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娘舅还算年轻的时候，经常进城，为的是和父母套近乎，匀一个儿子走。那时进趟城，秀才赶考一样，可真不容易，何况娘舅肩挑背驮，从不空手。
　　娘舅的娘，也就是我的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任老婆，前任老婆因为一直不会生育，在过门后的第五年，被外公无情地休掉了。
　　外公是外婆的第二任老公，前任老公在她过门后的第二年暴病而亡。
　　娘舅并非外公亲生，生身父亲去世的时候，娘舅还是外婆肚子里的一坨肉。娘舅是在断奶之后，随外婆一起坐着花轿嫁到外公家的。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我也是断奶后来到娘舅家的，只不过我是娘舅用箩筐挑来的。
　　外婆果然身手不凡，一共和外公生下六个孩子。遗憾的是作为生育机器的外婆产量虽高，但品种单一，全是女儿。每生一个女儿，外公就惨无人道揍外婆一顿，一次比一次狠，好像打丫環一样。为了告诫外婆，外公还当着外婆的面，把第五个女儿丢进马桶溺死。怀恨在心的外婆，从此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外公早死，最小的女儿一出嫁，同床异梦的外婆彻底和外公分了居。在我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多年里，外婆没有跟外公说过一句话。
　　和那个时代所有男人一样，外公是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伙，按他老人家的话就是：宁要草包儿子也不要花朵姑娘。不幸在解放前出生的大姨、二姨、三姨先后免费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母亲因为是长女，才有幸被明媒正娶。六个妹妹当中，娘舅和母亲的感情最深厚。
　　母亲是十八岁那年出嫁的。出嫁的那天，娘舅比母亲哭得还伤心。
　　二
　　舅娘也是童养媳。
　　舅娘是十二岁那年到外公家的，那一年，母亲十岁。
　　短短八年时间里，舅娘和母亲就像两个双边交恶的国家，关系十分紧张。凡是母亲赞成的，舅娘必反对；凡是母亲喜欢的，舅娘定讨厌。母亲最喜欢吃炒田螺，但是，如果不在田螺里放薄荷，母亲就会剧烈反胃。舅娘其实非常喜欢吃放了薄荷的炒田螺，可她受不了母亲吃田螺时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炒田螺时故意不放薄荷，昧着良心说她不喜欢放了薄荷的炒田螺，一嗅就想吐，故意往里面放霉豆腐，这正是外公喜欢母亲最不喜欢的。母亲对霉豆腐严重过敏，即使放再多的薄荷，也不敢沾一筷头。
　　吃田螺的季节在每年四、五月，水田耙好尚未插秧的时候，田螺活动最频繁。霉豆腐的制作季节在秋冬两季，春夏天气转热，没办法储存，这个季节一般人家是没有霉豆腐的，即使有，也是陈年老货，长着蛆虫。炒田螺前夕，舅娘满村讨霉豆腐，她口才好，每次都不空手而归。外公视力不好，看不见蛆尸，看见也无所谓。山院有一种苍蝇叫饭苍蝇，可以吃，在外公看来，霉豆腐里的蛆虫就是菜蛆虫，照样可以吃。外公吃得津津有味，逢人就夸舅娘孝顺。这可苦了母亲，桌上一出现霉豆腐田螺，就装一碗白饭躲得远远的。舅娘厨艺比母亲高，为了消灭母亲的嗜好，咬定锅灶不放松，洗碗洗菜则由母亲承包。
　　娘舅一点也不喜欢舅娘，别看她大字不识一桶，嘴皮子却快得能切菜，赶得上大观园里的王熙凤，吵起架来谁也不是对手，母亲和她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王熙凤深得贾老太赏识，舅娘也赢得了外公好感。
　　舅娘与母亲交恶，主要是嫉妒，嫉妒娘舅对母亲太好，好得像俩公婆。
　　母亲出嫁那天，最伤心的是娘舅，最高兴的是舅娘。母亲一走，舅娘就当家作主妇了。
　　娘舅和舅娘圆房第三年，才迟迟生下表姐，从此再未生育。据说表姐貌若天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八岁的时候，被天花夺去了美丽而娇嫩的生命。
　　外公家的香火彻底断了。


　　尽管如此，外公并没有怪罪舅娘，偏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原谅对方任何缺点，这是主观原因。母亲剁猪菜要是打瞌睡，外公就批评她好吃懒做，剁个猪菜都打瞌睡；舅娘要是打瞌睡，他就赞扬她勤劳能干，打瞌睡还剁猪菜。客观原因是这时候已经是新社会，外公除了在心里诅咒祖宗，没有任何办法。
　　与舅娘乃至外婆相比，无论产量还是质量，母亲绝对是个生育健将。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共和国最困难的十年里生下三男三女，70年代还扒过三次胎。父亲曾经参加过革命队伍，没来得及立功便迎来了新中国，解放后在乡里当通讯员，人民公社成立后一度荣任革委会副主任，后因历史问题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精神上被打倒的父亲生理上并没有被打倒，依然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孩子是父母作乐时的产物，养起来就不那么快乐了，尤其特殊年代。一到寒暑假，哥哥姐姐们不畏争先恐后往娘舅家里跑，春节也舍不得回家，恨不得做娘舅的儿女。尽管山院山路坎坷，尽管舅娘冷嘲热讽，并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由于没有吃闲饭的人，加上家境较好，娘舅家当时过得是一般人过不上的好日子。青黄不接的时候，娘舅还会不辞辛苦挑担大米上我家。
　　娘舅不仅是我们的娘舅，更是我们的恩人。
　　公元1964年，母亲第五胎怀的是我。怀孕期间，娘舅频频进城。山院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没进过一趟城。娘舅不计成本，着魔似地往城里跑，是打上了母亲肚子里孩子的主意。
　　怀胎八月的时候，娘舅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跟母亲打了个赌，如果是男孩，就送给他当养子。母亲毕竟是母亲，尽管和娘舅情同手足，可儿子是娘的心头肉，生下后想反悔，还是父亲深明大义，信守诺言，一断奶，就把我当作特殊礼物，送给恩重如山的娘舅。
　　娘舅来接我的时候，挑来一担冒尖的大米，和父亲说了大半夜的话。母亲则彻夜未眠，抱着我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一早，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娘舅准备动身了。娘舅说睡着正好，神不知鬼不觉的，醒来就麻烦了。
　　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最后喂我一次奶。醒来的我似乎预感到什么，含着母亲的乳头一吸老半天，怎么也不肯松口。母亲试了好几次未能成功，只好拨牙一样拨出乳头。 　　娘舅再也等不及，挑着我上路了。箩筐一头放着我，一头盛着石头保持平衡。
　　母亲跟踪追击，一直跟到汽车站，远远望着娘舅抱着小手乱舞的我上了汽车，汽车开动后，母亲踉跄追着汽车。
　　汽车出站速度本来慢，出站就上坡，更慢，坡不长，三百来米，母亲迎着车轮扬起的灰尘，一直追上坡顶。
　　快到坡顶时，娘舅发现母亲，从车窗伸出脑袋，大声道，果粒，平子跟着我，你一百个放心，我亏不了他，我就是吐自己的血剜自己的肉，也要把他养大。
　　说话间，汽车爬上坡顶。司机换了个档，汽车稍作停顿，快速驶下坡去。我的母亲果粒干嚎一声，发足冲上坡顶，放声呼唤我的名字，平子我的平子啊……
　　泪水汗水还有奶水，洇湿母亲起伏的胸脯。
　　汽车很快消失在拐弯处
　　回到家，母亲又断断续续哭了三天三夜，想一会儿哭一会儿，哭一会儿想一会，把乳房哭萎缩了，以至日后妹妹出生时滴奶未淌。
　　母亲当然对娘舅一百个放心，她不放心的是舅娘。舅娘会不会母债子还，把以往的仇恨嫁祸到我头上呢？
　　哥哥和姐姐们羡慕甚至嫉妒我：给娘舅当儿子太合算了，好吃好喝的。他们望着痛哭的母亲心里直犯嘀咕：为什么不把他（她）送给娘舅？真够偏心的！父亲非但不安慰母亲，反而批评她头发长见识短，不明事理。在夫妻感情上，父亲母亲与外公外婆惊人地相似，到了晚年，不仅分而居之，互相之间几乎无话可说。他们的婚姻是战斗的婚姻，年轻时是有声的彩色的，年老时是无声的黑白的。他们的战斗之所以能够从有声持续到无声从彩色持续到黑白，那是因为在有声和彩色阶段娘舅不断从中调解。在夫妻关系最紧张的那些年里，恰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娘舅每隔一段时间挑一担大米雪中送炭。这一担大米在解决我家无米之炊的同时，也缓和了父母的夫妻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娘舅对我家而言简直就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尽管娘舅待我家恩重如山，却从不居功自傲，默默奉献着，倒是舅娘，很有点垂帘听政为虎作伥的架势。
