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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素有“小联合国”之称，自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思想试验、国际准则制定、信息传播、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职能，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背景和它的主要工作领域？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文化领域的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急需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秩序，以维持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平衡。在新的体系中，人们所熟知的是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联合国组织和维持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组织的目的是在维持大国之间平衡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国家参加对话与交流，以避免战争；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创造了现代国际经济结构。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11月4日在巴黎宣告正式成立，比联合国成立时间稍晚一些，其目的是从教育和科学文化方面促进世界和平。
最初，由于科学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负面作用，教科文组织并没有把科学纳入自己的工作领域，而是持保留态度。后来，在像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这样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推动之下，认为科学能促进人类进步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人们认为它不但有利于教育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由此，促进科学合作、交流与发展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内容。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宗旨，是通过科学、教育、社会文化的交流，促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产生偏见，不会发生战争。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它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
中国成立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经历了一番周折。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自从1949年蒋邦窃取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直到1972年，中国才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我国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小平同志会见了当时来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后，我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才开始得到真正有力的推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委会）也在小平同志的批准下于1979年正式成立。全委会的工作就是代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交道。机构成立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对外开放，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的信息和资源，当时引进的重点是科学技术。据老同志讲，当时引进的一台复印机，就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形式被引进的，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台机器在当时非常珍贵，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现象。
全委会现在有28家委员单位，主要有国家的部委，如外交部、科学技术部等；有国家级公共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央电视台等；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如中华全国青年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全委会是一个跨部门机构，秘书处设在教育部，因此教育是全委会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个最主要内容。近些年，无论是全民教育的推动，职业技术教育新理念的引进，还是高等教育一些新的地区国际机制的建立，其背后都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委会的合作与推动。
记者：过去三十年来，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合作，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合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全委会通过项目的形式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经验及资源。比如，许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项目，特别是扫盲和扫盲人员培训，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我国云南、广西、甘肃等地开始开展的，这些项目对提高我国西部地区教育质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教育质量，以及宣传我国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和影响。项目还得到了很多其他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响应，吸引了一些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
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会举办很多国际会议、研讨会以及项目考察活动，邀请我国的一些教育管理人员和学者介绍中国经验。在这些国际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不是一对一的合作，而是多边合作，往往一次会议或学术交流会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或学者参加，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这个渠道了解我国的教育。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非常稳定、非常有号召力的平台作用。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全委会和其他相关机构之间彼此联系，共同促进交流与合作。
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制定国际公约和国际政策的合法身份。它制定的国际公约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指导性意义，比如现在国内正在积极推动的学位学历互认的公约。这一公约对接受中国教育的学生得到国际承认，以及中国认可其他国家的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学位学历互认，截至目前已在世界各地区建立了学位学历互认体系，并将继续推动各地区间的学位学历互认。除了学位学历互认的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公约、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公约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这些公约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学会利用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约，在更广的渠道和平台上与各国开展合作。通过多边促进双边的关系，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忽视多边关系则可能事倍功半。
