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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国是两周时期与楚国有着密切关系的诸侯国，目前可见15件周代邓国青铜媵器出土材料，整理分析其内容及出土地点，并根据铭文拓本深入探讨铭文内容与字体风格，梳理周代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以及对外姻亲关系等问题。从出土文献材料出发，结合传世文献，重新反思历史和考古，以提高全方位解读材料的辩证思维能力为目的，以邓国媵器为个例进行研究，对青铜器加以释读。
关键词：周代邓国;青铜器;媵器;铭文拓本;书写铭刻
商周青铜器是指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尺度，它能诉说时代的故事，展现人文内涵。解读传世青铜器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是大有裨益的。传世与近年来出土的有关邓国的有铭文的青铜器近40件，铜器年代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晚段均有出土，有铭媵器共15件，对邓国青铜器的系统整理可为认识邓国历史提供另一种视角。
1 铭文与铜器命名之间的联系
以表1中列出的15件性质为媵器的有铭邓国青铜器作为个例进行研究，并结合史实及埋藏环境，在此基础上后代学者能够对青铜器命名规则得到些许启发。
青铜器的命名大致表现为“作器人+器类名称”的格式。但也出现有下列特殊情况：
①作器人同时为受器人。如05853器、05852器，器名为邓仲尊。铭文为“登（邓）仲作宝尊彝”。据徐少华老师考证，该器能够表明西周早期邓人与关中地区井叔家族的婚姻关系，“邓仲”可能是早先嫁于井叔家族的邓国女子。①因此邓仲为受器人，结合铭文内容可知作器者也为邓仲。
②作器人一般以“国名/氏族名+身份”出现，例如03775邓公簋、09622邓孟壶盖、02643伯氏始氏鼎、03781侯氏簋。偶附有字及名的称呼，例如04013复公子伯舍簋。那么可做猜想：作器人在铭文中详细介绍是否具有强调身份以及表明重视程度的含义，是否以该器物作为证实两国之间建立邦交的重要信物？
③当资料残损严重、字体隶定工作难以展开时，或以研究方便简明为原则命名，定出现的确证人物为铜器名。例如NA1242邓子盘，该器铭文为“隹正月初吉丁亥/邓子□媵吊曼/盥盘□无/期子孙永”。
④基于对各器受器人或作器人身份的考虑，应有制器人的存在，该人为隐藏身份。到战国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②，流行器物的制造者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边，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在当时十分流行。
⑤简单来看，对比现代汉语“作”字用法，一般为“人名+作+物”，而大多数青铜器铭文上情况为“人名+作+人名+器类”，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器物铭文中人物关系、史实有所帮助。
2 铭文释读探讨
2.1 邓公簋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邓）公乍（作）（应）/嫚賸（媵）（簋），/其永宝用。
②《集成》载：登（邓）公乍（作）膺（应）/嫚（毗）朕（媵）簋，/其永宝用。
“媵”：资料库记载对“媵”字隶定作“賸”，为“媵”解的最常见情况。《说文·贝部》：“物相增加也，从贝朕声，一曰送也，副也。”③《集成》隶定“媵”字为从女从朕;参考《金文中的“媵”字及其异体》一文中作者总结的“媵”字的四种异体，另结合从“士”、从“子”两类情况，可为我们探讨古代媵婚制下的陪嫁物品问题提供一个切口。④
2.2 伯氏姒氏鼎
对（）字释读的不同：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唯（邓）八月初/吉，伯氏、始（姒）氏/乍（作）（奶）嫚（饙）/贞（鼎），其永宝用。
②《集成》载：（邓）八月初/吉，伯氏、始（姒）氏/乍（作）（奶）妾拜（）/贞（鼎），其永宝用。
③徐少华考：初吉，伯氏、姒氏作尔嫚昊饙，其永宝用。①
④彭瑾认为：隹登（邓）八月初吉，伯氏、姒氏乍、嫚昊饙，其永宝用。②
“”：徐少华与彭瑾根据对的不同释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前者释读伯氏、姒氏为其女嫚昊作媵器，但该解释中“（奶）”字用法存疑;后者认为该器属于异姓媵例，是伯氏、姒氏为同姓女和异姓女共同作的器，为与嫚性质保持一致，则为母家姓。周代媵器中有不少为异姓女作器的例子，异姓女子所属问题值得探究。相比之下，徐少华老师考证更为可靠。
“”：郭沫若先生考从目从矢乃古“瞬”字。③释读为“昊”较适合。
