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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语文教育史就是由传统教育的文言文教学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语文教学的历史，语文教育研究正是促进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的积极因素之一。近代语文教育研究涉及教学组织形式、语文教法学法研究、语文教育宗旨目的的探讨、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以及语文教材的选编原则的研究、语文教师素质的要求等等，几乎包括了语文教育的所有方面。
早在晚清就有不少语言学家、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经验颇为重视。在国文独立设科以前，有不少人对蒙学的教授方法进行了研究实践和理论总结。如，文字学家王筠的《教童子法》，作为一种蒙童语文教授法，写得相当有特色。
清末民初对语文教学方法的研究一概被称为“教授法”。随着国外的教育科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及教授法的理论的引入，清末蒙学教授法和国文教授法的专门研究有了不少新的内容和新的气象。1896年，钟天纬在上海设立三等公学，以语体文编教本，采用从日本传入的教授新法施教，成效卓著。沈颐所著的《论小学校之国文教授》这篇文章虽还未具体地研究小学国文教授法，但它揭示了国文学习的宗旨，对国文教授法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蒋维乔所撰的《论小学以上教授国文》则为我国新语文教育史揭开了语文教授法新的一页的开篇之作。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教育杂志》的头几期上。随后，《教育杂志》相继发表的有关国文就教授法的文章不下数十篇。基于对最早传入我国的“赫尔巴特”教授法的过于僵化和“灌输”方法的怀疑，课堂教授方法的实践与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教育杂志》第四卷有一篇《新教授法之研究》，比较客观而科学地评述了“讲演体”“质问体”和“问答体”三种教授法，强调了遵循教学规律的重要性。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文教学及其研究，在清末民初也有着相当的发展。当时颁布的《初等小学堂章程》和《高等小学堂章程》以及民国元年所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都对作文的要求提出了改进：原来以教师为本位，后来则以学生为本位；原来以注入为主，出题之后讲授布局立意，后来则以学生发表为主，出题之后，就学生陈述的大意来整理；原来改削多者为认真，后来则以改削少者为得体。这种从缀法到作文的演进过程，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作文教授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一种新的语文形式（现代白话文）带着新的思想内容（科学的、民主的新思想）进入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固有阵地；吸收现代课程论的理论滋养；引进国外一些新的教育学说，开拓了国内研究者的思路，广泛进行了国文新的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所有这些，使20世纪20年代中国语文教育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态势。20年代国文、白话文教材建设与新教学法的尝试，与清末民初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突破。1920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开办研究科，此为我国高师招收教育研究生的开始，在此科也设立了教授法课程，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语文教学的文章，如，刘半农的《应用文的教授》注重了语文的“切于实用”；何仲英的《白话文教授问题》力图开创国语课程白话文教学的新局面；蔡元培先生提出“国语统一”的口号，触及了教材近代化问题。教授法局限于教法的研究，它要能适应国文教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必须扩大。国文教学实践成为孕育教学法科学的母体，教授法则是形成教学法的胚胎。1922年，教育部根据现状，在《新学制师范课程标准纲要》上，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从教授法到教学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却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出了学的方法的研究。“五四”以后，发扬教学民主，注重研究“学法”，切实引导学生的自学活动，成为一种时尚。为了改变国文教学的落后状况，许多有见地的教育家也鲜明地提出了“科学化”的建议，倡议建立“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科学地研究语言的自身规律以促进语文教育科学的发展，这一重大的使命历史地降临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语言学家的肩上。我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注重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语文研究。他认为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不科学，效率低，反对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观念，把语文研究与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推进了语文教育的革新。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是又一位科学地研究“国语”、语法和语文教育的先驱。他的《新著国文教学法》特别令人瞩目。这些科学思想和我国现代早期语文教学法著作的典范，闪耀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主科学的光彩，推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叶圣陶的《对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作文论》把我国现代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开始引向了系统理论的高度。《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前部分论作文法，后部分论教授法，是一部以写作教学为中心、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学国文读写教学的国文教学法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中学作文教学法的著述。叶圣陶的两部作文教学著述，见解精辟，论证缜密，文字严谨，且相得益彰，处处洋溢着作文“育人”的思想光辉，在我国现代作文教学史上奠定了理论体系的良好基础；而他本人的全部语文教育思想也正由此而发端。
