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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社会变迁视角，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对晚明泉州加以考察，探讨李贽思想形成的地域背景，指出泉州作为海外贸易的重镇，多元文化的交汇地，使李贽能够兼容并需，孕育其重商、务实、民主、自由等思想特性。李贽思想是晚明社会变迁的反映，代表新兴的社会潮流，其悲剧在某种程度反映海洋商业文化与内陆农耕文化的碰撞和社会思潮的交锋。
[关键词]晚明；李贽；泉州；社会变迁；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B248.9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3-0089-10
李贽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提出的很多命题具有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和前瞻精神，所以受到明清以来众多思想家、文学家的尊崇与赞颂。其思想价值，并远播海外，特别是对东亚诸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譹？訛近代百年来，中日韩等国学者对李贽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专著多达数十部之多。？譺？訛但大多从思想史或文学史角度分析，或关注其家族谱系，试图从其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纵向角度探讨其独特性思想的渊源、或注意到李贽生活在明代后期，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李贽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结果，强调其与封建官僚、地主的斗争。？譻？訛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较少结合地域情况加以论述。一个人物思想的形成，除了受其家世的影响，还与其所生活的地域社会密切相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晚明时代变迁，对李贽故乡——泉州地域社会加以考察，试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探讨其思想形成的地域背景。
一、李贽的人生经历与家世背景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其六七岁时，母亲徐氏逝世，“幼而孤，莫知所长。”？譼？訛随父亲李白斋读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参加福建乡试，考取举人后，“以乏困不再上公车。”？譹？訛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任河南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1560）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父丧，回乡守制、参加泉州城保卫战，抵抗倭寇入侵。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譺？訛候差期间，以授馆为生，“馆复十余月，乃得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出任国子监博士，但不久，其祖父逝世，回泉州守制。二年后，守制期满，又到京城，补礼部司务。隆庆五年（1571），李贽“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譻？訛从北京调到南京，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与焦竑、李士龙、王畿、王襞、耿定理兄弟等人结识，研究王阳明心学、佛学。万历五年（1577），他调任云南姚安知府，四年后，他辞官寓居黄安，后又迁麻城，著书、讲学，长达十余年，名声卓著。据时人记载，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譼？訛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被张问达巫告，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遂于狱中自杀，享年75岁。
李贽人生经历如其所言：“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复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譽？訛此处“海”指的是泉州，泉州濒海，故李贽以泉海称呼。“卫”指辉县，春秋时为卫国国都，李贽为谋生此缺，殊为不易，以丐食自嘲。“两都”指北京与南京，是其游宦、访学的重要场所。李贽涉足地域颇广，泉州、辉县、北京、南京、云南、黄安、麻城、通州均是其人生重要活动场所。
李贽29岁时始离开家乡，赴异地任职，期间曾两度回家守制，长达三年，他在泉州生活逾三十年，度过幼年、少年、青年时光，此段时期恰是人的思想形成关键期。李贽的特立独行在青少年时即已显现端倪，“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譾？訛他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批驳孔子言行，被乡里称奇。中年之后，李贽虽寓居两京、云南等地，与名士交游、吸纳阳明心学等学派思想，著书论说，名震四方。但在其著述中，家乡的情境仍不时被提起，构成其思想的重要元素。如他在《与焦弱侯》：“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日：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譿？訛进而引申“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讀？訛点明豪侠之士非世俗所能产生。
李贽寓居异乡，对家乡颇为思念，从其字号可见一斑。任职辉县期间，他住在苏门山百泉之上，鉴于泉州别称温陵，遂号“温陵居士”。当他在百泉游玩时，有感“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讁？訛于是自称“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李贽又字卓吾，在闽南方言中，“卓”与“笃”发音相近，因此他常被人误称李笃吾。仕籍上亦如是写，对此，李贽未作更正，均并用之。除此之外，李贽的亲属主要为泉籍，如其妻子、姻亲均为晋江籍。其友人中泉籍士人亦占相当比重，如庄用晦、庄国祯等，故李贽虽寓居外地，仍与家乡联系密切。
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设市舶司，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云集来自波斯、日本、朝鲜、天竺等国的商人，“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譹？訛他们寓居“番坊”，推选“番长”进行自我管理。由于外来商人众多，泉州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摩尼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外来宗教的交流、碰撞、融合，铸就泉州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宋元时代侨居泉州的海外蕃客，主要是来自波斯的商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对泉州的风俗产生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泉州的回族逢年过节吃“油香”的习俗、回族妇女盖头巾的习惯，以及婚丧等某些仪式都是源自波斯。？譺？訛宋元交际之时，色目人蒲寿庚叛宋投元，“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擅番舶利者三十年。”？譻？訛 元朝灭亡后，泉州仍有大量异族人“元氏失驭，而色目人据闽者，惟我泉州为最炽。部落蔓延，大肆凌暴，以涂炭我生灵。”？譼？訛尽管明朝政府试图将其编户，但他们已融入到当地社群中，“然其间有真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彼此混合居住，其习俗对泉州地域文化影响甚深。1426年，李贽叔祖李广斋愤然作《垂戒论》：“习其异俗，以棼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敦拂我彝伦，何也？”？譽？訛指出汉人与色目人在治丧、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区别，认为“色目之道，夷狄之俗也。”唯恐李氏子孙“仍袭其弊者”，特作该文“以特严戒之云尔。”？譾？訛
李广斋是李贽的三世叔祖，他对异族文化感触如此之深，缘于“今伯父为衣冠缙绅之裔，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伯父指的是林驽，他早年“航吴泛越，为泉臣商”。洪武年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譿？訛“遂习其俗，终身不革”，其子孙“犹不去其异教，因此李广斋乃不悉书之。”？讀？訛林驽的父亲林闾，亦是颇具实力的海商。他“承藉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元末，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干戈扰攘，狱讼繁兴，岁又荐饥”社会陷入动乱之中。林闾“屡散积以济之，活人者多”，尽管“戎丑虽暴，敬公之德，不敢有犯焉”，反映林家在泉州颇有影响。
