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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亡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在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沈从文的作品中均大量出现。通过具象分析两位作家创作中具代表性的死亡图景，从而对死亡主题书写的背后本质进行探源，对比分析两位作家对死亡主题的消解与建构心态。
关键词：阿娜·阿赫玛托娃；沈从文；死亡主题；消解；重构
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沈从文都是蜚声海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两位作家尽管身处不同国度，却执笔于个人遭际而后自觉地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进行审视思考。本文以两位作家创作的时间为轴，具象分析作品中的死亡图景，从而对死亡主题书写的本质脉络进行探源，对比分析两位作家对死亡主题的消解与建构心态，以期对当代生命价值意识有所启发。
谈及死亡人们总是讳莫如深，死亡被视为生命的终点，人们因死亡变得惊惶而惴惴不安，处于无法放开来的状态。这其实是对死亡缺乏辩证思考的表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存在。
一、惊惧——静候——接纳中的死亡消解
爱情、战争和死亡构成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篇中，不论是从早期的“室内抒情”阶段还是到后期的“大型建筑式构建”阶段，她都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尽管两个阶段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诗风，但“死亡”却是作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
《最后一次相见》（1911）是安娜·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代表作之一，沉郁哀婉奠定了这首诗的主调，惊慌失措的举动透露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泛黄枯萎的秋枫、晦暗破败的楼房、飘忽不定的烛影……种种意象无不昭示着情感生活濒临终点，她借诗歌中的意象呼喊内心的不平“跟我一起死去！”“让我们一起归天！”，激烈的独白是内心冲突的写照，此时作家对爱情“死亡”呈现出惊惶、愤怒、无望的情绪。
作家对“死亡”的刻画还表现在对色彩的冲突对照以及周遭景物的渲染方面，通篇不言悲却成伤。如：《你怎么能眺望涅瓦河》（1914），随着一战爆发，作家已预感到这片净土必定受到染指，死亡的气息大片铺展开来，审判终将到来。天使的翅膀是与平素的“白”截然相反的“黑”，且带着“锋利”的冷酷，“深红”的昏暗配色预示着杀戮导致的血腥场景，寒冬的凛冽与肃杀同战争一样令人心怯，这里所表现的是对死亡的预知与静候。
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焦点也转向战场。在诗作《北方哀歌》（1945）（第一歌节选）中，当民众和政坛为卫国战争的胜利而皆大欢喜时，她着笔于战后的反思，洞察到战争中根本不存在胜利的一方，交锋之后总是伴着死亡的生灵涂炭，鲜血的恶臭充斥着战后的家园。然而这一切无从逃避，身处动荡的战争年代，人们只得去迎接既成的现实。“庆典”一词表达了作者想挣而不可脱之后的接纳，接纳的对象不仅是战争，还有战争导致的大面积的死亡。作者同时点出，手划十字方可从这原始的混乱中挣出，也暗含着安娜·阿赫玛托娃试图以基督的宗教信仰对死亡进行消解。
二、乐死——皈依——新生中的死亡建构
死亡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对生命意识的重返和回归，作家在创作中对死亡主题的书写和阐发是对死亡的个人审美体验和艺术形式上独特的张力表现。在社会的战乱和黑暗中，沈从文饱览悲惨的死亡景象，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普遍充溢着浓厚的死亡意识，但背后其传达的却是湘西地域对自然灵长的原生态理念的重构与颂扬。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多以悲剧凸显创作中的死亡主题，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大都难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结局，爱情通常与死亡相伴。如192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男女主人公渴望生时享受的愉悦，但他们也不畏惧死后的归处，在爱情的追求方面，俩人一致地表现出乐死的心态。
1934年的成名作《边城》，在死亡主题的书写方面无疑更显成熟。“水”是沈从文笔下创作的常见意象之一，他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同天保一般命丧于水，翠翠依旧在水边等待傩送，这暗含着水的生生不息之意，逝者已去，生者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带着兄长的祝福从远方渡水而来，这不仅是长子天保死后与自然的契合，对次子傩送的等待更是死亡隐喻下的生机与希望。