“”：隶定为拜，释读为。《说文》：“修饭也，从食，声。”④该字用在这里或许与器类用途有关。
2.3 复公子簋
《集成》载：复公子伯舍/曰：敃新，乍（作）我/姑登（邓）孟媿賸（媵）/簋，永寿（寿）用之。
“永寿”：截至2016年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所有青铜器中，共出现17例“永寿”，该辞例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出现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邓公簋盖
唯登（邓）九月初吉，/不故（姑）女夫人（以）/乍（迮）登（邓）公，用为女/夫人（尊）。
“不故（姑）”：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山东一带的薄姑氏，周初其族衰败后曾与邓国联姻。
“女夫人”：截至2016年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所有青铜器中，仅有该件器出现“女夫人”称呼，待考究。
“”：《集成》释读为“以”，按照命名规则，（以）应为母国或夫国姓氏有关，但据《周代媵器试论》查“以”或“姒”均无果，那么“以”字或可猜想为薄姑氏女子的名或字。
2.5 邓子盘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隹（唯）正月初吉丁亥，/邓子□媵吊（叔）曼/盥盘，□□无/期，子孙永□。与《新收》同。
②徐少华曾考：隹正月初吉丁亥，邓子与媵叔□……子孙永……。徐少华老师认为《新收》释“叔”的下一字为“曼”这点难以确定，该盘当是“邓子与”为其女或亲属所作的媵器。
③刘昌银：惟正月初吉丁亥，，□无期，子孙永。刘昌银老师结合考古背景与史实解释为邓国国君邓子能以一国之主的名誉将与盘“与”或赠或奖给功臣、至亲好友，并有无期享用之意。⑤ “”：“与”，对该字的释读有两种：徐少华老师认为“与”是“邓子与”的称谓;按刘昌银老师说法，“与”应为动词，给的意思。
“”：对该字的隶定有“兵”与“曼”两种。当隶定为“曼”时，或可参考徐少华老师观点，认为与“邓子与”的女儿或亲属有关，则“媵”为动词词性，铭文结构为“邓子□（称谓）+媵（动词）+吊（叔）曼（称谓）+器类名称”。此处“媵”代替“乍”表作器之意，且在该种情况下，此器属性为媵器无疑。
当为“兵”时，参考刘昌银老师释读，该字在铭文中指示为作器或与战争、战功有关。即“邓子（称谓）+与（动词）+称谓+器类”。结合同时出土的10余件青铜器（包括车马器）的器形、花纹，分析得出出土的墓葬应在春秋中晚期以前，墓主人应是一位贵族，是一代邓子的叔叔或老三。据《楚国简史》载，公元前678年，邓被楚灭。邓国国君邓子能以一国之主的名誉将与盘“与”或赠或奖给功臣、至亲好友，并有无期享用之意。邓国当时未被灭，盘应是邓国宫廷珍品，且不一定为媵器。
3 青铜器铭文书写情况历史规律
以02643、04055、NA1242号器拓本为例，此3件器物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观察其拓本，我们能够再次印证青铜器铭文的书写情况会随时代的推移变得愈发潦草和凌乱，具体表现是铭文从能够划分出隐形行列到字体布局混乱，從刻画工整到字形扭曲乃至隶定不清。此外还需考虑铜器曾受到多次刮削以及流转、周折，使铭文变得模糊不清。从宏观来看，可推测是因青铜器铸造技术复杂，铭刻技术更为烦琐，其初始青铜器铸造和铭刻技术仅为王室所有，且工匠技艺水平较高，随时间推移青铜器铸造和铭刻技术会传播到诸侯国，诸侯国更进一步下移到更小的封国或采邑，技艺水平一层不如一层，再加上越到晚期统治者对青铜器重视程度越低，周王室统治力量式微，因此越早的青铜器越精美、规范、耐看、可考，且多为各大国或周王室所作。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邓国的这3件器物即为该时期历史规律的证明。
这3件青铜器中出土于陕西省武功县的西周晚期，集成02643号器伯氏姒氏鼎布局工整，刻画清楚，应为技艺高超者所作。该器由伯氏、姒氏为其女儿嫚昊送嫁所作，据徐少华老师考证该器出于陕西或与“嫚昊”的夫国有关①，铜器年代为西周早期，两件邓小仲方鼎铭文载：“邓小仲”或因赠馈或因战争而有所获得，不敢丧失，故以此作祭器。宋代出土的中甗记载“中省自方、邓”，说明了周庄王派大臣“中”到南方各地视察，《春秋左传正义》记载：“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由此得知，自西周早期以来邓国地望作为周代南土地理位置的关键区域，经济文化内涵丰富，与周王朝之间的联系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国青铜器制作工匠可能受过周王朝的专业培训，或是邓国有直接驱使周王室工匠作器的权利，又或许是周王直接命工匠替邓国作媵器，即制器者实属周王朝豢养的铭器工匠，且地理位置相距较近，而后送至陕西夫国（今咸阳市武功县）所在，如此便能够解释西周晚期邓国媵器之上为何出现有相较于后两件器物更为工整的铭文刻画。由于该器为出嫁女嫚昊的父亲是伯氏而非邓公，考虑到宗支与周王室的联系或许不甚紧密，因此前两者猜想更为可靠。相比之下，邓公簋盖、邓子盘的铭文书写情况表明这两件器很可能为邓国本土工匠所作，技艺水平较低。
