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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自隋至清，各王朝开设科目进行考试，以此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是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它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考试不仅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是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以后，“进士科”成为科举制度中的唯一科目。入明以后的“进士”系学子经过童试（县、府、院）、乡试（省）、会试（全国）中式后，再参加殿试（或称廷试）并通过传胪（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而获得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学位，即“进士”必须经过殿试（或称廷试）及传胪才能取得。必须强调的是，有的举子虽经过殿试取得好名次，但未通过传胪也得不到进士称号。如清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武举考试，徐开业、梅万青已获取一甲第一、三名，即状元、探花，因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秦钟英被推升为状元。
明清两朝都设立有“进士题名碑”，是在殿试揭晓后（大金榜是钤盖上“皇帝之宝”玺印后张挂于东长安门外长安街；小金榜于传胪日由奏事处进呈供皇帝御览后，交大内存档。现存的大小金榜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礼部具题，工部给银，交国子监立石题名，石上镌刻有（与大、小金榜一样的）进士姓名及甲第和籍贯（含省、府、县三级）。这些“进士题名碑”全部立于北京国子监左侧孔庙大成门外。所以“进士题名碑”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好的历史物证，“进士题名碑录”则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有力的历史文献。
一、富顺明朝文科进士总数说
富顺学子在明朝（1368年—1644年）期间考中文科进士有多少人呢？《富顺文庙》（2004年王孝谦主编）说有138人，宋育仁主编《富顺县志》（1931年版，以下简称《宋志》）说有132人，《四川通志》（1816年常明主编）说有107人，《叙州府志》（1896年王麟祥主编）说有132人。现有人说“仅此一朝中进士139人，其中有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徐玉才：《岁月倾城》），还有人说“在明……全县就有134人，占四川进士总名客的1/10左右，居全省之冠。特别是……万历十五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高仁斌：《富顺：另一种阅读方式》）。而2008年 7月于网上所传《明代富顺进士考证》说只有100名。100个与130几个，相差30多个，差距为何这么大？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最初将其录入《富顺县志》者，缺乏必要的考证，或疏于考证，把不是进士的人当成进士写入了县志，后来者照前志再录；二是写志者对“进士”概念不清，把不能认做“进士”的当成了进士；三是把“户籍在外地，而原籍（或祖籍）在富顺”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四是把外地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
把不是进士当成进士的，在《宋志》中有：李万、彭昂、陈诏、李传、王子方、范懋和、周辰凤、杨春宇、郭庆年、张应泰、陈常、钱承扩，共12人。这12人既在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年〕进士，国子监祭酒〔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所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一书中找不到，就是在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一书上也找不到。
把不应认做进士的当成进士的有范岷汇。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及博士研究生邱进春合写的《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一文中有“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未廷试卒”，还有“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份依然还是举人”。可见，范岷汇还不能算做进士。（会试中式者称贡士，会试后有一个月左右时间才殿试，这期间，有的因丁忧〔父或母亡故〕或自身生病〔或死亡〕而不能参加殿试，上面说的范岷汇就是一例。）不知前面说的12人中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自然不能算做进士。
