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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钢铁研究总院 王 林
文字整理 林儒生
随便翻开一册共和国兵器工业发展史，都会介绍陆达这个人，并对他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陆达逝世十二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叩开了陆达的家门。真想不到，身为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和钢铁研究总院院长的他生活会这样简朴，房间面积很小，家具都是五十年代国家配发的，陈设也很简单，全然没有一点高官显宦“府邸”的气派，只有窗外他生前植下的几栋翠竹在微风中摇曳，仿佛仍在向逝去的主人致意……
陆达的夫人，年逾八旬的王林老人接待了记者。王老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老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几句寒暄过后，老人家便进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1 陆达原名陆宗华，1914年11月生于北京。父亲陆兆礽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高级职员。母亲张兰若出身于书香门第，终生笃信基督，相夫教子好善乐施，只可惜1933年就过世了。这时陆达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二年级，父亲为了让他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自费送他去德国留学。同年秋天，陆达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杜勒教授，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迪普隆”工程师的前期考试。在德期间，陆达不仅努力学习积累知识，还积极参加华侨抗日救亡活动。他经温鹏久先生(温家宝总理的叔祖父)介绍加入“中国反帝大同盟”。七七事变后，他作为旅德华侨的代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旅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爱国将领杨虎城在欧期间，受反帝大同盟委派，陆达成为他的翻译与其一起赴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前线慰问。
随着国内抗日运动的高涨，陆达毅然决然放弃攻读学位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在回国的船上，他坐的是最便宜的底舱。一次当陆达甲板上透气时，偶遇同船回国的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得知他住在底舱时，便力邀他搬到上面的船舱住。在甲板上他还同杨虎城将军一行留了影，
1937年冬天，他到达香港以后，没有停留，直奔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顺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为了表示自己的欢乐心情，就改名叫陆达。组织上任命他为兵工局的工程师。陆达同志不畏当时延安的艰苦条件，毅然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即便父亲病重、急电让他回沪探望时，假期一结束，他也按时返回了延安。
2 为了加强前线的军工生产，陆达奉命参加了由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的工人营，奔赴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路上陆达得了急性关节炎，不能走路。护送他们的陈士榘司令(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工程兵司令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了陆达。到达武乡以后，朱总司令请他和领队郑汉涛同志吃了饭。朱老总仔细询问了德国军火性能优良的奥妙所在，陆达从冶金学的角度，尽可能通俗地讲解给朱老总听，老总听了很满意，并鼓励他努力工作，造出好的枪炮支援前线。
陆达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从那时起，到1949年他去太原参加军管工作为止，陆达在太行山为人民兵工事业奋斗了十年。
1940年的百团大战，八路军给日军以重创。但日军的掷弹筒给我军以重大杀伤，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军工部门尽快仿制。掷弹筒仿制成功后，炮弹却成了大问题。因为炮弹必须使用可以机械加工的灰口铸铁。而当时根据地只能用土法生产白口铁，这种铁又硬又脆，根本无法机械加工，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可能建造正规高炉生产灰口铁。为解决燃眉之急，陆达利用自己的知识提出采用白口铁韧化处理方案。军工部刘鼎部长批准陆达在柳沟铁厂试验。他和工人一齐修建了土造的火焰反射炉，把白口铁的弹体分几层平铺在炉底，外面用细河沙覆盖，然后加热保温(在950℃的高温下，保温3天)。消除白口铁的内应力并改变其组织结构。当时由于根据地极端困难，没有测量温度的仪器，他利用银元测温，根据银元(银的熔点是960℃)在各种温度下状态的变化(如软化，颜色变化及熔化等)来判断温度和控制温度。