　　摸摸良心，舅娘待我，不好也不坏。倒是外公，因为向着舅娘，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家里分成两派，娘舅和外婆一派，舅娘和外公一派，势均力敌。
　　摸摸良心，我的童年是幸福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娘舅啥事不让我干。舅娘有时看不惯，对我发牢骚，往往会遭到娘舅和外婆的谴责。
　　外婆谴责舅娘的时候有一句名言：自己不会下蛋，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舅娘则咒骂外婆是太阳晒不死的老婆子。外婆一到冬天，坐禅似的坐在门口晒太阳，从太阳出山一直坐到太阳落山，啥也不干。
　　娇生惯养的我十分瘦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性格内向，胆小如鼠，见了生人往娘舅或外婆身后躲，但决不会往舅娘和外公身后躲，哪怕面对妖魔鬼怪。
　　上学后，我最喜欢看小人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娘舅每次去赶集，我不要求别的，就要他买一本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虽然便宜，但对温饭尚未解决的大多农民来说，是高消费，舅娘常常背着娘舅骂我是败家子，吃她的还要败她的。除了好吃懒做，这也是外公讨厌我的原因。
　　山院距镇上三十里之遥，赶集必须早出晚归。每逢赶集的日子，一到黄昏，我和迎接父母的伙伴一起，到村头迎接娘舅，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等待，娘舅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在我迫不急待地接过小人书的同时，娘舅也迫不急待地抱起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闻着醉人的书香和娘舅的汗香，走在牲畜粪便点缀的乡间小路上，看炊烟袅袅听鸡鸣狗吠......这是一幅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乡村油画。
　　娘舅钉了一个小木箱给我装小人书，若干年后，木箱和小人书变得陈旧了，我也远离了它们，娘舅却一直珍藏着它们。
　　三
　　1972年以后，娘舅家遭受一系列灾难。
　　这年春天，邻居家媳妇生孩子，孩子尿湿了被子，春雨绵绵，只好用火笼烤，这一烤，不仅烤掉邻居自己、也烤掉了娘舅的房子。火情发生时，山院人正在春耕，待娘舅他们连滚带爬赶回家，大火已吞噬了房子。卧病在床的外婆誓与老屋共存亡，活活烧死。在外走亲戚的外公赶回家时，他老人家看到的是废墟和棺材。废墟上是家园的碎片，棺材里是外婆的碎骨。
　　外公大叫一声老天爷啊，晕了过去。不过，我敢肯定，外公是因为房子晕过去的，而不是因为外婆。外婆远比外公伟大，外婆为了房子而殉身，外公只是晕倒而已。
　　顷刻之间，娘舅家破人亡。
　　无家可栖的我们住进了鬼屋。熟悉农村的人想必知道，每个村庄都有一幢鬼屋，主人或举家背井离乡或全家死光光，平常别说人，连牲畜都不敢进屋。
　　这场火灾对娘舅一家来说，无疑是一场七级以上的大地震，由此引發的余震不断地在鬼屋里发生着。
　　次年夏天，山院的水稻大面积发瘟，那时治稻瘟病的特效药是石灰，石灰在消灭稻瘟的同时，也把田里的小动物株连九族，最悲惨的要数泥鳅，尸横遍地。这个夏天是我最快乐也是最悲惨的夏天，快乐是因为捡泥鳅，悲惨是因为双腿被石灰烧伤，发炎鼓脓溃烂，尤其两个腿肚子，烂得像开裂的石榴，痛得我不时发出狼一样的嚎叫，整个村庄都能听到。外公和舅娘认为山院那么多孩子都捡过泥鳅，为什么只有我一人烂脚？肯定是魔鬼附身，建议请神汉和道士驱邪避鬼。
　　娘舅粗暴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娘舅天生是个唯物主义者。事实证明娘舅是正确的，要不是他背着我，寻找真理般不辞艰辛找到最好的草医，我这双腿肯定保不住。我的腿每敷完一帖草药，要像女人排经一样排一次脓，为减轻我的痛苦，娘舅吸奶一样将恶臭扑鼻的脓水一口一口吸出，每次能吸出一饭碗来。
　　娘舅做这一切的时候，舅娘总是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舅娘是个爱干净的女人，每月洗一次灶头（农家只在过年洗一次灶头），舅娘的洁癖并没有因为火灾而消失，尽管住在鬼屋里，依然干净得要命，地上见不到一粒鸡屎。据说鬼最怕爱干净的人，我们在鬼屋一住八年，从来没有遭到鬼的骚扰。 　　那场大火烧光娘舅所有家产。刚搬进鬼屋那会，几块木板往砖头上一架，就是我们的床。舅娘嫌我脏，独自睡一头，我和娘舅睡一头。我经常尿床，床上尿灾不断。热天尿床，关系不大，反正不用盖被子尿不着被子，草席尿湿了直接睡光板。冷天尿床，那就惨了，因为只有一床被子一张草席（被子和草席都是大队救济的），无被子和草席更换，只能苦捱到天亮，晴天太阳晒干阴雨天火笼烤干。殃及娘舅家的邻居失火，就是火笼烤被子烤出来的。
　　舅娘有时气愤不过，从那头伸过脚来，想用脚趾惩罚我的作案工具，但十有八九发生误差，倒钳得娘舅惊叫起来。于是，娘舅和舅娘像一对螃蟹一样钳来钳去，钳着钳着，娘舅钳到舅娘身上去了，一起发出动人的呻吟。
　　有时候，我也会报复一下舅娘，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在我和娘舅这头再垫上两块砖头，这样每当尿灾发生时，舅娘那头便尿漫金山。
　　每尿一次床，舅娘就要背着娘舅骂我一顿。前面说过，舅娘骂功超群，每次被她骂过之后，我都恨不得把自己不争气的老二割掉。我抵抗舅娘辱骂的唯一方式就是绝食，紧紧抱住房柱子，用胳膊将自己捆绑，等娘舅回来用甜言蜜语给我松绑。舅娘推脱责任的技巧同样高超，她会赶在娘舅发火之前，用美丽的谎言将自己掩饰。舅娘的骂功，有时也会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我被别人欺负或我欺负别人反落下风，夹着尾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逃回家哭诉的时候。这时候，舅娘首先做的，是一反常态掏出她洁白的手帕，三下五除二擦净我脸上的涕泪，然后一手拽着我的手，一手挥舞着被污染的手帕，冲到对方门前，气势磅礴大骂一通，直骂得对方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这时我就忍不住要崇拜舅娘了。
　　凯旋而归的舅娘，转而骂我，边洗手帕边骂，骂得我心服口服。
　　四
　　娘舅家原来很富有的，光是陈年的老谷就有两大桶。那桶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桶，十来岁的孩子站进去抬头不见头，躺下去可以伸直身子。娘舅家还有不少袁大头，舅娘时不时拿出几块，卖与那些远道而来神出鬼没的银元贩子。那场大火将陈年老谷化为灰烬、将银元化为疙瘩之后，娘舅家就一穷二白了。直到娘舅去世，这期间的二十多年，哥哥姐姐们没有踏进娘舅家半步。娘舅去逝的时候，他们以交通不便工作太忙为借口，没有前去奔丧。
　　童年青黄不接的黄昏，舅娘右手挽着笸篮，笸篮里倒扣着一只米迹斑斑的竹量筒，右手牵着我，挨家挨户去借米。在我的记忆里，所有母亲借米的时候，手里都要牵着家里最小的孩子，有条件的，手里牵着一个，背上还背着一个。此举除了能引起对方同情，还能起到掩飾作用。借米毕竟不是光彩事，带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更有借口也更有效果。
　　因为粮食紧张，蒸饭的时候，舅娘不得不往饭里掺地瓜，外公是个自私的家伙，自己从来不往碗里盛地瓜，一见娘舅碗里的米饭多于地瓜，便一巴掌劈过去，父子于是操卵相骂。外公是专制的一家之主，每次相骂，都以娘舅失败告终。


　　为了避免地瓜饭引起的战争，舅娘尽量往饭里掺地瓜米。所谓的地瓜米，就是将生地瓜去皮刨丝晒干，地瓜米掺进饭里就像盐巴掺进糖里，只能同甘共咸，想分开是不可能的。地瓜丝容易发霉生虫，保质期不长。其实地瓜丝根本没有发霉生虫的机会，舅娘还得冒险往饭里掺地瓜。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别说地瓜，连地瓜藤也吃不上了。