户籍在外地，而原籍（或祖籍）在富顺的（即外籍富顺人）进士，不能再算做富顺进士。四川人口在历史上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大变化，如元末明初的第三次移民入川，大量的湖北人移民四川；明末清初的第四次移民入川，有湖广（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陕西、甘肃、山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入川，由于以湖广人最多，史上叫做“湖广填四川”。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是清代以后移民的子孙，少部分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元代以前的土著乃是凤毛麟角。那些从外地（比如湖广）移民到四川（或富顺）的人，其原籍（或祖籍）在外地，他们的子孙考中进士，是算做四川（或富顺）的还是算做外地（比如湖广）的呢？显然应该算做四川（或富顺）的，而不能再算做外地（比如湖广）的了。又如吴于诗，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是富顺籍荣县人，则只能算成富顺的进士，而不能算成荣县的进士。同此道理，那些外籍富顺人考中进士，就只能算做外籍地的进士，不能再算做富顺的进士。就说隆昌吧，按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八章四川布政司”讲“隆昌县：隆庆元年（1567年）析富顺、荣昌二县及泸州于富顺县隆桥马驿置隆昌县，来属叙州府”，而据隆昌县人民政府招商局“历史沿革”中称：“隆庆元年（1567年）析泸县2里，荣县4里，富顺14里，置隆昌县，以隆桥驿为城址。”（1985年苏铁生主编《富顺县志》：“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划出县东百里之隆桥马驿为中心的14里之地，以代寺以东之烂泥桥为界设置隆昌县。”这里的时间有误，应为隆庆元年〔1567年〕，而不是隆庆四年。）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研究所教授江庆柏在《清朝进士题名录》的“文献概述”中讲：“明清科举考试有墨卷、朱卷。考试者墨笔写的试卷称为墨卷，由专人用朱笔誊录的试卷称为朱卷。朱卷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考生履历、科份页、考生文章。考生履历通常又由三部分内容构成：考生个人情况、考生家庭家族情况、考生师承情况。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日时辰、籍贯。朱卷履历都是由考生自己填写的，所以资料价值很高。”考生自己填写的籍贯是不会乱写的，1567年后由富顺划出到隆昌的考生，其籍贯自然会填写隆昌。在《碑》和《索》中都能查到的郭元柱、江应祯、钱承恩、刘时俊、郭继开、钱梦曾都是1577年后的进士，已是隆昌籍了，不能再算做富顺的进士。《碑》《索》中的陈珊、陈扬产（贵州铜仁籍富顺人），张堪（陕西褒城籍富顺人），伍文焕（宜宾籍富顺人），刘潜（荣昌籍富顺人）也都不能再算做富顺籍进士了。 把外地进士当成富顺进士的有：李尚、陈辅、梁本茂、周惠、刘芹、宗敬一、尹从教、尹从淑、徐岱、陈嘉谟、胡克开、彭参、李傅、刘尧珍，共14人，如下表：
李尚，1448年，正统十三年/3/40；《索》1332页、《碑》228页：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民籍。
陈辅，1490年，弘治三年/3/184；《索》2153页、《碑》447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梁本茂，1514年，正德九年/2/30；《索》1113页、《碑》566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周惠，1517年，正德十二年/3/182；《索》2223页、《碑》602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刘芹，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46；《索》2019页、《碑》769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宗敬一，1631年，崇祯四年/3/159；《索》1009页、《碑》1276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尹从教，1580年，万历八年/3/185；《索》615页、《碑》602页：四川叙南卫官籍叙州府宜宾县人。
尹从淑，1586年，万历十四年/3/79；《索》615页、《碑》1010页：四川叙南卫官籍宜宾县人。
徐岱，1517年，正德十二年/3/43；《索》961页、《碑》595页：四川嘉定州威远县灶籍。
陈嘉谟，1472年，成化八年/3/139；《索》2138页、《碑》346页：四川重庆府巴县民籍。
胡克开，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3/153；《索》1739页、《碑》1177页：四川叙州府南溪县民籍。
彭参，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3/153；《索》1364页、《碑》1200页：四川叙州府南溪县民籍。
李傅，1499年，弘治十二年/2/79；《索》1237页、《碑》447页：四川叙南卫官籍。
