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男，汉族，1948年11月24日生于河南南阳。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南阳市委副主委。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河南作协会员。
　　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劫难，1968年下乡，在新野五龙公社度过了3年知青生涯后，于1971年到云阳钢厂杨沟树铁矿当术模工，1974年调入南阳柴油机厂。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分配到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至今。曾任该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主持研制的大型修井机自走式底盘和沙漠修井机底盘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获部级科技进步奖。1993年因10岁娇儿逼迫讲故事而偶然闯入科幻文坛，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1993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生命之歌》、《生死平衡》、《七重外壳》、《天火》、《豹》、《西奈噩梦》、《人与狼》等三十余部，另有《癌人》、《拉格朗日墓场》等四部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共计两百余万字。蝉联1993-1998年全国科幻文学评奖的特等奖和一等奖，并荣获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其作品沉郁苍凉，既融会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也有对宇宙及生命的哲思睿见。
　　陈楸帆(以下简称“陈”)：王老师您好，上次有机会在成都一会，实在是荣幸。其实说起来，当年正是从一篇《天火》开始，才激发我对科幻的热情，虽然这个故事您已经讲过许多遍，但我们的读者肯定还想听您说说，当年是怎样从睡前故事“误打误撞”踏入科幻界的?
　　王晋康(以下简称“王”)：当年娇儿10岁，每晚睡觉要逼我讲一个故事。那时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多看故事书。把肚里的故事讲完后就只好现编，编的多是科幻故事。儿子很挑剔，轻易不叫好。只有一次一个故事讲完后，他问：“这是你编的，还是书上的?这个故事不错。”难得被儿子夸奖，我决定把它变为文字。恰逢一个节日，有几天空闲时间，我把它写下来了。写完后还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专业科幻杂志，正巧在地摊上发现了《科幻世界》(那时该杂志只有几千份销量，所以在相对偏僻的南阳能发现它，也是缘分)，当时没有买，只是蹲下来抄了地址，按地址把信发去了。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亚当回归》。
　　当然，这种偶然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我少年时种下的科学情怀，我大学时对西方文学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的涉猎，大学期间后两年的文学创作经历(但那时不写科幻)。
　　陈：在您的作品中，有一种“知青情结”贯穿在您各阶段的写作之中，您觉得这段经历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我想最好称为“文革情结”，知青生活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它把社会上貌似正确的极“左”错误推到了荒谬的极致，也就自然导致了它的败亡。你们这一代人肯定想象不到，“文化大革命”前青年们的思想是何等幼稚(包括虔诚)；也想象不到一个“地主”出身的青年那时会受到何种社会压力。“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能以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了。我文章中的“苍凉”，就与我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陈：在您的小说中，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带来的冲击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您个人认为道德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可见的将来，它的判定是否会变得更加模糊而困难?
　　王：一位哲人说：“科学之车不可阻挡，而伦理家们只能在它前面撒一些四脚钉。”从这点上说，我与我的论敌、清华大学的赵教授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在认为科学必将战胜伦理道德的同时，我把悲悯的目光更多地盯在剧变期间的人类内心世界，而赵教授还保持着孩童的美好和纯真。
　　陈：在您的小说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您自己最珍爱的是哪一个形象，他/她是否是您眼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王：相对而言，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比较狭窄，多是那种道德高尚、智力超群、既是科学的虔诚信徒又对科学的异化作用心存隐忧的人，因而都难免有苍凉的内心世界。《生命之歌》中的孔教授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确实是我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我也曾努力拓宽人物形象的类型，但我想，其主流应该还是这样的人，不会有变化。
　　陈：《生死平衡》曾经引起过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您是否依然坚持着自己对于“平衡医学”的观点，您对“伪科学”和“非科学”有什么看法?