　　娘舅当时是生产队长，别看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却从不拿队里一针一线，大公无私到连屎尿都要送到队里的田上排泄。尽管这样，他仍时常在灵魂深处狠揪私字的一撇一捺，毫不留情鞭挞自己。
　　一天，他在社田里捡到五分钱，用它买了一斤盐巴。事后在斗私批修会上，他做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还是有私心的，既然是社田里捡到的钱，就属于公家，应该上缴队部，于是娘舅补缴了那五分钱。其实那五分钱是他口袋里掉下来的，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在娘舅的模范带头下，全村一百多号人越来越大公无私。即使这样，娘舅还是不放心，常常感叹，这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
　　青黄不接之际恰是娘舅最忙碌之时，一觉到天明的我，根本感觉不到他在床上的存在。一天夜里，我突然想大便，睁开眼睛发现娘舅不在床上，自个摁着手电要上茅坑，转念一想，何不学娘舅大公无私拉到社田里去？于是壮着胆憋着肚，跑到最近的社田损私肥公。
　　回来的路上，意外发现娘舅在太生家门口鬼鬼祟祟的。我当然不相信娘舅会作贼，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或是修正主义苗头。因为吉生是四类分子。不一会儿，娘舅又来到国生家门上做文章，国生可是顶呱呱的贫农，四个儿子都是光棍。我忍不住，轻声喊道，娘舅，你干啥呢？娘舅吓了一跳，问我跟着他干啥。我说我把我把大便拉到社田里了。娘舅很高兴，摸着我的头说，这才是毛主席和娘舅的好孩子，既然你都看见了，索性告诉你吧，不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舅在做试验。
　　做什么试验？
　　试验人心，眼下青黄不接，深更半夜时有人到地里掐地瓜秧，我在他们睡下后，每家每户门栓拴上一根头发丝，早上一早再来检查，如果头发丝断了，说明这家人夜里有出门，完好无损，说明这家人没有私心。
　　我一听恍惚大悟，难怪娘舅每回总能准确无误地揪出贼来。
　　可是，谁能想得到，娘舅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却差一点被抓去坐牢：山院有人诬告他贪污粮食，偷偷往自家挑谷子。正如娘舅说的，真是人心难测呀。好在老天保佑，民兵前来抓人的那天，娘舅正好带我进城探亲，侥幸躲过这场大难。娘舅虽然躲过牢狱之灾，生产队长却当不成了，要不是入党介绍人——蹲点工作组长极力担保，还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尽管如此，娘舅还是发配到深山老林里烧了半年木炭。
　　烧了半年木炭，这年冬天，娘舅被派去修水库。工地离家有三十里地，娘舅不常回家，平常七、八天半个月不定，节日的晚上总是要回来的。每次回来，他都想方设法带点吃的。 　　当我得知娘舅要回来，那心情跟过年似的。有一天晚上，娘舅意外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海碗的汤和一小把面，面汤是工地吃剩下的，面条是他求爷爷告奶奶，用两包大前门香烟从食务长手上换来的。为了这碗面汤，娘舅不惜来回跑上六十里路。工地纪律严明，不得随便请假，特别是娘舅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娘舅抽了两根烟，跟舅娘说了一会儿话，连夜赶回工地。
　　那天晚上，舅娘用这碗面汤给我煮面条吃。水开了，舅娘左手紧握那把面，好像弹药不足的战士，慎重抽出一点下在锅里，抽了三下死也不肯抽了。
　　中秋节的傍晚，娘舅又提回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四个馒头，冰冷坚硬，还有一小块肉，肥的多于瘦的，这正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孩子，没几个爱吃瘦肉。
　　舅娘闩好门，涮好锅切好肉，把肉小心翼翼掀进锅里。我站在灶边踮着脚，看着锅里水珠一个个消失，腾起一股东倒西歪的香气，拼命吸着，尽量不让空气占便宜。
　　娘舅望着我，不时用手背擦眼睛。
　　吃完肉后，整个晚上嘴里有一股淡淡的肉味，全身上下痒痒的，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痒，不用搔，非常受用。那时我便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能吃饱肉的人。我还想，要是娘舅永远留在工地上修水库就好了，以便我能在过年以外的日子吃上几回肉。
　　五
　　除了肉，我最爱吃的是饼干。外公和我一样，也喜欢吃饼干。我从外公那里，体会到了饼干博大精深的香甜。
　　遭受火灾后，外公便不怎么落家，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在外面度过。而这三分之一里的三分之一日子，又是在母亲家度过的。这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调进县工商局当秘书，生活开始慢慢好转。外公去母亲家，一是为了享受，二是为了推销锅刷。锅刷是极为普通的厨房用具，乡下人谁都会做，外公做的锅刷尽管比别人精致，但除了送人，在乡下是没有市场的。城里就不同了，一把二分钱还是供不应求。不过，他只有通过父亲这条渠道，才不至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外公不抽烟不喝酒，卖锅刷的钱全买饼干吃了。外公十分吝啬，每次只肯给我一两块饼干，我常常出神看着他蠕动着没牙的嘴巴，或吞咽或流口水。外公要么看也不看我一眼，要么看我一眼再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咀嚼着饼干。我始终弄不明白，外公恩赐我饼干是可怜我还是折磨我，反正他不怎么拿我当孙子或者外孙看。外公死后，舅娘从他紧锁的橱子里，搜出几盒发霉的饼干。外公无疾而终，是被饼干噎死的。他老人家半夜起来吃饼干，一口气喘不上来，就那么荒唐地死了。
　　父亲不欢迎外公，不仅因为要冒险帮他推销锅刷，还要防止他祸从口出。我家住的是大杂院，外公那只没遮拦的大嘴，最爱大声点评政坛风云人物。父亲是被打倒过的人，现在虽然站起来了，还站得不稳，随时可能被再次打倒并踏上一只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软绳，一朝被脚踏十年怕鞋底，外公一动嘴，他就心惊肉跳，除了提醒他小声一点，就是想方设法打发他回家。说句老实话，父亲比娘舅还盼望外公早死。所幸的是，外公终于赶在四人帮倒台之前见了阎王。
　　外公还有一门修土砻的手艺，土砻工作原理近似石磨。土砻竹篾编制而成，上下两层，上层像锅形，可容十斤左右谷子。上下两层接触面皆为平面，用铁锅和沙子将二指宽竹砻钉炒至黄褐色，钉入上下两层打实的土中，钉成一圈圈的锯齿状，上层砻齿分八组，下层砻齿分十二组。土砻的作用，是通过砻齿的摩擦，脱去谷壳。磨掉谷壳的糙米，经风扇将米粒和谷壳扇离，获得糙米，所谓吹粮现米是也。
　　外公除了进城到母亲那里过好日子（其它几个女儿家太穷，他不愿意去），其余时间走村串戶修土砻。修土砻其实简单，主要是更换磨损过度的砻钉。外公修土砻只象征性收一点工钱，他的修理速度非常慢，说透了就是磨洋工混饭吃。当然，这种饭是没有掺地瓜或地瓜米的饭。
　　六
　　外公死后第二年，邓小平上台。娘舅不用去修水库了。
　　又过了两年，分田到户了，娘舅决定重建家园。
　　娘舅要造一幢四进间的宽敞大屋。舅娘认为我们只有三口人，那么大房子根本住不过来，造个两进间就足够了。当然，舅娘不过说说而已，娘舅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何况外公已死，娘舅当家作主，失去了后台的舅娘敢怒不敢言。
　　娘舅对舅娘说，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知道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大屋里面好荫子，将来叫平子生上五个六个的，怕还不够住呢。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就不相信，平子他们比我们还不中用，光种不收......