李广斋由林姓改为李姓，其父亲景顺公李端“不能革其兄之异习”，遂分居改姓。然而当时“泉郡中巨族，如金、丁、马、迭、夏五大族，皆以妈氏异教，沿至十余世，犹不革者。”衣冠缙绅中信奉清真教现象较为普遍，故族谱编者质疑“叔祖何独恶其先”，认为他“大率本垂戒之意而引申之耶？”？讁？訛尽管李广斋用心良苦，但李氏子孙“习异俗者”仍然颇多。李贽祖母贞勤迭氏即是清真信徒，她年老时，每天嘱咐后人：“吾父宽方伯，迭铉之孙也，家袭清净之教。而迨其将终也，授其祖教，而嘱人以三日葬之。吾于今已老矣，朝夕不幸，葬吾礼亦当如之”，？輥？輮？訛坚持要用清真葬礼。
总之，李贽的家族与海外贸易有密切的联系，其先人通过海外贸易致富，信奉清真教，娶色目女子为妻，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尽管李氏先祖中，对域外文化有所排斥，但影响有限。明代泉州世家巨族信奉清真教较为普遍，世代沿袭。李贽祖母即是回族后裔，虔诚信奉清真教。由于海禁政策，李贽父亲李白斋未遵循家族经商传统，而以授馆为业。
二、明代海禁政策的调整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譹？訛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等地设置卫所，驻兵屯守，严格禁止海外贸易，“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重法。”并禁止国内民间使用番货、番香，“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譺？訛洪武年间，此类海禁的诏令时有颁发。
明成祖继位后，沿袭旧制，当他得知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要求“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并”。？譻？訛尽管法令甚严，“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譼？訛加之“闽地狭窄，又无河道可通舟楫，以贸浙、两京间，惟有贩海一路是其生业。”？譽？訛明朝初期，“是时乱离新辑，人民鲜少，皆窳易活”，禁令尚能维持。随着社会秩序恢复，人口数量增多，人地矛盾凸显，私人海外贸易渐兴。沿海民众，以出海捕渔为名，造双桅尖底船与外国人开展贸易，“虽败露之后坐以大辟，然走死地如骛者，不能绝也。”？譾？訛
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民众通番已较为普遍。“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譿？訛每年“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讀？訛地方精英也参与走私贸易，据《东西洋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讁？訛至嘉靖年间“弊极矣”。面对此种状况，嘉靖帝屡颁禁海律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輥？輮？訛民众制造双桅海船也须报官拆毁，违者重罪，并派重臣到福建督查。巡海道副使柯乔“杀入贩夷人”，都御史朱纨“大严海禁，申明大辟”，？輥？輯？訛斩杀通贩李光头九十余人，使“海禁渐肃”。
海外贸易关系福建民生，“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輥？輰？訛一旦严禁，“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輥？輱？訛普通民众更是“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迫于生计，“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逺夷、乡导。”？輥？輲？訛加之朱纨被闽籍官员林希元等人控告“擅杀”，被迫自杀，使福建沿海倭寇之乱愈演愈乱。
明穆宗继位后，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輥？輳？訛的建议被采纳。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设洋市，允许商人到东西洋开展民间贸易，月港成为东南沿海唯一正式开放的港口，“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艟，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輥？輴？訛倭寇之乱亦得以暂时平息“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輥？輵？訛尽管裨益甚多，但明廷海禁政策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明廷同意月港开海，真实用意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輥？輶？訛对月港民间贸易限制颇多，“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而且主要面向漳泉商人。
明神宗登基后，海禁政策又趋于严厉：“凡有贩番诸商、告给文引者、尽行禁绝、敢有故违者、照例处以极刑。”？譹？訛万历二十二年（1594）许孚远任福建巡抚，沿海商民“纷纷告通海禁”。许氏会同廵按福建监察御史陈子贞调查后，上《疏通海禁疏》“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巳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作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譺？訛并引月港之例，陈述开海诸多益处，请求疏通海禁。围绕着海禁松弛，朝野斗争激烈。 明思宗执政期间，海禁政策又几经调整。朱由检登基后，厉行海禁，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上奏“请开漳、泉二府洋禁，以苏民困而足国用”，？譻？訛海禁有所松弛，但刘香老海乱发生后，海禁又严。后又应事中傅元中请求，松开海禁。崇祯时，海禁时松时紧，无疑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譼？訛
明代，朝廷海洋贸易政策几经调整，但限制海外贸易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只是鉴于海外贸易关系福建等沿海地区民众生计甚大，若控制过严，势必导致社会动乱，使倭寇、海盗之乱愈演愈烈，因此明廷对海禁政策适度调适，或紧或弛，对福建沿海区域社会冲击颇深。
三、明代中期泉州社会的变迁
明代，泉州逐渐失去国际贸易港口的重要地位，其标志性事件即是市舶司的转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构建朝贡贸易体系，设立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譽？訛洪武二年（1370），他下令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处设立市舶司，其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譾？訛洪武七年（1374），泉州市舶司撤除。永乐元年（1403）恢复设立，并设立来远驿，招待琉球贡使。由于琉球距离福州更近，且联系更为紧密，成化十年（1474），泉州市舶司移到福州，泉州失去官方朝贡贸易港的作用，逐渐衰落。？譿？訛
明代中后期，民间海上走私兴起，参与者多为泉漳商人，但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由于泉州港地处府城，是明代海防重心所在，不利于走私贸易的开展，因此当时走私贸易多选在地形复杂，较为偏僻的港口进行。隆庆开海后，漳州月港成为唯一合法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迅速成为闽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泉州、漳州等地的物资通过向月港集聚，进而出口海外，泉州国际贸易港口的地位逐渐被月港、厦门所取代。
倭寇之乱爆发后，泉州作为传统的重要商埠，屡遭兵灾。嘉靖十年（1532），“倭自漳州掠同安历劫晋江屿头、沙塘、陈坑、石菌等处，分巡佥事万民英募永春蓬壶吕尚四等，兵至石菌与贼战，败死者五百余人。”？讀？訛泉州安溪、惠安等县均曾被倭寇攻下，官民被杀、库房遭劫，损失惨重。尤其嘉靖四十一年（1562）11月29日，与泉州毗连的兴化府城沦陷，惨遭倭寇屠城，殉难者达到万余人，泉州民众深受震动。该年，泉州除遭受倭寇入侵外，还发生瘟疫“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合户无一人存者，薰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讁？訛泉州人口大量减少：“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輥？輮？訛
战乱平息后，泉州民众仍深受影响，“嘉靖末寇乱兵兴，赋役日繁，户口日耗，而生民之苦，倍于住昔矣。其籍之存者，颇多虚数而已。”？譹？訛人口大量减少，赋役却日益繁重，泉州民众负担沉重，甚至连粮食难以自给，只能依赖海外贸易。