刘尧珍，1640年，崇祯十三年/3/60；《索》2013页、《碑》1276页：四川镇雄军籍。
上面“//”两斜线左、中、右的数字代表进士参考的科年、取得的甲第、名次，《碑》《索》后的数字是进士名字在《碑》《索》中的页码数。
鉴于前面几种说法差距太大，到底那个说法才对呢？于是，笔者先查阅了李周望编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得出真正属于富顺的明朝进士只有100个，与《明代富顺进士考证》结论一样。之后，笔者又查阅了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把全川在明朝中进士的名字摘录出来，再一个一个州、县地汇总，才把全川及各州、县的进士名额得出来：全川在明朝有文科进士1377+17个，各州、县的进士名额见《明朝四川各州县文科进士名额分布表》。“1377+17”中的“17”是指《碑》《索》中的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263人中四川有17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的《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恩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十三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本文经考证得出大明一朝全国有进士24595人（不含崇祯特赐用263人）。
这样，有明一代四川进士1377人，占全国进士24595人的1/18.9；富顺进士100人，占全川进士1377人的1/13.77。如把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263名也算进士，则全国有24858名，四川有1394名，四川占全国1/17.8，富顺100名也占全省1394名的1/13.9。这样来看，说富顺进士人数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1/10，当有误。
明朝四川各州县文科进士名额分布表
州县 人数 名次
内江县 106+1 1
富顺县 100 2
巴县 91+1 3
南充县 73 4
泸州 46+2 5
宜宾县 37 6
合州 35 7
铜梁县 33 8
江津县 27 9
遂宁县 27 9
长寿县 26+1 10
眉州 25 11
涪州 24 12
潼川州 24 12
嘉州 24 12
华阳县 21 13
绵州 20+1 14
资县 18 15
广安州 17 16
西充县 15 17
汉州 14 18
成都县 14 18
南溪县 14 18
阆中县 14 18
井研县 13+1 19
达州 13 20
安岳县 13 20
忠州 13 20
仁寿县 12 21
荣昌县 11+1 22
温江县 11+1 22
永川县 11 23
岳池县 11 23
崇州 11 23
新都县 10 24
合江县 9 25
青神县 9 25
荣县 9 25
垫江县 9 25
州县 人数 名次
蓬溪县 8+1 26
双流县 8 27
邛州 8 27
夹江县 8 27 渠县 8 27
隆昌县 8 27
大竹县 7 28
邻水县 7 28
定远县 7 28
洪雅县 7 28
南部县 7 28
剑州 7 28
射洪县 7 28
资阳县 6+2 29
安居县 6+1 30
彭县 6+1 30
长宁县 6 31
梁山县 6 31
什邡县 5 32
大足县 5 32
巫山县 5 32
金堂县 5 32
犍为县 5 32
绵竹县 4+1 33
营山县 4+1 33
万县 4 34
丰都县 4 34
中江县 4 34
江安县 4 34
苍溪县 4 34
通江县 4 34
新宁县 4 34
新津县 4 34
新繁县 4 34
简州 4 34
綦江县 4 34
大邑县 3 35
云阳县 3 35
江油县 3 35
州县 人数 名次
威远县 3 35
峨眉县 3 35
梓潼县 3 35
彭山县 3 35
蓬州县 3 35
雅州 3 35
筠连县 3 35
夔州 3 35
东乡县 2 36
庆符县 2 36
安县 2 36
名山县 2 36
罗江县 2 36
珙县 2 36
蒲江县 2 36
德阳县 2 36
大宁县 1 37
开县 1 37
丹棱县 1 37
巴州 1 37
仪陇县 1 37
乐至县 1 37
汉川州 1 37
纳溪县 1 37
南江县 1 37
屏山县 1 37
盐亭县 1 37
崇宁县 1 37
镇雄县 1 37
灌县 1 37
成都卫 45
叙南卫 10
重庆卫 6
泸州卫 3
千户所 11
仪卫司 9
各卫司 16
合计 1377+17
上表中，“千户所”指广安、忠州、保宁、灌县千户所；“各卫司”指宁川、合州、利州、茂州、松潘卫及四川护卫、四川直部、汉州军；平夷长官司、泥溪长官司、永宁宣抚司、龙州宣抚司、马湖木川司。（军卫不排名）
有人说富顺明朝进士“居全省之冠”，仅“万历十五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这种说法也不确切。从《明朝四川各州县进士名额分布表》可见，内江在明朝有进士106人，比富顺多6人，怎么就富顺成了“居全省之冠”了呢？笔考从《碑》《索》中检出富顺在明朝的文科进士名录，发现万历十五年，富顺进士只有33人，不是50人。这说明《宋志》记载明万历有50名进士是有误的。