　　从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娘舅是个很谦虚的人，没有把后继无人的责任全部推脱到舅娘身上。其实，就是将来我和我的妻子功夫超群（而且必须是以农民的身份），政府只允许生两个，生男生女还是个未知数。若干年后，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尽管我重女轻男，但有辱使命的我还是想生个儿子安慰安慰娘舅。可惜我有心无胆，政策不允许啊。
　　娘舅当然明白这一点，之所以要造那么大的屋，是为了满足他的成就感。在农村，造屋是唯一可以和子孙满堂相提并论的丰功伟绩，有人通过子孙永垂不朽，而娘舅，要靠房子流芳千古。对娘舅来说，造屋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房子和事业一样，越大越好。
　　盖新屋是农民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五十乃至百年一遇。娘舅是山院村解放以来，第一个盖新房的人，山院人既敬仰又羡慕，既羡慕又妒忌。
　　娘舅在林子里转了两天，选美般选中一百根杉木，一一打上记号，然后以每天五根的速度，二十天将它们伐倒剥皮。杉木是雨季过后砍伐的，经过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的自然晾晒，水分干了大半，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扛回家，再经过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晾晒，水分全干，可以请木匠开工了。


　　砍树容易扛树难，为节省开支，娘舅尽量不请帮工，百分之九十的杉木，是他一个人扛回来的。请帮工不用付工钱，但得请吃饭，吃饭就得吃肉，还得喝酒，每人一天一包香烟，这些都是开支。 　　年过半百的娘舅老当益壮，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令一些精壮男子望尘望及。如果用汽车运那些杉木，至少要烧上百斤汽油。娘舅起码流了上百斤汗水。
　　新房前后盖了两年，具体地说，是盖了两个秋天和冬天。农民盖房，选在秋收之后，这时不仅有闲，也有了充足的粮食和一定的现金。
　　山院村的房子除了瓦片，全是木质，原料几乎不花钱，工钱也花不了多少，主要是养瓦匠和木匠花钱。
　　新屋有四爿，四爿的屋子，得用上万块瓦片。常年生产瓦片的窑场，在十里之外的村部，要把这么多瓦片挑回来，即便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力不从心，且成本太高，非把娘舅家存粮吃光不可，不可行。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个瓦匠，到山院制瓦烧瓦。娘舅请了两个瓦匠，从制瓦到烧瓦，前后费时一月，在这一个月里，除了一日三餐，每天还要提供一餐点心，一人一包香烟。
　　与养木匠的开支相比，养瓦匠的开支简直毛毛雨。那两年里，在娘舅家干活的木匠保持在四人左右，一日三餐加点心，光吃饭就不得了。钱主要花在买烟买菜上，师傅一天一包香烟，大徒弟两天一包香烟，小徒弟三天一包香烟，牌子是一样的。三餐之中的中、晚餐必须保证一个荤菜，青菜自己种，不花钱，荤菜是要掏钱买的，主要是咸带鱼，一买一篓，既下饭又便于保存。猪肉一个礼拜买两次，为了买肉，娘舅逢集必赶，两年跑破四双解放鞋。
　　木匠一来，舅娘脸上即愁出深刻皱纹，吃罢中餐愁晚餐，忙完上顿愁下顿，下午还要弄点心，一天到晚围着锅台转个不停。不过，舅娘没有被困难吓倒，总能化腐朽为神奇，给她一斤肉，饭桌上连续两三天肉香芬芳，木匠一抹嘴，掌心还能抹出油来。
　　山院不通电，劈坯、锯板、刨光、凿眼，全靠手工，劳动强度极大。劳动强度大，木匠饭量就大，平均一餐五碗饭。有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徒弟，平均一餐六碗，盛饭时饭勺压了又压，要不是师傅监督到位，八碗也不在话下。
　　如今，娘舅的大屋屋走人空，越来越旧的大屋终将像一帧发黄的照片，淡漠在我记忆之中，但当年造屋时热火朝天的场景却记忆犹新，尤其杉木开膛破肚发出的芳香和娘舅的汗香，冰箱一样保鲜在我的嗅觉里。


　　七
　　造屋那年，我正好考上中学。
　　山院村只有我一人考上，娘舅比我还兴奋。山院人都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我是山院第一个考上中学的人，在娘舅看来，我即使不是文曲星下凡，也是转世灵童投胎，在这一点上，他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进中学后不久，我的一篇作文在全县征文比赛中获了一等奖，更加坚定了娘舅的信念。当队长的时候，每晚评完工分，读过几年私塾的娘舅照例要念一段报纸，碰到不认识的字，就自豪地叫我查字典，山院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叫我文曲星的。
　　山院距镇里的中学有三十里之遥，尽是坎坷的山路，其中一半的路程穿过林子。那林子是原始森林，树木密密麻麻树冠厚如棉絮，路上铺满落叶，脚板踏在上面发出扑哒扑哒的响声，好像有人跟踪追击，还要防备蹿到路上的野兽，非常恐怖。我不敢独自上路。于是，娘舅每周六下午到半路（林子尽头）接我，周日下午再送我至半路。娘舅风雨无阻地接送我整整两个学期，我才锻炼出胆量，终于敢独自行走。
　　聚散两依依，每一次分别，我都要望着娘舅的背影热泪长流（开始流在脸上，后来流在心里），直到那背影在眼里模糊成大写的人字，才挥一挥手，心潮澎湃地走向学校。后来，我又模糊在娘舅的视线里，揮一挥手，更加心潮澎湃地走向更远更宽更复杂的天地，并在那更远宽更复杂的天地里拥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因为路途遥远，我只能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学校管住不管吃，寄宿生自带米菜，饭可以到食堂蒸，菜呢，夏馊冬凉。为了保存和节省，舅娘主要给我炒干菜，干菜如果多放一点油，还是可口的，但舅娘惜油如墨，丧心病狂撒肥料般往菜里撒盐巴，吃得我苦大深仇，两眼放绿光，有一阵子，拉出的尿海水似的。营养严重不良的我，长得跟非洲难民差不多，直到二十岁才遗精。有意思的是，舅娘在别人面前给我开的菜单，尽是肉呀鱼呀蛋呀什么的，每周五角零用钱也涨到一元五角，不知真相的人还以为我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有时我忍不住向舅娘提出强烈抗议，舅娘每次都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大道理搪塞我，说要不是造那么大房子，天天吃肉都不成问题，造房子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将来他们一闭眼，什么都是我的，到那时，我可以天天躺在肉堆里睡觉。
　　想想舅娘说的也有道理，再说她也没有为自己开过小灶，于是我只好水深火热。
　　我实在熬不住了，偷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之所以说偷偷，是因为娘舅反复交待我不要给父母写信，因为他们也很困难。母亲当时在县水泥厂食堂工作，我记的在信封上把食堂写成饲堂。在信中，我以作文的形式，运用了大量排比和比喻，来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母亲不识字，把信拿给她最疼爱的大姐看，大姐一下就感动了，边看边哭。母亲心如刀割，次日拎着一网兜罐头，坐着未来大女婿的专车专程前来看我。大姐对象是林业车队货车司机，当时的司机跟现在的飞行员差不多派头。
