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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历史上的第—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位中国裁判宣布——
1936年6月26日中午,10岁的舒昌荣紧紧地抓着7岁弟弟舒昌耀的手。两人夹杂在上海码头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向一艘名为“康德浮台号”的邮轮挥手告别。舒昌荣朝邮轮张望了好一阵子,却始终没有发现父亲舒鸿的身影。等舒昌荣“挣扎”着靠近邮轮时,邮轮“喘”了一口气,走了。
“康德浮台号”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1936年7月,第11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赛,中国媒体对此格外关注,有的报纸还派出随团记者。可是,代表团的成绩始终不尽如人意,报纸上每天出现的新闻基本都是诸如“××在田径预赛被淘汰”、“篮球队被淘汰”、“足球队未能小组出线”等消息。
1936年8月15日下午,舒昌荣陪母亲逛街时,突然,上海街头一阵躁动,到处都是小报童响亮的声音,“号外!号外!舒鸿为国争光!”父亲为国争光了?舒昌荣觉得难以置信。他连忙买来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大标题格外显眼,“美加篮球决赛,我国舒鸿担任裁判。”舒昌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父亲一直是代表团的篮球队助理教练,怎么又成了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呢?
70年后,笔者在杭州见到年近八旬的舒昌荣老先生。谈起父亲舒鸿,老先生天真而自豪,他说:“那天(1936年8月15日),中国体育界沸腾了,因为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裁判。”
进入历史的那一天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谁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呢?有很多国家的裁判报名,但国际篮联犹豫不决。尽管大家公认美国的裁判水平最高,但为了避嫌,肯定不能使用美国裁判。那来自欧洲的裁判如何?很多人摇头了——当时,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裁判恐怕难负重任。选来选去,篮联官员注意到舒鸿的名字。这个人是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在奥运会预赛时,也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得还不错,就用他吧!
听说由中国裁判执法决赛,美国和加拿大的队员顿时炸开了锅。有的队员断定:“从中国篮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舒鸿肯定吹不好。”有的队员甚至讽刺道:“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呢!”总之,队员们不欢迎中国裁判。两队教练却格外信任舒鸿,当时,美国队的助理教练杜平曾是舒鸿留学美国春田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他向队员们解释:“我了解舒鸿,还是他当裁判合适。”加拿大队的教练在前几天见过一场舒鸿执法的比赛,他认为:“舒鸿吹得相当公道。”
正当教练和队员各执一词时,篮球项目的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应邀来到柏林。国际篮联官员索性把“难题”交给了史密斯博士。一看到舒鸿的名字,史密斯博士立即说道:“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既然篮球鼻祖选定舒鸿,反对声自然也就没有了。
舒鸿怎么就成了他的学生呢?
原来,1919年至1923年期间,舒鸿曾就读于美国春田学院。当时,正在春田学院担任体育老师的奈·史密斯博士组建了一支校篮球队。史密斯博士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舒鸿虽然个子矮小,但他训练刻苦,打球很动脑子,是可造之材。于是,每次春田学院篮球队集合时,舒鸿格外引人注意,因为全队就他一个矮个子队员。师从史密斯博士期间,舒鸿不但篮球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各样的篮球规则也烂熟心中,成为史密斯博士的得意门生。
“钦点”舒鸿后,奈·史密斯博士又特地找到中国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请他最后决定。马约翰不假思索地说道:“这是给我们中国人展示的机会,我们当然支持您的决定。”在史密斯博士面前,马约翰显得信心十足。可决赛前夜,他有些忐忑不安。这毕竟是决赛,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他问舒鸿:“你敢不敢去吹比赛?”舒鸿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1936年8月14日上午,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宣布开始。当时,比赛在露天球场举行,观众为3000人左右。为支持舒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赴现场观战。不巧的是,比赛进行时,天降大雨,红泥球场泥泞不堪,为舒鸿的执法增加了一定难度。最终,美国队以19比8战胜加拿大队而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与舒鸿亲切拥抱。
舒昌荣老先生说,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对这场比赛做了详细报道,虽极力渲染舒鸿“为国争光”,但对舒鸿整场比赛的表现,均语焉不详。仅随团记者冯有真的介绍略为详细,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誊。
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
舒鸿,字厚信,祖籍浙江宁波,t895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舒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舒鸿赴美国勤工俭学,在美国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硕士学位。
在旧中国,早期的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参赛的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裁判职务——谁看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再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加强,便请来“第三者”担任裁判工作,不过,“第三者”并不一定懂什么规则,只要临时告诉他几点注意事项,他就能执法了。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很多正规比赛开始聘用外国人担任裁判工作,所以,当时的裁判术语均使用英文。
1925年,舒鸿回到中国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至1928年,他担任会长。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比赛的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建议,“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
正当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时,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并由“美国裁判会”阅卷打分。当时,一共有9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4名中国人,考试结果出来后4名中田裁判中,得分最低者为88分,另5名外国裁判中,得分最高者为60分,且仅有一人,于是,4名中用裁判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田际级裁判,直至今天,4名裁判的名字,舒昌荣老先生还能脱口而出:“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
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舒鸿。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64年7月,他因肺癌逝世。
责编 柏 强
1936年6月26日中午,10岁的舒昌荣紧紧地抓着7岁弟弟舒昌耀的手。两人夹杂在上海码头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向一艘名为“康德浮台号”的邮轮挥手告别。舒昌荣朝邮轮张望了好一阵子,却始终没有发现父亲舒鸿的身影。等舒昌荣“挣扎”着靠近邮轮时,邮轮“喘”了一口气,走了。
“康德浮台号”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1936年7月,第11届奥运会在这里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赛,中国媒体对此格外关注,有的报纸还派出随团记者。可是,代表团的成绩始终不尽如人意,报纸上每天出现的新闻基本都是诸如“××在田径预赛被淘汰”、“篮球队被淘汰”、“足球队未能小组出线”等消息。
1936年8月15日下午,舒昌荣陪母亲逛街时,突然,上海街头一阵躁动,到处都是小报童响亮的声音,“号外!号外!舒鸿为国争光!”父亲为国争光了?舒昌荣觉得难以置信。他连忙买来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大标题格外显眼,“美加篮球决赛,我国舒鸿担任裁判。”舒昌荣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父亲一直是代表团的篮球队助理教练,怎么又成了奥运会篮球决赛的裁判呢?
