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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早在2003年，国家卫生部重新修订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严禁买卖卵子。然而10年后的今天，卵子非法买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十分猖獗，已经形成了地下黑色产业链。前不久，北京、武汉、深圳等地屡屡查获卵子非法交易案件。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参与卵子黑市的供体多为写字楼底层白领或在校女大学生等青春女子。她们年轻、有学历，要么面临经济困难，要么试图轻松挣钱，往往经不住黑中介的引诱走上卖卵路，被注射催排针排出多颗卵子，由黑中介卖给购卵者从而得到一定报酬。黑中介大都宣传报酬高、无风险，可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不少女孩在卖卵路上遭遇身心摧残，后悔莫及——
形形色色的卖卵者
陈玉琳出生在普通农家，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009年，陈玉琳考入武汉某大学就读。2010年11月初，正上大二的她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她父亲得了尿毒症。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这一病，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陈玉琳和正上高中的弟弟更是面临辍学。“一定要救父亲！”陈玉琳暗下决心。然而钱从何来？父亲的透析费，还有接下来的换肾手术费，需要一笔巨款！
陈玉琳准备向学校申请休学找工作时，一位校工阿姨找到她，悄悄给她介绍了一个“来钱快的工作”，就是卖卵子！“这不是卖自己的孩子吗？”陈玉琳一听连连摆手。校工阿姨笑道：“你这孩子也太夸张了，一个女人一生排卵约400个，照你这么说，不就排丢了400个孩子？我们每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排出一个卵子，捐出去几个又有啥损失呢？哦，对了，行内不叫卖卵，太难听了，叫捐卵，也可以说是做善事。你想啊，多少夫妻正因不孕不育而苦恼，你把不需要的卵子捐出去，既能帮他们，又能得到一笔钱救急，有啥不行呢？”陈玉琳心动了，当即跟着校工阿姨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医院。
第一次卖卵，陈玉琳不懂行情，只得到1万元“营养费”。第二次她知道了讲价钱，拿到了3万元。后来她又给一对港商夫妇供卵，一下子得到5万元“营养费”。经过4次“捐”卵，她得到10万元报酬，基本保证了父亲的透析费。但下一步父亲还要换肾，陈玉琳还得筹钱。身为一名学生，她没有别的门路，尽管知道卖卵是违法的，但她还得继续做……
杨枚是一名音乐老师，上大学学的是声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所音乐培训学校任教，收入不错，也很清闲，周末还到朋友的酒吧当乐手，又能挣一份外快，足以让她过上优雅的生活。然而杨枚的志向却不是当一名老师和酒吧乐手，也不是过闲适的生活，而是要把音乐当事业来做，她要当歌手，当明星，出唱片，有自己的粉丝。可要做到这些，就得拜专业的老师，就需要进行专业训练，要花一大笔钱。而她上班、做乐手挣的钱，除了能维持比较优雅的生活，别说请老师，就是一架好点的钢琴都买不起。
杨枚跟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位朋友透露了自己的苦恼，朋友感慨道：“依你的条件，既漂亮，又有艺术气质，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份轻松挣大钱的活儿，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杨枚一听让她出卖自己的卵子，犹豫了。朋友开导她：“以你这样的条件，报酬至少是大几万。你想想，干几单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买架钢琴，专心做你的音乐梦了。这对你来说可不光是挣钱的捷径，更是通向艺术梦想的快车道啊！”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杨枚：有钱了，自己就买得起钢琴，请得起老师，就能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就这样，杨枚经朋友介绍，跟买卖卵子的中介机构取得了联系，做起了出卖自己卵子的黑市交易。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她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音乐事业。