万历丙午年（1606）泉州旱灾，米价腾贵，私钱盛行。当地官员“减价平籴，并禁私錢”，导致“百姓嗷嗷，至于罢市“。时任泉州府经历陈懋仁建言：“泉地米少，不比米多处，可以定价。今所借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减价，商必走他郡趣厚利。泉虽多财，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听市值，俾海商闻之俱来，米既集而价未有不平者。若私钱新铸也，火色未纯，与官钱异，第缉治以私铸之辠，则官钱自复。”知府接受其建言，不久“而海米来集，其价遂平，钱亦复故。”？譺？訛可见海洋贸易对泉州民众的影响。
由于泉州“错山阻海，田不益而生聚日繁，即丰岁亦给哺于外省”，？譻？訛经济高度依赖海洋贸易，明代中期泉州土地集中并不严重，根据《泉南杂志》记载：“泉南富家，田不过五顷至十顷，极矣，为山多而巨姓繁耳。”？譼？訛当地民众“其人以业文为不赀，以舶海为恒产。”？譽？訛将相当比重的财富投资航海贸易，与他处占地百千顷的土地高度集中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倭寇之乱后，民间走私贸易更为兴盛，根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泉四十余年来，海禁稍疏，奸民阑出。观去岁闽县董考功之疏，则闽中通倭，沿海一带皆然也。海道日熟，勾引易萌，殷鉴不远，可不虑诸。”？譾？訛
泉州官员对海外贸易持有疑虑，以对海商以“奸民”称呼，很大程度是由于海外贸易使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化。明代前期，泉州是个“俗安朴素的社会”。？譿？訛明代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倭乱的发生，泉州风气发生较大变化，在各县均有表现。惠安县明代前期：“民俗爱惜廉耻，畏法度，无敢习斗鸡、走马、蹋鞠、酣饮歌呼，及为推剽嚚讼，以扞文罔。性善弱忍事，少争讼，或不得已至讼，亦重为身家计，少得理即止，不至破产。”乡间遇到纠纷“多就其乡之公正者平之，一言得其情，辍悔而改。有不悛者，众共非责之，久之亦悔。”社会秩序良好，地方官员编纂方志时颇为自豪“以故泉七邑，唯吾邑之讼易理。衣服俭素，无丝纻文绮，至大家子弟，亦不敢服美服以见人。非有宾祭大事，不特杀鸡鹅。村落少金钱，吉凶庆吊，以布帛、牲畜、五谷相馈遗。婚娶颇计资送，唯一二大家为甚，至小民则绝不以有无多寡为厚薄疏数，盖本俗也。”？讀？訛但嘉靖之后，“迩来风俗好讼，盖闻乱后，生理未遂，人性渐浇，或摭无证之词，或举已结之牍，或窥上意，或复私仇，铢两必争，睚眦必报，一旦被逮，其丧倍寻。”？讁？訛较之原先淳朴风气，已大为改变。
崇安城从明初战乱恢复后，“承平日久，文教渐被，自是人始知学，师傅见重于世，博徒游侠不容于时，长幼尊卑有序，亲疏贵贱有伦，即啬于财者，或以贾而趋利。艰于食者，或以农而逢年，本业耕作，而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而民鲜怨咨，敦仁让，绝去嚣争，事悃惮不为文饰，丝纻鲜于官家，牲杀仅行于宾席，婚配必求相称，虑非其偶，装送不敢相高，羞其不衷，生事葬祭，动遵礼法，有太古遗风，熙朝雅意焉。”然而此种风气，在明代中后期亦发生改变，据著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崇武所城志》记载：“近数十年来，士习民心渐失其初，虽家诗书而户礼乐，然趋富贵而厌贫贱。喜告讦，则借势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辨，礼逾于僭，皆无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灾逮。反唇反目，不忘夫姑之亲，同胞同乳，敢割兄弟之好，富无子，则育他人子，族无闲言。多女则溺所生女，母无难色。富室丧服，召宾务快生者之醉饱。贫儿藉贷，依样宁薄死者之棺衾。病不服药而一听于神，谓神道，胜于医道，葬不以期而停柩卜地，谓天理不如地理。甚有猖狂自恣，明言礼不为我辈设，卑污向人，借口执鞭亦可为。波流萎靡，恬不为怪。”较之明初伦理有序的社会，诉讼增加、崇尚奢华、纲常混乱，颇有礼崩乐坏的景象，甚至巫术风水信仰盛行。著者感叹“夫民有待而兴礼乐，以俟君子。”？譹？訛寄希望通过君子、士人的教化而扭转奢靡之风。 安溪地处泉州内陆山区，农业相对发达，“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以有其利；至于书计，亦且仰于外人。”虽然有种植经济作物“渔盐橘果之利，转贩自外而至，利射一倍，兹并狃于慵逸矣。”尽管较之泉州沿海地区，安溪相对闭塞，但“冠婚之仪，多循泉俗，衣履习尚，亦随而变。”明代中后期，其民风亦变，明代“初时颛尚质啬，故民殷而耻逋负。”嘉靖年间“迩则侈美相高，用度糜费，民间稍益匮乏。坊市中尤事花鸟，击筑、弹筝之声，达于消夜，浸失朴笃之风，识者病之。？譺？訛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变化，在江浙、直隶等多地均有呈现。？譻？訛徐泓教授亦指出：“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譼？訛较之其他地方，泉州作为沿海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受海外贸易影响更深，其社会变迁更为剧烈，涉及领域更多。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风气变化与社会财富多寡不存必然的因果关系，如万历《泉州府志》记载：“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罟网，仰哺海艘，犹呼庚癸，非家给人足之时。”其经济已主要依赖外界输入，民众生活水平已不如昔，然而“顾物力甚诎，而用度益奢，饮食张具，恣所好美，储无甔石，衣必绮纨，非然者以为僇辱。下至牛医马佣之卑贱，唐巾、晋巾、纱帽巾，浅红深紫之服，炫然摇曳于都市。”？譽？訛社会资源枯竭，奢靡之风如旧，未因经济消长而有所改变。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人口流动的增加，里甲等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日渐崩溃，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儒家伦理体系影响力亦随之削弱。
四、泉州地域社会对李贽思想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泉州社会急剧变迁，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泉州丧失国际贸易港口的地位，地方民生大受影响，水灾、瘟疫频繁发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开展，泉州经济日益商品化，人口流动频繁，世道浇漓。李贽深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塑造其独特的思想，故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这在他著述中《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均有体现。
（1）李贽思想的重商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重农抑商，商人受到种种压制。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令农民之家，许穿纳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譾？訛商人还需承担各种徭役赋税，政治地位低下。对此，李贽为商人鸣不平：“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譿？訛廖廖数语，勾勒商人为商不易，他们社会所做贡献远高于其获利，不应受到歧视。李贽家族世居泉州，且家族有多人经商，故熟谙商情，了解其对地方民生的重要，尤其在海禁政策，泉州海商为通番谋生，免遭官府缉捕，只有结交“卿大夫”。李贽此语，可谓是当时泉州官商关系的真实写照。
李贽的义利观亦体现其重商理念，他肯定私欲存在的必然性：“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②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也。”人际交往应遵循市场法则，利益是人际交往的根本所在：“夫既为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离病之，则其交也不过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譹？訛泉州是近世以来较为典型的商业型城市，重商氛围浓厚，商业伦理渗透到地方民风。李贽生于斯、长于斯，深受家乡商业文化的熏陶，故能够为商人利益大声疾呼。
（2）李贽思想的多元性。李贽从小即不受传统思想束缚，“余自幼倔犟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譺？訛对孔子等人物加以批判，将士大夫奉为奉为圭臬的《论语》斥为“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以为出自圣人之口也。”？譻？訛否定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嘉靖帝对朱熹颇为推崇，曾颁旨：“朕历览近代诸儒，唯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譼？訛然而李贽自幼对程朱理学不以为然：“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譽？訛并质疑朱熹学说是否有助于家国：“吾意先生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曾不闻嘉谋嘉猷人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乎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为也？”？譾？訛批判其虚伪无用，难以真正对国家有所帮助。
