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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历史悠久的一种情歌。据有关资料记载,“花儿”距今已有近5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叫高洪的诗人,写下了题为《古鄯行吟》之二(即今日民和县境内),诗中写道:“青柳垂系爽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往去,漫闻花儿断绪长”。形象地反映了夏季时节杨柳垂丝,绿苗遍野,农家男女在烈日下锄草,到处飘荡着花儿的歌声……这一情景表明,诗人可能某年夏季来往于古鄯(民和)一带所写。
从上所述,我认为,西北地区“花儿”词曲的产生,和明初洪武年间移民屯田有关,派遣大量的屯军、徒军及家属来到今日的洮岷和河湟一带,从事劳动守边。他们还带来了江南抒情小调“茉莉花”广为传唱。见到荒山漫野的山川,常常怀念美丽如画的江南故乡和自己的亲友,每逢思念之际,就站在土丘、山顶之上,眺望远方,情不自禁地以歌寄情,抒发心中的幽情。
“花儿”的词曲就是从这些移民来的汉族先民中间萌生,并和本地土著民族文化融合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山歌,久而久之,由原来怀故思友演变成了男女青年表达爱慕之情的“花儿”了。或许初期的“花儿令”只有少量几种罢了。可以肯定是:“花儿”的词曲产生于明代初,成熟于明代中期,明代万历年间在河湟地区已非常流行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原来传统“花儿令”仅有28种,二十世纪70年代发展成50多种。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青海“花儿令”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如大通流行的“东峡令”就产生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间),由大通县东峡土族歌手才浪措所创(又名才浪措令或长寿令)。又如全省独有的湟源“南乡令”,据著名歌手张玉英(藏族)讲述:她听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原来只会唱“拉伊”,不会唱“花儿”,自和汉族杂居后在唱“花儿”的同时,创造了带有“拉伊”风味“南乡令”,又称“阿吾令”。这些都是青海“花儿令”不断创新立异的实例。又据最新资料记载,青海“花儿令”已有百种之多,但我细细归类探究中发现,有些调令则是同一曲调的“十唱九不同”变异唱法,如最流行的“直令”,因地区、民族、演唱者的不同,就有四、五种唱法,但它的主要旋律基本一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曲九不同、同了没人听”的含意了。又如“河州令”又分为“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等等,这些都是“花儿”音乐艺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结果,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青海“花儿令”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夺目。
“花儿令”(即曲调),群众俗称“令儿”、“调儿”,不论那个“花儿令”,哼唱起来像流水一样舒畅,表达唱词像说话一样自然,人们一听到“花儿”那高亢、悠扬而又委婉、忧伤的曲调,从心底涌起对人生的欢乐、惆怅和联想……使人如醉如痴、楚楚动心,其艺术感染力是很深的。“花儿”不愧是青海民族之魂,是民族民间宝库中的珍品。就从“花儿”的音乐形象和旋律风格来说,有音域宽阔、起伏较大的“河州令”、“尕马令”,有节奏明快、热情欢快的“白牡丹令”、“啦啦令”,有音调低沉、婉转动听的“水红花令”、“大眼睛令”,有行腔自由、旋律优美的“五屯令”、“孟达令”,有直起平落、节奏平稳的“沙燕儿绕令”,“喜鹊儿令“;有旋律流畅、善于叙事的“直令”、“拨草令”,有明朗华丽、优美清新的“马营令”、“川口令”,有高亢豪放、富有藏族风味的“湟源南乡令”、“保安令”,有委婉下滑、情调忧伤的“土族令”、“东峡令”,有绘声绘色、使人回味的“呛啷啷令”、“沙啦啦令”,有细腻秀丽、富有色彩的“撒拉令”、“三花嫂令”,还有曲调明快、活泼跳跃的“晶晶花令”、“花花尕妹令”等等。青海“花儿令”的音乐旋律千姿百态,像一朵朵烂漫的山花,盛开在田野山川,映照在人们的心中。