坊间说“富顺才子内江官”，看来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在科举时代，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即“指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做官。在科举时代，是指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成绩卓异，才能求得一官半职。”（《汉语成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学子考上进士，可说是学而优了。在明清时代，只要是举人就可当知县（县长）了，如两任富顺知县的段玉裁，是江南大儒，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享有盛名，还主编了很有影响力的《富顺县志》（史称《段志》），而其本人就是江苏金坛举人。又如康熙六年（1667年）任富顺知县的金肖孙是顺治三年（1646年）的举子，等等。是进士，就更能做官了。内江在明朝有106个进士，比富顺多6个，以进士做官的就比富顺的多；富顺虽然进士比内江少6个，但有“景泰十才子”的晏铎和“嘉靖八才子”的熊过，而内江并无有“才子”称号的进士，故而才有“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
还有关于“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的说法，也不对。从笔者检索出的富顺明朝文科进士名录看，姓范的进士有范珠、范以作、范、范钫、范鉁五个，且从《碑》和《索》中知范钫、范鉁是富顺籍湖广麻城人，他们就算是一门吧，也只有五进士，并非“七进士”；而熊姓一门却有六进士：熊迟、熊过、熊迥、熊师旦、熊江、熊胤震，并非“五进士”；李氏一门也非“四进士”，而是五进士：李本、李凤、李方至、李长春、李胤祥。据《宋志》，李凤是李本的孙子，李方至是李凤的儿子，李长春是李方至的儿子，李胤祥是李长春的儿子，这才是至亲的一门六代五进士。
有明一朝共进行过89次文科考试，产生了89个第一名（状元）、89个第二名（榜眼）、89个第三名（探花）、89个第四名（即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四川省在明朝只出了一个状元，即在只有10名进士的新都县，于正德六年出的杨慎；出了三个榜眼，有2个在只有6名进士的长宁县，即正统十年的周洪谟和天顺四年的李永通，另一个是在有91名进士的巴县，即成化二十三年的刘春；还出了2个探花，一个在有27名进士的遂宁，是嘉靖八年的杨名，别一个在只有2名进士的罗江县，是嘉靖十一年的高节；另外还出了3个传胪，一个在有25名进士的眉州，即正统十三年的万安，一个在只有7个进士的剑州，即万历三十八年的朱綵，还有一个在有100名进士的富顺县，即隆庆二年的李长春。此外，还有3个二甲第二名，即天顺八年富顺的刘恒、有35名进士的成化二十三年合州的王玺、有106名进士的嘉靖十四年内江的赵贞吉。 二、富顺清朝文科进士总数说
富顺县在清朝有多少个文科进士？《宋志》《富顺文庙》都说有30个，而2007年4月于网上所传《富顺清代进士考证》却说只有20个。说法不一，那到底是多少呢？笔者查阅了江庆柏编的《清朝进士题名录》（简称《题》）和由朱保炯及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简称《索》），将全川在清朝的文科进士进行了摘录，并分别将各州县的进士进行了统计，结果得出全川在清朝的文科进士只有748名，富顺县在清朝的文科进士只有19名的结论。
《宋志》《富顺文庙》（按《宋志》转录）记的富顺清文科进士30名中，有9名是外地进士，在《题》《索》中都说得很清楚，《宋志》记录有误，如下表：
朱偓，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2/18；《索》773页、《题》653页：四川叙州府兴文县人。
朱坚，1829年，道光九年/3/94；《索》792页、《题》861页：四川叙州府兴文县人。
萧濬藩，1862年，同治元年3/62；《索》1444页、《题》1036页：四川叙州府珙县人。
杨钧，1871年，同治十年/3/169；《索》1709页、《题》1090页：四川泸州直隶州人。
萧镛，1874年，同治十三年/3/55；《索》1449页、《题》1103页：四川叙州府雷波厅人。
陈南，1876年，光绪二年/3/151；《索》2137页、《题》1129页：四川叙永直隶厅人。
廖正华，1877年，光绪三年/3/40；《索》7页、《题》1142页：四川泸州江安县人。
王荫槐，1886年，光绪十二年/2/14；《索》184页、《题》1188页：四川嘉定府威远县人。
曾广运，1890年，光绪十六年/3/151；《索》2312页、《题》1233页：四川叙州府隆昌县人。
《富顺清代进士考证》说20个比笔者摘录多一个，多在曾广运。《题》和《索》都说曾广运是隆昌人，是《富顺清代进士考证》有误。除此以外，笔者摘录的与《富顺清代进士考证》的一样，完全吻合。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有清进士共26749名，四川有进士748名，占全国1/35.8；富顺有进士19名，占全省1/39.4。
另外，《富顺清代进士考证》说无考的有两人：卢文钜、孙荣。在《宋志》第十卷89页—90页有这样的记载：“附丁未科举贡会考，科举停后暂设此制，疏通旧学。从此科始，考试高等以部属用，次知县，又次佐杂，无翰林，故附进士后。卢文钜，由一等分礼部主事。孙荣，由二等分直隶即用知县。”这里的“丁未科”指1907年，已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之后，已不存在科举了，也就说不上有进士了。所以，再把卢文钜、孙荣作所谓进士就不对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实际上《宋志》并没有错，它是“附进士后”，并没有放在进士行列中，也就是说《宋志》并没有将卢文钜、孙荣当做进士，而是读《宋志》的人没有把《宋志》读懂、读通，也未真正理解什么是进士，从而想当然地就把卢文钜和孙荣当成了进士，进而写进了《富顺文庙》的“富顺历代进士名单”中。