为了节约，他把一块银元分成四瓣使用，他亲自画图和制作样板并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检验。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取得成功。柳沟厂迫击炮弹的月产量提高到30000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2月，陆达受军工部指派，着手在山西故县建设铁厂，并担任厂长职务。建厂过程中，在连仪器仪表都没有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建成日产20吨铁水的高炉。1947年，解放战争关键时期，正当前线急需炮弹的时候，太行解放区唯一的高炉出现只出渣不出铁的紧急情况。刘鼎部长急派陆达到现场解决问题。陆达同志连续奋战3天3夜指挥补炉作业，直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然而，此次经历却给陆达留下了折磨后半生的睡眠困难的毛病。
1949年，陆达任太原军管会工业接管组副组长。为接管太钢，陆达在战斗还未结束、炮弹和子弹还不时从身旁飞过的情况下，就进入太钢直奔高炉了解生产情况。而当时太钢的原厂长却还在地下室躲藏，陆达请出原厂长履行了接管手续。
陆达是个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同志宽厚豁达的老实人。在回国之前，他节衣缩食购买了很多德文版技术书籍。但在他赴太行山时，都无偿留给了在延安的同志，他自己只留下了两本技术书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三宝”：一架“莱卡”照相机送给了刘鼎部长，一架“蔡斯”望远镜给了陈士榘司令员，另一把非常锋利的德国刀给了刘鹏副部长。在铁厂时，他不仅关心青年同志的技术进步，对他们的生活也想得很周到，连一个星期吃几次馍和豆腐，他都记挂在心。
3 我是1940年在八路军军工部认识他的，1942年我在太行工校学习时他任校长，经过1945年“整风”我们更加熟悉。日本投降后，我们调到一起工作，经朋友撮合于1946年结为夫妻，相濡以沫五十多年，我无时不感到他的人格魅力。在解放区、建国之初和“文革”中，他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能正确对待。“文革”中，尽管周总理亲自指示保护，但陆达还是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折磨及殴打。后来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陆达才得以恢复工作。
建国以后，陆达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宏观布局作出巨大贡献，并为我国重点钢铁企业如鞍钢、太钢、重钢的重建恢复工作做了很大努力。尤其是对国防军工生产科研用的特种钢和特殊合金更是特别关注。1956年和1957年，他多次去原民主德国(东德)、联邦德国(西德)和瑞典等国考察合金钢的生产、科研与引进情况。1958年在苏联考察时，接到了国内来电：冶金工业部决定把原钢铁研究所扩建为钢铁研究院(后改为总院)主攻军工新材料，任命他为院长。他很快回国就任，开展工作。刚建国时，我国的钢年产量不到16万吨，品种不过400余种，而且基本上是民用建筑钢材、能用于军 工武器生产的很少。随着苏联帮我们建设的几十个大型兵器工业项目的展开，冶金工业部，主要是钢铁研究院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军用钢材和特殊合金的研制任务。从仿制到独立自主生产，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形成了常规兵器(枪、炮、弹、坦克等)用钢，舰艇、航空、导弹、核弹、卫星和宇航用钢等几大系列，并且在抚顺、大；台、太原、齐齐哈尔等地建立了完备的军用特殊钢材和高温合金的工业化生产基地，有力地保证了我国从常规兵器到核潜艇、导弹、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生产需要。陆达任院长伊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先后开辟了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粉末冶金等冶金新材料领域，建立了力学、金属焊接、腐蚀与保护、仪器仪表设计等相关研究机构。为钢铁研究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截止到1985年，钢铁研究总院共获得国家科研成果奖40项，时至今日仍是我国国防军工钢材和特殊合金研制的排头兵。回顾往事，不能不说是与陆达当年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4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倾举国之力攻克原子弹的事业中，钢铁研究院承担了气体扩散机分离铀235所需关键零件分离膜的试制任务。这是攻克原子弹制造的关键一环，被苏联人称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其制造技术至今也未公开。没有它就不可能将天然铀中只占0.7％的铀235富集到90％的武器级铀(当时还没有高速离心机)。1962年11月，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研究决定，首先要落实核武器急需的10种关键性冶金材料，其中分离膜居首位，并将它(对外代号“真空阀门”)交给我院试制，由中央专委赖坚同志亲自向陆达布置。