第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随着我国对外交流实力的提高，对这个舞台的利用也将越来越多，如与国际机构合作出版重要的教育报告与研究成果，可以扩大出版物的传播面；通过这个舞台帮助我国的学者取得重大的国际奖项，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学者的知名度。我国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获得不少奖项，对他们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他们展示自己高超的学术水平，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舞台。另外，通过这个舞台，我国可以展示自己，让世界了解我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尽管我国教育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舞台，很多国家感觉今天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非常辉煌。
记者：在新的形势下，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将面临哪些挑战？
答：我国发展到现在，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我本人感觉到在与国际组织打交道时更有底气。我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外交往，尤其需要提高参与国际组织教育交流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至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也是最大挑战是中国教育要走出去；而培养国际化人才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中国教育要走出去，需要具备更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不仅要对中国有指导作用，还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影响的扩大取决于理念的提升和外界的接受程度。我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值得推广的工作，特别是在推动教育公平和解决农村孩子上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我们能通过与外国学者、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研究，把国内先进的教育理念提炼出能为大多数国家接受，而且愿意实施、实践的理念和经验，那么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就能迈上一个新台阶。将来，如果中国的一些教育文化产出也能拥有像德国双元制那样的品牌，这种影响将会令人瞩目。到这一天，我国教育可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在我看来，国际化不仅仅是派出多少学生去国外学习，或有多少外国学生到我国来学习，也不仅仅是我们引进了多少教育资源。虽然它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但我认为，国际化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思想能被世界接受，我们的教科书被更广泛地使用，教师被各国聘用，我们的教育模式将影响更多国家。由此，不仅更多的中国学生会迈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也会来中国留学。对此，国家已经开展了很多实践，以扩大中国教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教育的一大趋势。在当前的国际化趋势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不仅要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也要为世界发展作贡献。这就要求教育要与时俱进，培养能为世界作贡献的人才。比如，去国外工作的人员不仅要具备语言和专业能力，还要具备融入当地文化的能力。他们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熟悉当地的生活，并且身体素质也要能够适应当地环境。对我国而言，培养这种地球村公民迫在眉睫，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不符合国际化要求，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深入理解人才强国的理念。在这方面，全委会致力于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多边合作加强人才能力建设，提升学者科研水平。目前，全委会开始与教科文组织在国内合作建立了5个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这将成为我们总结国际经验，打造国际化人才的基地。
记者：人们都说挑战和机遇并存，全委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方面的发展机遇？
答：全委会面临着很多发展机遇。首先，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这些都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发展机遇。它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已与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有些非政府组织非常著名，比如联系各国科学家的理事会、联系各国大学校长的理事会等。这一广泛的关系网带给我们很多扩大影响的渠道，从而为我们深入开展各种合作提供了空间。目前，我国在教科文组织包括其非政府组织成员机构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中国画家协会的刘大为先生现在已经担任了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的主席，这就意味着我国已建立起和国际美术界对话的平台。我们当前的思考重心，是如何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下一步想要推动我国大学科研机构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一些主导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平台，很多的渠道，以及充分的发挥空间。下一步我们将向两方面努力：第一，利用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些关键渠道，向国内引进资源，帮助国内专家学者和高校直接与国外相关人士和机构建立联系；第二，推动学校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当然前提是符合我国外事工作相关政策规定。我们已经推动浙江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建了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秘书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制。现在国内的很多国际活动都没有形成一定的机制，无法周期性地落实活动开展、参与对象等一系列问题。设立国际机构作为依托，可以形成一套确保活动顺利开展的机制，并能够通过举办活动进一步得到参与者的认可，机构理所当然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秘书处设立在中国境内，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性机构，有了它，中国开展国际活动就会非常便利，同时也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利益。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机遇非常多，但苦于全委会的信息渠道目前还不是特别畅通，不能特别及时地向国内传递信息、引进资源。另外，当前我们发现人才的能力还比较弱，对此还需要作出改进。
记者：未来全委会打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合作组织机构的联系，并促进我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和多边外交？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全委会新一届的领导提出，要提升和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让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目前我们考虑的问题，是从何入手以达到这一目标。全委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深化合作，进入制定“游戏规则”的高端行列。以前，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时，我们只能发表一些意见；现在，我们几乎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事务，并且参与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可以从一开始就把我国与其他国家未来的利益进行统筹规划，从而为今后维护国家利益创造条件。