在清一朝，科举考试之殿试共考了112次（科），应有112个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可四川，只出一个状元——光绪二年（1876年）资州（治资中县）的骆成骧，一个榜眼——顺治十八年（1661年）遂宁的李仙根，一个探花——道光十八年（1838年）大竹县的江国霖，一个传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秀山县的李稷云，即《题名》中的李稷勋。
总之，不光富顺县，整个四川省在清一朝的文科考试都不理想。
（题图为富顺文庙）
（由于要查找整个四川省在明清两朝的文科进士总数，笔者摘录了四川省各州县明清两朝的文科进士名单，如有兴趣者，可与笔者联系。）
明清两朝都设立有“进士题名碑”，是在殿试揭晓后（大金榜是钤盖上“皇帝之宝”玺印后张挂于东长安门外长安街；小金榜于传胪日由奏事处进呈供皇帝御览后，交大内存档。现存的大小金榜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礼部具题，工部给银，交国子监立石题名，石上镌刻有（与大、小金榜一样的）进士姓名及甲第和籍贯（含省、府、县三级）。这些“进士题名碑”全部立于北京国子监左侧孔庙大成门外。所以“进士题名碑”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好的历史物证，“进士题名碑录”则是查找进士姓名的最有力的历史文献。
一、富顺明朝文科进士总数说
富顺学子在明朝（1368年—1644年）期间考中文科进士有多少人呢？《富顺文庙》（2004年王孝谦主编）说有138人，宋育仁主编《富顺县志》（1931年版，以下简称《宋志》）说有132人，《四川通志》（1816年常明主编）说有107人，《叙州府志》（1896年王麟祥主编）说有132人。现有人说“仅此一朝中进士139人，其中有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徐玉才：《岁月倾城》），还有人说“在明……全县就有134人，占四川进士总名客的1/10左右，居全省之冠。特别是……万历十五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高仁斌：《富顺：另一种阅读方式》）。而2008年 7月于网上所传《明代富顺进士考证》说只有100名。100个与130几个，相差30多个，差距为何这么大？
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最初将其录入《富顺县志》者，缺乏必要的考证，或疏于考证，把不是进士的人当成进士写入了县志，后来者照前志再录；二是写志者对“进士”概念不清，把不能认做“进士”的当成了进士；三是把“户籍在外地，而原籍（或祖籍）在富顺”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四是把外地的进士当成了富顺的进士。
把不是进士当成进士的，在《宋志》中有：李万、彭昂、陈诏、李传、王子方、范懋和、周辰凤、杨春宇、郭庆年、张应泰、陈常、钱承扩，共12人。这12人既在李周望（康熙丁丑〔1697年〕进士，国子监祭酒〔主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所编《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一书中找不到，就是在今人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63年版，简称《索》）一书上也找不到。
把不应认做进士的当成进士的有范岷汇。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龚延明及博士研究生邱进春合写的《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一文中有“四川富顺范岷汇会试121名，未廷试卒”，还有“未经殿试者不能得到进士的出身，其名份依然还是举人”。可见，范岷汇还不能算做进士。（会试中式者称贡士，会试后有一个月左右时间才殿试，这期间，有的因丁忧〔父或母亡故〕或自身生病〔或死亡〕而不能参加殿试，上面说的范岷汇就是一例。）不知前面说的12人中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自然不能算做进士。
户籍在外地，而原籍（或祖籍）在富顺的（即外籍富顺人）进士，不能再算做富顺进士。四川人口在历史上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大变化，如元末明初的第三次移民入川，大量的湖北人移民四川；明末清初的第四次移民入川，有湖广（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陕西、甘肃、山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入川，由于以湖广人最多，史上叫做“湖广填四川”。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是清代以后移民的子孙，少部分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元代以前的土著乃是凤毛麟角。那些从外地（比如湖广）移民到四川（或富顺）的人，其原籍（或祖籍）在外地，他们的子孙考中进士，是算做四川（或富顺）的还是算做外地（比如湖广）的呢？显然应该算做四川（或富顺）的，而不能再算做外地（比如湖广）的了。