70年后,笔者在杭州见到年近八旬的舒昌荣老先生。谈起父亲舒鸿,老先生天真而自豪,他说:“那天(1936年8月15日),中国体育界沸腾了,因为在奥运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裁判。”
进入历史的那一天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谁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呢?有很多国家的裁判报名,但国际篮联犹豫不决。尽管大家公认美国的裁判水平最高,但为了避嫌,肯定不能使用美国裁判。那来自欧洲的裁判如何?很多人摇头了——当时,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长,欧洲裁判恐怕难负重任。选来选去,篮联官员注意到舒鸿的名字。这个人是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在奥运会预赛时,也执法过几场比赛,表现得还不错,就用他吧!
听说由中国裁判执法决赛,美国和加拿大的队员顿时炸开了锅。有的队员断定:“从中国篮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舒鸿肯定吹不好。”有的队员甚至讽刺道:“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呢!”总之,队员们不欢迎中国裁判。两队教练却格外信任舒鸿,当时,美国队的助理教练杜平曾是舒鸿留学美国春田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他向队员们解释:“我了解舒鸿,还是他当裁判合适。”加拿大队的教练在前几天见过一场舒鸿执法的比赛,他认为:“舒鸿吹得相当公道。”
正当教练和队员各执一词时,篮球项目的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应邀来到柏林。国际篮联官员索性把“难题”交给了史密斯博士。一看到舒鸿的名字,史密斯博士立即说道:“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既然篮球鼻祖选定舒鸿,反对声自然也就没有了。
舒鸿怎么就成了他的学生呢?
原来,1919年至1923年期间,舒鸿曾就读于美国春田学院。当时,正在春田学院担任体育老师的奈·史密斯博士组建了一支校篮球队。史密斯博士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舒鸿虽然个子矮小,但他训练刻苦,打球很动脑子,是可造之材。于是,每次春田学院篮球队集合时,舒鸿格外引人注意,因为全队就他一个矮个子队员。师从史密斯博士期间,舒鸿不但篮球技术突飞猛进,各种各样的篮球规则也烂熟心中,成为史密斯博士的得意门生。
“钦点”舒鸿后,奈·史密斯博士又特地找到中国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请他最后决定。马约翰不假思索地说道:“这是给我们中国人展示的机会,我们当然支持您的决定。”在史密斯博士面前,马约翰显得信心十足。可决赛前夜,他有些忐忑不安。这毕竟是决赛,容不得半点闪失。于是,他问舒鸿:“你敢不敢去吹比赛?”舒鸿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1936年8月14日上午,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裁判宣布开始。当时,比赛在露天球场举行,观众为3000人左右。为支持舒鸿,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都赴现场观战。不巧的是,比赛进行时,天降大雨,红泥球场泥泞不堪,为舒鸿的执法增加了一定难度。最终,美国队以19比8战胜加拿大队而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与舒鸿亲切拥抱。
舒昌荣老先生说,当时,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对这场比赛做了详细报道,虽极力渲染舒鸿“为国争光”,但对舒鸿整场比赛的表现,均语焉不详。仅随团记者冯有真的介绍略为详细,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誊。
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
舒鸿,字厚信,祖籍浙江宁波,t895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舒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舒鸿赴美国勤工俭学,在美国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卫生学硕士学位。
在旧中国,早期的体育比赛并无裁判一职,参赛的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裁判职务——谁看见犯规,只要喊一声即可。再后来,因参赛者胜负观念加强,便请来“第三者”担任裁判工作,不过,“第三者”并不一定懂什么规则,只要临时告诉他几点注意事项,他就能执法了。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很多正规比赛开始聘用外国人担任裁判工作,所以,当时的裁判术语均使用英文。
1925年,舒鸿回到中国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年至1928年,他担任会长。
1928年,恰逢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按惯例,比赛的裁判将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建议,“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一定让中国人执法。”可外国裁判坚决不让位。
正当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时,有人提议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统一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并由“美国裁判会”阅卷打分。当时,一共有9人参加了考试,其中有4名中国人,考试结果出来后4名中田裁判中,得分最低者为88分,另5名外国裁判中,得分最高者为60分,且仅有一人,于是,4名中用裁判均被“美国裁判会”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国际组织认可的田际级裁判,直至今天,4名裁判的名字,舒昌荣老先生还能脱口而出:“舒鸿,乐秀荣,吴邦伟,蒋湘青。”
1934年,舒鸿赴国立浙江大学担任体育主任。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没有舒鸿。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1964年7月,他因肺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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