　　天生丽质的母亲那天特意梳妆了一下（谈不上打扮），于是全校师生都知道我在县城有个有钱又有貌的母亲。自从我送给娘舅以来，这是母亲第二次专程看我。第一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当母亲走近久违的山院家门时，我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五岁之前，我从未见过母亲，所以不认识，竟然指示看家狗撵她。母亲在娘家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便绝尘而去。那天晚上，她打完了拎包里所有糖衣炮弹，也没能够让我成功叫她一声妈妈。
　　舅娘一旁不停说着类似的风凉话：这孩子呢，不是做娘的生了他才亲，是养了他才亲，光生不会养，也是白搭；平子虽说不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也是我的手心肉，我一手把他带大，手心磨出了老茧，老茧也是肉呢。
　　现在回想起来，舅娘这番话真是千古绝唱。
　　母亲听了，无话可说，默默流着泪。 　　那以后，母亲每月叫大姐给我寄三元钱。当时大哥刚结婚，二姐二哥在念大学，正是用钱滔滔之际，三元钱不算多，却够难为母亲的。
　　这三元钱，一半被我买了书，一半被我改善生活。那时有钱还很难买到肉，即使能买到也无地方煮，我主要买油饼吃。油饼很便宜，五分钱一个，渐渐地，我肚子里有了些油水。
　　舅娘得知母亲每月给我寄钱，不但把原来的五角钱克扣了，还不时剥削我，手法多种多样，比如叫我买火柴皮筋发卡扣子什么的，从不给钱。好在堤内损失堤外补，我同样会以各种理由，从娘舅那里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初三下半学期，面临中考，周末要补课，我半月回家一次。这么一来，娘舅每月要给我送两次菜。娘舅到校，一般在传达室等我，来去匆匆。自从同学们知道我有一个有钱又好看的母亲，我的虚荣心空前高涨，害怕同学看见娘舅和我在一起，生怕土里土气的娘舅丢人现眼。娘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每次总在传达室等我。别看娘舅其貌不扬，其实很懂得攻关，每学期要叫我送几斤红菇或香菇给班主任，班主任对我特别器重，要不是偏文偏得太厉害，数理化一团糟，我很有可能被保送上师范。
　　摸摸良心，当年的我是多么肤浅和卑鄙。
　　那年深秋，回校时，天气尚暖，没想到几场秋雨过后，冬天提前到来，我正准备回家取棉衣，老天爷忽然下起罕见大雪，真是燕山雪花大如席呀，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积雪三尺。大雪封山，沒有十天半月不会化，我根本回不去，只好裹着毯子上课。据舅娘后来讲，最冷那几天里，每到黄昏，娘舅都要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向着学校的方向远眺，恨不得变成一只大鸟飞越雪山给我捎去棉衣。于是，他也不穿棉衣，说是要和我一起挨冻，这样远方的我就不显得冷了。
　　八
　　前面说过，如果不是理科太差，我有可能被保送上师范。数理化好比臭豆腐，我像怕吃臭豆腐一样，本能害怕学数理化。我对数理化患有恐高症，每逢数理化课，不是逃课便是偷看小说。开始老师还收缴小说，后来见我无可救药，就放任自流了。
　　中考的时候，我数理化的总分是十一分。娘舅想让我回炉一年，我说除非不学数理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成了待业青年。


　　那时有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不好呢，没法建设四个现代化。后面一句是父亲在信中说的。待业的日子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城里给我找个工作，哪怕临时工也行。但是父亲的回信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在信中给我指明两条出路，要么留级再读，争取考上高中或中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好工作；要么老老实实种田，或者做养殖专业户。第一条路哪怕给我四条腿，我也绝不走，我与数理化不共戴天。那时搞养殖像现在养小老婆一样时髦，我倒是想时髦一下，可我不懂数理化，不懂数理化就不懂技术（在我看来，技术和数理化一样，不好学），更要命的是，山院那地方既不通电又不通公路，年平均气温才15度，无霜期不足三百天，除了耗子，根本无法进行规模化畜禽养殖，水产更不用说。我到现在闹不明白，父亲当年何以如此大义灭亲，以他县工商局秘书的身份，给儿子找个工作并非难事，何况临时工。
　　至于种田，别说我不愿意，连娘舅也不愿意。
　　经过一个秋天的努力，我还是没有找到出路。转眼冬天到了，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一点也拿不准。
　　天阴了，下雪了，我和娘舅面对面坐着，一边烤火盆一边讨论我的前途。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讨论出个结果。前途无亮，我的眼泪大颗大颗落进火盆，仿佛雨滴砸在旱地上。
　　娘舅陪着我默默流泪。最后，我擦干眼泪，悲壮地对娘舅说，种田就种田吧，老子认命了。
　　娘舅深深叹了口气，不是你想不想种田的问题，而是你根本无田可种。
　　原来，当初送给娘舅时，父亲本来要把我的城镇户口（当时城镇户口不值钱）迁到娘舅名下，被娘舅谢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娘舅是多么高瞻远瞩，否则我只能在那个至今尚未被现代文明关注的山坳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至少生两个孩子，如果两个都是女孩，哪怕罚得倾家荡产背井离乡，也要偷生个男孩。
　　天地良心，娘舅养育我，丝毫没有私念；娘舅给我的爱，像那山间淙淙流水，天然纯净。
　　我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这回我没有使用排比和比喻，但句句滴泪字字泣血，把母亲感动得泪流成河。不久，母亲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让我顶替进了水泥厂。为这事母亲受了不少委曲，厂长不相信我的身份，以为我是她的私生子。
　　一个雾茫茫的早晨，我告别娘舅，踏上进城路。
　　据舅娘讲，我走后，娘舅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直叫头痛。娘舅有头痛的毛病，以往发作时，吃一粒头痛片再睡上一觉基本没事，但这次无效。我知道，娘舅是痛在头上疼在心里，尽管他知道我迟早有一天要远离他去，还是忍不住心疼。


　　舅娘逢人就说，毕竟不是亲生的，再亲也留不住，说走就走。
　　九
　　马克思说过，资本的积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腌脏的血。我在水泥厂工作了十六年，从临时工到正式工、再到下岗工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苦涩的汗水。当然，我这点汗水与娘舅相比，杯水车薪，浓度也远远不够。
　　在这十六年当中，一般情况下，一年我只回山院一次，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始是一个人回去，后来是两个人，再后来是三个人。之所以一年回去一次，交通不便是个原因，其次，总想把思念和乡愁酿得更浓更醇些，在大年三十晚上一次醉个够。
　　我说的两个人，另一个当然是我妻子。
