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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虽然战乱纷纷，但却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极度自由的时代，诞生了很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思想学派。黄老学派作为战国时期著名学派道家的一个分支，数千年来却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而不能为后世所熟知。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黄帝四经》，才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缺。本文将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分为“道”“王”“法”“辩证思维”四个部分，并结合战国汉初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阐释。
“黄老”二字分解来看，是传说中的原始部落首领黄帝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合称，而这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又是怎么被放在一起来讲呢？黄帝依靠着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丰功伟绩而被后世所敬仰，但是也并不能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人物，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往往被视作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或者是一种政治统一的趋势。在战国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中，黄帝经常被思想家们运用，多是假托黄帝之言来伸张自己的学说。而伸张自己思想的士阶层又服务于各国的争霸之中，这就必然将黄老学说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依托于政治。说起黄老学说的政治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阐释，前者是对当时特定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后者是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
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将黄老学说作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在先秦的道家学派著作中，除了老庄学派的代表作《老子》和《庄子》外，还有黄老学说失传多年的《黄帝四经》。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本书，这四本书经多位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认定为战国中期的黄老学说代表著作《黄帝四经》，由此《黄帝四经》才得以面世。《黄帝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漢初成为主导思想的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黄帝四经》所倡导的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经法》一篇中，主要围绕治理国家需要法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
《经法·道法》中提到“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可以看出同老子一样，《黄帝四经》也把“道”规定为万物的本源，认为万物都是从“道”这里产生和开始的，但是又在老子的基础上更加丰富了“道”。“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处于不同的层面就有不同的现实意义。置身于大自然中，道就表现为自然法则，“地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经法·论》）上天依托道诞生出日月星辰，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有盈有亏，都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着，这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这个规律就是“道”，“道”看似是变化万千的，但是又有自己的实际运行规律。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社会规律，“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经法·道法》）除了自然存在着永恒的规律，社会生活也有其固定的规律可言，百姓们都从事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男耕女织，平民贵族也都有各自的位置，君主有着合理的御臣之术。在这样的天道理念之下，人民各司其职，利于社会稳定，体现出了作者所提倡的封建等级制度，有一定的政治性。
《黄帝四经》中提出了“王者”“霸者”，符合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诉求。《经法》中的《六分篇》将君臣关系归结为六种“顺”和“逆”，总结来说就是君臣名副其实，互不僭越，上下齐心，则“其国强”，充分的体现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它认为，能够达到“顺”，就能够为王，就可以建成统一的王朝。《经法》讲，如果君主想要称王天下，必须结合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的因素，则可“有天下矣”。具体来说，作为君主要尽到作为国君的义务;大臣对君主要恭敬，不能蒙蔽君主，下属不能欺上，百姓要和睦，为国效力，就可以“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从而达到“王天下”的目的。总结来说也是“君尊臣卑”政治思想的体现。
黄老学说认为可以称霸天下的人不仅要有“玄德”还要有“王术”，“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经法·六分》）可以称王天下的人，必然是更加重视选贤举能，眼光不会仅仅局限于城池国土的得失，所以国家可以稳固;“王”也一定是尊重科学规律的人，而且可以卑屈己身而尊重真正有才学之人，所以能使自身显赫而号令天下。黄老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意识到“王”应该具备选贤举能，礼贤下士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中，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保持政治统治的长期稳定，黄老学说选择了具有客观性的“法”作为社会准绳。
执政者必须按照“法度”进行治理，“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篇》）“法度”是根据道来制定的，因此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认为“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篇》）也就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就不可以废弛。将法度与“道”联系起来，也就证明了“法”的权威性，这也是更有利于巩固统治。
《经法》对君主也有一定的约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君正篇》）就是说，执政者要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的法度也不能经常发生改变，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使人民信服。
它不仅强调法治，主张“精公无私而赏罚信”（《经法·君正篇》），同时要求赏罚得当，反对“妄杀杀贤”“杀无罪”（《经法·亡论篇》）。黄老学说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以利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积蓄力量，从而达到建立统一王朝的目的。黄老学说的“法”思想后也被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的代表人所吸收。 辩证法思维