李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得益于泉州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文化交流、接触中心，其文化具有海洋经验与海洋性性格，能够兼容并蓄，是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基本范式。？譿？訛如此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李贽摆脱传统理念束缚，探索新知，使他有个较为良好的成长环境，不为世俗所泯滅。
（3）李贽思想的抗争性。李贽认为只有冲破世俗束缚，敢于破旧立新者，才是真正有用之才，如其所言“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讀？訛他以“狂狷”自命，提出“天子庶人一是无别”。？讁？訛不愿屈服于世俗，以中庸之道处世，故不见容于保守僵化的官场，“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輥？輮？訛担任员外郎期间，李贽“不得尚书谢、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触，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予安得免触耶？”？輥？輯？訛在历任长官中，李贽“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有名 而我之触益甚也。”？輥？輰？訛尚书赵指的是赵锦，是当时有名的道学家，李贽素以反道统著称，不愿屈服，故两人颇有分歧。为逃避庸俗的官场，李贽辞官归隐，客居异乡，落发为僧，被官员攻讦入狱后，不愿屈服而自杀。李贽的抗争精神，颇能体现其故乡人文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恶劣，泉州民众敢于冒险犯禁，蹈海为生，富有斗争拼搏精神，能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海外谋生创业，开创新领地。 （4）李贄思想的自由性。他反对各类礼教束缚，主张能童心最珍贵，“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譹？訛与“去人欲、存天理”的程朱道统形成鲜明对比。他希望官府能够减少对社会经济干预，“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譺？訛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譻？訛李贽自由主义思想与其家乡泉州的社会变迁颇为契合。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得益于宽松的政策，海外贸易兴起。尤其在宋代，“海外贸易以民间海商作为主要力量。“？譼？訛然而到明代，朝廷历行海禁政策，不仅对泉州经济影响颇深，更衍生倭寇之乱。废弛海禁，自由开展贸易，成为明代中期泉州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请求。李贽对此有强烈感受，更亲自参加抗倭战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泉州，李贽恰逢丁忧，回乡守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譽？訛他希望官府减少对经济的干涉，在相当程度是对家乡社会的深刻观察，长期磨砺的结果。
泉州作为传统的国际性商港，商业氛围浓重，在明廷实行海禁的背景下，泉州民众仍蹈海谋生，铸就冒险、务实、多元的海洋人文特性。李贽在如此环境下成长，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及民间生活的历练，使得他自幼就敢于质疑权威，崇尚自由，反对等级制度，为商人阶层呼声，认为商业伦理有其正当性，主张国家较少对社会经济的干预。
五、结 语
宋元时期，泉州是国际性商港，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地，色目人数量众多，颇有社会地位。明代建立后，朱元璋“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譾？訛由于海禁政策的推行，泉州在朝贡贸易体系位下降。明代中后期，泉州成为民间海外贸易的重要中心，社会变迁尤为剧烈。海外贸易兴起，人口流动频繁，推动地方商品经济发展，冲击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结构，导致各种“乱序”现象发生，社会风气日渐奢靡，人际交往的功利化。植耕于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与教化体系亦随之失效，加之倭寇之乱蔓延，瘟疫、天灾接踵而至，更加速社会无序化，重塑地方权力结构。
李贽祖辈多人到海外经商，习伊斯兰教、娶色目人为妻。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有助于李贽开拓视野，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明代中后期泉州，深受官府的海禁政策束缚，解除海禁，成为地方各阶层的共同心声，对李贽自由思想孕育不无影响。明代中后期，泉州城市经济商业化，商人阶层的崛起，商业文化的盛行，使李贽能够重视商业的价值，崇尚功利性的社会伦理，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无用，追求实用与人性率真。就某种程度而言，李贽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性，成为思想先驱，得益于泉州在海外贸易的地位，使他能够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体验时代变迁之剧烈，对人性等方面作出深刻的思索。
李贽思想在晚明引起强烈反响，在于其反映时代变化。“晚明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譹？訛在海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变迁剧烈，大批美洲白银从闽南流入中国，加速中国赋役制度制度变革，一条鞭法的实施“反映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划地为牢’、与百姓亲身应役的安排密切关联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譺？訛李贽思想代表此种新兴的社会潮流，具有鲜明的自由、率真、民主、实用等特征。但由于中国经济形态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植耕于农业经济的儒家伦理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帝制王朝仍对社会有很强的控制力，注定李贽思想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异端邪说，其著作被禁毁。李贽的悲剧，在某种程度反映海洋商业文化与内陆农耕文化的碰撞，社会思潮的交锋。
地域社会环境对人物的思想形成有巨大影响，考察历史人物，应将其言行放在其所生活的地域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其人生经历，探讨其思想形成脉络。尤其是人物的家乡社会更是对其影响深刻。就李贽而言，其成长于泉州，孕育了其思想的独特性。游宦于两京、云南，与泰州学派学人的交游，促进其思想的成熟，著书立说于麻城，使思想影响扩大。研究者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注重时空演化，能更好地解读历史人物的独特性。
（责任编辑：吴树生）
The Regional Investigation of Li Zhi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ocial Change of Quan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Xu Wenbin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of Li Zhi'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pointed out that Quanzhou has？been？a？meeting？place？of？multi-culturalfeatures？As an important Chinese port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s，Li Zhi's philosophy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s tragedy reflects to some extent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marine commercial culture and the inland farming culture.
