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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研究民国史的史学研究者有着他特殊的烦恼。
2007年岁末，杨天石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在学生自由提问之前，他特别声明：“鄙人不害怕。”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也是目前唯一通读过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这位被称为“敢于冲破禁忌”的民国史专家，近来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
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逐渐开放蒋介石日记原本，蒋氏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杨天石看来，这更是一门“险学”。
2002年，杨天石根据当时搜集到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写成《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出版不久即触发了反对者的攻击，一些人甚至给中央领导写匿名信，要求严肃处理他。“险学”之“险”，可见一斑。
“如今我还梦见大学毕业没单位要”
身高一米八的杨天石，儒雅俊秀。同事们都说，杨先生当年有如“玉树临风”。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未能进入一直梦想的学术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坐落在北京南郊一个叫五爱屯的小村子里，名为学校，其实是一个短期培训班，最长的学制半年，短的只有一个月，主要为北京郊区培训拖拉机手。
北大学子，怎么分配到一个培训班教书呢？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更是天之骄子。杨天石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是团中央授予的全国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当时红得发紫。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令人羡慕的单位。
一肚子苦衷的杨天石，别无出路，提着行李走出了北大，乘公交车先到永定门，再转乘郊区长途车到南苑。下车后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抵达五爱屯。从村头到村尾，走了好几趟都没找到那个农业机械学校。最后他打听到，原来这个学校设在五爱小学内，借了两排平房作校舍。此时的杨天石，心头不由涌出李白的两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杨天石在北大的5年，是中国政治上风风雨雨的5年。1955年他进入北大，那时，中央正号召“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提出：“知识分子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杨天石心想：“今后自己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接下来是1957年“反右”，北大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就连杨天石同宿舍的老大哥——一位原来的地下党员也被划成了右派。杨天石想不通，他向团支部书记反映：“某某不可能是右派？”这样，他就被视为“严重右倾”了。两三年之后，全国“大跃进”，大学里开展“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火烧个人主义”。那是一个提倡向组织交心的时代，杨天石一次他团支书谈心，谈了自己今后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想法。谁知，这次谈心为他惹下大祸，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一年，全校奉命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在学习中，大家讨论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那时的杨天石有了点独立思考，他觉得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他在一次发言中提出，资本主义民主是相对民主，尽管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但比封建专制还是前进了一步。这番言论今天看来相当平常，在那个时代可是异端。杨天石的“邪说”，从班级汇报到系里，又从系里汇报到学校。最后，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对杨天石进行了总批判。
5年北大生活，对杨天石的一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档案里，添加了一份背负一生的毕业鉴定：“《再论》学习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反右斗争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杨天石对当时鉴定的内容仍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有时既敏感又脆弱。大学毕业的那份鉴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许多年以后，杨天石已经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多年，每每想起那份档案，还是心有余悸。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清理“文革”档案。杨天石找到人事干部，询问能否撤掉他的毕业鉴定。人事干部回去看了档案说，没发现那份鉴定。杨天石说，“不可能，我可以背给你听。”人事干部回去又找，结果找到了，但告诉杨天石，不能撤。因为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可以撤消，自我鉴定不能撤。那是一张纸的两面，正面是组织鉴定，背面是自我鉴定。已经71岁的杨天石向记者承认，“我这辈子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大学毕业没有单位要，怕得很。”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已走到人生的暮年，一切都成了定局，怎么还做这样的梦？”
这条路他走了18年
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式的学校，杨天石不满意，也不甘心。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班族中，“辞职”和“跳槽”是极为罕见的。钟情于学术的杨天石暗下决心，通过做业余研究走上学术岗位。谁知，这条路他整整走了18年。
到了1962年，上帝的眼睛突然睁了一下。杨天石所在的农业机械学校下马了，他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这令他觉得满足，因为这所中学在市内，到图书馆看书不必再奔波几十里了。
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杨天石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其中1964年发表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刊物《新建设》的一篇文章《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在多年后引起了近代史所的注意。当时，近代史所正在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见地，邀请他业余参与所里的研究工作。他由此步入民国史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民国史研究还是个禁区。董必武、吴玉章曾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没有立刻实行。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编写民国史。当时国务院还没有文化部，只有出版口，出版口就把编写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来扩大为研究室。
那时，在学术界以及一些领导人当中，对要不要编写民国史认识并不一致。1972年，《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是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有搞两个中国之嫌，更有些人想要解散编写组。当时的编写组领导李新态度坚决，说这个工作是总理指示的，要解散，请拿批示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示，编写工作就坚持了下来。
当时，民国史编写组正值发展期，迫切需要人才。起初所里邀请杨天石业余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干脆提出，要把他正式调进近代史所。
调动的事在办理中，大学毕业时那份毕业鉴定还像幽灵一样纠缠他。最后，杨天石决定，丑媳妇先见公婆。一天晚上，他敲开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的家门。不巧，李新不在。李新的夫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接待了他。老太太问，“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杨天石把毕业鉴定的内容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太太笑了，说，“这正说明当年你是正确的。这在近代史所不会成为问题。”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调入近代史所，正式从事专业的民国史研究，一偿多年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重释近代史
