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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氏兄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们为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创造并见证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国内动画学界普遍认为，《一封书信寄回来》是万氏兄弟的早期动画作品。更有学者指出，《一封书信寄回来》、《大闹画室》、《纸人捣乱记》是中国美术电影萌芽时期最早摄制的三部动画片。中国动画史上到底有没有这部动画短片？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万氏兄弟？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这部动画片存在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关于这部影片的诸多描述，也大多停留在单一的文本表层，鲜见更为深入的背景挖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分析，力图抽丝剥茧地打开这段尘封的记忆，以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
关于这部影片车载斗量的文字记忆，不但制造且重复着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而且以其极高的亮相频率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部影片的真实存在。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一封书信寄回来》（1927，1本，动画片）。编导：梅雪俦。摄影：万古蟾。绘制：万古蟾、万涤寰。”[1]
《中国电影家列传（二）》：“1926年，万古蟾兄弟进入长城画片公司担任美工，业余时间兼为该公司制作艺术性动画短片，就在那个亭子间里，创作出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这时，万古蟾还独立完成了另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两部动画片1927年8月在上海首映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它们还比较幼稚和粗糙，但这毕竟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从此，艺术性动画片正式成为我国浩瀚文艺之海中一个新品种。”[2]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1926~1940，万古蟾除在1927年独立完成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外，与其兄弟万籁鸣、万超尘合作完成了《大闹画室》《国人速醒》《民族痛史》《龟兔赛跑》《骆驼献舞》《抗战歌辑》《抗战标语》等动画短片多部。”[3]
《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万古蟾）1925年以后，在国光、长城、明星、联华、中制以及香港长城等电影公司任电影动画设计、美术设计等工作。此间创作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大闹画室》、《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4]
鲍济贵《中国美术电影追踪》：“1926年，万氏兄弟在长城动画片公司摄制完成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两部动画片1928年上映，轰动了整个上海城。”[5]
鲍济贵、梁苹《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1926年，万氏兄弟……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万氏兄弟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930年，万氏兄弟在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大闹画室》《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是中国美术电影萌芽时期最早摄制的三部动画片。这三部动画片都是仿效当时欧美动画片的风格和样式，采用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真人由万古蟾扮演。这种制作方法，既省钱，又能快捷出片。这对于萌芽时期的中国美术电影，处在战乱时局和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最适合不过了。”[6]
《上海电影志》：“1927年长城公司出品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绘制（编导）梅雪俦、万古蟾。摄影万古蟾。”[7]
高放《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动画诞生于1926年。万氏三兄弟受美国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影片《大力水手》、《勃比小姐》、《出自墨水瓶》的影响，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此后，万氏兄弟于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与1930年的《纸人捣乱记》和《大闹画室》并称中国最早的三部动画影片。”[8]
张慧临《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1926年，在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七平方米的亭子间，万氏兄弟摄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万氏兄弟为长城画片公司摄制了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930年，万氏兄弟为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三部作品均是模仿当时欧美动画片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9]
祝普文《世界动画史》：“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摄制于1926年。继《大闹画室》之后，1927年，中国另一位动画家梅雪俦亦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当《一封书信寄回来》和《大闹画室》一并于1927年8月在上海首映时，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0]
孙立军《动画艺术辞典》：“（万古蟾）1926年在长城公司任美工，与兄弟一起创作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他还独自完成了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1]
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此后，万氏兄弟又于1930年制作出《纸人捣乱记》和《一封书信寄回来》两部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则是讲小纸人把画家寄出去的信的地址改了，结果信又寄了回来，弄得画家哭笑不得。”[12]
许婧、汪炀《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初步成功给予他们莫大信心，万氏兄弟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在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又在1930年拍摄了《纸人捣乱记》，它们都效法欧美作品，由动画人物与真人“同台献艺”。这两部片子与《大闹画室》并称中国最早的三部动画影片。”[13]
孙立军、张宇《世界动画艺术史》：“1927年，万古蟾独立完成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个片中的小人儿在画家要寄出的信封上大做文章，将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打了个颠倒。搞得信又寄给了画家，让人哭笑不得。”[14]
吕鸿燕、张骏《动画大师的生平与作品》：“1927年，梅雪俦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又一部真人和动画结合的影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内容是小纸人把画家寄出去的信的地址改了，信又寄了回来，弄得画家哭笑不得。1927年8月，这两部影片一起在上海上映，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万氏兄弟开始受到制片商的青睐。1930年，万氏兄弟又在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部短片的内容与《大闹画室》基本相同，只不过是情节更丰富，制作技巧更为娴熟。这两部影片与《大闹画室》都是仿效当时欧美动画片的风格和样式，采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真人由万籁鸣扮演。”[15]