Key word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 Zhi； The Maritime Silk Roads
[关键词]晚明；李贽；泉州；社会变迁；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B248.9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3-0089-10
李贽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提出的很多命题具有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和前瞻精神，所以受到明清以来众多思想家、文学家的尊崇与赞颂。其思想价值，并远播海外，特别是对东亚诸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譹？訛近代百年来，中日韩等国学者对李贽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专著多达数十部之多。？譺？訛但大多从思想史或文学史角度分析，或关注其家族谱系，试图从其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纵向角度探讨其独特性思想的渊源、或注意到李贽生活在明代后期，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李贽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结果，强调其与封建官僚、地主的斗争。？譻？訛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较少结合地域情况加以论述。一个人物思想的形成，除了受其家世的影响，还与其所生活的地域社会密切相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晚明时代变迁，对李贽故乡——泉州地域社会加以考察，试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探讨其思想形成的地域背景。
一、李贽的人生经历与家世背景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其六七岁时，母亲徐氏逝世，“幼而孤，莫知所长。”？譼？訛随父亲李白斋读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参加福建乡试，考取举人后，“以乏困不再上公车。”？譹？訛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任河南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1560）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因父丧，回乡守制、参加泉州城保卫战，抵抗倭寇入侵。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譺？訛候差期间，以授馆为生，“馆复十余月，乃得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出任国子监博士，但不久，其祖父逝世，回泉州守制。二年后，守制期满，又到京城，补礼部司务。隆庆五年（1571），李贽“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譻？訛从北京调到南京，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与焦竑、李士龙、王畿、王襞、耿定理兄弟等人结识，研究王阳明心学、佛学。万历五年（1577），他调任云南姚安知府，四年后，他辞官寓居黄安，后又迁麻城，著书、讲学，长达十余年，名声卓著。据时人记载，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譼？訛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被张问达巫告，以“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遂于狱中自杀，享年75岁。
李贽人生经历如其所言：“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复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譽？訛此处“海”指的是泉州，泉州濒海，故李贽以泉海称呼。“卫”指辉县，春秋时为卫国国都，李贽为谋生此缺，殊为不易，以丐食自嘲。“两都”指北京与南京，是其游宦、访学的重要场所。李贽涉足地域颇广，泉州、辉县、北京、南京、云南、黄安、麻城、通州均是其人生重要活动场所。
李贽29岁时始离开家乡，赴异地任职，期间曾两度回家守制，长达三年，他在泉州生活逾三十年，度过幼年、少年、青年时光，此段时期恰是人的思想形成关键期。李贽的特立独行在青少年时即已显现端倪，“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譾？訛他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批驳孔子言行，被乡里称奇。中年之后，李贽虽寓居两京、云南等地，与名士交游、吸纳阳明心学等学派思想，著书论说，名震四方。但在其著述中，家乡的情境仍不时被提起，构成其思想的重要元素。如他在《与焦弱侯》：“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日：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譿？訛进而引申“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讀？訛点明豪侠之士非世俗所能产生。
李贽寓居异乡，对家乡颇为思念，从其字号可见一斑。任职辉县期间，他住在苏门山百泉之上，鉴于泉州别称温陵，遂号“温陵居士”。当他在百泉游玩时，有感“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讁？訛于是自称“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李贽又字卓吾，在闽南方言中，“卓”与“笃”发音相近，因此他常被人误称李笃吾。仕籍上亦如是写，对此，李贽未作更正，均并用之。除此之外，李贽的亲属主要为泉籍，如其妻子、姻亲均为晋江籍。其友人中泉籍士人亦占相当比重，如庄用晦、庄国祯等，故李贽虽寓居外地，仍与家乡联系密切。
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设市舶司，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云集来自波斯、日本、朝鲜、天竺等国的商人，“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譹？訛他们寓居“番坊”，推选“番长”进行自我管理。由于外来商人众多，泉州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摩尼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外来宗教的交流、碰撞、融合，铸就泉州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宋元时代侨居泉州的海外蕃客，主要是来自波斯的商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对泉州的风俗产生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泉州的回族逢年过节吃“油香”的习俗、回族妇女盖头巾的习惯，以及婚丧等某些仪式都是源自波斯。？譺？訛宋元交际之时，色目人蒲寿庚叛宋投元，“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擅番舶利者三十年。”？譻？訛 元朝灭亡后，泉州仍有大量异族人“元氏失驭，而色目人据闽者，惟我泉州为最炽。部落蔓延，大肆凌暴，以涂炭我生灵。”？譼？訛尽管明朝政府试图将其编户，但他们已融入到当地社群中，“然其间有真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彼此混合居住，其习俗对泉州地域文化影响甚深。1426年，李贽叔祖李广斋愤然作《垂戒论》：“习其异俗，以棼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敦拂我彝伦，何也？”？譽？訛指出汉人与色目人在治丧、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区别，认为“色目之道，夷狄之俗也。”唯恐李氏子孙“仍袭其弊者”，特作该文“以特严戒之云尔。”？譾？訛
李广斋是李贽的三世叔祖，他对异族文化感触如此之深，缘于“今伯父为衣冠缙绅之裔，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伯父指的是林驽，他早年“航吴泛越，为泉臣商”。洪武年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譿？訛“遂习其俗，终身不革”，其子孙“犹不去其异教，因此李广斋乃不悉书之。”？讀？訛林驽的父亲林闾，亦是颇具实力的海商。他“承藉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元末，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干戈扰攘，狱讼繁兴，岁又荐饥”社会陷入动乱之中。林闾“屡散积以济之，活人者多”，尽管“戎丑虽暴，敬公之德，不敢有犯焉”，反映林家在泉州颇有影响。