陆达同志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他根据核工业部提出的宏观指导意见，认为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较为可行，于是决定把任务分配给刚成立不久的粉末冶金室，组成代号为“418”的专题组。
分离膜是国家绝密项目，为了保证安全，防止泄密，陆达决定全试制组中的5人为技术核心组成员，可以掌握全面技术情况：其他人分成若干小组，“买盐的不管打醋”：兵分几路，各自攻关，环环相扣，互相配合促进。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足营养极度缺乏，好多人都得了浮肿病。陆达的待遇虽稍好一点，但他却尽可能帮助其他同志、带领大家奋力拼搏，努力攻关。
分离膜的厚度仅为0.1毫米左右(相当于一张普通报纸的厚度)，但要在单位面积上承受很大压力，而且每平方厘米上要均匀分布数百亿个微小的孔隙，孔径在几纳米至几十纳米之间。在具有极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气体中长期运行，微孔又不能堵塞。如何使极细的粉末状合金粉末成型，并成为薄带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陆达把加工室几位专门从事钢铁轧制专业的科研人员调到“418”组，试验他们从未学过的粉末轧制(以往的轧制都是将钢锭加热后，轧制成钢材的)。粉末轧制在当时国内尚属空白，而此时中苏关系也已彻底破裂，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试制小组根据国外科技杂志的报道，试着用二辊轧机轧制。但试验证明，二辊轧机只能在低速时轧出较厚的多孔板材，速度一快(要轧制薄材，必须用高速)，根本不能成形，而分离膜很薄，所以二辊轧机根本不能用。只能另辟蹊径，自己动手研制新的轧机。试制小组在简陋的车间里，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制定了我国自行设计的高精度四辊轧机制造方案，陆达亲自参与了设计论证和方案审查工作。新轧机试验过程中，他坚持跟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先后解决了直流电机(轧机的动力)、无极调速、薄带厚度不均匀和进料障碍等许多关键技术难题。到1962年底，四辊轧机试验取得完全成功。
多孔薄带连轧成功，只是解决了第一步，还要在这种膜片底材上均匀涂布一层超细镍粉，为了保证分离膜的透气和分离功能，要求精确控制涂粉量，每平方厘米底材上的镍粉不能超过1毫克，为获得超微孔结构，细粉的平均粒度要小于0.1微米。经过反复试验，陆达决定使用羰基镍粉，并及时建立了可批量生产的102车间。为了提高镍粉在强腐蚀六氟化铀气体中长期使用的牢固性，陆达根据抗战时期在铁丝上镀铜的经验，提出在羰基镍粉表面用硫酸铜置换法包覆上一层极薄的铜膜(铜也是有效防止六氟化铀腐蚀的金属元素之一)，试制小组据此做了试验，果然效果良好。
解决了镍粉的问题，如何将细粉均匀地涂布在底材上的困难又摆在面前。经过试验对比，吸滤法虽然工艺简单，易于操作，但由于是人工操作，不易工业化大批量生产。陆达及试制人员经过多次试验，冒着危险，终于取得了使超细镍粉在高压静电场中雾化干燥并产生定向运动，均匀涂布在底材上的成功，随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系统，最终试验出了外形尺寸、厚度、强度、物理参数等都符合要求的分离膜。
分离膜腐蚀样品送到二机部作最后鉴定时，出现了新问题——分离膜的耐蚀性达不到要求。二机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陆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来分离膜在通入六氟化铀气体之前，先要进行氟加氮混合气体处理，由此能在每个微孔的内壁生成一层极薄，但很致密的氟化物保护层，这样在六氟化铀气体通过时才不会被腐蚀和堵塞。在攻克这难关中，研究室副主任赵施格(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赵世炎之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一份俄文资料中发现了“双重处理”。所谓“双重处理”是用“先酸后碱”的方法两次处理分离膜片，而送检的样品只进行了一次处理，为此陆达当即决定加强电化学处理方面的技术力量，最终分离膜研制成功。
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分离膜在504厂的使用中，质量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陆达随后又带领相关技术人员研制新型分离膜并获得成功，使之成为系列，并且派赵施格创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基地，为我国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彻底打破了核大国对“王牌材料”的垄断。
5 为了彻底改变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落后于飞机设计的情况，周总理顶住“文革”中极左势力的干扰，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1971年7月，总理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总理再次指示要进口该型发动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在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的直接过问下，1975年，我国花费巨额外汇，从英国罗·罗公司引进了军用型“斯贝”涡扇发动机(“秦岭”发动机的仿制原型)技术。
