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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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力量如此强大,成为西方传统政治大国中第一个出现民粹主义政府的国家?意大利作为天主教传统在社会思想中至今影响巨大的地区,天主教会在政治社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否有关系?本文通过对意大利近现代社会政治中的宗教影响进行梳理回顾,分析了天主教民主党瓦解后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机会空间,同时以意大利联盟党为例讨论右翼民粹主义试图将宗教问题纳入自身的政治话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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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力量如此强大,成为西方传统政治大国中第一个出现民粹主义政府的国家?意大利作为天主教传统在社会思想中至今影响巨大的地区,天主教会在政治社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否有关系?本文通过对意大利近现代社会政治中的宗教影响进行梳理回顾,分析了天主教民主党瓦解后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政治机会空间,同时以意大利联盟党为例讨论右翼民粹主义试图将宗教问题纳入自身的政治话语的策略.
其他文献
当制度化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与其他性质的宗教,比如原生性宗教、民间宗教相遇,多数情况下,制度化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会替代其他性质的宗教.然而在中、俄两国交界的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地区,从19世纪初到1965年,当作为制度化宗教和一神教的东正教与作为原生性宗教的萨满教相遇时,宗教冲突和宗教替代并没有发生,从而成为宗教接触的一个反例.
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Z.Smith)反对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建构的“神圣空间”(sacred space)理论,认为其中关于“神圣中心”(sacred center)的论述是基于对宗教学和人类学材料的误读.史密斯试图以相对的“位置”(place)以及作为动词的“放置”(to place)来解读宗教中的空间向度,认为是相对的位置抑或移位等,才是区分神圣与凡俗的关键,而非伊利亚德理论中“神圣中心”本身所占据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百年的宗教工作实践中,对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诸多宝贵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必须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坚持以人为评价标准制定完善宗教政策等.党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教科书,总结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探索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何以取得巨大成效,也有助于更好地立足当下、开创未来,在新时代推进宗教政策不断完善,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
本文尝试以“反君士坦丁主义”理念为切入点,结合当代激进改革派神学家尤达及其耶稣政治的伦理观,展开对激进改革派神学的介绍与阐释,提出激进改革派神学以反君士坦丁主义为基本理论预设,强调自由“联合体”的教会观、宣告以“上帝国”对抗“基督教王国”的终末论、门徒伦理及和平主义等观念,是一种独具伦理性、实践性、教派性、民众性与批判性的神学建构.
六朝及之前时期蜀地多有祆教流行,二郎神便极可能来源于祅教.祆教蒂尔甘节具有和中国端午节同样的禳灾驱恶仪式,同样的佩戴彩色绳索习俗,以及类似的纪念某些人物的传说故事.对于二者在多方面的相似之处,究其原因,概为两种异文化的节日碰撞在一起时,因某些共性的存在极易相互影响.通过对端午竞渡节俗的考证,可探究祆教习俗文化在中原的留存以及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土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
基督会(INC)是菲律宾最大的本土基督教教派,也是创立于20世纪初的新兴宗教.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规模并积累了社会影响力.本文介绍基督会兴起的历史背景,并通过田野调查材料呈现其现状.本文重点分析基督会教徒的宗教认同,认为这是基督会能在菲律宾社会立足的重要因素.这种认同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基督会强调自身与天主教的对立,二是它形成了严密、自主的组织方式.作为一种新兴宗教,基督会在菲律宾社会对传统的天主教形成了补充.
通古斯人常常由于生存环境、社会文化及族际关系的急剧变迁,带来氏族中群体或个人的心智失衡.面对心智失衡的困扰,通古斯人以萨满文化的神灵和灵魂理论构织了相应的应对方式,将其解释为灵魂失调或神灵侵害.“掌控神灵”的氏族萨满,可根据自身意志召唤神灵,知晓与神灵交涉的方法,帮助受困扰者摆脱心智失衡.在病人信任的前提下,萨满主持治疗仪式,特别是迷幻技术的使用,对病人施以催眠和暗示的心理影响,使其重振信心并恢复心智平衡.对萨满医疗的关注,可反思生物医疗忽视疾病文化理解方面的欠缺,为多元医学体系间的沟通和互补提供有价值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逻辑完整、层次分明、运行有效的宗教政策体系.一是以宗教自身为出发点的基本宗教政策,包括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二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点的具有党性特征的宗教政策,包括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三是以中国国情为立足点的中国特色宗教政策,包括坚持对宗教的系统治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四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着力点的宗教对外交往
学界通常关注清末善堂作为慈善机构的历史,以及善堂在地方社会、朝廷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但较少涉及善堂成员个人宗教生活.本文通过《高淳普济堂志》及高淳地方志文献,探讨高淳普济堂的历史与功能,解读作为普济堂弟子的高淳地方精英的宗教性.高淳地方文人精英既与同时代大多数扶乩团体一样,试图以降乩、治疗、善书等方式,实现自我救赎和救世,同时又受地域资源与个人选择影响,具有地方化的特点.普济堂的个案研究,为理解中国文人的施善教化提供了更多佐证.
汉译四部《阿含经》在传统上被视为小乘经典而未受到重视.近代以来,受欧州、日本学者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梁启超、吕澂、聂耦庚、邱晞明、印顺法师等一批中国学者,陆续开始了对汉译《阿含经》的整理、研究.他们的成果一定程度纠正了传统上对《阿含经》是小乘经的认识,促进了对《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交流,并将为中国三语系佛教的持续交融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