与陈玉琳、杨枚的经历不同，23岁的李美走上卖卵路，完全是因为好逸恶劳。一年前她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处应聘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原因是她要么嫌收入低，要么怕工作累，一份工作，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跳槽。不好好干工作也就罢了，李美还不愿意将就着过日子，还想吃大餐，住公寓，穿香奈尔，用LV，而这一切，没有一样不需要大把花钱，因此，她急切地想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或者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她在网上搜索有关“高收入”的内容，偶然发现了一个帖子，内容是：求爱心捐卵，营养费2万～10万元。条件本科毕业，85后，身体健康，容貌好，身高1.65米以上。条件越好价钱越高。李美顿时眼前一亮：她完全符合条件！
李美按照帖子上的联系方式，辗转与一家妇科医院挂上了钩，并进行了包括体检、客户验收、催排卵、取卵等一系列程序，不到20天就拿到了35000元营养费。大学毕业一年多就“轻松”到手这么多钱，李美激动万分，欣喜地以为找到了致富捷径。
卖卵挣钱其实不轻松
据调查，参与卵子黑市交易的供体多为底层都市白领、在校大学生等青春女子。她们的最大优势是健康、年轻、学历高，而且因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甚至急需用钱而被黑中介“相中”。据深圳一家黑中介负责人郭某称，供体条件越好价格越高，符合基本条件者可获得2万元酬劳，如果同时满足“90后、本科以上学历、长相和身材出色”三个条件，能拿到5万元以上的酬劳。
风险跟收益总是成正比的，酬劳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许多女孩子为追逐高回报，铤而走险踏上黑市卖卵路，结果在获得高报酬的同时也遭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甚至一辈子都摆脱不掉“卖卵”的阴影。
陈玉琳为救父亲，截至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7次卖卵，基本凑足了父亲换肾的钱，可她也因最后一次卖卵时严重感染引起并发症，差点丧命。当时，她到医院就诊时已经因腹胀导致呼吸困难，医生为她做了输卵管造影术，并进行进一步检查，发现她腹腔内大量积液，但却查不出导致大量腹水的病因。后经妇科专家会诊及B超检查，医生才怀疑她曾接受过辅助生殖技术促排卵。而正是这个手术，引发了危及她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经过私密谈话后，医生才了解到，陈玉琳先后7次接受促排卵、手术取卵。陈玉琳告诉医生，开始吃促排卵药物后不久，她就感觉不适，没胃口，腹胀，但取卵医师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为了救父亲，她只好忍着。之后，她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作了取卵手术。术后两天，她腹胀持续加重，伴有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才不得已去医院就诊。在随后的检查、治疗过程中，医生又发现陈玉琳除了患有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还患有比较严重的盆腔炎。医生说，经治疗她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会不会导致不孕还很难说。 另一名出卖卵子的在校大学生梅子，虽然只卖了一次卵子，肉体上的伤害不明显，但精神上的伤害却有可能成为她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
梅子是在校内网上被中介锁定为卖卵对象的，当时她正急着帮弟弟筹集学费，得知卖一次卵子能够得到数万元钱，她心动了，只是担心事情传出去会影响她跟男朋友的关系，也怕同学、老师对她另眼相看。似乎是猜透了她的心思，中介人一再向她保证：绝对为她保密。梅子最终下了决心，同意卖卵。
在一家偏僻的医院做过检查，她跟另外几个同是卖卵的女孩被带到一间咖啡厅，大家在一排椅子上一字儿排开，接受几对男女，也就是客户的挑选。客户中有个身穿貂皮大衣、肩挎LV皮包的女人，高傲地踱着步子，挑剔的眼光像在挑选一件商品。梅子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要求退出，可被中介拒绝，因为检查之前双方已草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上规定，除非身体出现问题，不能单方面退出。梅子知道从法律上讲这份合同是无效的，但她怕被对方纠缠，更怕事情张扬出去对自己不利，最终屈服了。
就这样，梅子在惴惴不安中卖了一次卵子。当她打算彻底忘掉这段经历时，黑中介竟再次找到她要求她捐卵，被她一口回绝。几天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周围常有同学对她指指点点。她正纳闷时，一个要好的女友告诉她，校园网上公布了她卖卵子的信息。她顿时傻眼了。原来，中介人出于报复，把她卖卵的事捅到了网上。很快，男友向她提出了分手，说：“想不到这种事你都敢做！”梅子无话可说，也无力挽回，她只觉得无地自容。
相比陈玉琳和梅子，同样有过卖卵经历的韦玲玲则更加不幸，她同时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此生注定不会再完美。
韦玲玲在上大学时被一个道貌岸然的教授说动，参与了黑市“捐卵”。那时她家里经济困难，靠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一个熟识的教授找到她，劝她给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捐卵”，帮人又帮己。上大学期间，她一共“捐”了5次卵。