　　因为长相落后（我一直想不通，母亲长得那么漂亮，哥哥姐姐们青出蓝胜于蓝，偏偏我如此难看），我直到二十七岁才找到女朋友，为防止夜长梦多，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能够看上并嫁给我的漂亮女人，要么瞎了眼，要么独具慧眼。妻子无疑属于后者。 　　我们举行了两场婚礼，一场在城里，一场在山院，山院的远比城里热闹。车到山前，在欢天喜地的唢呐声中，一顶大花轿把妻子抬到娘舅家。那年正是电影《红高粱》风靡大江南北之际，爱好文学的妻子这时坐上大花轿，幸福得颤颤悠悠。
　　为了这场长达三天的喜事，几乎耗去娘舅三分之二积蓄。和房子规模之大一样，婚事场面之大，在山院前无古人。
　　我结婚那年，娘舅已经六十五岁。
　　我和妻子在山院度过了三分之一蜜月，呼吸着芬芳的泥土气息，夜夜做爱。
　　我想在那肥沃的土地上，在那又大又空的房子里生个儿子。
　　第二年，我们带着孩子回去过年，可惜是个女儿。
　　娘舅从未要求我非生儿子，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只是想，生个儿子，或许更对得起娘舅，更能报答娘舅的养育之恩。我常常幻想，要是娘舅活到一百岁就好了，等我解甲归田好好尽一尽孝心。我对娘舅的寿命持乐观态度，娘舅不仅为人好，身体也好，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应该长寿。
　　然而，娘舅六十八岁那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正是稻谷开镰的黄金时节，娘舅顶着热烈的骄阳在田里收割，头一下痛了起来。老毛病了，未在意，企图坚持到收工，但越来越痛，视觉模糊。将他背回家时，已完全看不见，头痛欲裂，好像有人往脑袋里钉烧得通红的钉子，吃镇脑宁也不见效。
　　山院村的赤腳医生，拼刺刀似的，好歹把针头扎进娘舅粗糙的血管，过了保质期的药水，奔腾着进入娘舅从未被药水洗礼过的血液。该死的赤脚医生，真是个睁眼瞎，娘舅手背上的血管蚯蚓般隆起，居然扎了六七针才扎进。
　　挂药水之前，娘舅只是痛得直叫唤，一挂药水，不仅叫唤，还用脚跟砸床板。尚有自知之明的赤脚医生，一看情形不对，连忙对舅娘说，我水平有限，得送医院。
　　舅娘急得乳房急剧下垂，问赤脚医生，往镇上医院送还是往县上医院送。
　　赤脚医生冷笑道，镇上那些医生，水平不比我高，当然往县上医院送，你赶快拿床棉被，铺到板车上。
　　此时山院通了马路，通的是简易马路，简易得只能通越野摩托车，以及马力极大底盘极高的农用车，而且有个前提，天气要晴好路面要干硬。马路开通头几年，可以勉强通卡车，那时候，山上木头还挺多，卡车川流不息，没日没夜往外运木材。车轮一滚黄金万两，方向盘一转财源不断，路坏了，木材贩子比自己身体坏了还着急，马上掏钱修。路是个魔鬼，通向哪里，哪里的资源就要遭殃枯竭。短短几年，木头被砍了个精光。木头砍光了，山院没东西可运；没东西可运，汽车不来了；汽车不来，路没人修。几场暴雨过后，路面烂得像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车轮陷进去难以自拔。所幸的是，不时有运毛竹和柴火的农用车还用得着这条路，遇到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司机拿起时刻准备着的锄头挖一挖铁锹填一填，挖的人多了，填的人多了，勉强算条路，只要不怕车毁人亡，还是可以通行的。
　　山院人买不起摩托车，更买不起农用车，板车倒是家家户户有。赤脚医生主张先用板车把娘舅拉到村部，到了村部再租一部农用车送到县医院。村上有两位先富起来的村民，买了农用车。
　　板车准备好了，娘舅十指牙齿般紧紧咬住床杆不放，怎么掰也掰不开，死活不肯上担架，他怕花钱和花不起钱。对山院人民而言，生病尤其生大病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生病意味着花钱，有钱钱当命，没钱命当钱，花钱治病尤其花大钱到城里治病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败家之举。而且，他们看见医生像看见大官一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疼到那种地步，还有那么大力气，真是难以想像。也许怕花钱怕到极处，会怕出巨大的力气来。或者疼到极处，也会疼出巨大的力气来。
　　拖了一夜。
　　舅娘万般无奈，委托堂弟一大早偷偷进城来搬我这个救兵。堂弟是坐早班车进城的，我等不及下午的晚班车，租了辆农用车，轰轰烈烈往山院赶。天公不作美，车行至半路，突然下起大雨，到了村部，还下个不停，只能弃车步行。好在到了山院，老天爷良心发现，不下了。
　　我一声不响走到娘舅跟前，脸上的泪水，像未拧干直接晾在竹杆上的衣服，不是一滴接一滴，而是一帘接一帘。泪水茶油般润滑着娘舅手指，我轻轻一掰，掰开一根，掰到第四根，剩下六根，一下全松开了。
　　我这才哭嚎一声，舅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叫我怎么活啊。
　　娘舅是被我们抬上了板车。赤脚医生前面带路，两个青壮汉子前拉后推板车紧随，其后是我和舅娘。我的步伐四分五裂，舅娘的步伐踉踉跄跄。
　　一小时急行军，舅娘打了五个趔趄，摔了三跤，浑身烂泥。到了村部，舅娘已是披头散发衣裳凌乱，好像被一群壮汉蹂躏过。
　　舅娘想一直送到县城，去照顾娘舅，被我劝下了。舅娘不会坐车，一闻到汽油味吐得翻江倒海，平时去镇上赶个集，看到汽车看到老虎一样，躲得远远的，汽车放个屁，熏她一个趔趄。她若跟去，到了城里，等于多了一个重病号。


　　我在农用车厢铺上厚厚一层稻草，娘舅裹在棉被里，像一个苍老的婴儿，表情因疼痛扭曲。农用车紧赶慢赶，总算在天黑之前，赶到县医院。
　　娘舅进了那么多趟城，都是自己走路和坐车去的，这一次，却是被人抬着走躺着去的。娘舅进了那么多趟城，都是去看父母的，这一次，却是送上门，让医生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医生。
　　县医院没有CT，医生CT意识却极为强烈，动不动以不能确诊为借口，建议患者到邻市市立医院做CT，以便赚取回扣。CT费用太高，穷苦患者及其家属，一听做CT，比做牛做马还痛苦。
　　当赤脚医生告诉娘舅要做CT时，痛得神智不清的他，一下清醒起来，大叫道，不做，我不做，坚决不做，我只有命没有钱。
　　母亲立刻安抚他，钱你不用考虑，看病要紧，到了医院，就得听医生的，不然来医院做什么。娘舅说，怎么能听医生的，听医生的，今后我水裤（短裤）都没得穿了。母亲说，你不听医生的，总要听我的吧。娘舅还想反驳，突然晕了过去，估计是痛晕的。 　　母亲大哭起来，大叫医生。医生闻讯过来，翻了翻娘舅眼皮，用手电照了照瞳孔，叫护士往吊瓶里注入一针药水，面无表情道，确诊之前，我们无法对症下药，只能作一般性处理，一切等明天做了CT再说。
　　母亲坐到病床上，将娘舅蓬松的脑袋捧在怀里，往他脑门涂风油精，深情地搓揉着。不知是那一针药水起了作用，还是母亲的搓揉起了作用，半个小时后，娘舅醒了过来，醒来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送我回家吧，我不去照光，也不住院。
　　娘舅不知道CT为何物，赤脚医生告诉他，做CT就是给脑袋照光。娘舅从来没有照过光，但从赤脚医生嘴里知道照光怎么回事。70年代初，赤脚医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张作废的光片，一张是透视胸部的X光片，一张是透视脚掌的X光片。赤脚医生并非要向山院人普及X光片常识，而是为了炫耀。赤脚医生告诉山院人，照光和照相，是一个原理和道理，照相机照的是人的影子，照光机照的是人的骨头。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能够把骨头照出来的机器，那是相当厉害，照一次光，要花半头猪钱，不仅花钱，还折寿，城里有钱人，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去照光的。