后期，沈从文转向了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再现人性异化的悲哀，对死亡书写不再是单一的态度，而是辩证地加以思索。他以筆下人物的内心活动提出对生命价值的质询，对死亡意识的判断也在质询中抽丝剥茧般得以层层铺展，1936年创作的《自杀》便是如此。文中指出“为了怕生而去死的人很多，这种人近于懦”，“为了想生于别人印象里而死的人也很多，这种人却近于贪。”那么于刘教授而言，贪生不怕死的自己的下意识心理活动，从社会价值判断上道德与否，他想结束这种无味的平淡，试图从鲜活的生命中重拾对生活的热情，他渴望精神世界的新生，然而这与普世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左，遂因此而痛苦疲累。
由此可见，在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沈从文的创作中尽管都出现大篇幅关于死亡主题的书写，但两位作家对死亡意识的认知心态是有差异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创作早期对爱情的死亡是持惊慌无措、愤怒排斥的情绪。随着战火的蔓延，她逐渐意识到死亡是现存世界的一部分，炽热的感情、鲜活的生命都不能够永葆长青，纵然哀伤，但此时的她开始正视接纳现实中的死亡。创作后期，作家历经的道道坎坷与她所处的满目疮痍的国家现实，令安娜·阿赫玛托娃开始对死亡进行消解，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基督教的信仰上，对苦难厄运的承受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救赎也鼓舞着俄罗斯人们摆脱空虚，积极开始全新的战后生活。
沈从文对死亡的书写则以悲剧起笔，主人公甘心赴死而追寻心中的爱情与自由，但此阶段的人物塑造多呈扁平化，乐于赴死却不知死的含义，可谓“死的糊涂”。随后创作中，对死亡的阐发不仅仅表现在死者身上，他更关注生者对死亡的认知，借死亡意象表述生死循环往复的特点。而转向都市题材的创作后，沈从文对死亡主题的书写中又蕴含着“重构”的意味，作品中不再频繁出现肉体的死亡，更多地是描绘精神生命的消亡，刻画都市人性的扭曲，意在重拾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从而达到对民族魂的重构。
文学作品中死亡主题所带来的快感和痛感，形成的是一种“悲欢混合”的美学倾向。基于此，读者才会在作品传世的百年后仍能得到充实的阅读体验，这不单单是驻足于文学大师语言的魅力、艺术的形式，而是随作家一同去关注人性、追寻生命的本质及价值实现等本源问题。
参考文献：
[1]辛守魁.20世纪文学泰斗阿赫玛托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汪剑钊.安娜·阿赫玛托娃与她的诗歌.光明日报.2014
[4]刘艳萍.“献给逝者的花环”──安娜·阿赫玛托娃与萧红创作的死亡主题.山东社会科学.2012（7）
关键词：阿娜·阿赫玛托娃；沈从文；死亡主题；消解；重构
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沈从文都是蜚声海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两位作家尽管身处不同国度，却执笔于个人遭际而后自觉地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进行审视思考。本文以两位作家创作的时间为轴，具象分析作品中的死亡图景，从而对死亡主题书写的本质脉络进行探源，对比分析两位作家对死亡主题的消解与建构心态，以期对当代生命价值意识有所启发。
谈及死亡人们总是讳莫如深，死亡被视为生命的终点，人们因死亡变得惊惶而惴惴不安，处于无法放开来的状态。这其实是对死亡缺乏辩证思考的表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存在。
一、惊惧——静候——接纳中的死亡消解
爱情、战争和死亡构成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篇中，不论是从早期的“室内抒情”阶段还是到后期的“大型建筑式构建”阶段，她都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尽管两个阶段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诗风，但“死亡”却是作家创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
《最后一次相见》（1911）是安娜·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代表作之一，沉郁哀婉奠定了这首诗的主调，惊慌失措的举动透露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泛黄枯萎的秋枫、晦暗破败的楼房、飘忽不定的烛影……种种意象无不昭示着情感生活濒临终点，她借诗歌中的意象呼喊内心的不平“跟我一起死去！”“让我们一起归天！”，激烈的独白是内心冲突的写照，此时作家对爱情“死亡”呈现出惊惶、愤怒、无望的情绪。
作家对“死亡”的刻画还表现在对色彩的冲突对照以及周遭景物的渲染方面，通篇不言悲却成伤。如：《你怎么能眺望涅瓦河》（1914），随着一战爆发，作家已预感到这片净土必定受到染指，死亡的气息大片铺展开来，审判终将到来。天使的翅膀是与平素的“白”截然相反的“黑”，且带着“锋利”的冷酷，“深红”的昏暗配色预示着杀戮导致的血腥场景，寒冬的凛冽与肃杀同战争一样令人心怯，这里所表现的是对死亡的预知与静候。