段佳《世界动画电影史》：“《大闹画室》类似实验性质，虽然拍摄成功，但没有立即上映。直到紧接着拍出的另外两部类似主题的影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相继上映时，国产动画片的魅力才广为国人所知。《一封书信寄回来》摄于1927年，这回片中的小人儿在画家要寄出信的信封上大做文章，将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打了个颠倒，搞得信又寄给了画家，让人哭笑不得。1928年，这部影片和《大闹画室》一同在上海上映，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得到制片商的青睐。”[16]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一封书信寄回来》”系自《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附录影片部分之相关记载进入国人研究视野，时隔二十余年后《中国电影家列传（二）》在介绍万古蟾时才再次提及这部影片，随即万古蟾仅参与摄影、绘制的作品摇身变成了“万古蟾还独立完成了另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此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亦基本沿用《中国电影家列传（二）》的观点。而在鲍济贵的文章《中国美术电影追踪》、《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中《一封书信寄回来》又演变成了万氏兄弟的作品。后世研究者多因参考了上述不同史料，同时又加以演绎，进而导致细节阐述亦略有不同。但《一封书信寄回来》是中国早期动画作品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如此详实的史料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对这部影片存在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二
上述史料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信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从而妨碍我们对彼段动画史产生准确的认知。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万氏兄弟早年创作或参与创作了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那么他们必定会在日后的相关文章或回忆录里多少有所提及。万氏兄弟到底有没有提及这部动画作品呢？
乃俊《党成了他的愿望——访问老动画艺术家万籁鸣》：“从1926年起，万籁鸣同志和他的兄弟万古蟾、万超尘等，已开始从事中国动画艺术的探索，可是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有谁能来关心和支持他们的理想呢。记得卅多年前，他在商务印书馆画广告的时候，和笔者一起工作过。那时他就想搞动画，找不到有关这种艺术的师资和理论，他们只好在业余把外国“卡通”片一次再一次的看，一遍再一遍的临摹，三兄弟在亭子间里商量、琢磨，通宵达旦地干起来，终于拍成了第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后来又为明星公司拍成了我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7]
褚千《万氏兄弟与我国动画片》：“经过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终于在1926年摄制成了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以后又陆续绘制了《纸人捣乱记》、《飞来祸》、《龟兔赛跑》、《蝗虫与蚂蚁》等。”[18]
万籁鸣《我的动画艺术生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得知此事，就委托我们业余制作一部短本动画广告片，片名叫《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后来我和几个弟弟转到上海长城影业公司搞电影布景工作，公司委托我们在业余时间制作动画片。1926年，就在我们的亭子间里，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诞生了。当时限于人力、财力，这部影片是由“真人与动画”作合成试验，结果试验成功了。其他电影公司如联华、大中华等也先后委托我们业余绘制短本动画片。打那以后，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我和弟弟们才真正开始了从事动画艺术工作的生涯。”[19]
万籁鸣《我与孙悟空》：“这样一个应该大有前途的艺术创造都是没有前途，我的心情十分痛苦，可是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我和弟弟们的决心。终于机会到来了，经人介绍我们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反复磋商，半是宣传，半是请求，这家公司总算答应委托我们用业余时间制作一部艺术性动画短片。一九二六年，我和三个弟弟还是在我们那间小小的亭子间里，成功地试制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从此，电影公司资本家才觉得有利可图，对我们另眼相看，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大中华”、“联华”等电影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委托我们制作动画片。《纸人捣乱记》的诞生开始了我国的动画电影事业。从此，动画片走出了我们七平方米的亭子间，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20]
彭新琪《动画大师万籁鸣》：“就是这么短的动画片（笔者注：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放映后，观众反映强烈。也引起了很多影业公司的重视。长城影业公司，大中华影片公司都来找万氏兄弟为他们拍动画片。他们立即答应了。在三丰里那间简陋的作场里，万氏四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编出了诙谐美术片《大闹画室》和《纸人捣乱记》……”
万古蟾《我的自述》：“此后，通过不知多少夜间的描画、摄影和冲洗，在这被器件堆放得转不过身来的狭窄亭子间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趁大中华公司拉人之际，我提出要拍一部动画短片，大中华公司只好同意。这样，我就不顾明星公司的挽留，于一九三○秋来到大中华公司，不久便拍成了第二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21]
万超尘《我的回忆》：“我与我的胞兄籁鸣、古蟾和胞弟涤寰四人，从二十年代初开始研制动画片，在既无参考资料和现成模式，又无资金和设备的情况下，全靠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于1926年摄制出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我们四兄弟变成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始人。后来又拍了些故事性的动画短片。1932年受聘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22]
从现有材料来看，虽然大万老万籁鸣一直将他们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大闹画室》”误记为“《纸人捣乱记》”，但万氏兄弟自解放后从未提及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滑稽动画片。如果长城画片公司拍摄了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那么二万老万古蟾必为主创之一。他在回忆录《我的自述》里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动画创作的经历，甚至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做动画合成特技、因动画电影《西游记》拍摄失败而仅完成的一本动画片《石猴出世》、为胡心灵导演的电影《父母子女》创作的一个动画片段《少年岳飞》以及为袁牧之导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中演员周璇演唱时配合制作银幕上小白点打拍子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而唯独对这部上映后轰动了整个上海城的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只字未提。由万籁鸣口述，其长子万国魂执笔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和彭新琪创作的《动画大师万籁鸣》这两本书也都没有提及这部作品，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万古蟾更明确指出他们拍摄的第二部动画短片就是“一九三○秋来到大中华公司后不久便拍成的《纸人捣乱记》”。
三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万氏兄弟根本就没有拍摄过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样一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解放后万氏兄弟都年事已高，《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影片记不起来了。我们来看看彭新琪在《动画大师万籁鸣》一书的后记中是怎么写的：“为了使这本书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大万老一生走过的道路，一年多来，我经常到大万老家里去，听他回忆过去的事。他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这对本书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3]如果失忆在所难免，下面我们尝试性地把时光追溯到解放前那段战火硝烟的年代。
