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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与谷岳，两位70后老男孩，从北京到德国柏林，用招手搭车的方式前进，共搭车88次（包括维族大爷的三轮车1次，伊拉克老农的拖拉机1次，吉普赛人的马车1次），途经13个亚洲与欧洲国家，穿越中国、中亚和欧洲，耗时3个半月，行进16000多公里，最终抵达了德国柏林，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艰辛又浪漫的旅程。
曾有一度，刘畅感到生活单调而无趣，他每天奔波在拥挤的人群中，辛勤地拍摄一部又一部专题片、纪录片，而工作成果的审核标准却永远在客户手里。那种状态像戴上镣铐跳舞，用刘畅略显粗砺的言语形容，“很悲催”。那时他极想改变这种状态却总找不到适合的出口。恰在此时，好友谷岳来访。
谷岳，美籍华人，曾经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两年，因为厌倦了数据、报表而辞职，卖掉全部家当，环球旅行，成为了一名职业旅行家。2008年底，他的德国女友伊卡回到柏林，谷岳答应去看她。为了使这句承诺增加一些浪漫色彩，他决定用搭顺风车的方式奔赴柏林，于是找到刘畅，邀知己一起上路，纪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旅程。
“我并没有把旅行当成一种职业，而是循环的封闭生活的一个突破口。”刘畅诚恳而坚定地说，他们让无数青年热血沸腾的柏林之旅，不过是一次迟到的间隔年，也是他与谷岳迟到的成人礼——那年他俩都30岁。
起点设在北京后海，在后海，他们第一次竖起了大拇指，这个代表搭顺风车的手势，也象征着他们坚韧不拔的信念，自此一路挺进，直到柏林。
途径13个国家，路遇88个陌生司机，长达100天的未知旅行，绵延16000公里的搭车路途，这简直可以称作一次疯狂之旅！然而，正是这种疯狂，使得刘畅和谷岳的心灵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也让放空后的身心可以容纳得更高更广，“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刘畅笑着说。
一路走过，刘畅发现在经济繁荣的地方，搭车是一件奢侈的事；反倒是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譬如新疆，粗犷、豪迈的卡车司机多会慷慨地邀他们上车。
出发的第一天就不太顺利，遇上暴雨不说，还总是遭受过路司机的白眼，连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都下了逐客令。只有长途大巴偶尔会停下来告诉他们车去哪里，多少钱，给钱上车，没钱免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求助朋友把他们搭载到京石高速的窦店服务区，在这里他们又接连遭遇到30多次拒绝。
随着旅途的延展，视野的开阔，他们也越来越乐观，好心肠的司机车载斗量。在土耳其，他们遇见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不仅爽快地答应把两人带到城里，晚上10点多还把两人送到他并不顺路的地方，半夜带着他们参观城市，还主动帮忙联系了个四星级宾馆，房费100多美元，小伙子豪迈地说：“你们坐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酒店钱我已经付了。”
与陌生车主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体会到世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中国有句古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防备别人会使你的生活失去很多，你将不敢走出自己的安全圈子，不敢体验新东西和交新朋友，你失去的将比得到的更多。”刘畅说。
语言是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然而由于此次旅程过于漫长，他们不可能精通所有国家的语言，好在这并没有难倒他们。他俩用做手势以及友善的微笑，感染着周边的人们伸出帮助之手。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市，他们遇到了一位守墓的老人。那个老人会一点俄语，他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几十个俄语单词并加以手势与之交流。老人由开始的戒备转为欢喜，与他们喝着啤酒，比划着手势，畅谈自己的人生。老人曾是一名水手，年轻时好勇斗狠，然而随着咸海的干涸，如锦的韶华去而不返，老人的心日益苍凉，好似大漠尽头的暮色。他现在背靠残舟，静静地守望着这片渔船墓地，孤独而倔强，犹如疲惫地拖曳着大马林鱼鱼骨的桑提亚哥，与残酷的现实做着最后的对决。
与老人聊天时，谷岳的手机里放着张震岳的歌《思念是一种病》：“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的确，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嗔怪命运不公，从而躲进小楼成一统，拒绝和这个世界诚恳地谈谈，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其实，“只要我们肯想办法，我们能有办法，世界就会还每个人一方诗意的栖居地。”
