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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华先生所著《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是“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三辑的12本之一,也是其中唯一关于古典文献学的。古典文献学在图书馆界始终处于非主流状态,然就其发展历史来说,却是渊源有自,流传悠久,学科内容博大精深,从这本书即可略知一斑。《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收录了徐建华先生在宗教藏书及目录、家谱文献、古代目录学领域多年的研究精华,对传统文献的研究颇有贡献。
(1)通过分类与归纳,构架起佛典目录史的总体系。佛典目录研究,可谓是全书最精彩之处。在徐建华先生之前,近现代学者也有少许关注于此者,梁启超、姚名达、苏晋仁等先生在民国至建国初的一些研究,奠定了佛典目录学的基础,此后该领域一直冷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谭世保、方广锠、徐建华为代表的青年俊彦的介入,全面扩展和提升了佛典目录的研究,其中徐建华先生的成就十分卓著。本书收录了徐建华先生的几篇力作:《中国历代佛典目录阶段性特点分析》、《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中国古代佛典目录分类琐议》、《中国古代佛教目录著录特征分析》、《中国读藏目录叙略》,多有创建。作者按照佛典目录的编制和功能,从对佛典内容的提示、著录佛典的繁简和修撰者的角度,分别对佛典目录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将历代佛典目录分为魏晋南北朝的记录、整理译经,隋唐五代的记录入藏,宋至清的读藏3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优劣得失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评价;同时,还将佛典目录自产生以来历代的分类进行比对分析;总结了佛教目录对版本的详细著录、对疑伪经的考订、对内容和宗旨的著录与揭示,都有其特有表现的著录特征;分析了指导僧徒们阅读藏经的读藏目录与其他佛典目录的区别,评述了宋以来的6种读藏目录。学术界对徐建华先生的佛教目录研究颇有推崇,尤其认为《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一文“分类周严而详明,是研究佛教目录分类的一篇力作”。[1 ]
(2)通过扎实考据,再现不同时代宗教藏书的状况。本书收录的有关佛教藏书的几篇亦有创见,如在《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中,对寺院藏书中非佛教书(即外典)的比例,作者以莫高窟17窟的非佛书比例以及台湾福严佛学院、圆光佛学院的藏书中非佛书比例来推知,非佛书比例大致在10%以内。作者进而分析了寺院收藏这些外典的原因有九方面之多,其思维之细致缜密,令人叹服。当然,这要归功于作者的博见,才能有如此善思:如通过白居易曾藏自己文集于庐山东林寺经藏,阮元在海西庵建书库等事例,来证文人将寺院作为收藏著作的最佳场所;以高僧慧远曾服五石散的事例,来推论当时他所在的东林寺必然有这类社会热点的图书,立论扎实。《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分析了佛教寺院藏书具有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履行了普及教育的职能,带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推动图书载体进步、加速纸本书的风行,推进雕版印刷术的传播,丰富版本类型、加快书籍制度演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等8个方面的贡献,涉及到文化、教育、印刷、图书、目录学等各个方面,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唐五代之前东林寺藏书的文化意义》,在钩稽史料以阐明东林寺历史上藏书发展的前提下分析其意义,揭示出东林寺藏书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评论允当。
(3)打通宗教与家谱之间的不同领域以获得创见。《字辈与僧人》一文在此书中具有比较有独特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宋明两代皇室、孔府、少数民族、社会帮派的字辈分析,联系汉传佛教禅宗的字辈,来辨明佛教字辈的使用情况与功能,从而很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混淆世人的事件——名噪一时的海灯法师并不是少林弟子。僧人字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正是作者既熟稔宗教典籍,又精于家谱文献的体现
(4)传统的严谨考证与现代的科学分析并举,力矫文献学概念上的一些陈见。作者早期的文章,也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贝叶”一词溯源》,历数唐诗多首,来证明“贝叶”一词自唐就广为使用,而非元代才开始使用;《索引溯源》更加娴熟地运用考据之法来为己论证,考证出宋代的《群史姓纂韵谱》为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索引,推翻通常认为索引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观点;《浅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与图书分类法》举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为国内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分类法,佛典目录中《开元释教录》也是这样一部图书分类法,上世纪传入我国的图书分类法是有意识编制的图书分类法的开始,之前中国是有图书分类法之实的。