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焦点也转向战场。在诗作《北方哀歌》（1945）（第一歌节选）中，当民众和政坛为卫国战争的胜利而皆大欢喜时，她着笔于战后的反思，洞察到战争中根本不存在胜利的一方，交锋之后总是伴着死亡的生灵涂炭，鲜血的恶臭充斥着战后的家园。然而这一切无从逃避，身处动荡的战争年代，人们只得去迎接既成的现实。“庆典”一词表达了作者想挣而不可脱之后的接纳，接纳的对象不仅是战争，还有战争导致的大面积的死亡。作者同时点出，手划十字方可从这原始的混乱中挣出，也暗含着安娜·阿赫玛托娃试图以基督的宗教信仰对死亡进行消解。
二、乐死——皈依——新生中的死亡建构
死亡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对生命意识的重返和回归，作家在创作中对死亡主题的书写和阐发是对死亡的个人审美体验和艺术形式上独特的张力表现。在社会的战乱和黑暗中，沈从文饱览悲惨的死亡景象，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普遍充溢着浓厚的死亡意识，但背后其传达的却是湘西地域对自然灵长的原生态理念的重构与颂扬。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多以悲剧凸显创作中的死亡主题，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大都难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结局，爱情通常与死亡相伴。如192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男女主人公渴望生时享受的愉悦，但他们也不畏惧死后的归处，在爱情的追求方面，俩人一致地表现出乐死的心态。
1934年的成名作《边城》，在死亡主题的书写方面无疑更显成熟。“水”是沈从文笔下创作的常见意象之一，他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同天保一般命丧于水，翠翠依旧在水边等待傩送，这暗含着水的生生不息之意，逝者已去，生者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带着兄长的祝福从远方渡水而来，这不仅是长子天保死后与自然的契合，对次子傩送的等待更是死亡隐喻下的生机与希望。
后期，沈从文转向了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再现人性异化的悲哀，对死亡书写不再是单一的态度，而是辩证地加以思索。他以筆下人物的内心活动提出对生命价值的质询，对死亡意识的判断也在质询中抽丝剥茧般得以层层铺展，1936年创作的《自杀》便是如此。文中指出“为了怕生而去死的人很多，这种人近于懦”，“为了想生于别人印象里而死的人也很多，这种人却近于贪。”那么于刘教授而言，贪生不怕死的自己的下意识心理活动，从社会价值判断上道德与否，他想结束这种无味的平淡，试图从鲜活的生命中重拾对生活的热情，他渴望精神世界的新生，然而这与普世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左，遂因此而痛苦疲累。
由此可见，在安娜·阿赫玛托娃与沈从文的创作中尽管都出现大篇幅关于死亡主题的书写，但两位作家对死亡意识的认知心态是有差异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创作早期对爱情的死亡是持惊慌无措、愤怒排斥的情绪。随着战火的蔓延，她逐渐意识到死亡是现存世界的一部分，炽热的感情、鲜活的生命都不能够永葆长青，纵然哀伤，但此时的她开始正视接纳现实中的死亡。创作后期，作家历经的道道坎坷与她所处的满目疮痍的国家现实，令安娜·阿赫玛托娃开始对死亡进行消解，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基督教的信仰上，对苦难厄运的承受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救赎也鼓舞着俄罗斯人们摆脱空虚，积极开始全新的战后生活。
沈从文对死亡的书写则以悲剧起笔，主人公甘心赴死而追寻心中的爱情与自由，但此阶段的人物塑造多呈扁平化，乐于赴死却不知死的含义，可谓“死的糊涂”。随后创作中，对死亡的阐发不仅仅表现在死者身上，他更关注生者对死亡的认知，借死亡意象表述生死循环往复的特点。而转向都市题材的创作后，沈从文对死亡主题的书写中又蕴含着“重构”的意味，作品中不再频繁出现肉体的死亡，更多地是描绘精神生命的消亡，刻画都市人性的扭曲，意在重拾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寻从而达到对民族魂的重构。
文学作品中死亡主题所带来的快感和痛感，形成的是一种“悲欢混合”的美学倾向。基于此，读者才会在作品传世的百年后仍能得到充实的阅读体验，这不单单是驻足于文学大师语言的魅力、艺术的形式，而是随作家一同去关注人性、追寻生命的本质及价值实现等本源问题。
参考文献：
[1]辛守魁.20世纪文学泰斗阿赫玛托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汪剑钊.安娜·阿赫玛托娃与她的诗歌.光明日报.2014
[4]刘艳萍.“献给逝者的花环”──安娜·阿赫玛托娃与萧红创作的死亡主题.山东社会科学.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