大学毕业后，韦玲玲找到了如意的工作和心仪的爱人，原以为可以从此告别见不得人的“捐卵”经历，开始全新的生活，却没有想到，她人生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婚后韦玲玲一直怀不上孩子，她隐隐预感到，与当年多次“捐卵”有关。早在出卖卵子时，她就了解到，频繁刺激排卵可能会导致不孕，只是不敢相信两年后会在自己身上应验。她难以接受，但欲哭无泪。丈夫同样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甚至对她的人品产生了怀疑，最终向她提出了离婚。
如今，被医生诊断已失去生育能力又失婚的韦玲玲，患了抑郁症，成天精神恍惚，经常满大街寻找自己曾经“捐”出去的孩子……
珍爱自己，远离卵子黑市
卵巢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如果一个女人的卵巢里没有卵子，她自然无法生育。现实生活中，有一群因不能正常排卵或卵子功能缺陷而无法生育的女人，还有一群为了利益无视自身健康和道德、法律而出卖自己卵子的女子，她们的背后，有一个黑色的利益链条把她们拴在了一起，这就是非法组织、从事卵子商业化买卖的卵子黑市。一方面是不孕夫妇对优质卵子的渴求，一方面却是卵子库无卵子供应的尴尬局面。正是这种供需失衡，才导致了卵子黑市交易的盛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不断有卵子非法交易案件被查处。
在黑市交易的背后，谁是真正的受益者？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黑中介除了在各处张贴广告，在民间物色供体外，还在网上组建捐卵QQ群甚至开办网站，通过网络招募“捐”卵者。他们对外鼓吹捐卵既能帮助不育夫妇圆梦，所谓成人之美，还能收获高额的补偿金，所谓成“己”之美。事实上真是这样吗？据武汉一家中介公司的吴姓老板透露，在一次完整的捐卵过程中，除了付给“志愿者”1万元到几万元的补偿费，付给医院4万元的医药费和5000元的卵子冷冻费，中介公司可以净挣六七万元。吴某亦自曝，2012年前8个月，他所在的公司已成功操作了100多例捐卵，预计全年利润达到上千万元。也就是说，那些自以为找到了生财捷径的女孩子，其实只从这条利益链中拿到了一小部分。此外，黑中介还承诺手术简单，对身体完全无害，事实上这些“捐”卵者所要承担的风险是难以估量的。
一是健康上的风险。广州长安医院妇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玉琴介绍，女性到成年，每月只有一个原始卵泡发育为成熟的卵子，其他的卵泡就凋亡了。促排卵治疗就是注射性激素，把凋亡的卵泡激活，发育出更多的卵子。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黄青说，一般正规医院在做“试管婴儿”前进行促排卵，考虑到安全性，卵子会控制在10个左右，但卵子买卖中介往往不顾供卵者的健康，会给供卵者注射大量激素，一次就促排四五十个卵子。这样很容易导致供卵者发生卵巢刺激综合征，对身体损害大，严重的还会发生血管栓塞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并可导致卵巢功能衰竭。卖卵次数越多，这种可能性越大。王玉琴还称，取卵需要在B超引导下，用穿刺针从阴道吸取卵子。这种穿刺吸取手术是有创伤的，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并发症，如出血、感染、盆腔粘连等，进而引起输卵管堵塞，造成不孕、宫外孕等问题，还有破坏未婚女性处女膜的可能性。黄青还表示，在正规医院里，促排卵治疗两个周期之间，通常要隔3个月，让卵巢休息，但非法买卖卵子的中介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卵巢得不到休息，功能会加速衰竭。
除了健康受损，还有精神上的伤害。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高芹认为，黑市捐卵的过程对女性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心理学教授卢顺也说，目前黑市捐卵对象多为大学生，她们迈出这一步时其实早就知道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这种自我道德审判长期积累，容易形成严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心理障碍，对以后的婚姻和人生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是伦理道德上的风险。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如认为，“捐卵”这件事，且不论其他方面，仅在伦常道德上讲就很有问题。他说，如果有些人为了赚钱而卖了一次卵子，很难保证不卖第二次、第三次。倘若任由如此类型的“供需市场”发展起来，未来的社会伦常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卵子买卖的最大伦理和社会问题是造成未来后代的乱伦。根据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无论是供给他人精子还是卵子，一名供者至多不能让超过5名受者怀孕，并且医院必须对受卵者做到100%的临床随访率，这也是遵循人类婚配原则作出的规定。而黑市交易，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将一个供卵者一次卖出的多个卵子给多人使用，也有可能对一个供卵者反复多次促排卵，这些都不做临床随访，未来这些供、受双方的后代就有可能存在近亲婚配的乱伦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隐性而长久的，对当事人自己的道德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深远的。