杨天石认为，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比如，一部抗战史，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八年抗战，结果变成中国人谁都没有抗战。历史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杨天石萌生出一个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出发，让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二、从旧时的国共斗争的框架里解放出来，从前人、特别是从当时的政治人物对近代史的解释里解放出来。三、它是科学，不是宣传工具，不应生硬地、机械地配合某个政治任务。
杨天石不赞成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风云雷雨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第一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认为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杨天石却认为，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喝彩。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普遍跟着立宪派走，反对武装起义。革命后，资产阶级又迅速选择了袁世凯。1924年广东商团叛乱，资产阶级更拿着枪反对孙中山。孙中山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他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甚至声称，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杨天石说，如果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近代史会越说越糊涂。
尽管杨天石认为新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但他并不急于“推销”自己的想法。他更热衷于个案研究。杨天石有个想法，他要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不能推翻我的史实。
风波起于蒋介石
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常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突破这些困难。
2002年，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第二年，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向他袭来。一群化名者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信中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认为杨天石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批判足足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
在杨天石看来，目前的民国史研究，要前进，必须突破“内战思维”的影响。提起蒋介石，大家想到的是头上贴着膏药的蒋光头，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蒋介石当年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更不了解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还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杨天石说，有些老同志当年是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现在说蒋有过也有功，他们接受不了。
鉴于事态之大，社科院院的领导把杨天石的书通读了一遍，认为“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并把这一看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对此，中央有关领导给予肯定。其后，又有人给有关机构写信，继续状告杨天石的这本书。社科院进而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这本书的出版程序进行了审查，结果也没有发现问题。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杨天石渐渐不怕了，“这是处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特殊烦恼。”
2007年岁末，杨天石在北京大学做报告。在学生自由提问之前，他特别声明：“鄙人不害怕。”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也是目前唯一通读过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这位被称为“敢于冲破禁忌”的民国史专家，近来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
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逐渐开放蒋介石日记原本，蒋氏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在杨天石看来，这更是一门“险学”。
2002年，杨天石根据当时搜集到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写成《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该书出版不久即触发了反对者的攻击，一些人甚至给中央领导写匿名信，要求严肃处理他。“险学”之“险”，可见一斑。
“如今我还梦见大学毕业没单位要”
身高一米八的杨天石，儒雅俊秀。同事们都说，杨先生当年有如“玉树临风”。1960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未能进入一直梦想的学术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坐落在北京南郊一个叫五爱屯的小村子里，名为学校，其实是一个短期培训班，最长的学制半年，短的只有一个月，主要为北京郊区培训拖拉机手。
北大学子，怎么分配到一个培训班教书呢？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是稀缺资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更是天之骄子。杨天石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是团中央授予的全国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当时红得发紫。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中央党校、中央办公厅、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令人羡慕的单位。
一肚子苦衷的杨天石，别无出路，提着行李走出了北大，乘公交车先到永定门，再转乘郊区长途车到南苑。下车后步行半个多小时才抵达五爱屯。从村头到村尾，走了好几趟都没找到那个农业机械学校。最后他打听到，原来这个学校设在五爱小学内，借了两排平房作校舍。此时的杨天石，心头不由涌出李白的两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杨天石在北大的5年，是中国政治上风风雨雨的5年。1955年他进入北大，那时，中央正号召“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提出：“知识分子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杨天石心想：“今后自己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 接下来是1957年“反右”，北大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就连杨天石同宿舍的老大哥——一位原来的地下党员也被划成了右派。杨天石想不通，他向团支部书记反映：“某某不可能是右派？”这样，他就被视为“严重右倾”了。两三年之后，全国“大跃进”，大学里开展“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火烧个人主义”。那是一个提倡向组织交心的时代，杨天石一次他团支书谈心，谈了自己今后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想法。谁知，这次谈心为他惹下大祸，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一年，全校奉命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在学习中，大家讨论怎么看待资本主义民主。当时的普遍认识是，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那时的杨天石有了点独立思考，他觉得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他在一次发言中提出，资本主义民主是相对民主，尽管比不上无产阶级民主，但比封建专制还是前进了一步。这番言论今天看来相当平常，在那个时代可是异端。杨天石的“邪说”，从班级汇报到系里，又从系里汇报到学校。最后，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对杨天石进行了总批判。
