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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种族问题历来是最受西方电影创作者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作为一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立志拍出真正能代表黑人意志的影片，主要拍摄种族之间的关系和黑人的觉醒，尤其是有一定地位的黑人明星和在纽约奋斗的小人物。导演对黑人所处的社会困境深有体会，其代表作品《四个小女孩》用纪录的手段再现了一件種族歧视的血泪事件，痛斥了种族隔离的暴行。斯派克·李的影片犀利而有爆发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关键词：斯派克·李；纪录手法；种族隔离；四个小女孩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116-02
斯派克·李（Spike Lee），美國著名的黑人导演，纪录片拍摄主要以人物为主，尤其是黑人球星，作品有《乔丹大电影》《巨星科比的一天》；黑人喜剧明星《喜剧之王》；还有站在明星背后的小人物《离巨星二十英尺》。1997年拍摄的纪录片《四个小女孩》是仅有的对事件的纪录，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美国新闻电影评论协会最佳纪录片，导演把他的镜头聚焦在不平的种族隔离事件。
一、用口述再现历史
口述历史是纪录片创作者比较常用的一种记录手段，是对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保存的口述凭证。历史对于那些想在一部非虚构影片中予以表达的东西来说，不是在事件发生时能够被纪录、被影片制作者或他人所拍摄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通过询问得到的当事者的口头描述。[1]亲历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事件，更加真实全面，感情更为饱满；如果是他人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描述人物或讲述事件，更为客观，尤其是受访者众多的情况下，在斯派克·李的纪录片中这种手法比较常用。
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伯明翰的一个教堂发生了爆炸案，四个黑人小女孩在这次爆炸中丧生，教堂对街的商店里，一只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点24分。这是一次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恶性事件，四个黑人小女孩成了无辜的受害者。1997年斯派克·李把这一事件拍成纪录片，但是时间已经过去34年了，不可能实时记录，导演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还原爆炸的那一刻，把观众带入到口述者悲伤的情境中，设身处地地了解恐怖行为给普通的人们带来的伤痛和无法磨灭的心灵创伤。
1.“白人生活在白人的地方，而黑人也生活在黑人的地方。”
在伯明翰，公共洗手间分黑人和白人使用，出租车上也写着：有色人专用，或者白人专用，黑人小孩不可以喝白人专用的矿泉水，不能吃只有白人可以吃的三明治。白人也会因为怨恨而把黑人盖的房子炸掉，因为他们认为黑人不配居住那么好的房子。14岁的卡罗尔与姐姐一起去电影院，也因为有种族隔离，所以不能和白人呆在一个地方，而必须到楼上的阳台，这个地方处处都是种族歧视。
2.“教堂是一个我渴望消除却无法消除的地方。”
教堂本来是一个祈祷和平的神圣的地方，却成了施暴者施以暴行的场所；孩子们本来是最无辜的存在，却被暴力夺去了生命；施暴的种族主义者得到了应有的审判，但是留给受难者家属和亲人的却是无尽的伤痛和沉痛的记忆。对于被歧视的黑人种族似乎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这次暴力事件也在全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黑人的命运也博得了一些理性的白人的同情和声援。
3.“讽刺的是一个城市的安全问题居然掌握在一个这么不安全的人的手上。”
伯明翰当时的警察局长布尔·康纳是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在导演真实的镜头下他的行为昭然若揭，从几个黑人受访者的口述中可以听出很多人怕他，因为他连瞎子都不放过，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有宗教信仰。纽约时报的编辑说他是伯明翰地狱般生活的代表，因为他背后有人在纵容，似乎就是该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他在公开演讲中强硬地声称：“我宣布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但是后来却又声称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黑人，身旁的黑人莫名其妙的表情刚好印证了政客的虚情假意和反复无常。
4.“利用孩子的热情和天真是可耻的行为”。
然而黑人组织的一些做法也同样让人无法苟同。面对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不平对待，黑人领袖们不断地组织示威和游行，但是收效甚微，当他们发现如果有孩子加入游行队伍就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注，他们马上招揽学生参加各种危险的示威游行，因为学生不用付房租、房税、车税，但是这些孩子遭受的却是高压水枪的冲击甚至是被抓进监狱，而四个无辜的小女孩也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报复，导演在此也讽刺了政客的功利和残忍。
二、用真实的影像揭示罪行
真实，是纪录电影的基石。纪录电影的宗旨就是纪录现实、纪录生活，唯有真实的现实才是有价值的[2]。爆炸事件发生在1963年，导演是在1997年完成此片，三十四年的间隔，当时爆炸时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除了用采访的方式去弥补这个不足，导演使用了大量的遇难者生前的照片，尤其是在受访者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些照片就变得尤为珍贵。
影片开头略带模糊的影像是墓碑上四个小女孩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13岁的丹尼斯·麦克奈尔是最小的遇难者。在亲人和朋友眼中，她是一个非常迷人可爱的孩子，有同情心，乐于帮助其他孩子，有一大群朋友，平时很活跃很主动，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孩子。本应是花样年华的年纪，一声爆炸，生命由此终结，这些可爱的小女孩再也不是活生生的人，再也无法体会本来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在轻柔的歌声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没有人愿意去打扰她们在此长眠。影片中最为震撼的还是停尸间的尸检照片，照片上一个个焦黑的，残缺不全的身躯，血肉模糊，甚至还有水泥块嵌入女孩子的头部，她们被烧得如焦炭一般，以至于最后的身份辨认都极其困难。时间总是无情，画面交叠的蒙太奇手法冲刷着人们对这一暴行的记忆，伯明翰的教堂早已修复如新，看不出曾经遭受过爆炸。当丹尼斯和卡罗尔的妈妈把她们珍藏的照片拿出来回忆着自己的女儿在身边的日子，多年的悲伤随着哽咽的声音溢出，不管是欢乐的时光，或是示威游行，或是遭遇暴行，都掩藏不住送葬时亲人的伤痛。