三是法律上的风险。卫生部发布的《人类生殖技术辅助规范》中明确规定：“赠卵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 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小勇认为，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专门从事捐卵的个人和单位，涉嫌非法经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副院长游泽山认为，近几年，国家已经明文规定严禁取卵，不得与经济利益挂钩，因此任何高价收购卵子或卖卵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因不受法律保护，卵子黑市违规操作，很可能在不具备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条件的医院进行，操作失败、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更高。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即使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捐卵者也很难维权。
许多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卵子黑中介牟利的背后，凸显出目前对捐卵、代孕等行为缺乏完善法律法规约束和系统社会管理的现状。在法律还不能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时，暂时限制卵子捐献或许是目前来说符合更多人利益的选择。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高芹等专家对年轻女大学生们提出忠告，要懂法守法，珍爱自己，远离卵子黑市，不要贪图一时利益而抱憾终生。此外，卫生法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等专家还提出，国家除了从卫生立法方面禁止买卖卵子外，还应出台相应的规范，对卵子的捐赠者进行合理补偿和有效管理。
〔编辑：冯士军〕
早在2003年，国家卫生部重新修订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严禁买卖卵子。然而10年后的今天，卵子非法买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十分猖獗，已经形成了地下黑色产业链。前不久，北京、武汉、深圳等地屡屡查获卵子非法交易案件。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参与卵子黑市的供体多为写字楼底层白领或在校女大学生等青春女子。她们年轻、有学历，要么面临经济困难，要么试图轻松挣钱，往往经不住黑中介的引诱走上卖卵路，被注射催排针排出多颗卵子，由黑中介卖给购卵者从而得到一定报酬。黑中介大都宣传报酬高、无风险，可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不少女孩在卖卵路上遭遇身心摧残，后悔莫及——
形形色色的卖卵者
陈玉琳出生在普通农家，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009年，陈玉琳考入武汉某大学就读。2010年11月初，正上大二的她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她父亲得了尿毒症。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这一病，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陈玉琳和正上高中的弟弟更是面临辍学。“一定要救父亲！”陈玉琳暗下决心。然而钱从何来？父亲的透析费，还有接下来的换肾手术费，需要一笔巨款！
陈玉琳准备向学校申请休学找工作时，一位校工阿姨找到她，悄悄给她介绍了一个“来钱快的工作”，就是卖卵子！“这不是卖自己的孩子吗？”陈玉琳一听连连摆手。校工阿姨笑道：“你这孩子也太夸张了，一个女人一生排卵约400个，照你这么说，不就排丢了400个孩子？我们每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排出一个卵子，捐出去几个又有啥损失呢？哦，对了，行内不叫卖卵，太难听了，叫捐卵，也可以说是做善事。你想啊，多少夫妻正因不孕不育而苦恼，你把不需要的卵子捐出去，既能帮他们，又能得到一笔钱救急，有啥不行呢？”陈玉琳心动了，当即跟着校工阿姨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医院。
