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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二那年，我是在津巴布韦大学度过的。
我们习惯叫它津大，
这所创办于1952年的大学，
以国家名字命名。
作为南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
规模最大、学术声望最高的大学，
未去之前，在我们眼中，
一切都充满陌生的神秘感，
如同它所在的国家、它所在的大陆。
所以，当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前往那里的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时候，这种神秘就更为撩人：我就要到那里去了，开启一段发现之旅，又怎么能不让人兴奋？
宿舍，草高树稀
校园是如此空旷，驱车直入，只见浩大的草场映入眼帘。红色的砖石建筑在它的周围显得矮小、边缘。正是十月，雨季刚来，一米来高的蒿草随风摆动，草场旁偶尔出现的一两棵树木亦高大伟岸，充满异域风情。这时，便能很自然地想起曾经地理课本上对非洲草原自然环境“草高树稀”的描述。
我的住处便在这草场一角。每天上班的路上，偶有鹳鸟从草丛中划起。行人不多，即便是在校园里，清晨和傍晚我也不常能见到国内熟悉的场景。
有天，我和同事下班后绕着草场散步，径直走到了一片英式的建筑群。楼前楼后的花草开得茂盛，然而，却异常安静。有些窗户破损了，一角还能看见蜘蛛网。
“是原来的学生宿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关闭了。”同事若无其事地说。
“哦。”我有些讶异，这才知道津大是不提供学生住宿的。听起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可是时日一久，我便知道，这原来是被迫的选择。一个月内，总有那么几天，整座校园要么停水要么断电。
“这两年学校已经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了，你看，门口那个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水井，再有一两年，我们也就都能住在校园了。”有天下班了，同行的学生列宁和我解释说。
“那电呢？怎么解决？”我问。
“电还好，现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你看不都保障了嘛。偶尔的一两次，很正常。南部的国家电网也都在完善嘛。”
列宁显然习惯了这种窘迫，并且对未来充满期待。
物质生活的制约，使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显得更为富足，他们寄希望于教育，也把自己看做是改造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常常在教学区，听见他们谈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人说要向西方学习，有人则扭头说，现在要看向东方。
列宁没有告诉我的是：上世纪末，由于国家相关法案修订引起的争议，以及失业等社会问题，首都哈拉雷多次发生抗议活动，津大在这些活动中被迫关闭。此后，学校虽然重开，但为了校园的安全，一直没有开放宿舍区。
然而，这个1980年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上个月大家还在为电话充值发愁，下个月也许你就看到wifi也已经铺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那么，我想，也许，过不了多久，宿舍也便要恢复正常，而校园也要热热闹闹了吧。
同学们在哪呢？
说起历史，似乎沉重了些。然而校园就是这样，那些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同学们，总能把人一次次地带向现在和未来。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看到这些废弃的校舍，不禁忍不住要问：同学们都住哪里呢？和校园的关系还那么密切吗？日常的校园活动仅止于朝九晚六吗？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吗？
因为来这里的目的是汉语教学，很快，我便和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们打得火热，经常受邀参与他们的一些社团活动。我这也才见识了他们校园活动的丰饶，彻底打消了住在校外的同学们如何与校园发生更多关联的疑惑。
这些社团中，最著名也最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津大中文合唱团。四月份，是津巴布韦最有名的哈拉雷国际艺术节（HIFA）盛开的日子。我被邀请和他们一起去艺术节逛上一逛。这才发现，他们早已将校园拓宽至了校外。
这些原本在我看来也许是小打小闹的学生社团，在艺术节上豪不逊色于其他的国际艺术家。而他们的中文合唱团，因为所用语言的特殊，在这片前殖民土地上显得更为新奇也更受欢迎。
说起这种学生社团自发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另外一种则显得颇具“官方”色彩。
那时，HIFA还没有召开，我们所有的教员和学生代表都被召集起来开会，主题是和HIFA的合作。具体的事宜就是各个部门可能要根据安排做一些相关的语言翻译工作，相关的语言类社团也可以参与其中。
那天，会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德语部门的白人老太最先义愤填膺地发表了看法：“作为一所学术机构，我们不需要像一所公司一样去争取这份工作，教师和学生宝贵的学术时间不应该拿去赚钱、盈利。”她越说越激烈，不停地强调到：“这些是公司的事，而不是大学的事！”
而和我同一办公室的Chifupa先生则反驳：“我们需要给学生们一个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且这对我们各个专业部门而言也是一个营销自己的机会，有何不可？”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会场顿时硝烟味浓重了起来。两个学生代表也坚定地站在了Chifupa先生的一方。