万氏兄弟《万氏绘制活动墨水画经过谈》：“中国的电影事业没有外国那样的发达，所以中国的活动墨水画片只有我们兄弟及助手十数人在那里工作，已经摄制放映的片子仅十余部，兹将名称开列于后：长城公司出品《大闹画室》| 大中华公司出品《纸人捣乱记》| 联华公司出品《狗侦探》《蝗虫与蚂蚁》《精诚团结》《血钱》《龟兔赛跑》《同胞速醒》| 明星公司出品《神秘小侦探》《新潮》《航空救国》《漏洞》《民族痛史》（得内政教育两部奖状）《飞来福》。”[24]
子彬《万氏卡通的访问》：“……在上述的□□解决的办法之后，他们绘制了下列的几部卡通：长城公司出品：《大闹画室》|大中华公司出品：《纸人捣乱记》|联华公司出品：《狗侦探》《蝗虫与蚂蚁》《精诚团结》《血钱》《龟兔赛跑》《同胞速醒》| 明星公司出品《神秘小侦探》《新潮》《航空救国》《漏洞》《民族痛史》《飞来福》（即鼠与蛙）。”[25]
万籁鸣、万古蟾《我们的工作报告》：“后来，我们在金陵中学毕了业，来到上海，进了刘海粟先生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正是专攻美术，而以余暇从事卡通电影的研究；我们一方面阅读关于绘制卡通的书籍，另一方面更向一位熟悉于卡通绘制情形的美籍友人请益，因此我们对于卡通的知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民国十四年间，我们研究得已有相当成就，恰巧长城画片公司在彼时创立，有意与我们合作，于是我们就进了长城。不久，我们的处女作《大闹画室》也就绘制成功，而在银幕上放映了出来，我们是如何的兴奋呀！因为我们已创造了中国的第一部卡通电影，我们辛苦的研究与工作，已获得报酬了。民国十六年间，有个美国人携带着几具摄制卡通电影的机械，来到上海，预备创立一家卡通影片公司，结果没有成功，我们就集了一笔款子，将他所有机械都买了下来，继续研究。因为获得了机械的帮助，使我们的出品成绩更完美了，于是又完成了一部《纸人捣乱记》。其后，我们继续在联华影业公司摄成了一部《狗侦探》；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后，作品较多，计有《骆驼献舞》与《新生活》、《岳飞》等。这时期的卡通片，在中国影坛上总算是聊备一格了。”[26]
前两则史料里面都列有万氏兄弟动画作品的详细目录，而《一封书信寄回来》并没有位列其中。第三则史料更确切表明万氏兄弟继处女作《大闹画室》之后完成的第二部作品是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就明确表示“万氏兄弟根本就没有拍摄过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
四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万氏兄弟确实没有创作过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第二，万氏兄弟生前也没有提到他们创作过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可见，把《一封书信寄回来》记到万氏兄弟的功劳簿上完全是后世研究者一厢情愿的事情。
后世史料是如何了解《一封书信寄回来》的呢？这部影片会不会是凭空捏造的呢？当然不会。从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国内首次指出梅雪俦编导、万古蟾、万涤寰兄弟参与创作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一史实，其权威性当然不会受到质疑。据李道新统计，《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第二卷）引述的晚清及民国报纸有《申报》、《新闻报》、《民报》、《晨报》……总计多达22种150次，出版地遍及上海、天津、南京、汉口、重庆、香港等6个城市以及延安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27]可见，作者在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过程中在报刊上必定发现了“一封书信寄回来”的蛛丝马迹。但由于该书附录部分并未标明出处，因而查证起来难度很大。而后世研究者亦多“扬万抑梅”，并根据其文本内容不断加以演绎成几种说法：第一，万古蟾独立编导说。《中国电影家列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中国戏剧电影辞典》、《动画艺术辞典》、《世界动画艺术史》均采用这种说法，此说多见于辞典工具书中“万古蟾”的词条或传记。第二，万氏兄弟联合编导说。《中国美术电影追踪》、《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源与发展》、《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中国动画电影史》、《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及《世界动画电影史》等均采用这种说法，此说多见于动画史书或关于中国动画史的回顾性文章，作者“扬万抑梅”倾向性立场尤为明显。第三，梅雪俦编导说。《世界动画史》、《动画大师的生平与作品》两书采用了这一观点。虽然这一说法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但忽略了万氏兄弟的贡献，因而很多研究者一些研究者很难接受。第四，梅雪俦、万古蟾联合编导说，《上海电影志》即持此说。
笔者从1927年的上海《申报》上查到几则有关《一封书信寄回来》的消息：
长城画片公司导演梅雪俦，留美研究电影数年，对于滑稽活动画片一道，曾在美国最著名之Out of The lnk Well公司，服务数年，随卖士夫礼沙兄弟实习，尽得其奥。曾在该公司绘制苍蝇、金鱼、领薪日等片。回国后，结合画家万古蟾、张汇元诸君，合绘《顽皮星君》。《大闹画室》一片，现已制就出版，南洋、香港、暹罗、檀香山等处，纷纷购去。该片内容画人与真人合作，滑稽处甚多，令人观后，捧腹不置。闻其第二片《一封书信寄回来》，业已筹备绘制云。[28]
活动画片部主任梅雪俦、万古蟾诸君，亦在积极进行摄片。此项墨水片（Cartoon）该公司系用最新之法摄制。该项影片第一集名《大闹画室》已出片，第二集名《一封书信寄回来》已经编就剧本，日内开摄云。[29]
长城画片公司新出版之《大闹画室》，系中国摄制活动墨水画Cartoon之初创。此片由梅雪俦、万古蟾两君合作而成。梅君昔在美国时专学此种活动画片于纽约百代公司，曾助制著名之墨水瓶Out of Ink well一片，《大闹画室》片中之一切技巧，皆由梅君专心策划，并由其导演一切。万君为国内名画家，此片之图画悉出于其手。摄影明晰，一无微疵，而剧情尤为突梯滑稽，不落普通滑稽片之窠臼。前曾在百星大戏院随《一箭仇》开映，笑声满院，观客□止。今此片已运往美国各埠开映，近接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最之报告，谓此片在各大戏院开映时，观众除留美华侨之外，更多美国人士前来参观，彼等俱赞美此片之成绩，并惊叹中国竟然有此种堪与美国活动画片匹美之出品，报纸尤多赞美之词云。此片尚须在本埠作第二次之公映云。[30]
从前两则消息可以看出，长城画片公司继动画处女作《大闹画室》后曾计划摄制第二部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并已经编就剧本，准备拍摄，而从第三则消息我们隐约感到这部影片夭折了。因为当时的影片公司广告宣传意识是非常强的，长城画片公司虽然略显低调一些，但也没有理由不借助《大闹画室》上映这一契机为其下一次动画出品《一封书信寄回来》宣传造势。《大闹画室》于1927年9月10日 [31]随武侠片《一箭仇》首映，后又作为电影《聪明笨伯》的加映短片（加映“大闹画室”二大本）于1929年7月在中央大戏院、新中央大戏院上映[32]。可见，《一封书信寄回来》“1927年8月与《大闹画室》一同上映”及“这两部动画片于1928年上映”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而后直至长城画片公司歇业《申报》都不曾提及《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动画片，可见这部影片的拍摄可能是仅仅停留在“计划”这一层面上，甚至万氏兄弟都不知道这一计划。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的旧中国，是一个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金钱是支配一切的力量。当时的中国动画创作正处在摸索期，让资本家花钱拍艺术性的动画片他们是根本不愿意做的，顶多只愿意拍些推销商品的动画广告片。因为制作一部动画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比拍一部故事影片更容易。而动画短片只能在故事影片前面附带放映，等于是“嫁了个小姐再赔个丫头” [33]，这注定是一桩赔钱的交易。那么长城画片公司为什么还愿意投拍这类艺术性的动画片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符合长城画片公司的制片策略。这表明，长城画片公司的领导人和创造者在电影故事片的新类型、新形式及其多元化方面，是敢于尝试和不遗余力的[34]，他们已经或将要把动画片创作列入公司长远发展规划。1928年5月，为声讨日本兵制造的“济南惨案”，长城画片公司再次计划摄制活动讽刺画片《血溅济南》[35]，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二，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喜好。长城画片公司能够尝试性地投拍动画片，这一点是绝不能忽视的。因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梅雪俦就曾在美国最具创造性的动画艺术家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公司做实习生，对动画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大闹画室》片中之一切技巧，皆由其专心策划并导演。第三，装点门面。拍动画片无外乎长城画片公司拿笔小钱来“装点门面”，赢不赢利无所谓，《大闹画室》的拍摄即有这方面的考量。曾经参与这部影片创作的万古蟾回忆说：“长城画片公司既想利用动画来装点门面，但又不想大量投资于没把握的事，于是就拨给我们一小笔经费，允许我们动用该公司的电影摄影机，让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试拍动画片。我们明知经费不够，但也不敢多要，否则就有告吹的可能。”[36]总之，无论基于何种考虑，长城画片公司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动画片的创作。反之，当公司的生存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他们是否还有闲心来干这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事情？下面笔者就从长城画片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来探寻《一封书信寄回来》“夭折”背后的深层原因。