第一次卖卵，陈玉琳不懂行情，只得到1万元“营养费”。第二次她知道了讲价钱，拿到了3万元。后来她又给一对港商夫妇供卵，一下子得到5万元“营养费”。经过4次“捐”卵，她得到10万元报酬，基本保证了父亲的透析费。但下一步父亲还要换肾，陈玉琳还得筹钱。身为一名学生，她没有别的门路，尽管知道卖卵是违法的，但她还得继续做……
杨枚是一名音乐老师，上大学学的是声乐，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所音乐培训学校任教，收入不错，也很清闲，周末还到朋友的酒吧当乐手，又能挣一份外快，足以让她过上优雅的生活。然而杨枚的志向却不是当一名老师和酒吧乐手，也不是过闲适的生活，而是要把音乐当事业来做，她要当歌手，当明星，出唱片，有自己的粉丝。可要做到这些，就得拜专业的老师，就需要进行专业训练，要花一大笔钱。而她上班、做乐手挣的钱，除了能维持比较优雅的生活，别说请老师，就是一架好点的钢琴都买不起。
杨枚跟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位朋友透露了自己的苦恼，朋友感慨道：“依你的条件，既漂亮，又有艺术气质，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份轻松挣大钱的活儿，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杨枚一听让她出卖自己的卵子，犹豫了。朋友开导她：“以你这样的条件，报酬至少是大几万。你想想，干几单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买架钢琴，专心做你的音乐梦了。这对你来说可不光是挣钱的捷径，更是通向艺术梦想的快车道啊！”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杨枚：有钱了，自己就买得起钢琴，请得起老师，就能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就这样，杨枚经朋友介绍，跟买卖卵子的中介机构取得了联系，做起了出卖自己卵子的黑市交易。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她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音乐事业。
与陈玉琳、杨枚的经历不同，23岁的李美走上卖卵路，完全是因为好逸恶劳。一年前她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四处应聘也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原因是她要么嫌收入低，要么怕工作累，一份工作，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跳槽。不好好干工作也就罢了，李美还不愿意将就着过日子，还想吃大餐，住公寓，穿香奈尔，用LV，而这一切，没有一样不需要大把花钱，因此，她急切地想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或者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她在网上搜索有关“高收入”的内容，偶然发现了一个帖子，内容是：求爱心捐卵，营养费2万～10万元。条件本科毕业，85后，身体健康，容貌好，身高1.65米以上。条件越好价钱越高。李美顿时眼前一亮：她完全符合条件！
李美按照帖子上的联系方式，辗转与一家妇科医院挂上了钩，并进行了包括体检、客户验收、催排卵、取卵等一系列程序，不到20天就拿到了35000元营养费。大学毕业一年多就“轻松”到手这么多钱，李美激动万分，欣喜地以为找到了致富捷径。
卖卵挣钱其实不轻松
据调查，参与卵子黑市交易的供体多为底层都市白领、在校大学生等青春女子。她们的最大优势是健康、年轻、学历高，而且因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甚至急需用钱而被黑中介“相中”。据深圳一家黑中介负责人郭某称，供体条件越好价格越高，符合基本条件者可获得2万元酬劳，如果同时满足“90后、本科以上学历、长相和身材出色”三个条件，能拿到5万元以上的酬劳。
风险跟收益总是成正比的，酬劳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许多女孩子为追逐高回报，铤而走险踏上黑市卖卵路，结果在获得高报酬的同时也遭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甚至一辈子都摆脱不掉“卖卵”的阴影。
陈玉琳为救父亲，截至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7次卖卵，基本凑足了父亲换肾的钱，可她也因最后一次卖卵时严重感染引起并发症，差点丧命。当时，她到医院就诊时已经因腹胀导致呼吸困难，医生为她做了输卵管造影术，并进行进一步检查，发现她腹腔内大量积液，但却查不出导致大量腹水的病因。后经妇科专家会诊及B超检查，医生才怀疑她曾接受过辅助生殖技术促排卵。而正是这个手术，引发了危及她生命的严重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经过私密谈话后，医生才了解到，陈玉琳先后7次接受促排卵、手术取卵。陈玉琳告诉医生，开始吃促排卵药物后不久，她就感觉不适，没胃口，腹胀，但取卵医师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为了救父亲，她只好忍着。之后，她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作了取卵手术。术后两天，她腹胀持续加重，伴有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才不得已去医院就诊。在随后的检查、治疗过程中，医生又发现陈玉琳除了患有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还患有比较严重的盆腔炎。医生说，经治疗她的病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会不会导致不孕还很难说。 另一名出卖卵子的在校大学生梅子，虽然只卖了一次卵子，肉体上的伤害不明显，但精神上的伤害却有可能成为她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