　　王：风波倒不是《生死平衡》本身引起的，那是1998年的作品，而风波是在“非典”期间。其实我的观点也在变化，《生死平衡》是我看了民间医生王右三的《平衡医学》后的观点总结，后来，又看过西方一些书之后，如《我们为什么生病》，我的观点又进了一步。西方提的“达尔文医学”比王右三的“平衡医学”要更广泛和深刻一些，但从思想基调上说，两者是相通的。那些观点不能说是我的，我没那个荣幸，我只是做了一个吹鼓手而已(也有少许深化)。
　　“达尔文医学”还算不上科学，只能称为潜科学，在西方学术界尚未被广泛认可。也许几十年几百年后它会发展成一门科学，也许它会被逐渐证明是错误的而逐渐消亡。但我认为至少它不是伪科学，而且，即使它最终消亡，先行者的思考也是有益的。那些动辄就宣布某某是“伪科学”甚至是“妄人”的先生们，恐怕是自我感觉太好了。这类人大概是中国的特产吧。
　　陈：许多小读者都曾经讨论过。在您的小说中总会出现一些性描写。对文学作品来说，这本无可厚非，国外就有许多以性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但在目前国内的科幻小说写作中，似乎涉及性的科幻小说家就只有您跟韩松。对科幻小说中的性，您有什么看法。
　　王：如果不把科幻小说非要定位在“儿童文学”和“非主流文学”上，我的作品中简直就算不上有性描写，很有限的。而我从来没有把作品受众局限在“小读者”，我主要瞄着大学及高中的读者群。
　　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而文学家歌颂了万年的“爱情”只是它的附庸而已。如果刻意避开性，那么作者所描绘的人性就是不真实不完整的。试想一下，如果在我的《最后的爱情》和《蚁生》等作品中完全把性回避掉，其深度恐怕要大打折扣吧。
　　陈：您对目前国内原创科幻小说创作有怎样的评价?是否有比较欣赏的作者?
　　王：总的说，国内目前状况还不错。我欣赏的国内作者很多，十几个吧，楸帆你即是其中之一，不一一列举了。
　　陈：那么，您对未来科幻小说的发展有怎样的预见呢?
　　王：永远不会成为文学的主流，但永远不会消亡。
　　陈：在你最近的几篇作品中，《高尚的代价》是受到广泛争议和讨论的一篇，据说是出自您之手的一篇后记中写道：这其实是一篇“恶搞”性质的文章。请问真是这样吗?
　　王：你说的那篇不是后记，是我与一个读者的通信。没错，《高尚的代价》确实带着某种程度的“恶搞” 性质，从第一句的句式就应该能看出来的(一个人不该高尚到如此地步……)。中国科幻作家的道德责任感太沉重，以我为甚。当然，作者有道德责任感是好事，但老是板着脸忧国忧民忧宇宙，也累。所以偶尔来个自我“恶搞”(说是自我解嘲也行)，也算是心理调剂。作品中那个包打天下的“耶和华”，我有意让他落个啼笑皆非的结局。
　　陈：您最近还有些什么创作计划，是否还会有风格和题材上的新尝试?
　　王：刚写了一个长篇，其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我觉得，风格上的变化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刻意追求的。比如我近期的文风与前期就有变化，那就是一种“自然风化”。即使想回到前期那种比较灵活的文风，也是不可能了。
　　陈：其实许多读者都认为，以您的阅历和文笔，足以驾驭主流文学题材的创作，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呢?
　　王：《蚁生》算不算主流文学?我看能算吧。其中有我对人生和中国人群体命运的思索，某些思索可以说是为我独有的，也嵌有独特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包括知青经历)，是我半生的生活积淀。说句敝帚自珍的话，把它放到眼下的主流作品里，它不会是垫底的一篇吧。
　　可惜杂志刊登时有删节，此后我又改了一遍，扩了一些，正在寻找出版社出书。有意向的有心者可以同我联系(抱歉，做了个免费广告)。
　　陈：您的儿子今年也有24岁了，他是否还看您写的小说，或者在您的熏陶下，拿起笔来写作呢?
　　王：看，但不写。他的文笔尚可，但似乎没有写科幻的才气。不过他一直吹嘘，老爸这个科幻作家是他催生出来的。
　　陈：您对当前业余从事创作科幻小说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寄望?
　　王：写，坚持下去。年轻人可能看问题浅一些、文笔嫩一些(实际很多年轻人的文笔老辣得让我吃惊)、生活底子差一些。这都算不了什么。坚持写下去，五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这是我常对年轻人说的话。这一代人的信息量、眼界和才气是我们那一代无法相比的。
　　有些年轻人可能狂妄一些，也算不上毛病，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只是——写上一两百万字后再狂妄。
　　陈：谢谢王老师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您的身体与创作都能松柏常青。最后请您为《世界科幻博览》的读者们说几句话吧。
　　王：爱看科幻作品的入，常常是人群中理性思维较强的那一小群。希望《世界科幻博览》的读者们继续你们的爱好，并在本职工作或学习上也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