我们是在为学生争取权益，还是在为追逐商业利益寻找合适的理由？我顿时也疑惑起来。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又何尝不曾遇到过，只是我们太习惯了课外做点兼职，或者和商业团体合作举办活动，以至于当我到了这里，我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是学术？是商业？我们的教育，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这些我们都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胜利。
被翻到卷角的图书
社团生活受制于校园建设，却开辟出了有趣的道路，而读书生活远没有如此幸运。
2007年，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领奖演说词《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中，她讲述了两个关于读书的故事：
在津巴布韦一个只有四间大瓦房的校园里，有半间屋子是座图书馆。图书馆的书，大多是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大部头书，甚至很难捧起来，是被白人图书馆弃置的，还有一些侦探故事和《费丽西蒂找到了爱情》之类的书。当她和学校的教员坐在房间时，顺道而来的人们害羞地走进来，全都向我们讨要书本。“你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书吧。” 一名男子说，“他们教我们读书，可我们没有书。”我遇见的每个人，都讨要书本。
而在另一所伦敦的校园里，学生们每周有一次会见来访名人的机会。莱辛说，她听到的是她访问中学甚至访问大学时经常听到的事情。“你是知情的。许多孩子连一本书也没有读过，图书馆只有一半的书借阅过。”
莱辛不免感慨：“我们处在一种断裂的文化中。”我们尊重知识和教育，然而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人们会假装在读书，假装尊重知识。我到津巴布韦的时日已经是2011年了，彼时的津巴布韦也许还有莱辛描述的地方，但在大学里，情况要好得多了。
由于受制于宿舍停用，这所校园被利用最多的地方，除了教室，便是图书馆。每天，我下班从图书馆经过的时候，隔着窗户，总能望见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们。
“书还是太少。”学生们向我抱怨。
“还好，有网络。”另一个显然更乐观。
“当然书不能改变现状，还得有思想。”“对，还需要行动。”有天，我和学生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说。
我也曾去那里借阅相关的绍纳语（当地除英语外的另一种官方语言）图书，看到中午还坐在书桌前做笔记的同学，看到被翻到卷角的图书，我就有些被触动。在这里，国家意识总是显得格外分明。改变现状，从自我做起，繁荣富强，这些我们习惯了的口号，在津大，默默地化作了奋进的力量。
在外人眼里，这个国家，贫瘠、闭塞，还有漫长的道路要前行；在我看来，这个校园，宁静、简单，其中的每个青年，都充满热情和理想。
责任编辑：陈晓丽
我们习惯叫它津大，
这所创办于1952年的大学，
以国家名字命名。
作为南部非洲国家津巴布韦
规模最大、学术声望最高的大学，
未去之前，在我们眼中，
一切都充满陌生的神秘感，
如同它所在的国家、它所在的大陆。
所以，当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前往那里的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时候，这种神秘就更为撩人：我就要到那里去了，开启一段发现之旅，又怎么能不让人兴奋？
宿舍，草高树稀
校园是如此空旷，驱车直入，只见浩大的草场映入眼帘。红色的砖石建筑在它的周围显得矮小、边缘。正是十月，雨季刚来，一米来高的蒿草随风摆动，草场旁偶尔出现的一两棵树木亦高大伟岸，充满异域风情。这时，便能很自然地想起曾经地理课本上对非洲草原自然环境“草高树稀”的描述。
我的住处便在这草场一角。每天上班的路上，偶有鹳鸟从草丛中划起。行人不多，即便是在校园里，清晨和傍晚我也不常能见到国内熟悉的场景。
有天，我和同事下班后绕着草场散步，径直走到了一片英式的建筑群。楼前楼后的花草开得茂盛，然而，却异常安静。有些窗户破损了，一角还能看见蜘蛛网。
“是原来的学生宿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关闭了。”同事若无其事地说。
“哦。”我有些讶异，这才知道津大是不提供学生住宿的。听起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可是时日一久，我便知道，这原来是被迫的选择。一个月内，总有那么几天，整座校园要么停水要么断电。
“这两年学校已经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了，你看，门口那个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水井，再有一两年，我们也就都能住在校园了。”有天下班了，同行的学生列宁和我解释说。
“那电呢？怎么解决？”我问。
“电还好，现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你看不都保障了嘛。偶尔的一两次，很正常。南部的国家电网也都在完善嘛。”
列宁显然习惯了这种窘迫，并且对未来充满期待。
物质生活的制约，使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显得更为富足，他们寄希望于教育，也把自己看做是改造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常常在教学区，听见他们谈论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人说要向西方学习，有人则扭头说，现在要看向东方。
列宁没有告诉我的是：上世纪末，由于国家相关法案修订引起的争议，以及失业等社会问题，首都哈拉雷多次发生抗议活动，津大在这些活动中被迫关闭。此后，学校虽然重开，但为了校园的安全，一直没有开放宿舍区。