　　一个穷乡僻壤的赤脚医生，能弄到X光片，可不是件容易事。X光片上灰白色的胸肋骨和脚趾骨，给娘舅留下深刻印象。娘舅怕照光，不是怕折寿，而是怕花钱。他想啊，给胸脯和脚掌照一次光要花半头猪钱，给脑袋照光，岂不要花一头猪钱？他不怕头疼把自己疼死，怕花钱把心疼死！
　　我强忍悲痛告诉娘舅，明天星期六，星期天是国庆，全国放大假，邻市医院CT室也放假，不对外开放。
　　娘舅大喜，连忙说，放假好放假好，这个假放得好。


　　因为不要去邻市做CT，娘舅同意再住几天院。这一拖就是四天。赤脚医生他们第二天就回去了。
　　次日白天，头好像不那么痛了，有那么一会儿，娘舅甚至谈笑风生。晚上，病情恶化，头痛加剧，痛得嘴唇咬出血来，娘舅却不吭一声。
　　下半夜，娘舅从病床爬起，拍着脑门道，哎呀该死，我怎么睡过头了，太阳晒屁股了，我要回家割禾呢。
　　我拦住他，泪如雨下，人都这样了，还挂念着禾，禾重要还是命重要。娘舅推开我，禾是我的命，没有了禾，我就没有了命。
　　一進医院娘舅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后悔，一是心疼钱，二是怕拖累我，三是不适应医院里的环境，最牵挂的，是田里丰熟的稻子。
　　娘舅像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扶着走廊墙壁没走多远，又踅回来，咦，奇怪，怎么找不到田，我的田呢，我田里的禾跑哪里去了呢，没有田我种什么啊，没有禾我吃什么啊，哪个狗操的，把我的禾偷去就算了，把我的田也偷了去，这是斩草除根不让我活啊……
　　我泪如雨下，赶紧叫来护士和医生，强行将娘舅摁在床上，护士打了止痛针，他才在“我要回家割禾”的喃喃自语中昏然睡去。
　　十
　　第三天，头又不那么痛了，视力有所恢复，娘舅吃了一点东西，嗜睡。
　　第三天下午，父亲来看望娘舅。父亲之所以到现在才来看望娘舅，是因为他也病着。
　　父亲的肚子和性格，五十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肚子越来越大，性格越来越沉默，尤其退休之后，难得说上几句话，生病之后，基本不说话。父亲不说话，不是一天不说一句话，而是一星期不说一句话。
　　父亲肚子大，胖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肚子里长了两个瘤子，良性。瘤子长在动脉血管上，手术风险很大，稍有不慎，弄破动脉血管，没法止血，上手术台容易下手术台难。
　　父亲拒绝手术。
　　两个瘤子像两个病理反应堆，反应出各种各样毛病：高血压、高血脂、心室肥大、肾炎、肝炎、胃炎。除了米饭和清汤，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随着瘤子蓬勃生长，吃饭也困难起来。父亲吃一口饭，深呼吸一口，或长叹气一口，吃一餐饭不知要深呼吸和长叹气多少次。对父亲来说，吃饭是一种折磨；对母亲而言，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


　　实在受不了，父亲就去住院。不手术，住院也解决不了问题，无非吊吊瓶、打打针、吃吃药、消消炎。父亲退休后，医疗费只能报销百分之七十。瘤子是退休后发现的，随着病情加重，除了生活费，退休工资全拿去应付那百分之三十医疗费了。父亲的原则是，超出支付能力，决不住院，再难受也不住。
　　娘舅住院那几天，父亲也在住院。如果娘舅和父亲知道对方在住院，会更加难受。
　　父亲住院，无非吊瓶子，药水吊完回家，上午去傍晚回，白天住晚上不住，中午随便吃点面包喝点牛奶，有时什么也不吃。那几天，母亲每天陪娘舅陪到半夜回家，父亲决不开口问一句。父亲变得不爱说话的同时，和母亲的冷战也无声无息开始。天要塌了，父亲不会通知母亲。地要陷了，母亲不会告诉父亲。父亲肚里长瘤子，照样一声不吭，母亲是从邻居口中得知的。母亲从邻居口中得知父亲肚里长瘤子，同样一声不吭，但是她眼前突然一黑，扶着门框才不至于跌倒。
　　县医院规模很小，只有一幢三层楼的住院部，一楼是骨科和传染科，二楼是妇科和内科，三楼是外科和干部病房。病房那么拥挤，居然还特设干部病房。对领导干部来说，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优越性始终温情脉脉眷顾着他们。父亲虽然不是领导，好歹是个干部，干部病房空闲时，也能享受一下。说白了，还是医院想赚钱，只要干部病房闲着，只要你是个医疗费能报销的干部，医生便不遗余力往里塞。好比年富力强的妓女，总不肯轻易让自己身体闲着。
　　第三天傍晚，父亲挂完瓶，也许心有灵犀，也许哪根弦拨错了，父亲走到二楼梯口，犹豫了一下，蹒跚走进内科病房，一眼看到娘舅。
　　父亲进来前十来分钟，母亲回家做饭去了。
　　父亲看着娘舅，半响无语，直到娘舅醒来，朦朦胧胧看见，他才开口。 　　父亲说，舅啊。你来住院，怎么也不说一声。娘舅说，你自己也有病，怕你担心，再说，我病得突然，来不及告诉你，妹夫你莫见怪。父亲说，舅啊，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你不该来住院，这里的医生都是吃屎的，只会看钱不会看病。娘舅拍了一下病床，高声道，妹夫，你说得太对了，还是你了解我，我也不想来呢。我一个穷得卵打鼓的农民，他们会认真给我看病？我不想来，平子他们硬给我绑了来抬了来，他们这是好心办坏事，尽孝尽过了头，害我哩。明天还要我去照光，我才不去，我现在头也不痛了，眼睛也看得见了，你也见到了，我明天就出院，回家割禾，天气不等人，再不抓紧，要烂田里了。
　　娘舅说着，挣扎着欲起床，父亲连忙按住他说，既然来了，就去做个CT，反正也不远，心里好有个数，看病嘛就是看钱。CT比医生高明，我肚子里的瘤子，就是CT照出来的，照出来瘤子长在动脉血管上，做手术风险很大，弄不好血流成河，我心里有数，就这么拖着，拖一天是一天。我是巴不得老天爷早点把我收了去，可老天爷瞎了眼，迟迟不收我去。娘舅说，妹夫，可不能这么说，你今年六十七了吧，争取活到八十岁，先活到八十岁，再活到一百二十岁。父亲冷笑道，活那么长干什么，别说八十岁，我连六十八岁都不想活，我活够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巴不得早死。娘舅大惊，妹夫，你不说就不说，咋一说全是玩笑话呢？父亲长叹一声，我好久没跟人说话了，要是在家里，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些，今天在医院碰到你，忍不住说了，你别跟别人说，跟果粒也别说，我估摸着自己活不了多久。古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这些话，说不上善，却是我的心里话。娘舅流泪道，妹夫，你这是怎么了，开口一个死闭口一个死，多不吉利。父亲挥了挥扎满针眼的手，不说了，说完了，舅啊，你听我一句，明天无论如何去做个CT，做到心里有数。你别跟果粒说我来看过你。
　　父亲说完，从口袋摸出一沓钱，硬塞到娘舅手里，摇摇晃晃走了……
　　第四天，我陪娘舅去邻市立医院做了CT，确诊为脑溢血，病情之所以好转，病人之所以命大，是因为溢血处已经结痂，暂时堵住出血，随时可能再次出血。如果再次出血，就没这次幸运了，轻则瘫痪重则死亡。医生建议到省立医院做开颅手术，但手术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手术费和营养费合起来，至少十万元以上。
　　我和母亲被这十万元巨款吓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一百元。
　　娘舅却高兴得孩子般叫了起来，这下好了，我心里有数了，可以回家了。
　　我又租了部农用车，直接把娘舅送回村子。娘舅住院第二天，雨過天晴，这些天秋阳高照，通往山院的马路路面又硬了起来。
　　一路上，娘舅像久别而归的游子，看着车窗外金黄的稻田，双眼蓄满了泪水。坐在板车上的他连连说，好香啊，你们嗅到了没有，谷禾大豆真香啊，比医院的味道不知好嗅多少倍，一嗅到这香味，心里就踏实了......