李广斋由林姓改为李姓，其父亲景顺公李端“不能革其兄之异习”，遂分居改姓。然而当时“泉郡中巨族，如金、丁、马、迭、夏五大族，皆以妈氏异教，沿至十余世，犹不革者。”衣冠缙绅中信奉清真教现象较为普遍，故族谱编者质疑“叔祖何独恶其先”，认为他“大率本垂戒之意而引申之耶？”？讁？訛尽管李广斋用心良苦，但李氏子孙“习异俗者”仍然颇多。李贽祖母贞勤迭氏即是清真信徒，她年老时，每天嘱咐后人：“吾父宽方伯，迭铉之孙也，家袭清净之教。而迨其将终也，授其祖教，而嘱人以三日葬之。吾于今已老矣，朝夕不幸，葬吾礼亦当如之”，？輥？輮？訛坚持要用清真葬礼。
总之，李贽的家族与海外贸易有密切的联系，其先人通过海外贸易致富，信奉清真教，娶色目女子为妻，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尽管李氏先祖中，对域外文化有所排斥，但影响有限。明代泉州世家巨族信奉清真教较为普遍，世代沿袭。李贽祖母即是回族后裔，虔诚信奉清真教。由于海禁政策，李贽父亲李白斋未遵循家族经商传统，而以授馆为业。
二、明代海禁政策的调整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譹？訛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沿海等地设置卫所，驻兵屯守，严格禁止海外贸易，“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重法。”并禁止国内民间使用番货、番香，“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譺？訛洪武年间，此类海禁的诏令时有颁发。
明成祖继位后，沿袭旧制，当他得知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即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要求“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并”。？譻？訛尽管法令甚严，“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譼？訛加之“闽地狭窄，又无河道可通舟楫，以贸浙、两京间，惟有贩海一路是其生业。”？譽？訛明朝初期，“是时乱离新辑，人民鲜少，皆窳易活”，禁令尚能维持。随着社会秩序恢复，人口数量增多，人地矛盾凸显，私人海外贸易渐兴。沿海民众，以出海捕渔为名，造双桅尖底船与外国人开展贸易，“虽败露之后坐以大辟，然走死地如骛者，不能绝也。”？譾？訛
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民众通番已较为普遍。“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譿？訛每年“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讀？訛地方精英也参与走私贸易，据《东西洋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讁？訛至嘉靖年间“弊极矣”。面对此种状况，嘉靖帝屡颁禁海律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輥？輮？訛民众制造双桅海船也须报官拆毁，违者重罪，并派重臣到福建督查。巡海道副使柯乔“杀入贩夷人”，都御史朱纨“大严海禁，申明大辟”，？輥？輯？訛斩杀通贩李光头九十余人，使“海禁渐肃”。
海外贸易关系福建民生，“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輥？輰？訛一旦严禁，“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輥？輱？訛普通民众更是“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迫于生计，“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逺夷、乡导。”？輥？輲？訛加之朱纨被闽籍官员林希元等人控告“擅杀”，被迫自杀，使福建沿海倭寇之乱愈演愈乱。
明穆宗继位后，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輥？輳？訛的建议被采纳。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设洋市，允许商人到东西洋开展民间贸易，月港成为东南沿海唯一正式开放的港口，“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艟，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輥？輴？訛倭寇之乱亦得以暂时平息“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輥？輵？訛尽管裨益甚多，但明廷海禁政策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明廷同意月港开海，真实用意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輥？輶？訛对月港民间贸易限制颇多，“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而且主要面向漳泉商人。
明神宗登基后，海禁政策又趋于严厉：“凡有贩番诸商、告给文引者、尽行禁绝、敢有故违者、照例处以极刑。”？譹？訛万历二十二年（1594）许孚远任福建巡抚，沿海商民“纷纷告通海禁”。许氏会同廵按福建监察御史陈子贞调查后，上《疏通海禁疏》“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巳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作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譺？訛并引月港之例，陈述开海诸多益处，请求疏通海禁。围绕着海禁松弛，朝野斗争激烈。 明思宗执政期间，海禁政策又几经调整。朱由检登基后，厉行海禁，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上奏“请开漳、泉二府洋禁，以苏民困而足国用”，？譻？訛海禁有所松弛，但刘香老海乱发生后，海禁又严。后又应事中傅元中请求，松开海禁。崇祯时，海禁时松时紧，无疑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譼？訛
明代，朝廷海洋贸易政策几经调整，但限制海外贸易的根本立场并未改变，只是鉴于海外贸易关系福建等沿海地区民众生计甚大，若控制过严，势必导致社会动乱，使倭寇、海盗之乱愈演愈烈，因此明廷对海禁政策适度调适，或紧或弛，对福建沿海区域社会冲击颇深。
三、明代中期泉州社会的变迁
明代，泉州逐渐失去国际贸易港口的重要地位，其标志性事件即是市舶司的转移。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构建朝贡贸易体系，设立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譽？訛洪武二年（1370），他下令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处设立市舶司，其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譾？訛洪武七年（1374），泉州市舶司撤除。永乐元年（1403）恢复设立，并设立来远驿，招待琉球贡使。由于琉球距离福州更近，且联系更为紧密，成化十年（1474），泉州市舶司移到福州，泉州失去官方朝贡贸易港的作用，逐渐衰落。？譿？訛
明代中后期，民间海上走私兴起，参与者多为泉漳商人，但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由于泉州港地处府城，是明代海防重心所在，不利于走私贸易的开展，因此当时走私贸易多选在地形复杂，较为偏僻的港口进行。隆庆开海后，漳州月港成为唯一合法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迅速成为闽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泉州、漳州等地的物资通过向月港集聚，进而出口海外，泉州国际贸易港口的地位逐渐被月港、厦门所取代。
倭寇之乱爆发后，泉州作为传统的重要商埠，屡遭兵灾。嘉靖十年（1532），“倭自漳州掠同安历劫晋江屿头、沙塘、陈坑、石菌等处，分巡佥事万民英募永春蓬壶吕尚四等，兵至石菌与贼战，败死者五百余人。”？讀？訛泉州安溪、惠安等县均曾被倭寇攻下，官民被杀、库房遭劫，损失惨重。尤其嘉靖四十一年（1562）11月29日，与泉州毗连的兴化府城沦陷，惨遭倭寇屠城，殉难者达到万余人，泉州民众深受震动。该年，泉州除遭受倭寇入侵外，还发生瘟疫“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合户无一人存者，薰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讁？訛泉州人口大量减少：“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輥？輮？訛
战乱平息后，泉州民众仍深受影响，“嘉靖末寇乱兵兴，赋役日繁，户口日耗，而生民之苦，倍于住昔矣。其籍之存者，颇多虚数而已。”？譹？訛人口大量减少，赋役却日益繁重，泉州民众负担沉重，甚至连粮食难以自给，只能依赖海外贸易。