《黄帝四经》中具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可以说是把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用来作为他们制定策略的理论依据。在《经法·四度篇》有这样一句话：“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它认为，做事不仅要把握时机，而且还要注意限度，适可而止，不可过头，超过了“度”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同时他们也很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黄帝四经》把事物看作是对立面的统一，且事物对立的双方（如生与死、成与败、祸与福等）可以相互转化，大多数又是因为斗争而相互转化，最终双方处于一个平衡之中。这种转化恰恰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黄帝四经》是主张重柔的，“以刚为柔者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经法·明理》）但是这里的“柔”并非是退缩、懦弱，而是以退为进。这运用到政治上，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以退为进，变弱为强。虽然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但是《黄帝四经》还是提倡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经法·国次》）就是说，当人的能力强大能够胜天的时候，要谨慎，防止过度，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当自然力量反而胜过人的时候，要顺着自然规律去行事。
与黄老学说有关的历史事件
由于年代久远，可考受影响的历史事件有限，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一个与黄老学说的诞生有关的事件——田氏代齐。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黄老学说也恰恰诞生在这里，并且受到了齐国统治阶级的支持，那么为什么会在众多学派中选择黄老学说作为政治需要呢？首先这与齐国当时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齐国的政权长期把持在诸公族手中，经过一系列的兼并倾轧，大权最终落入田氏公族手中。田氏的祖先是春秋时期从陈国来到齐国的，所以选择了同样也来自于陈国的老子，将其学说推上高位。田氏为了确立正统还大力宣扬黄帝，说黄帝是他们的祖先，由于炎帝是姜氏的祖先，自古又一直流传有黄帝战胜炎帝统一天下的传说，这就又为“田氏代姜”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汉初时期，经过长期战乱，政权不稳，百姓生活艰苦，整个国家与社会急需要修养身心。思想家们充分总结秦灭亡的惨痛教训，同时也对当时秦的暴政和当时所推崇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强烈抵制，于是黄老之学的“無为而治”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无为”并非单纯指统治者的不作为，而是秉承尊“道”，即尊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尽可能少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道原》中提到：“王用□□而民不麋（迷）惑。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懈）。”君王奉行“无为”的原则，不去过多地压榨百姓，这样百姓们就可以各司其职，也就不会互相之间进行斗争，“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是说在这样的“无为”统治下，百姓不会因为政府管控的太紧就变的勤奋，也不会因为政府管制松弛就变得不思进取，在此种状态下才可以达到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休养生息的目标。黄老学说作为汉初的一个过渡思想学说，它给汉初的统治者们留出了充分的时间来构想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与政府，最终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为西汉之后四十几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
在战国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高度活跃的时代，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学说看似强调政治上的“无为”，但实际上却是道家比较积极的一支。它虽然没有像儒家、墨家那样贴近现实生活，也没有在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但是黄老学说的很多思想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包括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黄老”二字分解来看，是传说中的原始部落首领黄帝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合称，而这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又是怎么被放在一起来讲呢？黄帝依靠着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丰功伟绩而被后世所敬仰，但是也并不能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人物，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往往被视作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或者是一种政治统一的趋势。在战国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中，黄帝经常被思想家们运用，多是假托黄帝之言来伸张自己的学说。而伸张自己思想的士阶层又服务于各国的争霸之中，这就必然将黄老学说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依托于政治。说起黄老学说的政治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阐释，前者是对当时特定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后者是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
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将黄老学说作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在先秦的道家学派著作中，除了老庄学派的代表作《老子》和《庄子》外，还有黄老学说失传多年的《黄帝四经》。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本书，这四本书经多位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认定为战国中期的黄老学说代表著作《黄帝四经》，由此《黄帝四经》才得以面世。《黄帝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漢初成为主导思想的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黄帝四经》所倡导的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经法》一篇中，主要围绕治理国家需要法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
《经法·道法》中提到“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可以看出同老子一样，《黄帝四经》也把“道”规定为万物的本源，认为万物都是从“道”这里产生和开始的，但是又在老子的基础上更加丰富了“道”。“道”作为万物的本源，处于不同的层面就有不同的现实意义。置身于大自然中，道就表现为自然法则，“地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经法·论》）上天依托道诞生出日月星辰，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有盈有亏，都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着，这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这个规律就是“道”，“道”看似是变化万千的，但是又有自己的实际运行规律。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社会规律，“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经法·道法》）除了自然存在着永恒的规律，社会生活也有其固定的规律可言，百姓们都从事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男耕女织，平民贵族也都有各自的位置，君主有着合理的御臣之术。在这样的天道理念之下，人民各司其职，利于社会稳定，体现出了作者所提倡的封建等级制度，有一定的政治性。