又如吴于诗，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是富顺籍荣县人，则只能算成富顺的进士，而不能算成荣县的进士。同此道理，那些外籍富顺人考中进士，就只能算做外籍地的进士，不能再算做富顺的进士。就说隆昌吧，按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八章四川布政司”讲“隆昌县：隆庆元年（1567年）析富顺、荣昌二县及泸州于富顺县隆桥马驿置隆昌县，来属叙州府”，而据隆昌县人民政府招商局“历史沿革”中称：“隆庆元年（1567年）析泸县2里，荣县4里，富顺14里，置隆昌县，以隆桥驿为城址。”（1985年苏铁生主编《富顺县志》：“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划出县东百里之隆桥马驿为中心的14里之地，以代寺以东之烂泥桥为界设置隆昌县。”这里的时间有误，应为隆庆元年〔1567年〕，而不是隆庆四年。）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研究所教授江庆柏在《清朝进士题名录》的“文献概述”中讲：“明清科举考试有墨卷、朱卷。考试者墨笔写的试卷称为墨卷，由专人用朱笔誊录的试卷称为朱卷。朱卷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考生履历、科份页、考生文章。考生履历通常又由三部分内容构成：考生个人情况、考生家庭家族情况、考生师承情况。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字号、排行、出生年月日时辰、籍贯。朱卷履历都是由考生自己填写的，所以资料价值很高。”考生自己填写的籍贯是不会乱写的，1567年后由富顺划出到隆昌的考生，其籍贯自然会填写隆昌。在《碑》和《索》中都能查到的郭元柱、江应祯、钱承恩、刘时俊、郭继开、钱梦曾都是1577年后的进士，已是隆昌籍了，不能再算做富顺的进士。《碑》《索》中的陈珊、陈扬产（贵州铜仁籍富顺人），张堪（陕西褒城籍富顺人），伍文焕（宜宾籍富顺人），刘潜（荣昌籍富顺人）也都不能再算做富顺籍进士了。 把外地进士当成富顺进士的有：李尚、陈辅、梁本茂、周惠、刘芹、宗敬一、尹从教、尹从淑、徐岱、陈嘉谟、胡克开、彭参、李傅、刘尧珍，共14人，如下表：
李尚，1448年，正统十三年/3/40；《索》1332页、《碑》228页：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民籍。
陈辅，1490年，弘治三年/3/184；《索》2153页、《碑》447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梁本茂，1514年，正德九年/2/30；《索》1113页、《碑》566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周惠，1517年，正德十二年/3/182；《索》2223页、《碑》602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刘芹，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46；《索》2019页、《碑》769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宗敬一，1631年，崇祯四年/3/159；《索》1009页、《碑》1276页：四川叙州府宜宾县民籍。
尹从教，1580年，万历八年/3/185；《索》615页、《碑》602页：四川叙南卫官籍叙州府宜宾县人。
尹从淑，1586年，万历十四年/3/79；《索》615页、《碑》1010页：四川叙南卫官籍宜宾县人。
徐岱，1517年，正德十二年/3/43；《索》961页、《碑》595页：四川嘉定州威远县灶籍。
陈嘉谟，1472年，成化八年/3/139；《索》2138页、《碑》346页：四川重庆府巴县民籍。
胡克开，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3/153；《索》1739页、《碑》1177页：四川叙州府南溪县民籍。
彭参，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3/153；《索》1364页、《碑》1200页：四川叙州府南溪县民籍。
李傅，1499年，弘治十二年/2/79；《索》1237页、《碑》447页：四川叙南卫官籍。
刘尧珍，1640年，崇祯十三年/3/60；《索》2013页、《碑》1276页：四川镇雄军籍。
上面“//”两斜线左、中、右的数字代表进士参考的科年、取得的甲第、名次，《碑》《索》后的数字是进士名字在《碑》《索》中的页码数。
鉴于前面几种说法差距太大，到底那个说法才对呢？于是，笔者先查阅了李周望编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得出真正属于富顺的明朝进士只有100个，与《明代富顺进士考证》结论一样。之后，笔者又查阅了朱保炯、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把全川在明朝中进士的名字摘录出来，再一个一个州、县地汇总，才把全川及各州、县的进士名额得出来：全川在明朝有文科进士1377+17个，各州、县的进士名额见《明朝四川各州县文科进士名额分布表》。“1377+17”中的“17”是指《碑》《索》中的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263人中四川有17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龚延明教授和邱进春博士研究生合写的《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说：“崇祯十三年春，已录取魏藻德等为进士；同年四月，‘帝恩破格用人，而考选止于进士，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凡263人，号为庚辰特用。’被《碑》《索》误作崇祯十三年榜。他们实际的身份是前163人为该科会试的副榜举人，后100人则为当年经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显然和进士是两码事。‘特赐用’的本意只是破例升用，并非赐进士出身。总之，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榜不能视作进士。”本文经考证得出大明一朝全国有进士24595人（不含崇祯特赐用263人）。