“长城画片公司”早期作品风格突出、特点鲜明、自成一家，被当时的电影评论家冠以“长城派”[37]的美誉。公司前身“长城画片制造公司”系由旅美华侨和留学生梅雪俦、刘兆明、程霈林、李泽源等人于1921年5月在美国纽约创办，1923年夏迁回国内，设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定名为“长城画片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长城派”影片的风格特点是，“各片主义色彩极深，是提倡新道德的先进，新文化的导师” [38]。他们主张在每部影片中都提出一个中心问题，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39]。简而言之，就是“社会问题剧”。“长城”的“问题剧”虽已观念的严肃引起影评人的关注，但最终没有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兴趣[40]，“叫好不叫座”。此时“长城”非但没有意识到影片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寄希望于提高评论家和观众的观赏水平：“虽公司所出之片，理想太高，不同流俗之琐繁详尽，每为人所吹求。但际此影片时髦之顷，若不提高观众程度，则银幕艺术必至愈趋愈下，此又该公司隐然忧之，不避责言而向前努力者也。” [41]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败。
1926年10月，“长城”宣布进行“扩充”，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购置设备。总经理林汉生和电影专家谭强华回国期间在美国办有大宗新式电影机械十余箱[42]，后又向美国订购大批最新式炭精灯（价值七千元）[43]。第二，建造厂房及改良摄影棚。由于西门路原有之办公处不敷办事之用，“长城”迁往海格路，在摄影场内自行建筑大洋楼三座，并仿美国最新式之摄影场将现有之玻璃棚改良。[44]第三，不遗余力延揽人才。孙师毅、杨小仲、陈趾青、万古蟾等人皆在此期间相继加入“长城”。
在这次扩充之前，“问题剧”在国内就已穷途末路。为了挽回颓势，“长城”的创作路线开始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纯粹的试图用电影来教育社会逐步转向用电影来吸引观众，从“问题电影”的创作转向了“类型电影”制作[45]，拍摄了《乡姑娘》（1926）、《情天终补》（1926）、《苦乐鸳鸯》（1926）、《浪女穷途》（1927）等几部“爱情题材”影片。程步高编导的《乡姑娘》反响平平，李泽源导演的《苦乐鸳鸯》票房更没有什么成绩。评论者不但对《苦》剧的主旨提出异议，还觉得此片“终觉有点太衍”[46]。随后筹拍的《侠义姻缘》、《影中影》、《嘉兴八美图》[47]、《浪女穷途》[48]、《移花接木》、《一脚踢出去》[49]、《情谎》[50]等几部影片亦多以流产告终。《浪女穷途》历时数月，上映时间一再延迟，虽出版长城特刊《浪女穷途》号，但影片最终却未公映。这些无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从“长城”不遗余力地延揽孙师毅、杨小仲、陈趾青、万古蟾等专门人才即可看出“爱情片”在当时并不景气，“长城”的制片路线已经酝酿向“武侠片”转型。其中担任《一箭仇》、《大侠甘凤池》等片编剧的陈趾青，正是对当时中国电影界影响颇大的“新英雄主义”的最早倡导者和热心的实践者。在“长城人”的心中，武侠片未必只是古装及其古典价值的再现，同时也是、至少可能是时代需求与呼唤的“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体现[51]。它一方面可以满族普通观众的感官需求，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时代需求与呼唤的“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暗示人们不可示人以弱。这对于生活在强权压迫之下的劳苦大众而言，无疑是一剂救世良方，他们不觉会在那些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寄托新的希望。
由于国内战乱不安和国内外市场萎缩等诸多原因，导致民国十六年中国的电影业普遍不景气，各大制片公司几乎全部亏损，“长城”当然也不例外，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正在着力进行第二次转型（即由“爱情片”向“武侠神怪片”转型）这一关键时刻，偏偏又被原该公司基本演员——我国最早的演技派女明星王汉伦推上被告席。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总经理黄庚一“抗不到案，奉论提到交保，嗣有捕房将黄提案，经黄存洋一千五百元现金保出候讯在案” [52]。提起到这段经历，王汉伦回忆说：“我到‘长城’去时答应给我月薪两百元，每片并有酬金一千元。当时他们这样说，不过是要把我挖过去。《弃妇》拍完之后，酬金不给我，并叫我接拍第二部，我想，拍就拍，早晚也得付。可是《春闺梦里人》和《摘星之女》二片拍过之后，公司竟然说没有酬金了。于是我和“长城”打起了官司。最后判决公司应照原订合同付酬，但我拿到的支票是空头的，银行说‘长城’早就没有存款在这里了。这笔账一直没有着落。我又一次的受了欺骗。”[53]这场官司显然是以王汉伦胜诉告终，但其判决结果却与王汉伦所言“照原订合同付酬”之说有一定的出入。王汉伦本意是请求“追偿酬劳金洋一千五百元”，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却似乎是基本支持“长城”“只须加倍拨给”的诉讼请求，“酌断被告偿还原告洋八百元”[54]。而此时的“长城”公司已是“历年亏蚀甚巨，有帐可证”[55]，连原告王汉伦“洋八百元”都支付不起，经济状况可见一斑，最后让王汉伦 “拿空头支票”也应是迫不得已。
经历了第一次转型的失败与阵痛，“武侠神怪片”进而成为“长城”挽救市场及其公司运营的“救命稻草”。有评论家认为，“长城”的武侠片《一箭仇》是“民国十七年一年来最佳的影片”，然而“听说卖座方面，结算起来，没有什么可纪”[56]。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从表面来看是广告宣传不到位，“缺乏广告宣传力度”也是导致“《一箭仇》“没有什么可纪”的主要原因。对于一部影片的成败而言，前期广告宣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影戏公司，每逢出新片的时候，总是大锣打鼓的在各报广告栏和新闻栏拼命的吹着，这样一来，就是一张很坏的片子，亦能闹热到满城风雨，因为一般看的人们，受着广告的影响，只少亦去光顾一次，由此可见广告的力量了。”[57]而“长城”的一贯作风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所以我们并不瞧见他们有怎么大规模的宣传，只是闷声不响的往前做，好像是一班谈得天花乱坠，妆得妖妖娆绕的女客中间，坐着一位沉默寡言的小姐。”[58]影片《一箭仇》于1927年9月10日中秋日在百星大戏院首映，除首映前一天随百星大戏院的开幕广告见诸报端外[59]，该片未在报刊做过任何广告宣传。加之百星大戏院才刚刚开业，知道的人亦不多，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门庭冷落车马稀”。金华亭观后撰文说：“长城画片公司有一张新片，叫做《一箭仇》，他们的广告似乎没有其他一般公司的厉害，所以知道的人亦似乎少些。前几天我接到他们公司里不知道那位先生送了一张优待券给我，我才知道有这张片子，然而亦不十分注意他。到了前天的下午，我因为闲着无事，去参观美术联合展览会，顺便就凭着那张优待券去百星大戏院去看《一箭仇》，进院四面一看观者寥寥，我想这张片子的价值，可想而知了。谁知道我看了以后，竟使我十二分的满意。我看到第三本的时候，同事朱君应鹏，大驾光临。朱君对于国产影片，绝口称好的实在很少，可是这天看完以后朱君的口里，居然‘不差…不差…’的连喊不已。”他对这部片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更希望长城画片公司，对于这张片子，着实再做一些广告，使一般人知道有这张片子，我想一定可以轰动一时” [60]。
对于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长城”为什么没有花大力气做前期宣传，为什么不租好一些的首轮影院，其深层原因就是此时的“长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弹尽粮绝”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来投资做宣传，更不敢冒这个风险了。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就再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来投资拍摄这种“装点门面”的动画作品，《一封书信寄回来》随之“夭折”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箭仇》的成功挽救了“长城”，更鼓舞了“长城人”的士气，让他们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连续拍摄了《哪咤出世》、《火焰山》、《黄天霸招亲》《翠屏山》《武松血溅鸳鸯楼》《真假孙行者》《大侠甘凤池》等一系列古装、武侠、神怪影片，否则“长城”也许就该提前歇业了。
综上所述，这部在中国早期动画史上鼎鼎大名的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停留在已经泛黄的文字记忆里，是万氏兄弟和“长城人”留给中国动画的一个难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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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金华亭. 看了《一箭仇》以后[N]. 申报，1927-9-16（申报本埠增刊）.