在中亚几个“斯坦”国家，当地没有搭车习惯，语言又不通，刘畅灵机一动，举起一面牌子，用俄语写上四句话：“我们俩要从中国搭车一路到德国”；“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带我们一路吗”；“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有香烟和微笑”；“非常感谢”。被这几句简单而真诚的话语打动，许多司机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在罗马尼亚，情况却恰恰相反。在那里，搭车是一个传统，很多人在城市之间穿行，不光是旅游，旅行都是靠搭车来完成的，因此抢着搭车的人很多。一开始刘畅他们在路边的便道上举手搭车，结果后来周围抢搭车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抢先搭车，很多人已经走到马路中间，恨不得把路全堵上。两个孤独的搭车旅行者又好气又好笑，终于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许多同道中人。闲谈中，他们了解到，在欧洲，有特有的搭车定律：最容易搭车的是女孩，司机们一般都愿意停车让女孩上车，不仅因为女孩漂亮养眼，还因为单身女孩安全，不会对车主造成威胁。然后是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三个人就几乎不可能搭到车。在罗马尼亚，他们曾经在路上站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搭上车，只能背着包一边举着手一边行走。
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他们感受了一回幽灵夜车，那晚，到达第比利斯已是夜里12点多，两人直奔最后一班的机场轻轨，上了车后发现，两节车厢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轻轨里没有液晶指示灯，也不报站名，就这么晃晃悠悠在黑暗中前行着。更神奇的是，车开到一个很像中央火车站的地方，仍然没有一个人上车，火车站有过街天桥，有站台，但就是没有人，两个人发憷了，到站赶紧跳下了车，走到街上，发现市中心全是老房子，三三两两的人，灯光依稀，异常昏暗，不时还有野狗窜过，刘畅形容很有“聊斋”的味道。转悠了半天，总算发现一辆出租车，两个人跟找到救星似的，急忙搭上出租车，没有讨价还价就跑路了。
还有一次飞车惊魂让刘畅至今难忘。那是在格鲁吉亚，从格瑞出发的路上，他们拦下一位老人的车。老人热情地答应愿意载一程，两个人乐呵呵的上了车。车开动以后，刘畅发现方向反了，于是开始告诉老人将车掉头，谁知掉头以后发现更不对了，老头开始狂踩油门，疯狂加速，山路稍微有点起伏，他的车就像在路上飞，不时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超车时，他直接奔着前面的车就开过去了。每次都是马上要撞到前车，他才把方向盘打过去。 刘畅和谷岳开始大喊停车，中文的、英文的，还有一切他们想得到的语言，外加各种手势， 足喊了二十多分钟，老头压根儿不理他们。两人这才意识到上了醉汉的车，“我死盯着这个老头的车，速度表是零，表全都是坏的。我觉得车的时速起码到了90至100迈，而且有七八次眼看着要跟对面的车撞上了，那场景没有《头文字D》里那么悬乎，但是也差不多了。”
终于，老头撒够了酒疯，停下车来。两人赶紧下了车跑到路边上，老头回头还问他们，地点就在前方，要不要继续搭。两人吓得赶紧摆手：“不坐了，不坐了。”
这些只是三个半月旅途中的一点小插曲，大部分时间里，不管对方说什么语言，是什么身份，开的什么车，都是愉快的旅程。他们坐过奔驰、超豪华大众，司机中有大公司的老板，也有牧民、村民。每次都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样，下车时，两人都会与司机合影，互留电邮、电话，那一刻，每个人都真心希望跟对方保持联系。
旅行结束回国后，刘畅把经历写成书并拍成同名纪录片《搭车去柏林》，一下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关注。有很多人开始效仿他们，四处去搭车。
“旅程就是发现别人怎么生活，你会感觉到他们的努力，体会到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不希望看到年轻人整天为金钱为物质奔波，去消耗自己的青春，损毁自己的梦想，这太可惜了。人们总觉得在外面不安全，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外面会受有生命危险，会被人骗，可我这次搭车旅行中，碰到那么多在路上走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既然别的国家的年轻人能做，我们也行。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不妨拿出自己很短暂的时间去实现人生中的一个目标，你会发现它能带给你巨大的收获。”刘畅说。
后记：
采访后不久，得知刘畅与好友谷岳又将上路了。这次他们的计划更加庞大，要做一次贯穿美洲大陆的旅行，大约33000公里，16个国家，180天，从北美洲的阿拉斯加用各种非主流旅行方式（搭车、蹭火车、徒步、皮艇等等）一直到南美洲阿根廷最南端城市。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有篇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主题是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能性。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分岔，指向无限的向度。刘畅说：“搭车旅行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此，路上充满不可预知和变幻莫测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谁，明天会怎么样，前方也许总会有惊喜在等待着你。”
