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受经济周期性回调趋势和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继续延续2008年以来的回落态势,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6.1%。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当前也是推进改革、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有利于现阶段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也将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积累了力量。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当时,我国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2001年的调整后,伴随着住房、汽车需求“井喷式”爆发、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充分发挥,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1至4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7.5%、-25.7%、-17.1%、-22.6%。 显然, 目前尚不能排除外需继续收缩而使我国出口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1至4月份,消费、投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但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政策效应的反映,如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家电下乡等,而市场主导的内需扩张缺乏有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深度衰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在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三年投资计划之后,3月份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如工业生产加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等。由此可以判断,一季度经济增长应为本轮经济回落的底部,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这样,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有望率先复苏。但是,依靠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市场驱动的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扩张,这种短期回升将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逐年减弱而再次波动。
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的推进。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例,一方面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预期。只有这些改革逐步深入和完善,消费占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从以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第三,经济危机和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在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突现,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呼声高涨,内在压力增强。但由于经济不景气,面临着就业和收入增长压力,各方面利益矛盾也相对比较突出,社会承受能力较弱,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往往较差。
当前政府在“扩内需、保增长”的过程中,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推进重大领域改革时,一是要明确战略目标,广泛征求意见,取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二是要根据社会可承受程度,分步实施,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三是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引导、推动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在政府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中,强调了改善民生、优化投资结构、避免重复建设等,这显然是必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扩散、保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有时甚至会与短期目标相冲突,如关闭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等,而能够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带来固化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后果。
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均以解困、扶持为主,改革、调整的内容较少。其后果可能是过剩、落后的产能得以生存,扭曲的价格体系更加扭曲,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得到强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依然如故,等等。因此,如果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仅会贻误良机,而且会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新的障碍。
第五,从中长期看,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费结构升级活跃期,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为热点的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等,潜力巨大。现阶段,有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明显的制度性障碍;有些领域经过了前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后需要调整,积蓄力量,再上新台阶;有些领域不能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着力推进与之相关联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充分释放这些潜力,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也是中长期内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环节。
最后,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既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对我国的影响,也与国内房地产、汽车等主导产业在经过了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入周期性回调阶段有关。同时,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难以为继,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确立,对短期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只有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够为中长期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和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责编/赵哲)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积累了力量。十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当时,我国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2001年的调整后,伴随着住房、汽车需求“井喷式”爆发、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充分发挥,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1至4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7.5%、-25.7%、-17.1%、-22.6%。 显然, 目前尚不能排除外需继续收缩而使我国出口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1至4月份,消费、投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但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政策效应的反映,如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家电下乡等,而市场主导的内需扩张缺乏有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深度衰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在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三年投资计划之后,3月份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如工业生产加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达到较高水平等。由此可以判断,一季度经济增长应为本轮经济回落的底部,二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这样,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有望率先复苏。但是,依靠政府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市场驱动的企业和个人投资、消费的扩张,这种短期回升将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逐年减弱而再次波动。
市场驱动的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的推进。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例,一方面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预期。只有这些改革逐步深入和完善,消费占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实现从以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第三,经济危机和衰退既是一场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在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突现,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呼声高涨,内在压力增强。但由于经济不景气,面临着就业和收入增长压力,各方面利益矛盾也相对比较突出,社会承受能力较弱,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往往较差。
当前政府在“扩内需、保增长”的过程中,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推进重大领域改革时,一是要明确战略目标,广泛征求意见,取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二是要根据社会可承受程度,分步实施,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三是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引导、推动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四,在政府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中,强调了改善民生、优化投资结构、避免重复建设等,这显然是必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和扩散、保增长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有时甚至会与短期目标相冲突,如关闭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淘汰落后产能等,而能够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带来固化现有体制和结构的后果。
政府推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均以解困、扶持为主,改革、调整的内容较少。其后果可能是过剩、落后的产能得以生存,扭曲的价格体系更加扭曲,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得到强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依然如故,等等。因此,如果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仅会贻误良机,而且会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新的障碍。
第五,从中长期看,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和消费结构升级活跃期,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住房、汽车、教育、旅游等为热点的消费需求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等,潜力巨大。现阶段,有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存在明显的制度性障碍;有些领域经过了前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后需要调整,积蓄力量,再上新台阶;有些领域不能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着力推进与之相关联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充分释放这些潜力,不仅是短期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也是中长期内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环节。
最后,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既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对我国的影响,也与国内房地产、汽车等主导产业在经过了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转入周期性回调阶段有关。同时,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低价格,高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模式,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难以为继,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竞争优势的确立,对短期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只有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够为中长期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和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