除上述的国语、白话文教学法的探讨外，中小学国语、国文课程纲要的制订和国语、白话文教材的建设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1923年颁布了由语文学科专家负责拟订的课程标准：吴研因拟订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叶绍筠拟订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冯顺伯拟订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穆济波拟订的高级中学《必修科本科特色国文科学程纲要》。这些纲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和推行国语统一的成果，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以教育法则形式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和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分阶段教学要求等，初步形成了现代语文教育学科的纲领性文件，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清末国文单独设科开始到“五四”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重点较为集中在初等教育方面；进入20年代后，语文教育研究才逐步深入到中等教育领域。20年代末至30年代，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理论探讨，更为活跃。其论著大致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供师范科学之需而编撰的教材。这类论著，往往讲究论述的全面、体系的严谨，其中当以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和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为代表；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而我国第一批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生导师就是语文教育家阮真。阮真研究中学国文教学，走的是由分析到综合的路子并充分运用了科学的比较方法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他曾分别对中学读文教学、作文教学、国文各学程教学、国文校外阅读以及读文教学的目的、读文教学的教材、作文教学的题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分别出版了专门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法》正是这些前期研究的最终成果。在阮真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在如此雄厚、坚实的前期准备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研究。他还十分重视运用科学的比较分析的方法。不仅对现实的材料作横向的分析比较，为了研究中学国文教学现状之由来，还对本世纪初以来的国文教学发展的历史作了纵向分析比较。这种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学国文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仅在3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学习的。
这时期的小学国语教学研究论著，注意吸收当时用的单项实验研究的成果充实内容，并且多是专题性的专论，有专门研究小学分级字汇的，有专门研究小学说话教学的，有专门研究小学作文教学的，比较充分，也比较详备。
20世纪30年代，我国语文教育界也开始了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反思，对已经颁发的课程标准进行必要的修订，在教科书的编制方面进行各种探索和实践，使五四运动结出的胜利果实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发展。从1928年教育部颁布了一套新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经重新审核，取消“暂行”二字，到1936年，又被加以改订为《修正课程标准》，在这长达8年的时间里，语文教育界对课程标准也展开过讨论或批评。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编订或讨论，要涉及乐舞内课程、教材、教法等一些全局性的根本问题。1929年后，对课程标准的历次修订以及各家对课程标准的讨论，大致也反映了“五四”以来20年间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支配以及教学方法的实施等的研究成果及认识上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的创编和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任务、选材内容、考试方法及教学成绩的评估标准等的论争方面。这期间，最有影响的研究论著是叶圣陶、朱自清二人合著的语文教学研究论文集《国文教学》，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以论述中学语文教学为主，少数几篇也论及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就论述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范围而言，涉及教学目的、教材、教法和教师素养等多个方面。
（作者单位 湖北省广播电视学校）
早在晚清就有不少语言学家、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经验颇为重视。在国文独立设科以前，有不少人对蒙学的教授方法进行了研究实践和理论总结。如，文字学家王筠的《教童子法》，作为一种蒙童语文教授法，写得相当有特色。
清末民初对语文教学方法的研究一概被称为“教授法”。随着国外的教育科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及教授法的理论的引入，清末蒙学教授法和国文教授法的专门研究有了不少新的内容和新的气象。1896年，钟天纬在上海设立三等公学，以语体文编教本，采用从日本传入的教授新法施教，成效卓著。沈颐所著的《论小学校之国文教授》这篇文章虽还未具体地研究小学国文教授法，但它揭示了国文学习的宗旨，对国文教授法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蒋维乔所撰的《论小学以上教授国文》则为我国新语文教育史揭开了语文教授法新的一页的开篇之作。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教育杂志》的头几期上。随后，《教育杂志》相继发表的有关国文就教授法的文章不下数十篇。基于对最早传入我国的“赫尔巴特”教授法的过于僵化和“灌输”方法的怀疑，课堂教授方法的实践与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教育杂志》第四卷有一篇《新教授法之研究》，比较客观而科学地评述了“讲演体”“质问体”和“问答体”三种教授法，强调了遵循教学规律的重要性。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文教学及其研究，在清末民初也有着相当的发展。当时颁布的《初等小学堂章程》和《高等小学堂章程》以及民国元年所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都对作文的要求提出了改进：原来以教师为本位，后来则以学生为本位；原来以注入为主，出题之后讲授布局立意，后来则以学生发表为主，出题之后，就学生陈述的大意来整理；原来改削多者为认真，后来则以改削少者为得体。这种从缀法到作文的演进过程，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作文教授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其主要标志是一种新的语文形式（现代白话文）带着新的思想内容（科学的、民主的新思想）进入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固有阵地；吸收现代课程论的理论滋养；引进国外一些新的教育学说，开拓了国内研究者的思路，广泛进行了国文新的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所有这些，使20世纪20年代中国语文教育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态势。20年代国文、白话文教材建设与新教学法的尝试，与清末民初时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突破。1920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开办研究科，此为我国高师招收教育研究生的开始，在此科也设立了教授法课程，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语文教学的文章，如，刘半农的《应用文的教授》注重了语文的“切于实用”；何仲英的《白话文教授问题》力图开创国语课程白话文教学的新局面；蔡元培先生提出“国语统一”的口号，触及了教材近代化问题。教授法局限于教法的研究，它要能适应国文教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必须扩大。国文教学实践成为孕育教学法科学的母体，教授法则是形成教学法的胚胎。1922年，教育部根据现状，在《新学制师范课程标准纲要》上，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从教授法到教学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却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出了学的方法的研究。