然而，这个1980年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上个月大家还在为电话充值发愁，下个月也许你就看到wifi也已经铺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那么，我想，也许，过不了多久，宿舍也便要恢复正常，而校园也要热热闹闹了吧。
同学们在哪呢？
说起历史，似乎沉重了些。然而校园就是这样，那些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同学们，总能把人一次次地带向现在和未来。
也许你也和我一样，看到这些废弃的校舍，不禁忍不住要问：同学们都住哪里呢？和校园的关系还那么密切吗？日常的校园活动仅止于朝九晚六吗？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吗？
因为来这里的目的是汉语教学，很快，我便和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们打得火热，经常受邀参与他们的一些社团活动。我这也才见识了他们校园活动的丰饶，彻底打消了住在校外的同学们如何与校园发生更多关联的疑惑。
这些社团中，最著名也最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津大中文合唱团。四月份，是津巴布韦最有名的哈拉雷国际艺术节（HIFA）盛开的日子。我被邀请和他们一起去艺术节逛上一逛。这才发现，他们早已将校园拓宽至了校外。
这些原本在我看来也许是小打小闹的学生社团，在艺术节上豪不逊色于其他的国际艺术家。而他们的中文合唱团，因为所用语言的特殊，在这片前殖民土地上显得更为新奇也更受欢迎。
说起这种学生社团自发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另外一种则显得颇具“官方”色彩。
那时，HIFA还没有召开，我们所有的教员和学生代表都被召集起来开会，主题是和HIFA的合作。具体的事宜就是各个部门可能要根据安排做一些相关的语言翻译工作，相关的语言类社团也可以参与其中。
那天，会场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德语部门的白人老太最先义愤填膺地发表了看法：“作为一所学术机构，我们不需要像一所公司一样去争取这份工作，教师和学生宝贵的学术时间不应该拿去赚钱、盈利。”她越说越激烈，不停地强调到：“这些是公司的事，而不是大学的事！”
而和我同一办公室的Chifupa先生则反驳：“我们需要给学生们一个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且这对我们各个专业部门而言也是一个营销自己的机会，有何不可？”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会场顿时硝烟味浓重了起来。两个学生代表也坚定地站在了Chifupa先生的一方。
我们是在为学生争取权益，还是在为追逐商业利益寻找合适的理由？我顿时也疑惑起来。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又何尝不曾遇到过，只是我们太习惯了课外做点兼职，或者和商业团体合作举办活动，以至于当我到了这里，我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是学术？是商业？我们的教育，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这些我们都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胜利。
被翻到卷角的图书
社团生活受制于校园建设，却开辟出了有趣的道路，而读书生活远没有如此幸运。
2007年，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领奖演说词《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中，她讲述了两个关于读书的故事：
在津巴布韦一个只有四间大瓦房的校园里，有半间屋子是座图书馆。图书馆的书，大多是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大部头书，甚至很难捧起来，是被白人图书馆弃置的，还有一些侦探故事和《费丽西蒂找到了爱情》之类的书。当她和学校的教员坐在房间时，顺道而来的人们害羞地走进来，全都向我们讨要书本。“你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书吧。” 一名男子说，“他们教我们读书，可我们没有书。”我遇见的每个人，都讨要书本。
而在另一所伦敦的校园里，学生们每周有一次会见来访名人的机会。莱辛说，她听到的是她访问中学甚至访问大学时经常听到的事情。“你是知情的。许多孩子连一本书也没有读过，图书馆只有一半的书借阅过。”
莱辛不免感慨：“我们处在一种断裂的文化中。”我们尊重知识和教育，然而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人们会假装在读书，假装尊重知识。我到津巴布韦的时日已经是2011年了，彼时的津巴布韦也许还有莱辛描述的地方，但在大学里，情况要好得多了。
由于受制于宿舍停用，这所校园被利用最多的地方，除了教室，便是图书馆。每天，我下班从图书馆经过的时候，隔着窗户，总能望见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们。
“书还是太少。”学生们向我抱怨。
“还好，有网络。”另一个显然更乐观。
“当然书不能改变现状，还得有思想。”“对，还需要行动。”有天，我和学生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说。
我也曾去那里借阅相关的绍纳语（当地除英语外的另一种官方语言）图书，看到中午还坐在书桌前做笔记的同学，看到被翻到卷角的图书，我就有些被触动。在这里，国家意识总是显得格外分明。改变现状，从自我做起，繁荣富强，这些我们习惯了的口号，在津大，默默地化作了奋进的力量。
在外人眼里，这个国家，贫瘠、闭塞，还有漫长的道路要前行；在我看来，这个校园，宁静、简单，其中的每个青年，都充满热情和理想。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