《黄帝四经》中提出了“王者”“霸者”，符合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诉求。《经法》中的《六分篇》将君臣关系归结为六种“顺”和“逆”，总结来说就是君臣名副其实，互不僭越，上下齐心，则“其国强”，充分的体现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它认为，能够达到“顺”，就能够为王，就可以建成统一的王朝。《经法》讲，如果君主想要称王天下，必须结合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的因素，则可“有天下矣”。具体来说，作为君主要尽到作为国君的义务;大臣对君主要恭敬，不能蒙蔽君主，下属不能欺上，百姓要和睦，为国效力，就可以“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从而达到“王天下”的目的。总结来说也是“君尊臣卑”政治思想的体现。
黄老学说认为可以称霸天下的人不仅要有“玄德”还要有“王术”，“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经法·六分》）可以称王天下的人，必然是更加重视选贤举能，眼光不会仅仅局限于城池国土的得失，所以国家可以稳固;“王”也一定是尊重科学规律的人，而且可以卑屈己身而尊重真正有才学之人，所以能使自身显赫而号令天下。黄老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意识到“王”应该具备选贤举能，礼贤下士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中，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保持政治统治的长期稳定，黄老学说选择了具有客观性的“法”作为社会准绳。
执政者必须按照“法度”进行治理，“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篇》）“法度”是根据道来制定的，因此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认为“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经法·道法篇》）也就是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就不可以废弛。将法度与“道”联系起来，也就证明了“法”的权威性，这也是更有利于巩固统治。
《经法》对君主也有一定的约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君正篇》）就是说，执政者要以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不能任意妄为。创制的法度也不能经常发生改变，依法办事，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便能使人民信服。
它不仅强调法治，主张“精公无私而赏罚信”（《经法·君正篇》），同时要求赏罚得当，反对“妄杀杀贤”“杀无罪”（《经法·亡论篇》）。黄老学说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就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以利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积蓄力量，从而达到建立统一王朝的目的。黄老学说的“法”思想后也被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的代表人所吸收。 辩证法思维
《黄帝四经》中具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可以说是把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用来作为他们制定策略的理论依据。在《经法·四度篇》有这样一句话：“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它认为，做事不仅要把握时机，而且还要注意限度，适可而止，不可过头，超过了“度”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同时他们也很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黄帝四经》把事物看作是对立面的统一，且事物对立的双方（如生与死、成与败、祸与福等）可以相互转化，大多数又是因为斗争而相互转化，最终双方处于一个平衡之中。这种转化恰恰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黄帝四经》是主张重柔的，“以刚为柔者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灭。”（《经法·明理》）但是这里的“柔”并非是退缩、懦弱，而是以退为进。这运用到政治上，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以退为进，变弱为强。虽然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但是《黄帝四经》还是提倡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经法·国次》）就是说，当人的能力强大能够胜天的时候，要谨慎，防止过度，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当自然力量反而胜过人的时候，要顺着自然规律去行事。
与黄老学说有关的历史事件
由于年代久远，可考受影响的历史事件有限，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一个与黄老学说的诞生有关的事件——田氏代齐。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黄老学说也恰恰诞生在这里，并且受到了齐国统治阶级的支持，那么为什么会在众多学派中选择黄老学说作为政治需要呢？首先这与齐国当时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齐国的政权长期把持在诸公族手中，经过一系列的兼并倾轧，大权最终落入田氏公族手中。田氏的祖先是春秋时期从陈国来到齐国的，所以选择了同样也来自于陈国的老子，将其学说推上高位。田氏为了确立正统还大力宣扬黄帝，说黄帝是他们的祖先，由于炎帝是姜氏的祖先，自古又一直流传有黄帝战胜炎帝统一天下的传说，这就又为“田氏代姜”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
汉初时期，经过长期战乱，政权不稳，百姓生活艰苦，整个国家与社会急需要修养身心。思想家们充分总结秦灭亡的惨痛教训，同时也对当时秦的暴政和当时所推崇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强烈抵制，于是黄老之学的“無为而治”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无为”并非单纯指统治者的不作为，而是秉承尊“道”，即尊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尽可能少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道原》中提到：“王用□□而民不麋（迷）惑。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懈）。”君王奉行“无为”的原则，不去过多地压榨百姓，这样百姓们就可以各司其职，也就不会互相之间进行斗争，“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是说在这样的“无为”统治下，百姓不会因为政府管控的太紧就变的勤奋，也不会因为政府管制松弛就变得不思进取，在此种状态下才可以达到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休养生息的目标。黄老学说作为汉初的一个过渡思想学说，它给汉初的统治者们留出了充分的时间来构想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与政府，最终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为西汉之后四十几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
在战国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高度活跃的时代，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学说看似强调政治上的“无为”，但实际上却是道家比较积极的一支。它虽然没有像儒家、墨家那样贴近现实生活，也没有在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但是黄老学说的很多思想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包括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