万历丙午年（1606）泉州旱灾，米价腾贵，私钱盛行。当地官员“减价平籴，并禁私錢”，导致“百姓嗷嗷，至于罢市“。时任泉州府经历陈懋仁建言：“泉地米少，不比米多处，可以定价。今所借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减价，商必走他郡趣厚利。泉虽多财，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听市值，俾海商闻之俱来，米既集而价未有不平者。若私钱新铸也，火色未纯，与官钱异，第缉治以私铸之辠，则官钱自复。”知府接受其建言，不久“而海米来集，其价遂平，钱亦复故。”？譺？訛可见海洋贸易对泉州民众的影响。
由于泉州“错山阻海，田不益而生聚日繁，即丰岁亦给哺于外省”，？譻？訛经济高度依赖海洋贸易，明代中期泉州土地集中并不严重，根据《泉南杂志》记载：“泉南富家，田不过五顷至十顷，极矣，为山多而巨姓繁耳。”？譼？訛当地民众“其人以业文为不赀，以舶海为恒产。”？譽？訛将相当比重的财富投资航海贸易，与他处占地百千顷的土地高度集中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倭寇之乱后，民间走私贸易更为兴盛，根据万历《泉州府志》记载：“泉四十余年来，海禁稍疏，奸民阑出。观去岁闽县董考功之疏，则闽中通倭，沿海一带皆然也。海道日熟，勾引易萌，殷鉴不远，可不虑诸。”？譾？訛
泉州官员对海外贸易持有疑虑，以对海商以“奸民”称呼，很大程度是由于海外贸易使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化。明代前期，泉州是个“俗安朴素的社会”。？譿？訛明代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倭乱的发生，泉州风气发生较大变化，在各县均有表现。惠安县明代前期：“民俗爱惜廉耻，畏法度，无敢习斗鸡、走马、蹋鞠、酣饮歌呼，及为推剽嚚讼，以扞文罔。性善弱忍事，少争讼，或不得已至讼，亦重为身家计，少得理即止，不至破产。”乡间遇到纠纷“多就其乡之公正者平之，一言得其情，辍悔而改。有不悛者，众共非责之，久之亦悔。”社会秩序良好，地方官员编纂方志时颇为自豪“以故泉七邑，唯吾邑之讼易理。衣服俭素，无丝纻文绮，至大家子弟，亦不敢服美服以见人。非有宾祭大事，不特杀鸡鹅。村落少金钱，吉凶庆吊，以布帛、牲畜、五谷相馈遗。婚娶颇计资送，唯一二大家为甚，至小民则绝不以有无多寡为厚薄疏数，盖本俗也。”？讀？訛但嘉靖之后，“迩来风俗好讼，盖闻乱后，生理未遂，人性渐浇，或摭无证之词，或举已结之牍，或窥上意，或复私仇，铢两必争，睚眦必报，一旦被逮，其丧倍寻。”？讁？訛较之原先淳朴风气，已大为改变。
崇安城从明初战乱恢复后，“承平日久，文教渐被，自是人始知学，师傅见重于世，博徒游侠不容于时，长幼尊卑有序，亲疏贵贱有伦，即啬于财者，或以贾而趋利。艰于食者，或以农而逢年，本业耕作，而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而民鲜怨咨，敦仁让，绝去嚣争，事悃惮不为文饰，丝纻鲜于官家，牲杀仅行于宾席，婚配必求相称，虑非其偶，装送不敢相高，羞其不衷，生事葬祭，动遵礼法，有太古遗风，熙朝雅意焉。”然而此种风气，在明代中后期亦发生改变，据著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崇武所城志》记载：“近数十年来，士习民心渐失其初，虽家诗书而户礼乐，然趋富贵而厌贫贱。喜告讦，则借势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辨，礼逾于僭，皆无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灾逮。反唇反目，不忘夫姑之亲，同胞同乳，敢割兄弟之好，富无子，则育他人子，族无闲言。多女则溺所生女，母无难色。富室丧服，召宾务快生者之醉饱。贫儿藉贷，依样宁薄死者之棺衾。病不服药而一听于神，谓神道，胜于医道，葬不以期而停柩卜地，谓天理不如地理。甚有猖狂自恣，明言礼不为我辈设，卑污向人，借口执鞭亦可为。波流萎靡，恬不为怪。”较之明初伦理有序的社会，诉讼增加、崇尚奢华、纲常混乱，颇有礼崩乐坏的景象，甚至巫术风水信仰盛行。著者感叹“夫民有待而兴礼乐，以俟君子。”？譹？訛寄希望通过君子、士人的教化而扭转奢靡之风。 安溪地处泉州内陆山区，农业相对发达，“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以有其利；至于书计，亦且仰于外人。”虽然有种植经济作物“渔盐橘果之利，转贩自外而至，利射一倍，兹并狃于慵逸矣。”尽管较之泉州沿海地区，安溪相对闭塞，但“冠婚之仪，多循泉俗，衣履习尚，亦随而变。”明代中后期，其民风亦变，明代“初时颛尚质啬，故民殷而耻逋负。”嘉靖年间“迩则侈美相高，用度糜费，民间稍益匮乏。坊市中尤事花鸟，击筑、弹筝之声，达于消夜，浸失朴笃之风，识者病之。？譺？訛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变化，在江浙、直隶等多地均有呈现。？譻？訛徐泓教授亦指出：“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开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譼？訛较之其他地方，泉州作为沿海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受海外贸易影响更深，其社会变迁更为剧烈，涉及领域更多。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风气变化与社会财富多寡不存必然的因果关系，如万历《泉州府志》记载：“近年以来，生齿日繁，山穷于樵采，泽竭于罟网，仰哺海艘，犹呼庚癸，非家给人足之时。”其经济已主要依赖外界输入，民众生活水平已不如昔，然而“顾物力甚诎，而用度益奢，饮食张具，恣所好美，储无甔石，衣必绮纨，非然者以为僇辱。下至牛医马佣之卑贱，唐巾、晋巾、纱帽巾，浅红深紫之服，炫然摇曳于都市。”？譽？訛社会资源枯竭，奢靡之风如旧，未因经济消长而有所改变。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人口流动的增加，里甲等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日渐崩溃，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儒家伦理体系影响力亦随之削弱。
四、泉州地域社会对李贽思想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泉州社会急剧变迁，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泉州丧失国际贸易港口的地位，地方民生大受影响，水灾、瘟疫频繁发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开展，泉州经济日益商品化，人口流动频繁，世道浇漓。李贽深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塑造其独特的思想，故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这在他著述中《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均有体现。
（1）李贽思想的重商性。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重农抑商，商人受到种种压制。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令农民之家，许穿纳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譾？訛商人还需承担各种徭役赋税，政治地位低下。对此，李贽为商人鸣不平：“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譿？訛廖廖数语，勾勒商人为商不易，他们社会所做贡献远高于其获利，不应受到歧视。李贽家族世居泉州，且家族有多人经商，故熟谙商情，了解其对地方民生的重要，尤其在海禁政策，泉州海商为通番谋生，免遭官府缉捕，只有结交“卿大夫”。李贽此语，可谓是当时泉州官商关系的真实写照。
李贽的义利观亦体现其重商理念，他肯定私欲存在的必然性：“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②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也。”人际交往应遵循市场法则，利益是人际交往的根本所在：“夫既为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离病之，则其交也不过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譹？訛泉州是近世以来较为典型的商业型城市，重商氛围浓厚，商业伦理渗透到地方民风。李贽生于斯、长于斯，深受家乡商业文化的熏陶，故能够为商人利益大声疾呼。
（2）李贽思想的多元性。李贽从小即不受传统思想束缚，“余自幼倔犟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譺？訛对孔子等人物加以批判，将士大夫奉为奉为圭臬的《论语》斥为“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以为出自圣人之口也。”？譻？訛否定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嘉靖帝对朱熹颇为推崇，曾颁旨：“朕历览近代诸儒，唯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譼？訛然而李贽自幼对程朱理学不以为然：“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譽？訛并质疑朱熹学说是否有助于家国：“吾意先生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顷，危而安，弱而强，幼学壮行，正其时矣。乃曾不闻嘉谋嘉猷人告尔后，而直以内侍为言。是为当务之急与？或者圣人正心诚意之学，直为内侍一身而设，顾不在乎夷狄、中国之强弱也？则又何贵于正心诚意为也？”？譾？訛批判其虚伪无用，难以真正对国家有所帮助。