青海“花儿令”一般都没有固定的唱词,往往是一个“花儿令”,可演唱不同内容的词,如果演唱某首花儿词时,“选令儿”、“配令儿”、“选调儿”或“叠令儿”是很讲究的,必须是词的思想内容(包括衬语)和“令儿”的音乐旋律基本一致,不能把歌颂、赞美、喜悦、欢快的“花儿”唱词,选用情绪低沉、音乐旋律忧伤的“令儿”来表现,如果随便滥用“花儿令”,就有损于“花儿”演唱艺术效果了。因此,“配令儿”真像传统“花儿”那样有绝妙之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哈)由不得自家;好花儿一肚子两肋巴,全看个歌把式的唱法。樱桃儿好吃树难栽,树根里渗出个水来;花儿好唱着调难排,歌把式,你给我选给个令儿。由此可见,“花儿令”是“花儿”飞翔的翅膀,是“花儿”经久不衰的生命所在。
“花儿令”的名称来源大致有六种情况:一是按流行地区而得名,如“河州令”、“互助令”、“循化令”;二是以演唱民族而得名,如“土族令”、“撒拉令”、“东乡令”;三是以花儿演唱时的附语得名,如“尕马儿令”、“大眼晴令”、“沙燕儿绕令”;四是以曲调的旋律特点而得名,如“直令”、“三闪令”、“三起三落令”;五是以生产劳动而得名,如“拔草令”、“脚户令”、“铡刀令”;六是以初创演唱者得名,如“白牡丹令”、“才浪措令”等。
青海“花儿令”的调式、音乐结构和旋律的发展,独具特色,其音乐的基本格调是高亢、嘹亮、抒情、悠长、旋律优美、热情豪放。特别是“花儿令”的引导乐句、衬语的应用或结束句的音程变化等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既有“异曲同彩之妙”,也有“同曲异唱之别”。每一首“花儿令”的曲谱,不可能像唱创作歌曲一样定谱定腔,只能给歌者提供某种基本的旋律乐谱,由歌者对曲令进行灵活的装饰和润色。所以说同一个“花儿”曲令。由不同的歌手来演唱是不一样的。“花儿令”的音乐节拍多为3/8、6/8拍子,也有2/4、4/4及混合拍子。音乐结构大都是上下两句构成,每首花儿词一般反复两次乐句才能完成,如“白牡丹令”、“直令一”等,也有四个乐句和六个乐句的,如“水红花令”、“直令三”等。另外,因地区和民族的不同,“花儿”也是风格多样,色彩各异。如循化撒拉族地区的“花儿”。以角、羽调式(3.6)为多,曲调深情委婉,优美动听,再加上演唱时衬语常用撒拉语音,形成了独特的风味;而民和等回族地区的“花儿”,以商、征调式(2.5)为多,曲调明朗华丽、拖腔悠长,使用衬语衬词较多,富有独特的风彩;互助北山地区的“花儿”,又以角、征调式(3.5)较多,曲调中常出现变化半音,乐句起音常用上滑音,结束语多用下滑音,使曲调别具一格。
湟源县是青海“花儿”主要流行地区之一,许多“花儿”歌手和“日月山之夏花儿会”享誉省内外,1978年上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的七名歌手中,湟源歌手就有三名,他们是张海魁(已被专业剧团录用)、张玉英、刘英梅。湟源的“拔草令”、“尕马令”、“南乡令”等是全省很有特色的“花儿令”。
(作者简介:张更有(1935.10-)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曾发表多首创作歌曲和多篇文艺论文,入围《青海文学家传略》和《中国专家学者辞典》。)
从上所述,我认为,西北地区“花儿”词曲的产生,和明初洪武年间移民屯田有关,派遣大量的屯军、徒军及家属来到今日的洮岷和河湟一带,从事劳动守边。他们还带来了江南抒情小调“茉莉花”广为传唱。见到荒山漫野的山川,常常怀念美丽如画的江南故乡和自己的亲友,每逢思念之际,就站在土丘、山顶之上,眺望远方,情不自禁地以歌寄情,抒发心中的幽情。
“花儿”的词曲就是从这些移民来的汉族先民中间萌生,并和本地土著民族文化融合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山歌,久而久之,由原来怀故思友演变成了男女青年表达爱慕之情的“花儿”了。或许初期的“花儿令”只有少量几种罢了。可以肯定是:“花儿”的词曲产生于明代初,成熟于明代中期,明代万历年间在河湟地区已非常流行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原来传统“花儿令”仅有28种,二十世纪70年代发展成50多种。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青海“花儿令”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如大通流行的“东峡令”就产生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间),由大通县东峡土族歌手才浪措所创(又名才浪措令或长寿令)。又如全省独有的湟源“南乡令”,据著名歌手张玉英(藏族)讲述:她听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原来只会唱“拉伊”,不会唱“花儿”,自和汉族杂居后在唱“花儿”的同时,创造了带有“拉伊”风味“南乡令”,又称“阿吾令”。这些都是青海“花儿令”不断创新立异的实例。又据最新资料记载,青海“花儿令”已有百种之多,但我细细归类探究中发现,有些调令则是同一曲调的“十唱九不同”变异唱法,如最流行的“直令”,因地区、民族、演唱者的不同,就有四、五种唱法,但它的主要旋律基本一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曲九不同、同了没人听”的含意了。又如“河州令”又分为“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等等,这些都是“花儿”音乐艺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结果,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青海“花儿令”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夺目。