一
关于这部影片车载斗量的文字记忆，不但制造且重复着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而且以其极高的亮相频率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部影片的真实存在。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一封书信寄回来》（1927，1本，动画片）。编导：梅雪俦。摄影：万古蟾。绘制：万古蟾、万涤寰。”[1]
《中国电影家列传（二）》：“1926年，万古蟾兄弟进入长城画片公司担任美工，业余时间兼为该公司制作艺术性动画短片，就在那个亭子间里，创作出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这时，万古蟾还独立完成了另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两部动画片1927年8月在上海首映后，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它们还比较幼稚和粗糙，但这毕竟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从此，艺术性动画片正式成为我国浩瀚文艺之海中一个新品种。”[2]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1926~1940，万古蟾除在1927年独立完成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外，与其兄弟万籁鸣、万超尘合作完成了《大闹画室》《国人速醒》《民族痛史》《龟兔赛跑》《骆驼献舞》《抗战歌辑》《抗战标语》等动画短片多部。”[3]
《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万古蟾）1925年以后，在国光、长城、明星、联华、中制以及香港长城等电影公司任电影动画设计、美术设计等工作。此间创作了《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大闹画室》、《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4]
鲍济贵《中国美术电影追踪》：“1926年，万氏兄弟在长城动画片公司摄制完成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两部动画片1928年上映，轰动了整个上海城。”[5]
鲍济贵、梁苹《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1926年，万氏兄弟……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万氏兄弟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930年，万氏兄弟在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大闹画室》《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是中国美术电影萌芽时期最早摄制的三部动画片。这三部动画片都是仿效当时欧美动画片的风格和样式，采用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真人由万古蟾扮演。这种制作方法，既省钱，又能快捷出片。这对于萌芽时期的中国美术电影，处在战乱时局和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最适合不过了。”[6]
《上海电影志》：“1927年长城公司出品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绘制（编导）梅雪俦、万古蟾。摄影万古蟾。”[7]
高放《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动画诞生于1926年。万氏三兄弟受美国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影片《大力水手》、《勃比小姐》、《出自墨水瓶》的影响，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此后，万氏兄弟于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与1930年的《纸人捣乱记》和《大闹画室》并称中国最早的三部动画影片。”[8]
张慧临《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1926年，在上海天通庵路三丰里七平方米的亭子间，万氏兄弟摄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万氏兄弟为长城画片公司摄制了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930年，万氏兄弟为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三部作品均是模仿当时欧美动画片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9]
祝普文《世界动画史》：“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摄制于1926年。继《大闹画室》之后，1927年，中国另一位动画家梅雪俦亦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当《一封书信寄回来》和《大闹画室》一并于1927年8月在上海首映时，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0]
孙立军《动画艺术辞典》：“（万古蟾）1926年在长城公司任美工，与兄弟一起创作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1927年他还独自完成了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11]
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此后，万氏兄弟又于1930年制作出《纸人捣乱记》和《一封书信寄回来》两部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则是讲小纸人把画家寄出去的信的地址改了，结果信又寄了回来，弄得画家哭笑不得。”[12]
许婧、汪炀《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初步成功给予他们莫大信心，万氏兄弟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在1927年摄制了《一封书信寄回来》，又在1930年拍摄了《纸人捣乱记》，它们都效法欧美作品，由动画人物与真人“同台献艺”。这两部片子与《大闹画室》并称中国最早的三部动画影片。”[13]
孙立军、张宇《世界动画艺术史》：“1927年，万古蟾独立完成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个片中的小人儿在画家要寄出的信封上大做文章，将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打了个颠倒。搞得信又寄给了画家，让人哭笑不得。”[14]
吕鸿燕、张骏《动画大师的生平与作品》：“1927年，梅雪俦与长城画片公司合作摄制了又一部真人和动画结合的影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内容是小纸人把画家寄出去的信的地址改了，信又寄了回来，弄得画家哭笑不得。1927年8月，这两部影片一起在上海上映，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万氏兄弟开始受到制片商的青睐。1930年，万氏兄弟又在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了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部短片的内容与《大闹画室》基本相同，只不过是情节更丰富，制作技巧更为娴熟。这两部影片与《大闹画室》都是仿效当时欧美动画片的风格和样式，采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方法制作的，真人由万籁鸣扮演。”[15]
段佳《世界动画电影史》：“《大闹画室》类似实验性质，虽然拍摄成功，但没有立即上映。直到紧接着拍出的另外两部类似主题的影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纸人捣乱记》相继上映时，国产动画片的魅力才广为国人所知。《一封书信寄回来》摄于1927年，这回片中的小人儿在画家要寄出信的信封上大做文章，将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打了个颠倒，搞得信又寄给了画家，让人哭笑不得。1928年，这部影片和《大闹画室》一同在上海上映，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得到制片商的青睐。”[16]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一封书信寄回来》”系自《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附录影片部分之相关记载进入国人研究视野，时隔二十余年后《中国电影家列传（二）》在介绍万古蟾时才再次提及这部影片，随即万古蟾仅参与摄影、绘制的作品摇身变成了“万古蟾还独立完成了另一部滑稽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此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中国戏剧电影辞典》亦基本沿用《中国电影家列传（二）》的观点。而在鲍济贵的文章《中国美术电影追踪》、《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中《一封书信寄回来》又演变成了万氏兄弟的作品。后世研究者多因参考了上述不同史料，同时又加以演绎，进而导致细节阐述亦略有不同。但《一封书信寄回来》是中国早期动画作品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如此详实的史料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对这部影片存在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二