航空发动机，尤其是现代喷气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研制难度远比火箭发动机高很多，因为火箭发动机只一次使用，而
文字整理 林儒生
随便翻开一册共和国兵器工业发展史，都会介绍陆达这个人，并对他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陆达逝世十二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叩开了陆达的家门。真想不到，身为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和钢铁研究总院院长的他生活会这样简朴，房间面积很小，家具都是五十年代国家配发的，陈设也很简单，全然没有一点高官显宦“府邸”的气派，只有窗外他生前植下的几栋翠竹在微风中摇曳，仿佛仍在向逝去的主人致意……
陆达的夫人，年逾八旬的王林老人接待了记者。王老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老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几句寒暄过后，老人家便进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1 陆达原名陆宗华，1914年11月生于北京。父亲陆兆礽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高级职员。母亲张兰若出身于书香门第，终生笃信基督，相夫教子好善乐施，只可惜1933年就过世了。这时陆达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二年级，父亲为了让他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自费送他去德国留学。同年秋天，陆达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杜勒教授，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迪普隆”工程师的前期考试。在德期间，陆达不仅努力学习积累知识，还积极参加华侨抗日救亡活动。他经温鹏久先生(温家宝总理的叔祖父)介绍加入“中国反帝大同盟”。七七事变后，他作为旅德华侨的代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旅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爱国将领杨虎城在欧期间，受反帝大同盟委派，陆达成为他的翻译与其一起赴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前线慰问。
随着国内抗日运动的高涨，陆达毅然决然放弃攻读学位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在回国的船上，他坐的是最便宜的底舱。一次当陆达甲板上透气时，偶遇同船回国的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得知他住在底舱时，便力邀他搬到上面的船舱住。在甲板上他还同杨虎城将军一行留了影，
1937年冬天，他到达香港以后，没有停留，直奔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顺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为了表示自己的欢乐心情，就改名叫陆达。组织上任命他为兵工局的工程师。陆达同志不畏当时延安的艰苦条件，毅然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即便父亲病重、急电让他回沪探望时，假期一结束，他也按时返回了延安。
2 为了加强前线的军工生产，陆达奉命参加了由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的工人营，奔赴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路上陆达得了急性关节炎，不能走路。护送他们的陈士榘司令(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工程兵司令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了陆达。到达武乡以后，朱总司令请他和领队郑汉涛同志吃了饭。朱老总仔细询问了德国军火性能优良的奥妙所在，陆达从冶金学的角度，尽可能通俗地讲解给朱老总听，老总听了很满意，并鼓励他努力工作，造出好的枪炮支援前线。
陆达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工程处副处长，从那时起，到1949年他去太原参加军管工作为止，陆达在太行山为人民兵工事业奋斗了十年。
1940年的百团大战，八路军给日军以重创。但日军的掷弹筒给我军以重大杀伤，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军工部门尽快仿制。掷弹筒仿制成功后，炮弹却成了大问题。因为炮弹必须使用可以机械加工的灰口铸铁。而当时根据地只能用土法生产白口铁，这种铁又硬又脆，根本无法机械加工，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可能建造正规高炉生产灰口铁。为解决燃眉之急，陆达利用自己的知识提出采用白口铁韧化处理方案。军工部刘鼎部长批准陆达在柳沟铁厂试验。他和工人一齐修建了土造的火焰反射炉，把白口铁的弹体分几层平铺在炉底，外面用细河沙覆盖，然后加热保温(在950℃的高温下，保温3天)。消除白口铁的内应力并改变其组织结构。当时由于根据地极端困难，没有测量温度的仪器，他利用银元测温，根据银元(银的熔点是960℃)在各种温度下状态的变化(如软化，颜色变化及熔化等)来判断温度和控制温度。