“五四”以后，发扬教学民主，注重研究“学法”，切实引导学生的自学活动，成为一种时尚。为了改变国文教学的落后状况，许多有见地的教育家也鲜明地提出了“科学化”的建议，倡议建立“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科学地研究语言的自身规律以促进语文教育科学的发展，这一重大的使命历史地降临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语言学家的肩上。我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注重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语文研究。他认为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不科学，效率低，反对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观念，把语文研究与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推进了语文教育的革新。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是又一位科学地研究“国语”、语法和语文教育的先驱。他的《新著国文教学法》特别令人瞩目。这些科学思想和我国现代早期语文教学法著作的典范，闪耀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主科学的光彩，推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的主流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叶圣陶的《对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作文论》把我国现代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开始引向了系统理论的高度。《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前部分论作文法，后部分论教授法，是一部以写作教学为中心、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学国文读写教学的国文教学法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中学作文教学法的著述。叶圣陶的两部作文教学著述，见解精辟，论证缜密，文字严谨，且相得益彰，处处洋溢着作文“育人”的思想光辉，在我国现代作文教学史上奠定了理论体系的良好基础；而他本人的全部语文教育思想也正由此而发端。
除上述的国语、白话文教学法的探讨外，中小学国语、国文课程纲要的制订和国语、白话文教材的建设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1923年颁布了由语文学科专家负责拟订的课程标准：吴研因拟订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叶绍筠拟订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冯顺伯拟订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穆济波拟订的高级中学《必修科本科特色国文科学程纲要》。这些纲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和推行国语统一的成果，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以教育法则形式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和任务、教材体系、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及分阶段教学要求等，初步形成了现代语文教育学科的纲领性文件，对以后的语文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清末国文单独设科开始到“五四”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重点较为集中在初等教育方面；进入20年代后，语文教育研究才逐步深入到中等教育领域。20年代末至30年代，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理论探讨，更为活跃。其论著大致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供师范科学之需而编撰的教材。这类论著，往往讲究论述的全面、体系的严谨，其中当以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和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为代表；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而我国第一批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生导师就是语文教育家阮真。阮真研究中学国文教学，走的是由分析到综合的路子并充分运用了科学的比较方法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他曾分别对中学读文教学、作文教学、国文各学程教学、国文校外阅读以及读文教学的目的、读文教学的教材、作文教学的题目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分别出版了专门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法》正是这些前期研究的最终成果。在阮真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在如此雄厚、坚实的前期准备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研究。他还十分重视运用科学的比较分析的方法。不仅对现实的材料作横向的分析比较，为了研究中学国文教学现状之由来，还对本世纪初以来的国文教学发展的历史作了纵向分析比较。这种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学国文教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不仅在30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学习的。
这时期的小学国语教学研究论著，注意吸收当时用的单项实验研究的成果充实内容，并且多是专题性的专论，有专门研究小学分级字汇的，有专门研究小学说话教学的，有专门研究小学作文教学的，比较充分，也比较详备。
20世纪30年代，我国语文教育界也开始了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反思，对已经颁发的课程标准进行必要的修订，在教科书的编制方面进行各种探索和实践，使五四运动结出的胜利果实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发展。从1928年教育部颁布了一套新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经重新审核，取消“暂行”二字，到1936年，又被加以改订为《修正课程标准》，在这长达8年的时间里，语文教育界对课程标准也展开过讨论或批评。国语国文课程标准的编订或讨论，要涉及乐舞内课程、教材、教法等一些全局性的根本问题。1929年后，对课程标准的历次修订以及各家对课程标准的讨论，大致也反映了“五四”以来20年间人们对这门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支配以及教学方法的实施等的研究成果及认识上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的创编和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任务、选材内容、考试方法及教学成绩的评估标准等的论争方面。这期间，最有影响的研究论著是叶圣陶、朱自清二人合著的语文教学研究论文集《国文教学》，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以论述中学语文教学为主，少数几篇也论及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就论述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范围而言，涉及教学目的、教材、教法和教师素养等多个方面。
（作者单位 湖北省广播电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