这类搜罗剔抉的功夫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可见作者得到乾嘉考据学的真传。可贵的是作者亦注重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峨眉志书中有关高僧记载的分析——兼论志书中僧传的撰写》就可谓是科学分析的典范。作者以列表方式对比《嘉庆峨眉山志》与蒋超撰山志、印光撰山志中僧传中收录僧人名称与数量,指出了这些僧传存在着详古略今,收录高僧标准不明,材料不齐、叙述不清,附会、神异内容较多的弊端,难成信史。作者继而对修志立传提出了资料准备、修志机构、撰传人要求、不同僧传的内容取舍和侧重的区别等方面的建议。此文对一般志书的传记编写,也有极好的指导意义。
(5)对家谱目录的编制,有真知灼见,且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国家谱总目》以及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所编制的馆藏家谱提要,都是当今做家谱研究或借助于家谱文献进行各学科研究学者所倚赖的重要工具。作者对这几部重要家谱目录一一关注并指瑕建言,实在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其中《略论当代家谱目录的编制》对建国以来公私编制的家谱目录基本网罗并全部排列出来,分析体例,其目的是为当时正要启动的《中国家谱总目》提供借鉴,提出希望;《传世之作 盛世而为——给〈中国家谱总目〉编制的一点建议》,从《中国家谱总目》收录的整体角度、范围、编纂进度、著录方式、结构、编排、附录、辅助索引等,都明确提出建议,尤其对于著录,提出谱籍应完全按照现今地名标注,谱主散居多处的处理方法,合并载体形态与装订项,堂号应在附注项标出,私藏家谱应注明何地何人所藏,著录始迁祖的内容等方面,皆是可操作并极有指导意义的;《从〈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得失看家谱联合目录的编制》对《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不足之处论述得精采且踏实,由此提出的编制家谱联合目录,以及对联合编目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提出的意见非常可行,显然作者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更是深切观照到图书馆实际的目录学专家。
(6)广泛关注同类研究。从收录的几篇书评来看,作者评述了3部学术专著,2部词典,1部论文提要汇编。3部专著中,1部论文学中的宗教形象,1部论《汉书艺文志》的源流,1部论家谱收藏,前二者是资深学者之著,后一部是民间收家谱收藏家的呕心沥血之作;2部词典,1部关于目录学家,1部关于中国书名释义;1部论文提要,则是《佛教有关博硕论文提要汇编(1963-2000)》的评介。这些文章各有精采,值得介绍的是关于《佛教有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汇编(1963-2000)》,收录的是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佛教博硕士论文,徐建华先生认为:作为地区性专门学科中专有文献的检索工具,此书具有收录全面,编排合理,著录完整,提要撰写到位,辅助索引便利等优点,是以著文推荐,显示出作者关注范围的广泛。2部词典的书评,基本上是一褒一贬,且各自言之有据,完全经得起讨论。3部学术专著的内容与方法差异极大,然而作者论述起来纲举目张,全面深入,若非对这些领域的广泛了解和深厚积累,是难以做到的。
(7)学术思想与态度的峻切。此书名为《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所选文章主体是围绕着宗教藏书与目录,家谱收藏及目录的研究,古籍目录版本之学来论述的,另有若干篇谈及从事此项工作的精神和态度。这些文章体现了内在的统一性和不同方面的代表性,从中可见徐建华先生的治学具有擅开创,长推理,亦精于文献钩沉考据的特点,同时又可看出作者是一个对学术有着偏执追求的人。尤其是对于版本目录之学,倾注了精力、思想及感情。因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在《评〈中国目录学家词典〉》一文中,作者对书中出现的问题逐条批评:名实不符,收录标准不一,时代著录乱,释词严重不准确等,对序文中赞誉之词“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准确性和实用价值”尖锐批评:“真不知这一切从何说起,也不知学术界何以廉价至此。”在学术界往往相互奉承,一派莺歌燕舞的和谐景象下,这样肯得罪于同领域的文章,写起来恐怕真需要勇气。不过,这是作者1991年的文章,二十年前,作者当还是一个青年人,不知今日是否还会如此尖锐不假辞色?不过,既然愿意收到自己新出的文集中,当也是赞许自己的。
在2005年所作《目录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者心态及其他》一文中,作者说“可以这么说,自从选择了目录学这门学科,就应该自甘寂寞、为人服务、为人作嫁、只有心态调整于斯,方不致在喧嚣和浮躁的社会大潮中迷失自我,失衡失态。”三年后,作者在《一部非应时的古代目录学研究力作——评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一文中又再次重复了这段话,显然,作者的内心耿耿于此,不能忘怀。能对这么一个冷僻的学科抱如此热忱,有如此的使命感,徐建华先生不负自古以来甘坐冷板凳的目录学者的优良传统,此精神当可以为全体治目录学同仁的座右,以相激励和鞭策。
参考文献:
[1]冯国栋.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J].文献,2008,(1):93-106.