责任编辑：陈思
曾有一度，刘畅感到生活单调而无趣，他每天奔波在拥挤的人群中，辛勤地拍摄一部又一部专题片、纪录片，而工作成果的审核标准却永远在客户手里。那种状态像戴上镣铐跳舞，用刘畅略显粗砺的言语形容，“很悲催”。那时他极想改变这种状态却总找不到适合的出口。恰在此时，好友谷岳来访。
谷岳，美籍华人，曾经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两年，因为厌倦了数据、报表而辞职，卖掉全部家当，环球旅行，成为了一名职业旅行家。2008年底，他的德国女友伊卡回到柏林，谷岳答应去看她。为了使这句承诺增加一些浪漫色彩，他决定用搭顺风车的方式奔赴柏林，于是找到刘畅，邀知己一起上路，纪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旅程。
“我并没有把旅行当成一种职业，而是循环的封闭生活的一个突破口。”刘畅诚恳而坚定地说，他们让无数青年热血沸腾的柏林之旅，不过是一次迟到的间隔年，也是他与谷岳迟到的成人礼——那年他俩都30岁。
起点设在北京后海，在后海，他们第一次竖起了大拇指，这个代表搭顺风车的手势，也象征着他们坚韧不拔的信念，自此一路挺进，直到柏林。
途径13个国家，路遇88个陌生司机，长达100天的未知旅行，绵延16000公里的搭车路途，这简直可以称作一次疯狂之旅！然而，正是这种疯狂，使得刘畅和谷岳的心灵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也让放空后的身心可以容纳得更高更广，“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刘畅笑着说。
一路走过，刘畅发现在经济繁荣的地方，搭车是一件奢侈的事；反倒是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譬如新疆，粗犷、豪迈的卡车司机多会慷慨地邀他们上车。
出发的第一天就不太顺利，遇上暴雨不说，还总是遭受过路司机的白眼，连收费站的工作人员都下了逐客令。只有长途大巴偶尔会停下来告诉他们车去哪里，多少钱，给钱上车，没钱免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求助朋友把他们搭载到京石高速的窦店服务区，在这里他们又接连遭遇到30多次拒绝。
随着旅途的延展，视野的开阔，他们也越来越乐观，好心肠的司机车载斗量。在土耳其，他们遇见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不仅爽快地答应把两人带到城里，晚上10点多还把两人送到他并不顺路的地方，半夜带着他们参观城市，还主动帮忙联系了个四星级宾馆，房费100多美元，小伙子豪迈地说：“你们坐了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酒店钱我已经付了。”
与陌生车主的交流和碰撞中，他们体会到世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中国有句古话‘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防备别人会使你的生活失去很多，你将不敢走出自己的安全圈子，不敢体验新东西和交新朋友，你失去的将比得到的更多。”刘畅说。
语言是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然而由于此次旅程过于漫长，他们不可能精通所有国家的语言，好在这并没有难倒他们。他俩用做手势以及友善的微笑，感染着周边的人们伸出帮助之手。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克市，他们遇到了一位守墓的老人。那个老人会一点俄语，他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几十个俄语单词并加以手势与之交流。老人由开始的戒备转为欢喜，与他们喝着啤酒，比划着手势，畅谈自己的人生。老人曾是一名水手，年轻时好勇斗狠，然而随着咸海的干涸，如锦的韶华去而不返，老人的心日益苍凉，好似大漠尽头的暮色。他现在背靠残舟，静静地守望着这片渔船墓地，孤独而倔强，犹如疲惫地拖曳着大马林鱼鱼骨的桑提亚哥，与残酷的现实做着最后的对决。
与老人聊天时，谷岳的手机里放着张震岳的歌《思念是一种病》：“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的确，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嗔怪命运不公，从而躲进小楼成一统，拒绝和这个世界诚恳地谈谈，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其实，“只要我们肯想办法，我们能有办法，世界就会还每个人一方诗意的栖居地。”