我们不仅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推动我国一些事务的开展，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一些事务的开展。比如，从去年开始，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合作建立多种语言学习的网络空间。这一合作的背景就是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国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方面做得很好，在推广汉语、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也做了很多有效工作。但有些国家在这一方面做得并不太好。现在，世界上每几天就有一种语言在消失。语言的消失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损失，而是世界的损失。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一种语言消失代表一个知识系统的消失和一个民族文化的灭绝，而这些知识对于世界具有普遍价值。举例而言，有一些植物原本存在于一个很偏僻的地区，但随着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和改良嫁接，它们已经成为人类都能享用的食品。再比如，我国的中医或藏医最初只是地方医学，但现在中医的药方、针灸治疗等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这些有价值的事物之所以得以保存、传播，语言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护语言就是保护知识。多种语言学习的网络空间是我们创造的国际网络平台，它将成为世界语言的国际高速公路，中国在其建设中将体现出重要作用。这一网络搭建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和信息库。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全委会将代表中国参与制定相关规则，这将有利于我们参与世界语言的保护与推广，有利于我国的年轻人学习、掌握更多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同时也将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人来学习汉语，有利于推广汉语和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总之，通过与国际组织创造共同工作的机制，我们可以推动很多工作的开展。
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关于它的成员机构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发现和挖掘的东西，下一步我们要不断寻求、不断了解更多我们了解很少的或者未知的内容。
记者：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相关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能谈谈您最初参与相关工作以及这么多年工作的一些体验吗？
答：我个人参加教科文工作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适应及熟悉过程。刚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虽然我能看懂文件，能听懂国际会议发言，但对于很多讨论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太懂。当时，我感觉非常不好，为什么别人都能积极发言，我却不能参与进去？不只是我，当时代表团不少成员都有相同的感受。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在语言方面的障碍，还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缺乏了解，不了解相关的背景。另外，是否熟悉规则也决定了参与的程度，就像在国内开展工作要熟悉国内的政策一样，参与国际工作也要熟悉国际规则。对于现在的国际公约、国际建议，我们了解得还不多，今后全委会会在这方面会承担更多责任。我们应该把这些概念、理念、政策引入国内，为我国提供参照；还可以把我国一些有价值的经验系统地、有针对性地介绍给其他国家。
参加教科文组织活动给我带来的一大感受就是要善于学习。我们要比其他人更辛苦才能做好工作，除了熟悉国内政策，还要熟悉国外政策，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够适应国际组织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两方面的锻炼：一方面，政策上的锻炼非常重要，要善于学习，把政策内化为能力，并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以符合我国利益并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语言能力也很重要，提高语言能力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理解、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才能深入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我曾在国际会议上担任过报告员，这一工作需要领会他人的思想，共同商量如何表达，然后再把思想传递给他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参与这一工作，我才实质性地参与了国际组织活动。当我用英语或法语，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向国际组织作专家讨论情况的报告时，我感觉到这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得以让其他国际人士用钦佩的眼光看中国。
能够在全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国际场合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甚至有时要在敌对情况下进行交流，这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掌握很多交流方法。比如，作为从事多边事务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敏锐的眼光，在复杂的形势下察觉矛盾及问题所在，才能和对方进行协商和解决。目前，推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为提高我国的软实力和科教兴国服务，是我的全部工作，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国际组织工作对我国非常重要，而且有全新的发展空间，不但需要我，还需要下一代年轻人的参与。我有一个信念，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展，中国建立国际组织、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时代即将到来。我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像北京、上海，还没有设立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将来不能在中国设立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规模和影响的国际组织呢？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愿意尽微薄之力，打造更多有经验的团队，影响更多的人，推动我国教育走出国门，进一步实现国际化，我想迎接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记者：刚才您谈了个人的体验和看法，您觉得一名合格的国际志愿者是否也应该具备您提到的这些素质？
答：要讨论对于合格的国际志愿者的素质要求，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志愿者概念，一个是当一名合格的与国际组织打交道的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担任国际组织的雇员，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只要是作为国家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策性大会，代表在一年半内不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职务。这一规定，也让我们在为国家利益努力工作的时候，不会分散精力想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自己谋求一个职位。
我个人感觉，在与教科文组织打交道的这些年，我们能有非常好的机会从国际视野考虑工作。要在国际组织里从事像我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做好两方面准备。第一，准备好永远受刺激，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是身边人群中最优秀的。那些退休的总理、退休的部长，还有一些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会和你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和这些人在一起，你永远不可能是最优秀的，所以你永远会觉得需要努力。在全委会工作，永远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甘当志愿者。另外，要想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担任你所提出的另一个意义上的“志愿者”，首先要经受锻炼，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社会部门积累经验，具备必要的学历条件和工作能力。这些机构一般相对清贫，工作人员要对环境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些机构不会面临很多权力诱惑，因而才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和工作。我认为，宁静才能致远。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将来立志到国际组织工作，从现在起就积累经验。