关键词：斯派克·李；纪录手法；种族隔离；四个小女孩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116-02
斯派克·李（Spike Lee），美國著名的黑人导演，纪录片拍摄主要以人物为主，尤其是黑人球星，作品有《乔丹大电影》《巨星科比的一天》；黑人喜剧明星《喜剧之王》；还有站在明星背后的小人物《离巨星二十英尺》。1997年拍摄的纪录片《四个小女孩》是仅有的对事件的纪录，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美国新闻电影评论协会最佳纪录片，导演把他的镜头聚焦在不平的种族隔离事件。
一、用口述再现历史
口述历史是纪录片创作者比较常用的一种记录手段，是对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保存的口述凭证。历史对于那些想在一部非虚构影片中予以表达的东西来说，不是在事件发生时能够被纪录、被影片制作者或他人所拍摄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就是通过询问得到的当事者的口头描述。[1]亲历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事件，更加真实全面，感情更为饱满；如果是他人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描述人物或讲述事件，更为客观，尤其是受访者众多的情况下，在斯派克·李的纪录片中这种手法比较常用。
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伯明翰的一个教堂发生了爆炸案，四个黑人小女孩在这次爆炸中丧生，教堂对街的商店里，一只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点24分。这是一次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恶性事件，四个黑人小女孩成了无辜的受害者。1997年斯派克·李把这一事件拍成纪录片，但是时间已经过去34年了，不可能实时记录，导演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还原爆炸的那一刻，把观众带入到口述者悲伤的情境中，设身处地地了解恐怖行为给普通的人们带来的伤痛和无法磨灭的心灵创伤。
1.“白人生活在白人的地方，而黑人也生活在黑人的地方。”
在伯明翰，公共洗手间分黑人和白人使用，出租车上也写着：有色人专用，或者白人专用，黑人小孩不可以喝白人专用的矿泉水，不能吃只有白人可以吃的三明治。白人也会因为怨恨而把黑人盖的房子炸掉，因为他们认为黑人不配居住那么好的房子。14岁的卡罗尔与姐姐一起去电影院，也因为有种族隔离，所以不能和白人呆在一个地方，而必须到楼上的阳台，这个地方处处都是种族歧视。
2.“教堂是一个我渴望消除却无法消除的地方。”
教堂本来是一个祈祷和平的神圣的地方，却成了施暴者施以暴行的场所；孩子们本来是最无辜的存在，却被暴力夺去了生命；施暴的种族主义者得到了应有的审判，但是留给受难者家属和亲人的却是无尽的伤痛和沉痛的记忆。对于被歧视的黑人种族似乎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这次暴力事件也在全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黑人的命运也博得了一些理性的白人的同情和声援。
3.“讽刺的是一个城市的安全问题居然掌握在一个这么不安全的人的手上。”
伯明翰当时的警察局长布尔·康纳是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在导演真实的镜头下他的行为昭然若揭，从几个黑人受访者的口述中可以听出很多人怕他，因为他连瞎子都不放过，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有宗教信仰。纽约时报的编辑说他是伯明翰地狱般生活的代表，因为他背后有人在纵容，似乎就是该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他在公开演讲中强硬地声称：“我宣布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但是后来却又声称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黑人，身旁的黑人莫名其妙的表情刚好印证了政客的虚情假意和反复无常。
4.“利用孩子的热情和天真是可耻的行为”。
然而黑人组织的一些做法也同样让人无法苟同。面对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不平对待，黑人领袖们不断地组织示威和游行，但是收效甚微，当他们发现如果有孩子加入游行队伍就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和关注，他们马上招揽学生参加各种危险的示威游行，因为学生不用付房租、房税、车税，但是这些孩子遭受的却是高压水枪的冲击甚至是被抓进监狱，而四个无辜的小女孩也遭到了种族主义者的报复，导演在此也讽刺了政客的功利和残忍。
二、用真实的影像揭示罪行
真实，是纪录电影的基石。纪录电影的宗旨就是纪录现实、纪录生活，唯有真实的现实才是有价值的[2]。爆炸事件发生在1963年，导演是在1997年完成此片，三十四年的间隔，当时爆炸时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除了用采访的方式去弥补这个不足，导演使用了大量的遇难者生前的照片，尤其是在受访者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些照片就变得尤为珍贵。
影片开头略带模糊的影像是墓碑上四个小女孩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13岁的丹尼斯·麦克奈尔是最小的遇难者。在亲人和朋友眼中，她是一个非常迷人可爱的孩子，有同情心，乐于帮助其他孩子，有一大群朋友，平时很活跃很主动，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孩子。本应是花样年华的年纪，一声爆炸，生命由此终结，这些可爱的小女孩再也不是活生生的人，再也无法体会本来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在轻柔的歌声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没有人愿意去打扰她们在此长眠。影片中最为震撼的还是停尸间的尸检照片，照片上一个个焦黑的，残缺不全的身躯，血肉模糊，甚至还有水泥块嵌入女孩子的头部，她们被烧得如焦炭一般，以至于最后的身份辨认都极其困难。时间总是无情，画面交叠的蒙太奇手法冲刷着人们对这一暴行的记忆，伯明翰的教堂早已修复如新，看不出曾经遭受过爆炸。当丹尼斯和卡罗尔的妈妈把她们珍藏的照片拿出来回忆着自己的女儿在身边的日子，多年的悲伤随着哽咽的声音溢出，不管是欢乐的时光，或是示威游行，或是遭遇暴行，都掩藏不住送葬时亲人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