这样，有明一代四川进士1377人，占全国进士24595人的1/18.9；富顺进士100人，占全川进士1377人的1/13.77。如把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263名也算进士，则全国有24858名，四川有1394名，四川占全国1/17.8，富顺100名也占全省1394名的1/13.9。这样来看，说富顺进士人数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1/10，当有误。
明朝四川各州县文科进士名额分布表
州县 人数 名次
内江县 106+1 1
富顺县 100 2
巴县 91+1 3
南充县 73 4
泸州 46+2 5
宜宾县 37 6
合州 35 7
铜梁县 33 8
江津县 27 9
遂宁县 27 9
长寿县 26+1 10
眉州 25 11
涪州 24 12
潼川州 24 12
嘉州 24 12
华阳县 21 13
绵州 20+1 14
资县 18 15
广安州 17 16
西充县 15 17
汉州 14 18
成都县 14 18
南溪县 14 18
阆中县 14 18
井研县 13+1 19
达州 13 20
安岳县 13 20
忠州 13 20
仁寿县 12 21
荣昌县 11+1 22
温江县 11+1 22
永川县 11 23
岳池县 11 23
崇州 11 23
新都县 10 24
合江县 9 25
青神县 9 25
荣县 9 25
垫江县 9 25
州县 人数 名次
蓬溪县 8+1 26
双流县 8 27
邛州 8 27
夹江县 8 27 渠县 8 27
隆昌县 8 27
大竹县 7 28
邻水县 7 28
定远县 7 28
洪雅县 7 28
南部县 7 28
剑州 7 28
射洪县 7 28
资阳县 6+2 29
安居县 6+1 30
彭县 6+1 30
长宁县 6 31
梁山县 6 31
什邡县 5 32
大足县 5 32
巫山县 5 32
金堂县 5 32
犍为县 5 32
绵竹县 4+1 33
营山县 4+1 33
万县 4 34
丰都县 4 34
中江县 4 34
江安县 4 34
苍溪县 4 34
通江县 4 34
新宁县 4 34
新津县 4 34
新繁县 4 34
简州 4 34
綦江县 4 34
大邑县 3 35
云阳县 3 35
江油县 3 35
州县 人数 名次
威远县 3 35
峨眉县 3 35
梓潼县 3 35
彭山县 3 35
蓬州县 3 35
雅州 3 35
筠连县 3 35
夔州 3 35
东乡县 2 36
庆符县 2 36
安县 2 36
名山县 2 36
罗江县 2 36
珙县 2 36
蒲江县 2 36
德阳县 2 36
大宁县 1 37
开县 1 37
丹棱县 1 37
巴州 1 37
仪陇县 1 37
乐至县 1 37
汉川州 1 37
纳溪县 1 37
南江县 1 37
屏山县 1 37
盐亭县 1 37
崇宁县 1 37
镇雄县 1 37
灌县 1 37
成都卫 45
叙南卫 10
重庆卫 6
泸州卫 3
千户所 11
仪卫司 9
各卫司 16
合计 1377+17
上表中，“千户所”指广安、忠州、保宁、灌县千户所；“各卫司”指宁川、合州、利州、茂州、松潘卫及四川护卫、四川直部、汉州军；平夷长官司、泥溪长官司、永宁宣抚司、龙州宣抚司、马湖木川司。（军卫不排名）
有人说富顺明朝进士“居全省之冠”，仅“万历十五年间，全县共考中进士50名”，这种说法也不确切。从《明朝四川各州县进士名额分布表》可见，内江在明朝有进士106人，比富顺多6人，怎么就富顺成了“居全省之冠”了呢？笔考从《碑》《索》中检出富顺在明朝的文科进士名录，发现万历十五年，富顺进士只有33人，不是50人。这说明《宋志》记载明万历有50名进士是有误的。
坊间说“富顺才子内江官”，看来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在科举时代，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即“指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做官。在科举时代，是指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成绩卓异，才能求得一官半职。”（《汉语成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学子考上进士，可说是学而优了。在明清时代，只要是举人就可当知县（县长）了，如两任富顺知县的段玉裁，是江南大儒，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享有盛名，还主编了很有影响力的《富顺县志》（史称《段志》），而其本人就是江苏金坛举人。又如康熙六年（1667年）任富顺知县的金肖孙是顺治三年（1646年）的举子，等等。是进士，就更能做官了。内江在明朝有106个进士，比富顺多6个，以进士做官的就比富顺的多；富顺虽然进士比内江少6个，但有“景泰十才子”的晏铎和“嘉靖八才子”的熊过，而内江并无有“才子”称号的进士，故而才有“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