梅子是在校内网上被中介锁定为卖卵对象的，当时她正急着帮弟弟筹集学费，得知卖一次卵子能够得到数万元钱，她心动了，只是担心事情传出去会影响她跟男朋友的关系，也怕同学、老师对她另眼相看。似乎是猜透了她的心思，中介人一再向她保证：绝对为她保密。梅子最终下了决心，同意卖卵。
在一家偏僻的医院做过检查，她跟另外几个同是卖卵的女孩被带到一间咖啡厅，大家在一排椅子上一字儿排开，接受几对男女，也就是客户的挑选。客户中有个身穿貂皮大衣、肩挎LV皮包的女人，高傲地踱着步子，挑剔的眼光像在挑选一件商品。梅子受不了这样的屈辱，要求退出，可被中介拒绝，因为检查之前双方已草签了一份合同，合同上规定，除非身体出现问题，不能单方面退出。梅子知道从法律上讲这份合同是无效的，但她怕被对方纠缠，更怕事情张扬出去对自己不利，最终屈服了。
就这样，梅子在惴惴不安中卖了一次卵子。当她打算彻底忘掉这段经历时，黑中介竟再次找到她要求她捐卵，被她一口回绝。几天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周围常有同学对她指指点点。她正纳闷时，一个要好的女友告诉她，校园网上公布了她卖卵子的信息。她顿时傻眼了。原来，中介人出于报复，把她卖卵的事捅到了网上。很快，男友向她提出了分手，说：“想不到这种事你都敢做！”梅子无话可说，也无力挽回，她只觉得无地自容。
相比陈玉琳和梅子，同样有过卖卵经历的韦玲玲则更加不幸，她同时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此生注定不会再完美。
韦玲玲在上大学时被一个道貌岸然的教授说动，参与了黑市“捐卵”。那时她家里经济困难，靠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业。一个熟识的教授找到她，劝她给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捐卵”，帮人又帮己。上大学期间，她一共“捐”了5次卵。
大学毕业后，韦玲玲找到了如意的工作和心仪的爱人，原以为可以从此告别见不得人的“捐卵”经历，开始全新的生活，却没有想到，她人生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婚后韦玲玲一直怀不上孩子，她隐隐预感到，与当年多次“捐卵”有关。早在出卖卵子时，她就了解到，频繁刺激排卵可能会导致不孕，只是不敢相信两年后会在自己身上应验。她难以接受，但欲哭无泪。丈夫同样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甚至对她的人品产生了怀疑，最终向她提出了离婚。
如今，被医生诊断已失去生育能力又失婚的韦玲玲，患了抑郁症，成天精神恍惚，经常满大街寻找自己曾经“捐”出去的孩子……
珍爱自己，远离卵子黑市
卵巢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如果一个女人的卵巢里没有卵子，她自然无法生育。现实生活中，有一群因不能正常排卵或卵子功能缺陷而无法生育的女人，还有一群为了利益无视自身健康和道德、法律而出卖自己卵子的女子，她们的背后，有一个黑色的利益链条把她们拴在了一起，这就是非法组织、从事卵子商业化买卖的卵子黑市。一方面是不孕夫妇对优质卵子的渴求，一方面却是卵子库无卵子供应的尴尬局面。正是这种供需失衡，才导致了卵子黑市交易的盛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不断有卵子非法交易案件被查处。
在黑市交易的背后，谁是真正的受益者？谁又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黑中介除了在各处张贴广告，在民间物色供体外，还在网上组建捐卵QQ群甚至开办网站，通过网络招募“捐”卵者。他们对外鼓吹捐卵既能帮助不育夫妇圆梦，所谓成人之美，还能收获高额的补偿金，所谓成“己”之美。事实上真是这样吗？据武汉一家中介公司的吴姓老板透露，在一次完整的捐卵过程中，除了付给“志愿者”1万元到几万元的补偿费，付给医院4万元的医药费和5000元的卵子冷冻费，中介公司可以净挣六七万元。吴某亦自曝，2012年前8个月，他所在的公司已成功操作了100多例捐卵，预计全年利润达到上千万元。也就是说，那些自以为找到了生财捷径的女孩子，其实只从这条利益链中拿到了一小部分。此外，黑中介还承诺手术简单，对身体完全无害，事实上这些“捐”卵者所要承担的风险是难以估量的。