为了节约，他把一块银元分成四瓣使用，他亲自画图和制作样板并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检验。在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取得成功。柳沟厂迫击炮弹的月产量提高到30000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2月，陆达受军工部指派，着手在山西故县建设铁厂，并担任厂长职务。建厂过程中，在连仪器仪表都没有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建成日产20吨铁水的高炉。1947年，解放战争关键时期，正当前线急需炮弹的时候，太行解放区唯一的高炉出现只出渣不出铁的紧急情况。刘鼎部长急派陆达到现场解决问题。陆达同志连续奋战3天3夜指挥补炉作业，直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然而，此次经历却给陆达留下了折磨后半生的睡眠困难的毛病。
1949年，陆达任太原军管会工业接管组副组长。为接管太钢，陆达在战斗还未结束、炮弹和子弹还不时从身旁飞过的情况下，就进入太钢直奔高炉了解生产情况。而当时太钢的原厂长却还在地下室躲藏，陆达请出原厂长履行了接管手续。
陆达是个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同志宽厚豁达的老实人。在回国之前，他节衣缩食购买了很多德文版技术书籍。但在他赴太行山时，都无偿留给了在延安的同志，他自己只留下了两本技术书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三宝”：一架“莱卡”照相机送给了刘鼎部长，一架“蔡斯”望远镜给了陈士榘司令员，另一把非常锋利的德国刀给了刘鹏副部长。在铁厂时，他不仅关心青年同志的技术进步，对他们的生活也想得很周到，连一个星期吃几次馍和豆腐，他都记挂在心。
3 我是1940年在八路军军工部认识他的，1942年我在太行工校学习时他任校长，经过1945年“整风”我们更加熟悉。日本投降后，我们调到一起工作，经朋友撮合于1946年结为夫妻，相濡以沫五十多年，我无时不感到他的人格魅力。在解放区、建国之初和“文革”中，他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能正确对待。“文革”中，尽管周总理亲自指示保护，但陆达还是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折磨及殴打。后来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陆达才得以恢复工作。
建国以后，陆达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宏观布局作出巨大贡献，并为我国重点钢铁企业如鞍钢、太钢、重钢的重建恢复工作做了很大努力。尤其是对国防军工生产科研用的特种钢和特殊合金更是特别关注。1956年和1957年，他多次去原民主德国(东德)、联邦德国(西德)和瑞典等国考察合金钢的生产、科研与引进情况。1958年在苏联考察时，接到了国内来电：冶金工业部决定把原钢铁研究所扩建为钢铁研究院(后改为总院)主攻军工新材料，任命他为院长。他很快回国就任，开展工作。刚建国时，我国的钢年产量不到16万吨，品种不过400余种，而且基本上是民用建筑钢材、能用于军 工武器生产的很少。随着苏联帮我们建设的几十个大型兵器工业项目的展开，冶金工业部，主要是钢铁研究院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军用钢材和特殊合金的研制任务。从仿制到独立自主生产，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形成了常规兵器(枪、炮、弹、坦克等)用钢，舰艇、航空、导弹、核弹、卫星和宇航用钢等几大系列，并且在抚顺、大；台、太原、齐齐哈尔等地建立了完备的军用特殊钢材和高温合金的工业化生产基地，有力地保证了我国从常规兵器到核潜艇、导弹、卫星等尖端武器的生产需要。陆达任院长伊始，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先后开辟了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粉末冶金等冶金新材料领域，建立了力学、金属焊接、腐蚀与保护、仪器仪表设计等相关研究机构。为钢铁研究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截止到1985年，钢铁研究总院共获得国家科研成果奖40项，时至今日仍是我国国防军工钢材和特殊合金研制的排头兵。回顾往事，不能不说是与陆达当年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4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倾举国之力攻克原子弹的事业中，钢铁研究院承担了气体扩散机分离铀235所需关键零件分离膜的试制任务。这是攻克原子弹制造的关键一环，被苏联人称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其制造技术至今也未公开。没有它就不可能将天然铀中只占0.7％的铀235富集到90％的武器级铀(当时还没有高速离心机)。1962年11月，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研究决定，首先要落实核武器急需的10种关键性冶金材料，其中分离膜居首位，并将它(对外代号“真空阀门”)交给我院试制，由中央专委赖坚同志亲自向陆达布置。
陆达同志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他根据核工业部提出的宏观指导意见，认为采用粉末冶金工艺制造较为可行，于是决定把任务分配给刚成立不久的粉末冶金室，组成代号为“418”的专题组。