在我看来，个人从事国际组织工作最需要的是创造性。像现在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规定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要靠人们去思考和创造，并在形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整合资源，例如网络语言学习空间的形成，只有创造了它，才能带来新的资源。全委会的工作也正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追求的过程。
责任编辑 陈 敏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文化领域的联合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急需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秩序，以维持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平衡。在新的体系中，人们所熟知的是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联合国组织和维持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组织的目的是在维持大国之间平衡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国家参加对话与交流，以避免战争；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创造了现代国际经济结构。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11月4日在巴黎宣告正式成立，比联合国成立时间稍晚一些，其目的是从教育和科学文化方面促进世界和平。
最初，由于科学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负面作用，教科文组织并没有把科学纳入自己的工作领域，而是持保留态度。后来，在像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这样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推动之下，认为科学能促进人类进步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人们认为它不但有利于教育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由此，促进科学合作、交流与发展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内容。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宗旨，是通过科学、教育、社会文化的交流，促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产生偏见，不会发生战争。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它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
中国成立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经历了一番周折。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自从1949年蒋邦窃取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直到1972年，中国才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我国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小平同志会见了当时来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后，我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才开始得到真正有力的推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委会）也在小平同志的批准下于1979年正式成立。全委会的工作就是代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交道。机构成立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迫切需要对外开放，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的信息和资源，当时引进的重点是科学技术。据老同志讲，当时引进的一台复印机，就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形式被引进的，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台机器在当时非常珍贵，这是当时真实的历史现象。
全委会现在有28家委员单位，主要有国家的部委，如外交部、科学技术部等；有国家级公共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央电视台等；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如中华全国青年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全委会是一个跨部门机构，秘书处设在教育部，因此教育是全委会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个最主要内容。近些年，无论是全民教育的推动，职业技术教育新理念的引进，还是高等教育一些新的地区国际机制的建立，其背后都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委会的合作与推动。
记者：过去三十年来，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合作，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哪些成绩？
答：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合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全委会通过项目的形式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经验及资源。比如，许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项目，特别是扫盲和扫盲人员培训，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我国云南、广西、甘肃等地开始开展的，这些项目对提高我国西部地区教育质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教育质量，以及宣传我国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和影响。项目还得到了很多其他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响应，吸引了一些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
第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会举办很多国际会议、研讨会以及项目考察活动，邀请我国的一些教育管理人员和学者介绍中国经验。在这些国际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不是一对一的合作，而是多边合作，往往一次会议或学术交流会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或学者参加，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这个渠道了解我国的教育。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非常稳定、非常有号召力的平台作用。正是在这个平台上，全委会和其他相关机构之间彼此联系，共同促进交流与合作。
第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制定国际公约和国际政策的合法身份。它制定的国际公约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指导性意义，比如现在国内正在积极推动的学位学历互认的公约。这一公约对接受中国教育的学生得到国际承认，以及中国认可其他国家的教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学位学历互认，截至目前已在世界各地区建立了学位学历互认体系，并将继续推动各地区间的学位学历互认。除了学位学历互认的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公约、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公约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这些公约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学会利用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约，在更广的渠道和平台上与各国开展合作。通过多边促进双边的关系，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忽视多边关系则可能事倍功半。
第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随着我国对外交流实力的提高，对这个舞台的利用也将越来越多，如与国际机构合作出版重要的教育报告与研究成果，可以扩大出版物的传播面；通过这个舞台帮助我国的学者取得重大的国际奖项，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学者的知名度。我国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获得不少奖项，对他们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他们展示自己高超的学术水平，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舞台。另外，通过这个舞台，我国可以展示自己，让世界了解我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尽管我国教育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舞台，很多国家感觉今天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非常辉煌。