关键词：周代邓国;青铜器;媵器;铭文拓本;书写铭刻
商周青铜器是指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尺度，它能诉说时代的故事，展现人文内涵。解读传世青铜器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是大有裨益的。传世与近年来出土的有关邓国的有铭文的青铜器近40件，铜器年代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晚段均有出土，有铭媵器共15件，对邓国青铜器的系统整理可为认识邓国历史提供另一种视角。
1 铭文与铜器命名之间的联系
以表1中列出的15件性质为媵器的有铭邓国青铜器作为个例进行研究，并结合史实及埋藏环境，在此基础上后代学者能够对青铜器命名规则得到些许启发。
青铜器的命名大致表现为“作器人+器类名称”的格式。但也出现有下列特殊情况：
①作器人同时为受器人。如05853器、05852器，器名为邓仲尊。铭文为“登（邓）仲作宝尊彝”。据徐少华老师考证，该器能够表明西周早期邓人与关中地区井叔家族的婚姻关系，“邓仲”可能是早先嫁于井叔家族的邓国女子。①因此邓仲为受器人，结合铭文内容可知作器者也为邓仲。
②作器人一般以“国名/氏族名+身份”出现，例如03775邓公簋、09622邓孟壶盖、02643伯氏始氏鼎、03781侯氏簋。偶附有字及名的称呼，例如04013复公子伯舍簋。那么可做猜想：作器人在铭文中详细介绍是否具有强调身份以及表明重视程度的含义，是否以该器物作为证实两国之间建立邦交的重要信物？
③当资料残损严重、字体隶定工作难以展开时，或以研究方便简明为原则命名，定出现的确证人物为铜器名。例如NA1242邓子盘，该器铭文为“隹正月初吉丁亥/邓子□媵吊曼/盥盘□无/期子孙永”。
④基于对各器受器人或作器人身份的考虑，应有制器人的存在，该人为隐藏身份。到战国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②，流行器物的制造者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边，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在当时十分流行。
⑤简单来看，对比现代汉语“作”字用法，一般为“人名+作+物”，而大多数青铜器铭文上情况为“人名+作+人名+器类”，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器物铭文中人物关系、史实有所帮助。
2 铭文释读探讨
2.1 邓公簋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邓）公乍（作）（应）/嫚賸（媵）（簋），/其永宝用。
②《集成》载：登（邓）公乍（作）膺（应）/嫚（毗）朕（媵）簋，/其永宝用。
“媵”：资料库记载对“媵”字隶定作“賸”，为“媵”解的最常见情况。《说文·贝部》：“物相增加也，从贝朕声，一曰送也，副也。”③《集成》隶定“媵”字为从女从朕;参考《金文中的“媵”字及其异体》一文中作者总结的“媵”字的四种异体，另结合从“士”、从“子”两类情况，可为我们探讨古代媵婚制下的陪嫁物品问题提供一个切口。④
2.2 伯氏姒氏鼎
对（）字释读的不同：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唯（邓）八月初/吉，伯氏、始（姒）氏/乍（作）（奶）嫚（饙）/贞（鼎），其永宝用。
②《集成》载：（邓）八月初/吉，伯氏、始（姒）氏/乍（作）（奶）妾拜（）/贞（鼎），其永宝用。
③徐少华考：初吉，伯氏、姒氏作尔嫚昊饙，其永宝用。①
④彭瑾认为：隹登（邓）八月初吉，伯氏、姒氏乍、嫚昊饙，其永宝用。②
“”：徐少华与彭瑾根据对的不同释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前者释读伯氏、姒氏为其女嫚昊作媵器，但该解释中“（奶）”字用法存疑;后者认为该器属于异姓媵例，是伯氏、姒氏为同姓女和异姓女共同作的器，为与嫚性质保持一致，则为母家姓。周代媵器中有不少为异姓女作器的例子，异姓女子所属问题值得探究。相比之下，徐少华老师考证更为可靠。
“”：郭沫若先生考从目从矢乃古“瞬”字。③释读为“昊”较适合。
“”：隶定为拜，释读为。《说文》：“修饭也，从食，声。”④该字用在这里或许与器类用途有关。
2.3 复公子簋
《集成》载：复公子伯舍/曰：敃新，乍（作）我/姑登（邓）孟媿賸（媵）/簋，永寿（寿）用之。