分离膜是国家绝密项目，为了保证安全，防止泄密，陆达决定全试制组中的5人为技术核心组成员，可以掌握全面技术情况：其他人分成若干小组，“买盐的不管打醋”：兵分几路，各自攻关，环环相扣，互相配合促进。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足营养极度缺乏，好多人都得了浮肿病。陆达的待遇虽稍好一点，但他却尽可能帮助其他同志、带领大家奋力拼搏，努力攻关。
分离膜的厚度仅为0.1毫米左右(相当于一张普通报纸的厚度)，但要在单位面积上承受很大压力，而且每平方厘米上要均匀分布数百亿个微小的孔隙，孔径在几纳米至几十纳米之间。在具有极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气体中长期运行，微孔又不能堵塞。如何使极细的粉末状合金粉末成型，并成为薄带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陆达把加工室几位专门从事钢铁轧制专业的科研人员调到“418”组，试验他们从未学过的粉末轧制(以往的轧制都是将钢锭加热后，轧制成钢材的)。粉末轧制在当时国内尚属空白，而此时中苏关系也已彻底破裂，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援。试制小组根据国外科技杂志的报道，试着用二辊轧机轧制。但试验证明，二辊轧机只能在低速时轧出较厚的多孔板材，速度一快(要轧制薄材，必须用高速)，根本不能成形，而分离膜很薄，所以二辊轧机根本不能用。只能另辟蹊径，自己动手研制新的轧机。试制小组在简陋的车间里，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制定了我国自行设计的高精度四辊轧机制造方案，陆达亲自参与了设计论证和方案审查工作。新轧机试验过程中，他坚持跟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先后解决了直流电机(轧机的动力)、无极调速、薄带厚度不均匀和进料障碍等许多关键技术难题。到1962年底，四辊轧机试验取得完全成功。
多孔薄带连轧成功，只是解决了第一步，还要在这种膜片底材上均匀涂布一层超细镍粉，为了保证分离膜的透气和分离功能，要求精确控制涂粉量，每平方厘米底材上的镍粉不能超过1毫克，为获得超微孔结构，细粉的平均粒度要小于0.1微米。经过反复试验，陆达决定使用羰基镍粉，并及时建立了可批量生产的102车间。为了提高镍粉在强腐蚀六氟化铀气体中长期使用的牢固性，陆达根据抗战时期在铁丝上镀铜的经验，提出在羰基镍粉表面用硫酸铜置换法包覆上一层极薄的铜膜(铜也是有效防止六氟化铀腐蚀的金属元素之一)，试制小组据此做了试验，果然效果良好。
解决了镍粉的问题，如何将细粉均匀地涂布在底材上的困难又摆在面前。经过试验对比，吸滤法虽然工艺简单，易于操作，但由于是人工操作，不易工业化大批量生产。陆达及试制人员经过多次试验，冒着危险，终于取得了使超细镍粉在高压静电场中雾化干燥并产生定向运动，均匀涂布在底材上的成功，随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系统，最终试验出了外形尺寸、厚度、强度、物理参数等都符合要求的分离膜。
分离膜腐蚀样品送到二机部作最后鉴定时，出现了新问题——分离膜的耐蚀性达不到要求。二机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陆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来分离膜在通入六氟化铀气体之前，先要进行氟加氮混合气体处理，由此能在每个微孔的内壁生成一层极薄，但很致密的氟化物保护层，这样在六氟化铀气体通过时才不会被腐蚀和堵塞。在攻克这难关中，研究室副主任赵施格(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赵世炎之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一份俄文资料中发现了“双重处理”。所谓“双重处理”是用“先酸后碱”的方法两次处理分离膜片，而送检的样品只进行了一次处理，为此陆达当即决定加强电化学处理方面的技术力量，最终分离膜研制成功。
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分离膜在504厂的使用中，质量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陆达随后又带领相关技术人员研制新型分离膜并获得成功，使之成为系列，并且派赵施格创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基地，为我国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彻底打破了核大国对“王牌材料”的垄断。
5 为了彻底改变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落后于飞机设计的情况，周总理顶住“文革”中极左势力的干扰，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1971年7月，总理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总理再次指示要进口该型发动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在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的直接过问下，1975年，我国花费巨额外汇，从英国罗·罗公司引进了军用型“斯贝”涡扇发动机(“秦岭”发动机的仿制原型)技术。
航空发动机，尤其是现代喷气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研制难度远比火箭发动机高很多，因为火箭发动机只一次使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