还有关于“范氏一门七进士，熊氏一门五进士，李氏一门四进士”的说法，也不对。从笔者检索出的富顺明朝文科进士名录看，姓范的进士有范珠、范以作、范、范钫、范鉁五个，且从《碑》和《索》中知范钫、范鉁是富顺籍湖广麻城人，他们就算是一门吧，也只有五进士，并非“七进士”；而熊姓一门却有六进士：熊迟、熊过、熊迥、熊师旦、熊江、熊胤震，并非“五进士”；李氏一门也非“四进士”，而是五进士：李本、李凤、李方至、李长春、李胤祥。据《宋志》，李凤是李本的孙子，李方至是李凤的儿子，李长春是李方至的儿子，李胤祥是李长春的儿子，这才是至亲的一门六代五进士。
有明一朝共进行过89次文科考试，产生了89个第一名（状元）、89个第二名（榜眼）、89个第三名（探花）、89个第四名（即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四川省在明朝只出了一个状元，即在只有10名进士的新都县，于正德六年出的杨慎；出了三个榜眼，有2个在只有6名进士的长宁县，即正统十年的周洪谟和天顺四年的李永通，另一个是在有91名进士的巴县，即成化二十三年的刘春；还出了2个探花，一个在有27名进士的遂宁，是嘉靖八年的杨名，别一个在只有2名进士的罗江县，是嘉靖十一年的高节；另外还出了3个传胪，一个在有25名进士的眉州，即正统十三年的万安，一个在只有7个进士的剑州，即万历三十八年的朱綵，还有一个在有100名进士的富顺县，即隆庆二年的李长春。此外，还有3个二甲第二名，即天顺八年富顺的刘恒、有35名进士的成化二十三年合州的王玺、有106名进士的嘉靖十四年内江的赵贞吉。 二、富顺清朝文科进士总数说
富顺县在清朝有多少个文科进士？《宋志》《富顺文庙》都说有30个，而2007年4月于网上所传《富顺清代进士考证》却说只有20个。说法不一，那到底是多少呢？笔者查阅了江庆柏编的《清朝进士题名录》（简称《题》）和由朱保炯及谢沛霖合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简称《索》），将全川在清朝的文科进士进行了摘录，并分别将各州县的进士进行了统计，结果得出全川在清朝的文科进士只有748名，富顺县在清朝的文科进士只有19名的结论。
《宋志》《富顺文庙》（按《宋志》转录）记的富顺清文科进士30名中，有9名是外地进士，在《题》《索》中都说得很清楚，《宋志》记录有误，如下表：
朱偓，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2/18；《索》773页、《题》653页：四川叙州府兴文县人。
朱坚，1829年，道光九年/3/94；《索》792页、《题》861页：四川叙州府兴文县人。
萧濬藩，1862年，同治元年3/62；《索》1444页、《题》1036页：四川叙州府珙县人。
杨钧，1871年，同治十年/3/169；《索》1709页、《题》1090页：四川泸州直隶州人。
萧镛，1874年，同治十三年/3/55；《索》1449页、《题》1103页：四川叙州府雷波厅人。
陈南，1876年，光绪二年/3/151；《索》2137页、《题》1129页：四川叙永直隶厅人。
廖正华，1877年，光绪三年/3/40；《索》7页、《题》1142页：四川泸州江安县人。
王荫槐，1886年，光绪十二年/2/14；《索》184页、《题》1188页：四川嘉定府威远县人。
曾广运，1890年，光绪十六年/3/151；《索》2312页、《题》1233页：四川叙州府隆昌县人。
《富顺清代进士考证》说20个比笔者摘录多一个，多在曾广运。《题》和《索》都说曾广运是隆昌人，是《富顺清代进士考证》有误。除此以外，笔者摘录的与《富顺清代进士考证》的一样，完全吻合。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有清进士共26749名，四川有进士748名，占全国1/35.8；富顺有进士19名，占全省1/39.4。
另外，《富顺清代进士考证》说无考的有两人：卢文钜、孙荣。在《宋志》第十卷89页—90页有这样的记载：“附丁未科举贡会考，科举停后暂设此制，疏通旧学。从此科始，考试高等以部属用，次知县，又次佐杂，无翰林，故附进士后。卢文钜，由一等分礼部主事。孙荣，由二等分直隶即用知县。”这里的“丁未科”指1907年，已在废除科举的1905年之后，已不存在科举了，也就说不上有进士了。所以，再把卢文钜、孙荣作所谓进士就不对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实际上《宋志》并没有错，它是“附进士后”，并没有放在进士行列中，也就是说《宋志》并没有将卢文钜、孙荣当做进士，而是读《宋志》的人没有把《宋志》读懂、读通，也未真正理解什么是进士，从而想当然地就把卢文钜和孙荣当成了进士，进而写进了《富顺文庙》的“富顺历代进士名单”中。
在清一朝，科举考试之殿试共考了112次（科），应有112个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可四川，只出一个状元——光绪二年（1876年）资州（治资中县）的骆成骧，一个榜眼——顺治十八年（1661年）遂宁的李仙根，一个探花——道光十八年（1838年）大竹县的江国霖，一个传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秀山县的李稷云，即《题名》中的李稷勋。
总之，不光富顺县，整个四川省在清一朝的文科考试都不理想。
（题图为富顺文庙）
（由于要查找整个四川省在明清两朝的文科进士总数，笔者摘录了四川省各州县明清两朝的文科进士名单，如有兴趣者，可与笔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