记者：在新的形势下，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将面临哪些挑战？
答：我国发展到现在，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我本人感觉到在与国际组织打交道时更有底气。我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外交往，尤其需要提高参与国际组织教育交流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至少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也是最大挑战是中国教育要走出去；而培养国际化人才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中国教育要走出去，需要具备更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不仅要对中国有指导作用，还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影响的扩大取决于理念的提升和外界的接受程度。我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值得推广的工作，特别是在推动教育公平和解决农村孩子上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我们能通过与外国学者、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研究，把国内先进的教育理念提炼出能为大多数国家接受，而且愿意实施、实践的理念和经验，那么中国教育的影响力就能迈上一个新台阶。将来，如果中国的一些教育文化产出也能拥有像德国双元制那样的品牌，这种影响将会令人瞩目。到这一天，我国教育可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在我看来，国际化不仅仅是派出多少学生去国外学习，或有多少外国学生到我国来学习，也不仅仅是我们引进了多少教育资源。虽然它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但我认为，国际化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模式、我们的思想能被世界接受，我们的教科书被更广泛地使用，教师被各国聘用，我们的教育模式将影响更多国家。由此，不仅更多的中国学生会迈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也会来中国留学。对此，国家已经开展了很多实践，以扩大中国教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教育的一大趋势。在当前的国际化趋势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不仅要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也要为世界发展作贡献。这就要求教育要与时俱进，培养能为世界作贡献的人才。比如，去国外工作的人员不仅要具备语言和专业能力，还要具备融入当地文化的能力。他们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熟悉当地的生活，并且身体素质也要能够适应当地环境。对我国而言，培养这种地球村公民迫在眉睫，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不符合国际化要求，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要深入理解人才强国的理念。在这方面，全委会致力于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多边合作加强人才能力建设，提升学者科研水平。目前，全委会开始与教科文组织在国内合作建立了5个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这将成为我们总结国际经验，打造国际化人才的基地。
记者：人们都说挑战和机遇并存，全委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方面的发展机遇？
答：全委会面临着很多发展机遇。首先，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可，这些都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发展机遇。它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已与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有些非政府组织非常著名，比如联系各国科学家的理事会、联系各国大学校长的理事会等。这一广泛的关系网带给我们很多扩大影响的渠道，从而为我们深入开展各种合作提供了空间。目前，我国在教科文组织包括其非政府组织成员机构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中国画家协会的刘大为先生现在已经担任了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的主席，这就意味着我国已建立起和国际美术界对话的平台。我们当前的思考重心，是如何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下一步想要推动我国大学科研机构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一些主导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平台，很多的渠道，以及充分的发挥空间。下一步我们将向两方面努力：第一，利用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些关键渠道，向国内引进资源，帮助国内专家学者和高校直接与国外相关人士和机构建立联系；第二，推动学校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当然前提是符合我国外事工作相关政策规定。我们已经推动浙江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建了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秘书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制。现在国内的很多国际活动都没有形成一定的机制，无法周期性地落实活动开展、参与对象等一系列问题。设立国际机构作为依托，可以形成一套确保活动顺利开展的机制，并能够通过举办活动进一步得到参与者的认可，机构理所当然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秘书处设立在中国境内，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性机构，有了它，中国开展国际活动就会非常便利，同时也能给中国带来更多利益。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机遇非常多，但苦于全委会的信息渠道目前还不是特别畅通，不能特别及时地向国内传递信息、引进资源。另外，当前我们发现人才的能力还比较弱，对此还需要作出改进。
记者：未来全委会打算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合作组织机构的联系，并促进我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和多边外交？
答：这个问题比较大。全委会新一届的领导提出，要提升和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让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目前我们考虑的问题，是从何入手以达到这一目标。全委会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深化合作，进入制定“游戏规则”的高端行列。以前，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时，我们只能发表一些意见；现在，我们几乎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事务，并且参与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可以从一开始就把我国与其他国家未来的利益进行统筹规划，从而为今后维护国家利益创造条件。