“永寿”：截至2016年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所有青铜器中，共出现17例“永寿”，该辞例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出现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邓公簋盖
唯登（邓）九月初吉，/不故（姑）女夫人（以）/乍（迮）登（邓）公，用为女/夫人（尊）。
“不故（姑）”：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山东一带的薄姑氏，周初其族衰败后曾与邓国联姻。
“女夫人”：截至2016年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所有青铜器中，仅有该件器出现“女夫人”称呼，待考究。
“”：《集成》释读为“以”，按照命名规则，（以）应为母国或夫国姓氏有关，但据《周代媵器试论》查“以”或“姒”均无果，那么“以”字或可猜想为薄姑氏女子的名或字。
2.5 邓子盘
①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载：隹（唯）正月初吉丁亥，/邓子□媵吊（叔）曼/盥盘，□□无/期，子孙永□。与《新收》同。
②徐少华曾考：隹正月初吉丁亥，邓子与媵叔□……子孙永……。徐少华老师认为《新收》释“叔”的下一字为“曼”这点难以确定，该盘当是“邓子与”为其女或亲属所作的媵器。
③刘昌银：惟正月初吉丁亥，，□无期，子孙永。刘昌银老师结合考古背景与史实解释为邓国国君邓子能以一国之主的名誉将与盘“与”或赠或奖给功臣、至亲好友，并有无期享用之意。⑤ “”：“与”，对该字的释读有两种：徐少华老师认为“与”是“邓子与”的称谓;按刘昌银老师说法，“与”应为动词，给的意思。
“”：对该字的隶定有“兵”与“曼”两种。当隶定为“曼”时，或可参考徐少华老师观点，认为与“邓子与”的女儿或亲属有关，则“媵”为动词词性，铭文结构为“邓子□（称谓）+媵（动词）+吊（叔）曼（称谓）+器类名称”。此处“媵”代替“乍”表作器之意，且在该种情况下，此器属性为媵器无疑。
当为“兵”时，参考刘昌银老师释读，该字在铭文中指示为作器或与战争、战功有关。即“邓子（称谓）+与（动词）+称谓+器类”。结合同时出土的10余件青铜器（包括车马器）的器形、花纹，分析得出出土的墓葬应在春秋中晚期以前，墓主人应是一位贵族，是一代邓子的叔叔或老三。据《楚国简史》载，公元前678年，邓被楚灭。邓国国君邓子能以一国之主的名誉将与盘“与”或赠或奖给功臣、至亲好友，并有无期享用之意。邓国当时未被灭，盘应是邓国宫廷珍品，且不一定为媵器。
3 青铜器铭文书写情况历史规律
以02643、04055、NA1242号器拓本为例，此3件器物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观察其拓本，我们能够再次印证青铜器铭文的书写情况会随时代的推移变得愈发潦草和凌乱，具体表现是铭文从能够划分出隐形行列到字体布局混乱，從刻画工整到字形扭曲乃至隶定不清。此外还需考虑铜器曾受到多次刮削以及流转、周折，使铭文变得模糊不清。从宏观来看，可推测是因青铜器铸造技术复杂，铭刻技术更为烦琐，其初始青铜器铸造和铭刻技术仅为王室所有，且工匠技艺水平较高，随时间推移青铜器铸造和铭刻技术会传播到诸侯国，诸侯国更进一步下移到更小的封国或采邑，技艺水平一层不如一层，再加上越到晚期统治者对青铜器重视程度越低，周王室统治力量式微，因此越早的青铜器越精美、规范、耐看、可考，且多为各大国或周王室所作。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邓国的这3件器物即为该时期历史规律的证明。
这3件青铜器中出土于陕西省武功县的西周晚期，集成02643号器伯氏姒氏鼎布局工整，刻画清楚，应为技艺高超者所作。该器由伯氏、姒氏为其女儿嫚昊送嫁所作，据徐少华老师考证该器出于陕西或与“嫚昊”的夫国有关①，铜器年代为西周早期，两件邓小仲方鼎铭文载：“邓小仲”或因赠馈或因战争而有所获得，不敢丧失，故以此作祭器。宋代出土的中甗记载“中省自方、邓”，说明了周庄王派大臣“中”到南方各地视察，《春秋左传正义》记载：“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由此得知，自西周早期以来邓国地望作为周代南土地理位置的关键区域，经济文化内涵丰富，与周王朝之间的联系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国青铜器制作工匠可能受过周王朝的专业培训，或是邓国有直接驱使周王室工匠作器的权利，又或许是周王直接命工匠替邓国作媵器，即制器者实属周王朝豢养的铭器工匠，且地理位置相距较近，而后送至陕西夫国（今咸阳市武功县）所在，如此便能够解释西周晚期邓国媵器之上为何出现有相较于后两件器物更为工整的铭文刻画。由于该器为出嫁女嫚昊的父亲是伯氏而非邓公，考虑到宗支与周王室的联系或许不甚紧密，因此前两者猜想更为可靠。相比之下，邓公簋盖、邓子盘的铭文书写情况表明这两件器很可能为邓国本土工匠所作，技艺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