在中亚几个“斯坦”国家，当地没有搭车习惯，语言又不通，刘畅灵机一动，举起一面牌子，用俄语写上四句话：“我们俩要从中国搭车一路到德国”；“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带我们一路吗”；“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有香烟和微笑”；“非常感谢”。被这几句简单而真诚的话语打动，许多司机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在罗马尼亚，情况却恰恰相反。在那里，搭车是一个传统，很多人在城市之间穿行，不光是旅游，旅行都是靠搭车来完成的，因此抢着搭车的人很多。一开始刘畅他们在路边的便道上举手搭车，结果后来周围抢搭车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抢先搭车，很多人已经走到马路中间，恨不得把路全堵上。两个孤独的搭车旅行者又好气又好笑，终于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许多同道中人。闲谈中，他们了解到，在欧洲，有特有的搭车定律：最容易搭车的是女孩，司机们一般都愿意停车让女孩上车，不仅因为女孩漂亮养眼，还因为单身女孩安全，不会对车主造成威胁。然后是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三个人就几乎不可能搭到车。在罗马尼亚，他们曾经在路上站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搭上车，只能背着包一边举着手一边行走。
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他们感受了一回幽灵夜车，那晚，到达第比利斯已是夜里12点多，两人直奔最后一班的机场轻轨，上了车后发现，两节车厢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轻轨里没有液晶指示灯，也不报站名，就这么晃晃悠悠在黑暗中前行着。更神奇的是，车开到一个很像中央火车站的地方，仍然没有一个人上车，火车站有过街天桥，有站台，但就是没有人，两个人发憷了，到站赶紧跳下了车，走到街上，发现市中心全是老房子，三三两两的人，灯光依稀，异常昏暗，不时还有野狗窜过，刘畅形容很有“聊斋”的味道。转悠了半天，总算发现一辆出租车，两个人跟找到救星似的，急忙搭上出租车，没有讨价还价就跑路了。
还有一次飞车惊魂让刘畅至今难忘。那是在格鲁吉亚，从格瑞出发的路上，他们拦下一位老人的车。老人热情地答应愿意载一程，两个人乐呵呵的上了车。车开动以后，刘畅发现方向反了，于是开始告诉老人将车掉头，谁知掉头以后发现更不对了，老头开始狂踩油门，疯狂加速，山路稍微有点起伏，他的车就像在路上飞，不时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超车时，他直接奔着前面的车就开过去了。每次都是马上要撞到前车，他才把方向盘打过去。 刘畅和谷岳开始大喊停车，中文的、英文的，还有一切他们想得到的语言，外加各种手势， 足喊了二十多分钟，老头压根儿不理他们。两人这才意识到上了醉汉的车，“我死盯着这个老头的车，速度表是零，表全都是坏的。我觉得车的时速起码到了90至100迈，而且有七八次眼看着要跟对面的车撞上了，那场景没有《头文字D》里那么悬乎，但是也差不多了。”
终于，老头撒够了酒疯，停下车来。两人赶紧下了车跑到路边上，老头回头还问他们，地点就在前方，要不要继续搭。两人吓得赶紧摆手：“不坐了，不坐了。”
这些只是三个半月旅途中的一点小插曲，大部分时间里，不管对方说什么语言，是什么身份，开的什么车，都是愉快的旅程。他们坐过奔驰、超豪华大众，司机中有大公司的老板，也有牧民、村民。每次都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大家都像好朋友一样，下车时，两人都会与司机合影，互留电邮、电话，那一刻，每个人都真心希望跟对方保持联系。
旅行结束回国后，刘畅把经历写成书并拍成同名纪录片《搭车去柏林》，一下得到很多年轻人的关注。有很多人开始效仿他们，四处去搭车。
“旅程就是发现别人怎么生活，你会感觉到他们的努力，体会到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不希望看到年轻人整天为金钱为物质奔波，去消耗自己的青春，损毁自己的梦想，这太可惜了。人们总觉得在外面不安全，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外面会受有生命危险，会被人骗，可我这次搭车旅行中，碰到那么多在路上走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孩子，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既然别的国家的年轻人能做，我们也行。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不妨拿出自己很短暂的时间去实现人生中的一个目标，你会发现它能带给你巨大的收获。”刘畅说。
后记：
采访后不久，得知刘畅与好友谷岳又将上路了。这次他们的计划更加庞大，要做一次贯穿美洲大陆的旅行，大约33000公里，16个国家，180天，从北美洲的阿拉斯加用各种非主流旅行方式（搭车、蹭火车、徒步、皮艇等等）一直到南美洲阿根廷最南端城市。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有篇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主题是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能性。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分岔，指向无限的向度。刘畅说：“搭车旅行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此，路上充满不可预知和变幻莫测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谁，明天会怎么样，前方也许总会有惊喜在等待着你。”
责任编辑：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