上述史料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信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从而妨碍我们对彼段动画史产生准确的认知。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万氏兄弟早年创作或参与创作了滑稽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那么他们必定会在日后的相关文章或回忆录里多少有所提及。万氏兄弟到底有没有提及这部动画作品呢？
乃俊《党成了他的愿望——访问老动画艺术家万籁鸣》：“从1926年起，万籁鸣同志和他的兄弟万古蟾、万超尘等，已开始从事中国动画艺术的探索，可是在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里，有谁能来关心和支持他们的理想呢。记得卅多年前，他在商务印书馆画广告的时候，和笔者一起工作过。那时他就想搞动画，找不到有关这种艺术的师资和理论，他们只好在业余把外国“卡通”片一次再一次的看，一遍再一遍的临摹，三兄弟在亭子间里商量、琢磨，通宵达旦地干起来，终于拍成了第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后来又为明星公司拍成了我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17]
褚千《万氏兄弟与我国动画片》：“经过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终于在1926年摄制成了我国第一部无声动画片《大闹画室》。以后又陆续绘制了《纸人捣乱记》、《飞来祸》、《龟兔赛跑》、《蝗虫与蚂蚁》等。”[18]
万籁鸣《我的动画艺术生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得知此事，就委托我们业余制作一部短本动画广告片，片名叫《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后来我和几个弟弟转到上海长城影业公司搞电影布景工作，公司委托我们在业余时间制作动画片。1926年，就在我们的亭子间里，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诞生了。当时限于人力、财力，这部影片是由“真人与动画”作合成试验，结果试验成功了。其他电影公司如联华、大中华等也先后委托我们业余绘制短本动画片。打那以后，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我和弟弟们才真正开始了从事动画艺术工作的生涯。”[19]
万籁鸣《我与孙悟空》：“这样一个应该大有前途的艺术创造都是没有前途，我的心情十分痛苦，可是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我和弟弟们的决心。终于机会到来了，经人介绍我们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反复磋商，半是宣传，半是请求，这家公司总算答应委托我们用业余时间制作一部艺术性动画短片。一九二六年，我和三个弟弟还是在我们那间小小的亭子间里，成功地试制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从此，电影公司资本家才觉得有利可图，对我们另眼相看，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大中华”、“联华”等电影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委托我们制作动画片。《纸人捣乱记》的诞生开始了我国的动画电影事业。从此，动画片走出了我们七平方米的亭子间，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20]
彭新琪《动画大师万籁鸣》：“就是这么短的动画片（笔者注：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放映后，观众反映强烈。也引起了很多影业公司的重视。长城影业公司，大中华影片公司都来找万氏兄弟为他们拍动画片。他们立即答应了。在三丰里那间简陋的作场里，万氏四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编出了诙谐美术片《大闹画室》和《纸人捣乱记》……”
万古蟾《我的自述》：“此后，通过不知多少夜间的描画、摄影和冲洗，在这被器件堆放得转不过身来的狭窄亭子间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趁大中华公司拉人之际，我提出要拍一部动画短片，大中华公司只好同意。这样，我就不顾明星公司的挽留，于一九三○秋来到大中华公司，不久便拍成了第二部动画短片《纸人捣乱记》。[21]
万超尘《我的回忆》：“我与我的胞兄籁鸣、古蟾和胞弟涤寰四人，从二十年代初开始研制动画片，在既无参考资料和现成模式，又无资金和设备的情况下，全靠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于1926年摄制出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我们四兄弟变成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始人。后来又拍了些故事性的动画短片。1932年受聘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22]
从现有材料来看，虽然大万老万籁鸣一直将他们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大闹画室》”误记为“《纸人捣乱记》”，但万氏兄弟自解放后从未提及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滑稽动画片。如果长城画片公司拍摄了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那么二万老万古蟾必为主创之一。他在回忆录《我的自述》里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早期从事动画创作的经历，甚至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做动画合成特技、因动画电影《西游记》拍摄失败而仅完成的一本动画片《石猴出世》、为胡心灵导演的电影《父母子女》创作的一个动画片段《少年岳飞》以及为袁牧之导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中演员周璇演唱时配合制作银幕上小白点打拍子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而唯独对这部上映后轰动了整个上海城的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只字未提。由万籁鸣口述，其长子万国魂执笔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和彭新琪创作的《动画大师万籁鸣》这两本书也都没有提及这部作品，这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万古蟾更明确指出他们拍摄的第二部动画短片就是“一九三○秋来到大中华公司后不久便拍成的《纸人捣乱记》”。
三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出“万氏兄弟根本就没有拍摄过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样一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解放后万氏兄弟都年事已高，《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影片记不起来了。我们来看看彭新琪在《动画大师万籁鸣》一书的后记中是怎么写的：“为了使这本书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大万老一生走过的道路，一年多来，我经常到大万老家里去，听他回忆过去的事。他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这对本书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3]如果失忆在所难免，下面我们尝试性地把时光追溯到解放前那段战火硝烟的年代。
万氏兄弟《万氏绘制活动墨水画经过谈》：“中国的电影事业没有外国那样的发达，所以中国的活动墨水画片只有我们兄弟及助手十数人在那里工作，已经摄制放映的片子仅十余部，兹将名称开列于后：长城公司出品《大闹画室》| 大中华公司出品《纸人捣乱记》| 联华公司出品《狗侦探》《蝗虫与蚂蚁》《精诚团结》《血钱》《龟兔赛跑》《同胞速醒》| 明星公司出品《神秘小侦探》《新潮》《航空救国》《漏洞》《民族痛史》（得内政教育两部奖状）《飞来福》。”[24]
子彬《万氏卡通的访问》：“……在上述的□□解决的办法之后，他们绘制了下列的几部卡通：长城公司出品：《大闹画室》|大中华公司出品：《纸人捣乱记》|联华公司出品：《狗侦探》《蝗虫与蚂蚁》《精诚团结》《血钱》《龟兔赛跑》《同胞速醒》| 明星公司出品《神秘小侦探》《新潮》《航空救国》《漏洞》《民族痛史》《飞来福》（即鼠与蛙）。”[25]
