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专攻中国近代改革史,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多家报刊专栏作家。作品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2008年)、《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绝版恭亲王》(文汇出版社2010年)等。本文根据雪珥在“看世界大讲坛”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彼时美国对中国无恶意有好感
　　卸任后的美国总统格兰特曾经访问中国,并且会见了清朝的恭亲王。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朋友戴旭有分歧,我认为从那个年代开始,至少在内部文件上,美国对中国都没有恶意。美国人那时候觉得,为了打造最强大的国家,必须把重要力量退出欧洲,而面向亚洲,尤其是面向中国,脱欧入亚,“与中国联手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太平洋”(西华德语)。所有挡在中美之间的障碍必须被清除掉,美国的黑石舰队打开日本大门就是如此,包括收购太平洋的群岛。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买下了阿拉斯加之后,在国会作证时说:“现在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时候了,因为收购了阿拉斯加之后,我们向中国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西华德和格兰特访问中国之时,都谈到了改革。但是恭亲王在宴席之上并不接话,只是款待美国政客吃燕窝,王顾左右而言他,拼命给客人夹菜。
　　
　　上海的英国人征税风波
　　1861年,恭亲王和慈禧联手消灭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开始了“叔嫂共和”的同治。当时恭亲王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3个20多岁的年轻人接手了一个破烂的中国。英法联军刚刚在焚毁了圆明园之后撤走,要给中国皇帝一个教训;还有太平天国,南方大半个中国已经沦入了太平天国之手。元代时有“胡人无百年运”的说法,但清朝超过了百年。可是3个20多岁的年轻人接手偌大一个帝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唯有改革。
　　恭亲王在英法联军撤走后给皇帝的信中说,夷人果然讲信用,真的撤军了。太平天国要夺位,是心腹之患。西方列强还是讲信用的,还是可以利用的。俄国是手足之患,比西方英法之患更严重。清朝好比是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太平天国是曹操,英法联军是孙权,此刻,应该联合孙权抗击曹操。所以,当北方的英法联军还未撤走之时,在南方,他们就已经开始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
　　太平天国包围上海之时,清朝当地官员逃亡。驻上海的英国领事认为应该代替中国政府收取关税,等清朝官员回来再交还给清政府。所以在伦敦,外交部与英国商人集团进行了激烈的对抗,最后外交部妥协了,理由却很震撼:因为征税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英国使馆已经收了的税全部退还。
　　晚清并非慈禧一人当政
　　恭亲王觉得,应该设立总理衙门,增加编制,但却是很难的事情。恭亲王只好说,这是个临时机构,糊弄洋人的暂时性机构,选址非常之破烂,所有来访过的外国人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
　　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人们把改革的功劳和责任都归结于慈禧太后一个人身上,根据我的研究,这段历史其实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伪造的。真相是什么呢?
　　清朝的祖制是没有垂帘听政的,孝庄辅佐康熙的时候也是退居幕后,不是垂帘听政,只是顾问而已。我的看法是,那是一种“叔嫂共和”,从1861年到清朝覆灭,都不是女人当国,那都是康梁为了海外募捐而造谣的。
　　所以,在恭亲王和慈禧太后这一对叔嫂共和之后,恭亲王于14年后倒台,还有醇亲王与慈禧的第二对叔嫂共和;之后还有溥仪的爸爸载沣和隆裕太后的第三对叔嫂共和,当时载沣26岁。从头到尾,都不存在太后专制的阶段,也不存在亲王专制的阶段,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
　　在满清的体系当中,都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大权独揽。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入关之后,实行的是一种部族专制,“集体领导制”,满洲贵族集体领导。权力也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康梁造谣说戊戌变法是慈禧太后一个人镇压下去的,这是错误的,西方史学界已经公认这是一个谣言。因为慈禧太后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柔软的改革
　　所以在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恭亲王领导了前15年。当今主流史学界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认为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所以才失败的,但这是不对的,没有史料支持的。即便是恭亲王,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必须有轻重缓急,从军工开始,后来到了民生经济,也有触及过官僚体制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力。