作者简介:张秀玉(1974-),女,安徽省图书馆馆员。
(1)通过分类与归纳,构架起佛典目录史的总体系。佛典目录研究,可谓是全书最精彩之处。在徐建华先生之前,近现代学者也有少许关注于此者,梁启超、姚名达、苏晋仁等先生在民国至建国初的一些研究,奠定了佛典目录学的基础,此后该领域一直冷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谭世保、方广锠、徐建华为代表的青年俊彦的介入,全面扩展和提升了佛典目录的研究,其中徐建华先生的成就十分卓著。本书收录了徐建华先生的几篇力作:《中国历代佛典目录阶段性特点分析》、《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中国古代佛典目录分类琐议》、《中国古代佛教目录著录特征分析》、《中国读藏目录叙略》,多有创建。作者按照佛典目录的编制和功能,从对佛典内容的提示、著录佛典的繁简和修撰者的角度,分别对佛典目录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将历代佛典目录分为魏晋南北朝的记录、整理译经,隋唐五代的记录入藏,宋至清的读藏3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优劣得失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评价;同时,还将佛典目录自产生以来历代的分类进行比对分析;总结了佛教目录对版本的详细著录、对疑伪经的考订、对内容和宗旨的著录与揭示,都有其特有表现的著录特征;分析了指导僧徒们阅读藏经的读藏目录与其他佛典目录的区别,评述了宋以来的6种读藏目录。学术界对徐建华先生的佛教目录研究颇有推崇,尤其认为《中国历代佛教目录类型琐议》一文“分类周严而详明,是研究佛教目录分类的一篇力作”。[1 ]
(2)通过扎实考据,再现不同时代宗教藏书的状况。本书收录的有关佛教藏书的几篇亦有创见,如在《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中,对寺院藏书中非佛教书(即外典)的比例,作者以莫高窟17窟的非佛书比例以及台湾福严佛学院、圆光佛学院的藏书中非佛书比例来推知,非佛书比例大致在10%以内。作者进而分析了寺院收藏这些外典的原因有九方面之多,其思维之细致缜密,令人叹服。当然,这要归功于作者的博见,才能有如此善思:如通过白居易曾藏自己文集于庐山东林寺经藏,阮元在海西庵建书库等事例,来证文人将寺院作为收藏著作的最佳场所;以高僧慧远曾服五石散的事例,来推论当时他所在的东林寺必然有这类社会热点的图书,立论扎实。《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分析了佛教寺院藏书具有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履行了普及教育的职能,带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丰富古典目录学内容,推动图书载体进步、加速纸本书的风行,推进雕版印刷术的传播,丰富版本类型、加快书籍制度演化,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等8个方面的贡献,涉及到文化、教育、印刷、图书、目录学等各个方面,言之有据,论之成理。《唐五代之前东林寺藏书的文化意义》,在钩稽史料以阐明东林寺历史上藏书发展的前提下分析其意义,揭示出东林寺藏书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评论允当。
(3)打通宗教与家谱之间的不同领域以获得创见。《字辈与僧人》一文在此书中具有比较有独特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宋明两代皇室、孔府、少数民族、社会帮派的字辈分析,联系汉传佛教禅宗的字辈,来辨明佛教字辈的使用情况与功能,从而很清晰地揭示了一个混淆世人的事件——名噪一时的海灯法师并不是少林弟子。僧人字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正是作者既熟稔宗教典籍,又精于家谱文献的体现
(4)传统的严谨考证与现代的科学分析并举,力矫文献学概念上的一些陈见。作者早期的文章,也是本书收入的最早一篇《“贝叶”一词溯源》,历数唐诗多首,来证明“贝叶”一词自唐就广为使用,而非元代才开始使用;《索引溯源》更加娴熟地运用考据之法来为己论证,考证出宋代的《群史姓纂韵谱》为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索引,推翻通常认为索引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观点;《浅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与图书分类法》举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为国内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分类法,佛典目录中《开元释教录》也是这样一部图书分类法,上世纪传入我国的图书分类法是有意识编制的图书分类法的开始,之前中国是有图书分类法之实的。这类搜罗剔抉的功夫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可见作者得到乾嘉考据学的真传。可贵的是作者亦注重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峨眉志书中有关高僧记载的分析——兼论志书中僧传的撰写》就可谓是科学分析的典范。作者以列表方式对比《嘉庆峨眉山志》与蒋超撰山志、印光撰山志中僧传中收录僧人名称与数量,指出了这些僧传存在着详古略今,收录高僧标准不明,材料不齐、叙述不清,附会、神异内容较多的弊端,难成信史。作者继而对修志立传提出了资料准备、修志机构、撰传人要求、不同僧传的内容取舍和侧重的区别等方面的建议。此文对一般志书的传记编写,也有极好的指导意义。