万籁鸣、万古蟾《我们的工作报告》：“后来，我们在金陵中学毕了业，来到上海，进了刘海粟先生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正是专攻美术，而以余暇从事卡通电影的研究；我们一方面阅读关于绘制卡通的书籍，另一方面更向一位熟悉于卡通绘制情形的美籍友人请益，因此我们对于卡通的知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民国十四年间，我们研究得已有相当成就，恰巧长城画片公司在彼时创立，有意与我们合作，于是我们就进了长城。不久，我们的处女作《大闹画室》也就绘制成功，而在银幕上放映了出来，我们是如何的兴奋呀！因为我们已创造了中国的第一部卡通电影，我们辛苦的研究与工作，已获得报酬了。民国十六年间，有个美国人携带着几具摄制卡通电影的机械，来到上海，预备创立一家卡通影片公司，结果没有成功，我们就集了一笔款子，将他所有机械都买了下来，继续研究。因为获得了机械的帮助，使我们的出品成绩更完美了，于是又完成了一部《纸人捣乱记》。其后，我们继续在联华影业公司摄成了一部《狗侦探》；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后，作品较多，计有《骆驼献舞》与《新生活》、《岳飞》等。这时期的卡通片，在中国影坛上总算是聊备一格了。”[26]
前两则史料里面都列有万氏兄弟动画作品的详细目录，而《一封书信寄回来》并没有位列其中。第三则史料更确切表明万氏兄弟继处女作《大闹画室》之后完成的第二部作品是动画片《纸人捣乱记》，这就明确表示“万氏兄弟根本就没有拍摄过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
四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万氏兄弟确实没有创作过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第二，万氏兄弟生前也没有提到他们创作过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可见，把《一封书信寄回来》记到万氏兄弟的功劳簿上完全是后世研究者一厢情愿的事情。
后世史料是如何了解《一封书信寄回来》的呢？这部影片会不会是凭空捏造的呢？当然不会。从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在国内首次指出梅雪俦编导、万古蟾、万涤寰兄弟参与创作动画短片《一封书信寄回来》这一史实，其权威性当然不会受到质疑。据李道新统计，《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第二卷）引述的晚清及民国报纸有《申报》、《新闻报》、《民报》、《晨报》……总计多达22种150次，出版地遍及上海、天津、南京、汉口、重庆、香港等6个城市以及延安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27]可见，作者在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过程中在报刊上必定发现了“一封书信寄回来”的蛛丝马迹。但由于该书附录部分并未标明出处，因而查证起来难度很大。而后世研究者亦多“扬万抑梅”，并根据其文本内容不断加以演绎成几种说法：第一，万古蟾独立编导说。《中国电影家列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中国戏剧电影辞典》、《动画艺术辞典》、《世界动画艺术史》均采用这种说法，此说多见于辞典工具书中“万古蟾”的词条或传记。第二，万氏兄弟联合编导说。《中国美术电影追踪》、《中国美术电影69周年》、《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源与发展》、《20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中国动画电影史》、《读动画——中国动画黄金80年》及《世界动画电影史》等均采用这种说法，此说多见于动画史书或关于中国动画史的回顾性文章，作者“扬万抑梅”倾向性立场尤为明显。第三，梅雪俦编导说。《世界动画史》、《动画大师的生平与作品》两书采用了这一观点。虽然这一说法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但忽略了万氏兄弟的贡献，因而很多研究者一些研究者很难接受。第四，梅雪俦、万古蟾联合编导说，《上海电影志》即持此说。
笔者从1927年的上海《申报》上查到几则有关《一封书信寄回来》的消息：
长城画片公司导演梅雪俦，留美研究电影数年，对于滑稽活动画片一道，曾在美国最著名之Out of The lnk Well公司，服务数年，随卖士夫礼沙兄弟实习，尽得其奥。曾在该公司绘制苍蝇、金鱼、领薪日等片。回国后，结合画家万古蟾、张汇元诸君，合绘《顽皮星君》。《大闹画室》一片，现已制就出版，南洋、香港、暹罗、檀香山等处，纷纷购去。该片内容画人与真人合作，滑稽处甚多，令人观后，捧腹不置。闻其第二片《一封书信寄回来》，业已筹备绘制云。[28]
活动画片部主任梅雪俦、万古蟾诸君，亦在积极进行摄片。此项墨水片（Cartoon）该公司系用最新之法摄制。该项影片第一集名《大闹画室》已出片，第二集名《一封书信寄回来》已经编就剧本，日内开摄云。[29]
长城画片公司新出版之《大闹画室》，系中国摄制活动墨水画Cartoon之初创。此片由梅雪俦、万古蟾两君合作而成。梅君昔在美国时专学此种活动画片于纽约百代公司，曾助制著名之墨水瓶Out of Ink well一片，《大闹画室》片中之一切技巧，皆由梅君专心策划，并由其导演一切。万君为国内名画家，此片之图画悉出于其手。摄影明晰，一无微疵，而剧情尤为突梯滑稽，不落普通滑稽片之窠臼。前曾在百星大戏院随《一箭仇》开映，笑声满院，观客□止。今此片已运往美国各埠开映，近接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最之报告，谓此片在各大戏院开映时，观众除留美华侨之外，更多美国人士前来参观，彼等俱赞美此片之成绩，并惊叹中国竟然有此种堪与美国活动画片匹美之出品，报纸尤多赞美之词云。此片尚须在本埠作第二次之公映云。[30]
从前两则消息可以看出，长城画片公司继动画处女作《大闹画室》后曾计划摄制第二部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并已经编就剧本，准备拍摄，而从第三则消息我们隐约感到这部影片夭折了。因为当时的影片公司广告宣传意识是非常强的，长城画片公司虽然略显低调一些，但也没有理由不借助《大闹画室》上映这一契机为其下一次动画出品《一封书信寄回来》宣传造势。《大闹画室》于1927年9月10日 [31]随武侠片《一箭仇》首映，后又作为电影《聪明笨伯》的加映短片（加映“大闹画室”二大本）于1929年7月在中央大戏院、新中央大戏院上映[32]。可见，《一封书信寄回来》“1927年8月与《大闹画室》一同上映”及“这两部动画片于1928年上映”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而后直至长城画片公司歇业《申报》都不曾提及《一封书信寄回来》这部动画片，可见这部影片的拍摄可能是仅仅停留在“计划”这一层面上，甚至万氏兄弟都不知道这一计划。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的旧中国，是一个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金钱是支配一切的力量。当时的中国动画创作正处在摸索期，让资本家花钱拍艺术性的动画片他们是根本不愿意做的，顶多只愿意拍些推销商品的动画广告片。因为制作一部动画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比拍一部故事影片更容易。而动画短片只能在故事影片前面附带放映，等于是“嫁了个小姐再赔个丫头” [33]，这注定是一桩赔钱的交易。那么长城画片公司为什么还愿意投拍这类艺术性的动画片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符合长城画片公司的制片策略。这表明，长城画片公司的领导人和创造者在电影故事片的新类型、新形式及其多元化方面，是敢于尝试和不遗余力的[34]，他们已经或将要把动画片创作列入公司长远发展规划。1928年5月，为声讨日本兵制造的“济南惨案”，长城画片公司再次计划摄制活动讽刺画片《血溅济南》[35]，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二，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喜好。长城画片公司能够尝试性地投拍动画片，这一点是绝不能忽视的。因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梅雪俦就曾在美国最具创造性的动画艺术家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公司做实习生，对动画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大闹画室》片中之一切技巧，皆由其专心策划并导演。第三，装点门面。拍动画片无外乎长城画片公司拿笔小钱来“装点门面”，赢不赢利无所谓，《大闹画室》的拍摄即有这方面的考量。曾经参与这部影片创作的万古蟾回忆说：“长城画片公司既想利用动画来装点门面，但又不想大量投资于没把握的事，于是就拨给我们一小笔经费，允许我们动用该公司的电影摄影机，让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试拍动画片。我们明知经费不够，但也不敢多要，否则就有告吹的可能。”[36]总之，无论基于何种考虑，长城画片公司都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来保障动画片的创作。反之，当公司的生存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他们是否还有闲心来干这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事情？下面笔者就从长城画片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来探寻《一封书信寄回来》“夭折”背后的深层原因。