　　我们习惯于区分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其实我觉得,并不存在很明确的这种区分,而是只存在“在朝派”和“在野派”。因为真正爱国家、爱祖先的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祖宗留下来的家业败落呢?这些官僚都是万里挑一的,身居高位,信息通达,智慧过人,不可能看不到症结在哪里。
　　大学士倭仁反对几乎恭亲王所有的改革措施,但是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打仗打得火热之时,倭仁是绝对不会说的,绝对是顾全大局的。战事过后,倭仁才开始对恭亲王的改革发起了猛攻。最大的一次冲突是设立京师同文堂。恭亲王也为了顾全大局,手段很软,请倭仁去主持同文堂,保证方向正确,倭仁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只好退缩,这是美国人记载的。
　　在我的书中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局面,叫“当家难”。反改革的人,很多时候不见得是真的反对改革,而是因为在改革中没有拿到好处,或者说在反改革中可以拿到更多的好处,最终是利益之争。为什么言官反改革的多呢?他们都是靠着挑毛病吃饭的,言官的言论甚至在晚清的改革中成为了一种交换的砝码,当言官要被裁撤之时,他们的进攻是最猛烈的,因为他们要下岗。
　　恭亲王确实在改革中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触动到慈禧太后的利益,因为她儿子是皇帝,国家好了对她绝对是有利的。所以有人说慈禧反对改革,这是错误的。后来有人附会,说当年爱新觉罗部落灭了叶赫部,所以叶赫部的女人要灭了爱新觉罗部落的王朝,但这绝对是附会的。
　　西华德访华时,就找到了文祥,此人是中文记载与英文记载中评价一致很高的人。西华德就谈到了改革,文祥说你们说的都对,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不能快,如果走得太快的话,连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存在了。
　　
　　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友谊
　　按照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说法,清朝在中法战争之后大力发展海军,使得日本人非常之恐慌。大清水兵在长崎妓院被打死,北洋舰队把大炮对准长崎港口,要求赔款惩凶,这对日本人的震动非常大,连日本小孩子玩游戏折纸船,也叫镇远和定远(清朝北洋舰队的旗舰),一定要打沉它们。
　　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的仇恨情绪只存在了不到一年,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出现了强烈的交往的愿望。在甲午战争中,西方的史料和研究几乎是一致地认为,那是文明战胜了野蛮的战争,都是站在日本一边的。
　　当然,这种结果有日本人公关的因素:《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每个人给多少钱,怎么写,他不喜欢钱给他什么,珠宝啊,女人啊,这些公关手段是拿到日本内阁上讨论的;另外一方面的因素,日本人当时真的感受到了危机感,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对抗西方,日本必须与中国联手,但清朝又如此腐败。当时日本间谍在发给天皇的信中说,中国的腐败是全民的腐败,所有的人都在想着破坏规则而为自己牟利,他引用了孟子的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所以,日本人在打响甲午战争的时候,口号居然是“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但是西方媒体又提了“黄祸”,认为庞大的中国在日本的率领下,必将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成为威胁西方的“黄祸”,所以务必要拆散中日。
　　
　　激进主义的失败
　　然而,民生和体制上的改革被忽视了。当时的人都认为只要从日本引进一些东西就可以改变中国,陷入了激进主义。我在研究改革的时候总是想到两个词:利益和人性,我当过多年的律师,我总是会分析一个人的动机,他为什么这么干?还有就是人性,没有人天生是坏蛋,或者天生是天使,在这种视角下去看历史,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那不是改革,那就是皇帝身边的4个小秘书(章京),他们帮着皇帝在几十天之内写出了十几篇著作。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光绪皇帝,现在史学界已经公认了,衣带诏就是假的。翁同龢很欣赏康有为,和他谈了一次,但是觉得此人很危险,夸夸其谈,就没有再用他。
　　于是,在戊戌变法中,没有人站在变法一边,因为4个小秘书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敌人,30年的改革经验被抛弃了,而且很多衙门也被裁撤了,得罪了很多的人。所以在满洲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要光绪皇帝下台的呼声,那都是康梁的谎言。这些人不见得就是反改革的,但是他们就结成了反改革的同盟。
　　所以,改革的时候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或者先做后说。恭亲王就说,西学不是西学,是中学传入西方,中国人忘了,现在我们再学回来,但是还是中学,很委婉。
　　史学界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甲午战争失败了,恰恰说明洋务运动进行得还不够。而戊戌变法就是想把一切推倒重来,这是很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