“花儿令”(即曲调),群众俗称“令儿”、“调儿”,不论那个“花儿令”,哼唱起来像流水一样舒畅,表达唱词像说话一样自然,人们一听到“花儿”那高亢、悠扬而又委婉、忧伤的曲调,从心底涌起对人生的欢乐、惆怅和联想……使人如醉如痴、楚楚动心,其艺术感染力是很深的。“花儿”不愧是青海民族之魂,是民族民间宝库中的珍品。就从“花儿”的音乐形象和旋律风格来说,有音域宽阔、起伏较大的“河州令”、“尕马令”,有节奏明快、热情欢快的“白牡丹令”、“啦啦令”,有音调低沉、婉转动听的“水红花令”、“大眼睛令”,有行腔自由、旋律优美的“五屯令”、“孟达令”,有直起平落、节奏平稳的“沙燕儿绕令”,“喜鹊儿令“;有旋律流畅、善于叙事的“直令”、“拨草令”,有明朗华丽、优美清新的“马营令”、“川口令”,有高亢豪放、富有藏族风味的“湟源南乡令”、“保安令”,有委婉下滑、情调忧伤的“土族令”、“东峡令”,有绘声绘色、使人回味的“呛啷啷令”、“沙啦啦令”,有细腻秀丽、富有色彩的“撒拉令”、“三花嫂令”,还有曲调明快、活泼跳跃的“晶晶花令”、“花花尕妹令”等等。青海“花儿令”的音乐旋律千姿百态,像一朵朵烂漫的山花,盛开在田野山川,映照在人们的心中。
青海“花儿令”一般都没有固定的唱词,往往是一个“花儿令”,可演唱不同内容的词,如果演唱某首花儿词时,“选令儿”、“配令儿”、“选调儿”或“叠令儿”是很讲究的,必须是词的思想内容(包括衬语)和“令儿”的音乐旋律基本一致,不能把歌颂、赞美、喜悦、欢快的“花儿”唱词,选用情绪低沉、音乐旋律忧伤的“令儿”来表现,如果随便滥用“花儿令”,就有损于“花儿”演唱艺术效果了。因此,“配令儿”真像传统“花儿”那样有绝妙之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哈)由不得自家;好花儿一肚子两肋巴,全看个歌把式的唱法。樱桃儿好吃树难栽,树根里渗出个水来;花儿好唱着调难排,歌把式,你给我选给个令儿。由此可见,“花儿令”是“花儿”飞翔的翅膀,是“花儿”经久不衰的生命所在。
“花儿令”的名称来源大致有六种情况:一是按流行地区而得名,如“河州令”、“互助令”、“循化令”;二是以演唱民族而得名,如“土族令”、“撒拉令”、“东乡令”;三是以花儿演唱时的附语得名,如“尕马儿令”、“大眼晴令”、“沙燕儿绕令”;四是以曲调的旋律特点而得名,如“直令”、“三闪令”、“三起三落令”;五是以生产劳动而得名,如“拔草令”、“脚户令”、“铡刀令”;六是以初创演唱者得名,如“白牡丹令”、“才浪措令”等。
青海“花儿令”的调式、音乐结构和旋律的发展,独具特色,其音乐的基本格调是高亢、嘹亮、抒情、悠长、旋律优美、热情豪放。特别是“花儿令”的引导乐句、衬语的应用或结束句的音程变化等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既有“异曲同彩之妙”,也有“同曲异唱之别”。每一首“花儿令”的曲谱,不可能像唱创作歌曲一样定谱定腔,只能给歌者提供某种基本的旋律乐谱,由歌者对曲令进行灵活的装饰和润色。所以说同一个“花儿”曲令。由不同的歌手来演唱是不一样的。“花儿令”的音乐节拍多为3/8、6/8拍子,也有2/4、4/4及混合拍子。音乐结构大都是上下两句构成,每首花儿词一般反复两次乐句才能完成,如“白牡丹令”、“直令一”等,也有四个乐句和六个乐句的,如“水红花令”、“直令三”等。另外,因地区和民族的不同,“花儿”也是风格多样,色彩各异。如循化撒拉族地区的“花儿”。以角、羽调式(3.6)为多,曲调深情委婉,优美动听,再加上演唱时衬语常用撒拉语音,形成了独特的风味;而民和等回族地区的“花儿”,以商、征调式(2.5)为多,曲调明朗华丽、拖腔悠长,使用衬语衬词较多,富有独特的风彩;互助北山地区的“花儿”,又以角、征调式(3.5)较多,曲调中常出现变化半音,乐句起音常用上滑音,结束语多用下滑音,使曲调别具一格。
湟源县是青海“花儿”主要流行地区之一,许多“花儿”歌手和“日月山之夏花儿会”享誉省内外,1978年上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的七名歌手中,湟源歌手就有三名,他们是张海魁(已被专业剧团录用)、张玉英、刘英梅。湟源的“拔草令”、“尕马令”、“南乡令”等是全省很有特色的“花儿令”。
(作者简介:张更有(1935.10-)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曾发表多首创作歌曲和多篇文艺论文,入围《青海文学家传略》和《中国专家学者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