李贽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得益于泉州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文化交流、接触中心，其文化具有海洋经验与海洋性性格，能够兼容并蓄，是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基本范式。？譿？訛如此包容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李贽摆脱传统理念束缚，探索新知，使他有个较为良好的成长环境，不为世俗所泯滅。
（3）李贽思想的抗争性。李贽认为只有冲破世俗束缚，敢于破旧立新者，才是真正有用之才，如其所言“盖论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讀？訛他以“狂狷”自命，提出“天子庶人一是无别”。？讁？訛不愿屈服于世俗，以中庸之道处世，故不见容于保守僵化的官场，“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輥？輮？訛担任员外郎期间，李贽“不得尚书谢、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触，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予安得免触耶？”？輥？輯？訛在历任长官中，李贽“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有名 而我之触益甚也。”？輥？輰？訛尚书赵指的是赵锦，是当时有名的道学家，李贽素以反道统著称，不愿屈服，故两人颇有分歧。为逃避庸俗的官场，李贽辞官归隐，客居异乡，落发为僧，被官员攻讦入狱后，不愿屈服而自杀。李贽的抗争精神，颇能体现其故乡人文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恶劣，泉州民众敢于冒险犯禁，蹈海为生，富有斗争拼搏精神，能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海外谋生创业，开创新领地。 （4）李贄思想的自由性。他反对各类礼教束缚，主张能童心最珍贵，“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譹？訛与“去人欲、存天理”的程朱道统形成鲜明对比。他希望官府能够减少对社会经济干预，“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譺？訛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譻？訛李贽自由主义思想与其家乡泉州的社会变迁颇为契合。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得益于宽松的政策，海外贸易兴起。尤其在宋代，“海外贸易以民间海商作为主要力量。“？譼？訛然而到明代，朝廷历行海禁政策，不仅对泉州经济影响颇深，更衍生倭寇之乱。废弛海禁，自由开展贸易，成为明代中期泉州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请求。李贽对此有强烈感受，更亲自参加抗倭战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泉州，李贽恰逢丁忧，回乡守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譽？訛他希望官府减少对经济的干涉，在相当程度是对家乡社会的深刻观察，长期磨砺的结果。
泉州作为传统的国际性商港，商业氛围浓重，在明廷实行海禁的背景下，泉州民众仍蹈海谋生，铸就冒险、务实、多元的海洋人文特性。李贽在如此环境下成长，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及民间生活的历练，使得他自幼就敢于质疑权威，崇尚自由，反对等级制度，为商人阶层呼声，认为商业伦理有其正当性，主张国家较少对社会经济的干预。
五、结 语
宋元时期，泉州是国际性商港，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地，色目人数量众多，颇有社会地位。明代建立后，朱元璋“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譾？訛由于海禁政策的推行，泉州在朝贡贸易体系位下降。明代中后期，泉州成为民间海外贸易的重要中心，社会变迁尤为剧烈。海外贸易兴起，人口流动频繁，推动地方商品经济发展，冲击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结构，导致各种“乱序”现象发生，社会风气日渐奢靡，人际交往的功利化。植耕于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与教化体系亦随之失效，加之倭寇之乱蔓延，瘟疫、天灾接踵而至，更加速社会无序化，重塑地方权力结构。
李贽祖辈多人到海外经商，习伊斯兰教、娶色目人为妻。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有助于李贽开拓视野，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明代中后期泉州，深受官府的海禁政策束缚，解除海禁，成为地方各阶层的共同心声，对李贽自由思想孕育不无影响。明代中后期，泉州城市经济商业化，商人阶层的崛起，商业文化的盛行，使李贽能够重视商业的价值，崇尚功利性的社会伦理，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无用，追求实用与人性率真。就某种程度而言，李贽能够超越时代局限性，成为思想先驱，得益于泉州在海外贸易的地位，使他能够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体验时代变迁之剧烈，对人性等方面作出深刻的思索。
李贽思想在晚明引起强烈反响，在于其反映时代变化。“晚明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譹？訛在海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变迁剧烈，大批美洲白银从闽南流入中国，加速中国赋役制度制度变革，一条鞭法的实施“反映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划地为牢’、与百姓亲身应役的安排密切关联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譺？訛李贽思想代表此种新兴的社会潮流，具有鲜明的自由、率真、民主、实用等特征。但由于中国经济形态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植耕于农业经济的儒家伦理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帝制王朝仍对社会有很强的控制力，注定李贽思想在很长时期被视为异端邪说，其著作被禁毁。李贽的悲剧，在某种程度反映海洋商业文化与内陆农耕文化的碰撞，社会思潮的交锋。
地域社会环境对人物的思想形成有巨大影响，考察历史人物，应将其言行放在其所生活的地域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其人生经历，探讨其思想形成脉络。尤其是人物的家乡社会更是对其影响深刻。就李贽而言，其成长于泉州，孕育了其思想的独特性。游宦于两京、云南，与泰州学派学人的交游，促进其思想的成熟，著书立说于麻城，使思想影响扩大。研究者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注重时空演化，能更好地解读历史人物的独特性。
（责任编辑：吴树生）
The Regional Investigation of Li Zhi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ocial Change of Quan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Xu Wenbin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of Li Zhi'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pointed out that Quanzhou has？been？a？meeting？place？of？multi-culturalfeatures？As an important Chinese port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s，Li Zhi's philosophy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s tragedy reflects to some extent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marine commercial culture and the inland farming culture.
Key word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 Zhi； The Maritime Silk Ro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