我们不仅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推动我国一些事务的开展，还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推动一些事务的开展。比如，从去年开始，全委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合作建立多种语言学习的网络空间。这一合作的背景就是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中国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方面做得很好，在推广汉语、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也做了很多有效工作。但有些国家在这一方面做得并不太好。现在，世界上每几天就有一种语言在消失。语言的消失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损失，而是世界的损失。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一种语言消失代表一个知识系统的消失和一个民族文化的灭绝，而这些知识对于世界具有普遍价值。举例而言，有一些植物原本存在于一个很偏僻的地区，但随着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和改良嫁接，它们已经成为人类都能享用的食品。再比如，我国的中医或藏医最初只是地方医学，但现在中医的药方、针灸治疗等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这些有价值的事物之所以得以保存、传播，语言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保护语言就是保护知识。多种语言学习的网络空间是我们创造的国际网络平台，它将成为世界语言的国际高速公路，中国在其建设中将体现出重要作用。这一网络搭建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和信息库。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全委会将代表中国参与制定相关规则，这将有利于我们参与世界语言的保护与推广，有利于我国的年轻人学习、掌握更多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扩大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同时也将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人来学习汉语，有利于推广汉语和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总之，通过与国际组织创造共同工作的机制，我们可以推动很多工作的开展。
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关于它的成员机构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发现和挖掘的东西，下一步我们要不断寻求、不断了解更多我们了解很少的或者未知的内容。
记者：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相关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能谈谈您最初参与相关工作以及这么多年工作的一些体验吗？
答：我个人参加教科文工作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适应及熟悉过程。刚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虽然我能看懂文件，能听懂国际会议发言，但对于很多讨论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太懂。当时，我感觉非常不好，为什么别人都能积极发言，我却不能参与进去？不只是我，当时代表团不少成员都有相同的感受。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在语言方面的障碍，还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缺乏了解，不了解相关的背景。另外，是否熟悉规则也决定了参与的程度，就像在国内开展工作要熟悉国内的政策一样，参与国际工作也要熟悉国际规则。对于现在的国际公约、国际建议，我们了解得还不多，今后全委会会在这方面会承担更多责任。我们应该把这些概念、理念、政策引入国内，为我国提供参照；还可以把我国一些有价值的经验系统地、有针对性地介绍给其他国家。
参加教科文组织活动给我带来的一大感受就是要善于学习。我们要比其他人更辛苦才能做好工作，除了熟悉国内政策，还要熟悉国外政策，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够适应国际组织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两方面的锻炼：一方面，政策上的锻炼非常重要，要善于学习，把政策内化为能力，并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以符合我国利益并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语言能力也很重要，提高语言能力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理解、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才能深入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我曾在国际会议上担任过报告员，这一工作需要领会他人的思想，共同商量如何表达，然后再把思想传递给他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参与这一工作，我才实质性地参与了国际组织活动。当我用英语或法语，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向国际组织作专家讨论情况的报告时，我感觉到这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得以让其他国际人士用钦佩的眼光看中国。
能够在全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国际场合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甚至有时要在敌对情况下进行交流，这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掌握很多交流方法。比如，作为从事多边事务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敏锐的眼光，在复杂的形势下察觉矛盾及问题所在，才能和对方进行协商和解决。目前，推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为提高我国的软实力和科教兴国服务，是我的全部工作，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国际组织工作对我国非常重要，而且有全新的发展空间，不但需要我，还需要下一代年轻人的参与。我有一个信念，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展，中国建立国际组织、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时代即将到来。我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像北京、上海，还没有设立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将来不能在中国设立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规模和影响的国际组织呢？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愿意尽微薄之力，打造更多有经验的团队，影响更多的人，推动我国教育走出国门，进一步实现国际化，我想迎接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记者：刚才您谈了个人的体验和看法，您觉得一名合格的国际志愿者是否也应该具备您提到的这些素质？
答：要讨论对于合格的国际志愿者的素质要求，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志愿者概念，一个是当一名合格的与国际组织打交道的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担任国际组织的雇员，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只要是作为国家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策性大会，代表在一年半内不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职务。这一规定，也让我们在为国家利益努力工作的时候，不会分散精力想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自己谋求一个职位。
我个人感觉，在与教科文组织打交道的这些年，我们能有非常好的机会从国际视野考虑工作。要在国际组织里从事像我这种类型的工作，需要做好两方面准备。第一，准备好永远受刺激，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是身边人群中最优秀的。那些退休的总理、退休的部长，还有一些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他们会和你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和这些人在一起，你永远不可能是最优秀的，所以你永远会觉得需要努力。在全委会工作，永远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甘当志愿者。另外，要想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担任你所提出的另一个意义上的“志愿者”，首先要经受锻炼，在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社会部门积累经验，具备必要的学历条件和工作能力。这些机构一般相对清贫，工作人员要对环境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些机构不会面临很多权力诱惑，因而才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和工作。我认为，宁静才能致远。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将来立志到国际组织工作，从现在起就积累经验。
在我看来，个人从事国际组织工作最需要的是创造性。像现在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规定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要靠人们去思考和创造，并在形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整合资源，例如网络语言学习空间的形成，只有创造了它，才能带来新的资源。全委会的工作也正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追求的过程。
责任编辑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