些流行杂志的编辑对她说：“你文笔不错，不如来我们这里，专门采访华盛顿的名人。”其实，凯瑟琳早在1993年刚当上记者没多久，就采访过大人物：她为刚上任的副总统戈尔写了一篇长篇特写。但很快，凯瑟琳就厌倦了这种锦上添花的行为，她还是更愿意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美国穷人的生活。在她看來：“写穷人比大人物更有价值。”
2003年，她来到《纽约客》，这里为她提供了更大的施展抱负的平台。她写的《婚姻疗法》一文获得了美国“全国杂志奖”的特写单元奖。这篇调查性报道介绍了俄克拉荷马州两个黑人女性参加一个政府资助的婚姻培训项目的经过。该项目的本意是帮助女性避免或摆脱贫穷，结果却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凯瑟琳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每年能有一两篇报道就不错了，但它们直面的都是沉重复杂的社会问题。每写一篇报道，她都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来做调查，了解笔下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
不能花钱买故事
很多人都奇怪凯瑟琳怎么突然把目光从美国转向印度，这其实和她的爱情有关。2001年，凯瑟琳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逊尼尔·基尔纳尼。他是伦敦国王学院印度研究所的所长，一位印度裔政治学教授。凯瑟琳陪丈夫去过几次印度，在孟买待的时间尤长。将印度穷人的生存现状都看在眼里，她很想写一本书，却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潮湿污秽的贫民窟”。一天，她在华盛顿家中被地上的一本词典绊倒，结果摔断了3根肋骨，还戳伤了肺。这件事帮她下定了决心：“看来我不适合安全的环境，不如换个地方试试。”
在安纳瓦第，凯瑟琳保留着做调查记者时的习惯，总是相机和录音笔不离手，还录制了6000多小时的视频。她请来3位翻译帮助自己，并和拾荒者一起翻越护栏，“偷”垃圾，与警察对峙，还曾失足跌入污水池。所有采访结束时，她的体重连91斤都不到了。
凯瑟琳给自己定下了采访中的原则：不向警察行贿，也不给她笔下的穷朋友们钱。“一开始会有孩子问我要10印度卢比（约合1.14元人民币），但我会向他们解释，我不能花钱买故事，否则就违反了职业道德。人们理解了，还向其他人解释。”
如今，对这本书的赞誉越来越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印度经济迅速发展的故事，这个侧面就是被它的发展速度抛弃的贫穷下层人民。还有媒体称这本书的作用“比1000份发展报告加起来还要大”。但凯瑟琳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媒体总喜欢夸大自己的力量，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做下去，否则这些下层人民就更没有机会改变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