一是健康上的风险。广州长安医院妇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玉琴介绍，女性到成年，每月只有一个原始卵泡发育为成熟的卵子，其他的卵泡就凋亡了。促排卵治疗就是注射性激素，把凋亡的卵泡激活，发育出更多的卵子。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黄青说，一般正规医院在做“试管婴儿”前进行促排卵，考虑到安全性，卵子会控制在10个左右，但卵子买卖中介往往不顾供卵者的健康，会给供卵者注射大量激素，一次就促排四五十个卵子。这样很容易导致供卵者发生卵巢刺激综合征，对身体损害大，严重的还会发生血管栓塞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并可导致卵巢功能衰竭。卖卵次数越多，这种可能性越大。王玉琴还称，取卵需要在B超引导下，用穿刺针从阴道吸取卵子。这种穿刺吸取手术是有创伤的，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并发症，如出血、感染、盆腔粘连等，进而引起输卵管堵塞，造成不孕、宫外孕等问题，还有破坏未婚女性处女膜的可能性。黄青还表示，在正规医院里，促排卵治疗两个周期之间，通常要隔3个月，让卵巢休息，但非法买卖卵子的中介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卵巢得不到休息，功能会加速衰竭。
除了健康受损，还有精神上的伤害。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高芹认为，黑市捐卵的过程对女性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心理学教授卢顺也说，目前黑市捐卵对象多为大学生，她们迈出这一步时其实早就知道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这种自我道德审判长期积累，容易形成严重影响学习和健康的心理障碍，对以后的婚姻和人生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是伦理道德上的风险。深圳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陶林如认为，“捐卵”这件事，且不论其他方面，仅在伦常道德上讲就很有问题。他说，如果有些人为了赚钱而卖了一次卵子，很难保证不卖第二次、第三次。倘若任由如此类型的“供需市场”发展起来，未来的社会伦常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卵子买卖的最大伦理和社会问题是造成未来后代的乱伦。根据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无论是供给他人精子还是卵子，一名供者至多不能让超过5名受者怀孕，并且医院必须对受卵者做到100%的临床随访率，这也是遵循人类婚配原则作出的规定。而黑市交易，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将一个供卵者一次卖出的多个卵子给多人使用，也有可能对一个供卵者反复多次促排卵，这些都不做临床随访，未来这些供、受双方的后代就有可能存在近亲婚配的乱伦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隐性而长久的，对当事人自己的道德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深远的。
三是法律上的风险。卫生部发布的《人类生殖技术辅助规范》中明确规定：“赠卵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供卵行为。” 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小勇认为，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专门从事捐卵的个人和单位，涉嫌非法经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副院长游泽山认为，近几年，国家已经明文规定严禁取卵，不得与经济利益挂钩，因此任何高价收购卵子或卖卵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因不受法律保护，卵子黑市违规操作，很可能在不具备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条件的医院进行，操作失败、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更高。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即使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捐卵者也很难维权。
许多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卵子黑中介牟利的背后，凸显出目前对捐卵、代孕等行为缺乏完善法律法规约束和系统社会管理的现状。在法律还不能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时，暂时限制卵子捐献或许是目前来说符合更多人利益的选择。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高芹等专家对年轻女大学生们提出忠告，要懂法守法，珍爱自己，远离卵子黑市，不要贪图一时利益而抱憾终生。此外，卫生法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等专家还提出，国家除了从卫生立法方面禁止买卖卵子外，还应出台相应的规范，对卵子的捐赠者进行合理补偿和有效管理。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