“长城画片公司”早期作品风格突出、特点鲜明、自成一家，被当时的电影评论家冠以“长城派”[37]的美誉。公司前身“长城画片制造公司”系由旅美华侨和留学生梅雪俦、刘兆明、程霈林、李泽源等人于1921年5月在美国纽约创办，1923年夏迁回国内，设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定名为“长城画片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长城派”影片的风格特点是，“各片主义色彩极深，是提倡新道德的先进，新文化的导师” [38]。他们主张在每部影片中都提出一个中心问题，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39]。简而言之，就是“社会问题剧”。“长城”的“问题剧”虽已观念的严肃引起影评人的关注，但最终没有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兴趣[40]，“叫好不叫座”。此时“长城”非但没有意识到影片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寄希望于提高评论家和观众的观赏水平：“虽公司所出之片，理想太高，不同流俗之琐繁详尽，每为人所吹求。但际此影片时髦之顷，若不提高观众程度，则银幕艺术必至愈趋愈下，此又该公司隐然忧之，不避责言而向前努力者也。” [41]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败。
1926年10月，“长城”宣布进行“扩充”，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购置设备。总经理林汉生和电影专家谭强华回国期间在美国办有大宗新式电影机械十余箱[42]，后又向美国订购大批最新式炭精灯（价值七千元）[43]。第二，建造厂房及改良摄影棚。由于西门路原有之办公处不敷办事之用，“长城”迁往海格路，在摄影场内自行建筑大洋楼三座，并仿美国最新式之摄影场将现有之玻璃棚改良。[44]第三，不遗余力延揽人才。孙师毅、杨小仲、陈趾青、万古蟾等人皆在此期间相继加入“长城”。
在这次扩充之前，“问题剧”在国内就已穷途末路。为了挽回颓势，“长城”的创作路线开始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纯粹的试图用电影来教育社会逐步转向用电影来吸引观众，从“问题电影”的创作转向了“类型电影”制作[45]，拍摄了《乡姑娘》（1926）、《情天终补》（1926）、《苦乐鸳鸯》（1926）、《浪女穷途》（1927）等几部“爱情题材”影片。程步高编导的《乡姑娘》反响平平，李泽源导演的《苦乐鸳鸯》票房更没有什么成绩。评论者不但对《苦》剧的主旨提出异议，还觉得此片“终觉有点太衍”[46]。随后筹拍的《侠义姻缘》、《影中影》、《嘉兴八美图》[47]、《浪女穷途》[48]、《移花接木》、《一脚踢出去》[49]、《情谎》[50]等几部影片亦多以流产告终。《浪女穷途》历时数月，上映时间一再延迟，虽出版长城特刊《浪女穷途》号，但影片最终却未公映。这些无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从“长城”不遗余力地延揽孙师毅、杨小仲、陈趾青、万古蟾等专门人才即可看出“爱情片”在当时并不景气，“长城”的制片路线已经酝酿向“武侠片”转型。其中担任《一箭仇》、《大侠甘凤池》等片编剧的陈趾青，正是对当时中国电影界影响颇大的“新英雄主义”的最早倡导者和热心的实践者。在“长城人”的心中，武侠片未必只是古装及其古典价值的再现，同时也是、至少可能是时代需求与呼唤的“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体现[51]。它一方面可以满族普通观众的感官需求，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时代需求与呼唤的“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暗示人们不可示人以弱。这对于生活在强权压迫之下的劳苦大众而言，无疑是一剂救世良方，他们不觉会在那些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寄托新的希望。
由于国内战乱不安和国内外市场萎缩等诸多原因，导致民国十六年中国的电影业普遍不景气，各大制片公司几乎全部亏损，“长城”当然也不例外，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正在着力进行第二次转型（即由“爱情片”向“武侠神怪片”转型）这一关键时刻，偏偏又被原该公司基本演员——我国最早的演技派女明星王汉伦推上被告席。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总经理黄庚一“抗不到案，奉论提到交保，嗣有捕房将黄提案，经黄存洋一千五百元现金保出候讯在案” [52]。提起到这段经历，王汉伦回忆说：“我到‘长城’去时答应给我月薪两百元，每片并有酬金一千元。当时他们这样说，不过是要把我挖过去。《弃妇》拍完之后，酬金不给我，并叫我接拍第二部，我想，拍就拍，早晚也得付。可是《春闺梦里人》和《摘星之女》二片拍过之后，公司竟然说没有酬金了。于是我和“长城”打起了官司。最后判决公司应照原订合同付酬，但我拿到的支票是空头的，银行说‘长城’早就没有存款在这里了。这笔账一直没有着落。我又一次的受了欺骗。”[53]这场官司显然是以王汉伦胜诉告终，但其判决结果却与王汉伦所言“照原订合同付酬”之说有一定的出入。王汉伦本意是请求“追偿酬劳金洋一千五百元”，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却似乎是基本支持“长城”“只须加倍拨给”的诉讼请求，“酌断被告偿还原告洋八百元”[54]。而此时的“长城”公司已是“历年亏蚀甚巨，有帐可证”[55]，连原告王汉伦“洋八百元”都支付不起，经济状况可见一斑，最后让王汉伦 “拿空头支票”也应是迫不得已。
经历了第一次转型的失败与阵痛，“武侠神怪片”进而成为“长城”挽救市场及其公司运营的“救命稻草”。有评论家认为，“长城”的武侠片《一箭仇》是“民国十七年一年来最佳的影片”，然而“听说卖座方面，结算起来，没有什么可纪”[56]。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从表面来看是广告宣传不到位，“缺乏广告宣传力度”也是导致“《一箭仇》“没有什么可纪”的主要原因。对于一部影片的成败而言，前期广告宣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影戏公司，每逢出新片的时候，总是大锣打鼓的在各报广告栏和新闻栏拼命的吹着，这样一来，就是一张很坏的片子，亦能闹热到满城风雨，因为一般看的人们，受着广告的影响，只少亦去光顾一次，由此可见广告的力量了。”[57]而“长城”的一贯作风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所以我们并不瞧见他们有怎么大规模的宣传，只是闷声不响的往前做，好像是一班谈得天花乱坠，妆得妖妖娆绕的女客中间，坐着一位沉默寡言的小姐。”[58]影片《一箭仇》于1927年9月10日中秋日在百星大戏院首映，除首映前一天随百星大戏院的开幕广告见诸报端外[59]，该片未在报刊做过任何广告宣传。加之百星大戏院才刚刚开业，知道的人亦不多，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门庭冷落车马稀”。金华亭观后撰文说：“长城画片公司有一张新片，叫做《一箭仇》，他们的广告似乎没有其他一般公司的厉害，所以知道的人亦似乎少些。前几天我接到他们公司里不知道那位先生送了一张优待券给我，我才知道有这张片子，然而亦不十分注意他。到了前天的下午，我因为闲着无事，去参观美术联合展览会，顺便就凭着那张优待券去百星大戏院去看《一箭仇》，进院四面一看观者寥寥，我想这张片子的价值，可想而知了。谁知道我看了以后，竟使我十二分的满意。我看到第三本的时候，同事朱君应鹏，大驾光临。朱君对于国产影片，绝口称好的实在很少，可是这天看完以后朱君的口里，居然‘不差…不差…’的连喊不已。”他对这部片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更希望长城画片公司，对于这张片子，着实再做一些广告，使一般人知道有这张片子，我想一定可以轰动一时” [60]。
对于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长城”为什么没有花大力气做前期宣传，为什么不租好一些的首轮影院，其深层原因就是此时的“长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弹尽粮绝”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来投资做宣传，更不敢冒这个风险了。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就再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来投资拍摄这种“装点门面”的动画作品，《一封书信寄回来》随之“夭折”也就不足为奇了。《一箭仇》的成功挽救了“长城”，更鼓舞了“长城人”的士气，让他们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连续拍摄了《哪咤出世》、《火焰山》、《黄天霸招亲》《翠屏山》《武松血溅鸳鸯楼》《真假孙行者》《大侠甘凤池》等一系列古装、武侠、神怪影片，否则“长城”也许就该提前歇业了。
综上所述，这部在中国早期动画史上鼎鼎大名的动画片《一封书信寄回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停留在已经泛黄的文字记忆里，是万氏兄弟和“长城人”留给中国动画的一个难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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