(5)对家谱目录的编制,有真知灼见,且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国家谱总目》以及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所编制的馆藏家谱提要,都是当今做家谱研究或借助于家谱文献进行各学科研究学者所倚赖的重要工具。作者对这几部重要家谱目录一一关注并指瑕建言,实在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其中《略论当代家谱目录的编制》对建国以来公私编制的家谱目录基本网罗并全部排列出来,分析体例,其目的是为当时正要启动的《中国家谱总目》提供借鉴,提出希望;《传世之作 盛世而为——给〈中国家谱总目〉编制的一点建议》,从《中国家谱总目》收录的整体角度、范围、编纂进度、著录方式、结构、编排、附录、辅助索引等,都明确提出建议,尤其对于著录,提出谱籍应完全按照现今地名标注,谱主散居多处的处理方法,合并载体形态与装订项,堂号应在附注项标出,私藏家谱应注明何地何人所藏,著录始迁祖的内容等方面,皆是可操作并极有指导意义的;《从〈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得失看家谱联合目录的编制》对《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不足之处论述得精采且踏实,由此提出的编制家谱联合目录,以及对联合编目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提出的意见非常可行,显然作者不仅是书斋里的学者,更是深切观照到图书馆实际的目录学专家。
(6)广泛关注同类研究。从收录的几篇书评来看,作者评述了3部学术专著,2部词典,1部论文提要汇编。3部专著中,1部论文学中的宗教形象,1部论《汉书艺文志》的源流,1部论家谱收藏,前二者是资深学者之著,后一部是民间收家谱收藏家的呕心沥血之作;2部词典,1部关于目录学家,1部关于中国书名释义;1部论文提要,则是《佛教有关博硕论文提要汇编(1963-2000)》的评介。这些文章各有精采,值得介绍的是关于《佛教有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汇编(1963-2000)》,收录的是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佛教博硕士论文,徐建华先生认为:作为地区性专门学科中专有文献的检索工具,此书具有收录全面,编排合理,著录完整,提要撰写到位,辅助索引便利等优点,是以著文推荐,显示出作者关注范围的广泛。2部词典的书评,基本上是一褒一贬,且各自言之有据,完全经得起讨论。3部学术专著的内容与方法差异极大,然而作者论述起来纲举目张,全面深入,若非对这些领域的广泛了解和深厚积累,是难以做到的。
(7)学术思想与态度的峻切。此书名为《传统特色文献整理与收藏研究》,所选文章主体是围绕着宗教藏书与目录,家谱收藏及目录的研究,古籍目录版本之学来论述的,另有若干篇谈及从事此项工作的精神和态度。这些文章体现了内在的统一性和不同方面的代表性,从中可见徐建华先生的治学具有擅开创,长推理,亦精于文献钩沉考据的特点,同时又可看出作者是一个对学术有着偏执追求的人。尤其是对于版本目录之学,倾注了精力、思想及感情。因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在《评〈中国目录学家词典〉》一文中,作者对书中出现的问题逐条批评:名实不符,收录标准不一,时代著录乱,释词严重不准确等,对序文中赞誉之词“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准确性和实用价值”尖锐批评:“真不知这一切从何说起,也不知学术界何以廉价至此。”在学术界往往相互奉承,一派莺歌燕舞的和谐景象下,这样肯得罪于同领域的文章,写起来恐怕真需要勇气。不过,这是作者1991年的文章,二十年前,作者当还是一个青年人,不知今日是否还会如此尖锐不假辞色?不过,既然愿意收到自己新出的文集中,当也是赞许自己的。
在2005年所作《目录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者心态及其他》一文中,作者说“可以这么说,自从选择了目录学这门学科,就应该自甘寂寞、为人服务、为人作嫁、只有心态调整于斯,方不致在喧嚣和浮躁的社会大潮中迷失自我,失衡失态。”三年后,作者在《一部非应时的古代目录学研究力作——评傅荣贤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一文中又再次重复了这段话,显然,作者的内心耿耿于此,不能忘怀。能对这么一个冷僻的学科抱如此热忱,有如此的使命感,徐建华先生不负自古以来甘坐冷板凳的目录学者的优良传统,此精神当可以为全体治目录学同仁的座右,以相激励和鞭策。
参考文献:
[1]冯国栋.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J].文献,2008,(1):93-106.
作者简介:张秀玉(1974-),女,安徽省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