5年北大生活，对杨天石的一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档案里，添加了一份背负一生的毕业鉴定：“《再论》学习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反右斗争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杨天石对当时鉴定的内容仍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有时既敏感又脆弱。大学毕业的那份鉴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许多年以后，杨天石已经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多年，每每想起那份档案，还是心有余悸。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清理“文革”档案。杨天石找到人事干部，询问能否撤掉他的毕业鉴定。人事干部回去看了档案说，没发现那份鉴定。杨天石说，“不可能，我可以背给你听。”人事干部回去又找，结果找到了，但告诉杨天石，不能撤。因为按照规定，组织鉴定可以撤消，自我鉴定不能撤。那是一张纸的两面，正面是组织鉴定，背面是自我鉴定。已经71岁的杨天石向记者承认，“我这辈子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大学毕业没有单位要，怕得很。”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已走到人生的暮年，一切都成了定局，怎么还做这样的梦？”
这条路他走了18年
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式的学校，杨天石不满意，也不甘心。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上班族中，“辞职”和“跳槽”是极为罕见的。钟情于学术的杨天石暗下决心，通过做业余研究走上学术岗位。谁知，这条路他整整走了18年。
到了1962年，上帝的眼睛突然睁了一下。杨天石所在的农业机械学校下马了，他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这令他觉得满足，因为这所中学在市内，到图书馆看书不必再奔波几十里了。
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杨天石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其中1964年发表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刊物《新建设》的一篇文章《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在多年后引起了近代史所的注意。当时，近代史所正在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见地，邀请他业余参与所里的研究工作。他由此步入民国史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民国史研究还是个禁区。董必武、吴玉章曾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没有立刻实行。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要编写民国史。当时国务院还没有文化部，只有出版口，出版口就把编写民国史的任务交给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为此专门组建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来扩大为研究室。
那时，在学术界以及一些领导人当中，对要不要编写民国史认识并不一致。1972年，《中华民国史》编写组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是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编写《中华民国史》有搞两个中国之嫌，更有些人想要解散编写组。当时的编写组领导李新态度坚决，说这个工作是总理指示的，要解散，请拿批示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示，编写工作就坚持了下来。
当时，民国史编写组正值发展期，迫切需要人才。起初所里邀请杨天石业余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干脆提出，要把他正式调进近代史所。
调动的事在办理中，大学毕业时那份毕业鉴定还像幽灵一样纠缠他。最后，杨天石决定，丑媳妇先见公婆。一天晚上，他敲开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的家门。不巧，李新不在。李新的夫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接待了他。老太太问，“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杨天石把毕业鉴定的内容说了一下。没想到，老太太笑了，说，“这正说明当年你是正确的。这在近代史所不会成为问题。”1978年4月，杨天石终于调入近代史所，正式从事专业的民国史研究，一偿多年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宿愿。
重释近代史
杨天石认为，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比如，一部抗战史，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游而不击”。八年抗战，结果变成中国人谁都没有抗战。历史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杨天石萌生出一个想法——建立一套新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出发，让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二、从旧时的国共斗争的框架里解放出来，从前人、特别是从当时的政治人物对近代史的解释里解放出来。三、它是科学，不是宣传工具，不应生硬地、机械地配合某个政治任务。
杨天石不赞成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风云雷雨主要是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第一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第三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知识分子。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认为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杨天石却认为，孙中山一生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喝彩。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普遍跟着立宪派走，反对武装起义。革命后，资产阶级又迅速选择了袁世凯。1924年广东商团叛乱，资产阶级更拿着枪反对孙中山。孙中山有很强的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老路。他到处骂资本家，骂资本主义，大讲社会主义，推崇马克思，甚至声称，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提出要建设一个“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民主国家，还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杨天石说，如果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庸俗化，近代史会越说越糊涂。
尽管杨天石认为新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但他并不急于“推销”自己的想法。他更热衷于个案研究。杨天石有个想法，他要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不能推翻我的史实。
风波起于蒋介石
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常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突破这些困难。
2002年，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第二年，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向他袭来。一群化名者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信中说，蒋介石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认为杨天石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大批判足足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
在杨天石看来，目前的民国史研究，要前进，必须突破“内战思维”的影响。提起蒋介石，大家想到的是头上贴着膏药的蒋光头，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蒋介石当年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更不了解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还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杨天石说，有些老同志当年是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现在说蒋有过也有功，他们接受不了。
鉴于事态之大，社科院院的领导把杨天石的书通读了一遍，认为“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并把这一看法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对此，中央有关领导给予肯定。其后，又有人给有关机构写信，继续状告杨天石的这本书。社科院进而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这本书的出版程序进行了审查，结果也没有发现问题。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杨天石渐渐不怕了，“这是处在特定时期里、特定环境下，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特殊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