　　终于到家了。
　　娘舅精神焕发，不肯上床休息，坐在收割回来的粮食丛中谈笑风生，老老少少围着他问长问短。娘舅拿出CT片，指着胶片上核桃状脑仁，喏，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黑乎乎指头大的地方出血，已经堵上了，今后只要按时吃药，再活个十年八年没有问题……
　　人群渐渐散去，毛绒绒的夕阳照在毛绒绒的大豆上，突然，啪地一声，一粒大豆从豆夹中爆出，在地上蹦了几蹦，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离去的赤脚医生，把舅娘拉到一旁，低声道，他脑袋里的血管就像豆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你要有心里准备，除非奇迹发生。
　　奇迹真的发生了。
　　两个月后，娘舅又能上山下田，和从前一样，一餐三碗饭，倒头便睡，鼾声如雷。百来斤的担子，一口气能挑一里多路，屁都不放一个。头再也没有痛过，娘舅逢人就说，我这个病病的值得，把以前的病全病没了。
　　村人都说，你这是吉人自有天相。
　　十一
　　奇迹在娘舅身上出现了。
　　经过半年的调养，娘舅又能上山下田了。
　　娘舅越是精神，我就是越是担心。
　　我的担心终于在两年后应验。那天黄昏，娘舅干活回来坐在门口休息，起身时，突然哎哟大叫一声，委顿在地，右手右脚从此不听使唤了。
　　右手右脚不听使唤，意味着娘舅无法劳动，无法劳动的娘舅闲坐不住，拄着拐杖四处走动。他的右脚无法拐弯，门槛和沟坎跨不过，台阶和坡道爬不上，走动范围有限。每当门槛、沟坎、台阶、坡道挡住去路，他并不立即转身或者绕道，左脚踮了又踮抬了又抬，鼓足做贼的勇气使出吃奶的力气，仍然无法跨越障碍，仿佛点水的蜻蜓，无论点多少下，不敢也不能将尾巴伸进水里。娘舅驻足良久，或深深叹气，或默默流泪，或力捣拐杖，无比凄凉。
　　此时旁边或者附近有人，会扶娘舅一把或者把他背过（上）去。但是，当他把所有人得罪之后，除了舅娘，再没人帮他，远远看见便躲开，唯恐避之不及。
　　娘舅右腿右脚不听使唤的同时，嘴也不听使唤了，不听使唤不是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说不了话，而是乱说话。娘舅见谁都说三道四的作风，把他德高望重的高大形象破坏殆尽。过去人们有多尊敬他，如今就有多鄙视他；过去人们有多喜欢他，如今就有多讨厌他。
　　人们已经不把他当人看，视其为疯子，疯狗的疯。
　　看到五六岁的孩子还在吃奶，娘舅忧心忡忡：这么大孩子还叼着奶头，长大有什么出息。小的不懂事，大的也不懂事？真是有奶子没脑子，还不如母狐狸，小狐狸断奶后，要是还想吃奶，母狐狸就会咬它，该断不断后患无穷……
　　看到十七八岁的姑娘，两条大腿和两爿屁股被健美裤绷得香肠和皮蛋一般，娘舅看不惯：穿成那个样子，跟打露卵（裸体）有什么两样，成何体统，伤风败俗啊……
　　某家新媳妇快生孩子，大家都在猜测生男还是生女，娘舅却说，生男生女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生出来……
　　娘舅没病之前，是山院村德高望重的人，大道理小道理一套一套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小道理丝丝入扣，听者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无不点头称是，心服口服。左邻婆媳不和，右舍夫妻吵嘴，东家兄弟打架，西屋妯娌争风，无论多大的事，只要娘舅一出面，大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于一条狂躁的公狗，见了娘舅也哑口无声，摇头晃尾哈叭着。如今呢，娘舅出口成脏，脏话粗话一串一串的，脏话脏到嫖客妓女不堪入耳，粗话粗到土匪流氓脸红心跳，如沐寒风如饮砒霜，恨不得他早点死掉。 　　出院的时候，医生对娘舅说，脑溢血病人要戒烟戒酒少吃咸不吃辣忌油腻，这些东西会刺激和堵塞血管，导致破裂出血的血管再次破裂出血。娘舅原来不喝酒，烟说戒就戒了，不吃油亦可忍受，做粗人（干粗活的人）的饭菜本来没什么油水，唯独不吃咸不吃辣难以做到。
　　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在嗜辣成性的山院人面前，统统小巫见大巫。山院的孩子，咿呀学语之际即开始吃辣。有些母亲，每当孩子哭闹不止，随手从壁板摘下一颗红得发紫的朝天干辣，塞进小嘴，小嘴咂吧几下，居然破涕为笑。
　　四川有一道名菜叫虎皮青辣，又叫虎皮海椒，将青椒表面炒得略微焦糊，斑驳的焦糊点如同老虎花纹，故有此美名。山院人炒虎皮青辣，还要加入等量朝天干椒，辣椒炒辣椒，老虎吃了要咆哮，山院人却没什么反应。


　　无辣不成菜，山院的厨房是辣的，山院的锅是辣的，山院的砧板是辣的，山院的菜刀是辣的，山院的空气是辣的，山院人的呼吸是辣的，活在山院不吃辣，好比活在海边不吃鱼，活在酒城不喝酒。
　　当娘舅告诉舅娘，他以后不能吃咸吃辣时，舅娘立即愁眉苦脸赶来，这不咸不辣的菜，我可炒不来。娘舅连忙安慰她，我随便说说的，我们做粗人，哪能听医生的话，听医生的话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要做人了，你煮不来不咸不辣的菜，我还吃不来不咸不辣的菜呢，做粗人不吃咸不吃辣，哪里做得了粗。舅娘说，拉不出屎怪茅坑，医生自己没水平怪盐巴辣椒，做粗人哪个不吃咸不吃辣，盐巴辣椒和米饭一样，都是长力气的东西，不吃盐和吃辣，力气那还不少了大半。
　　话虽这么说，舅娘炒菜的时候，还是有所节制，不再撒化肥似里往锅里撒盐巴辣椒。
　　娘舅偏瘫后，舅娘意识到医生的话有一定道理，将娘舅患病前库存的两包香烟，送给赤脚医生，专门向他请教。赤脚医生对脑溢血患者饮食起居的认知水平，顶多小学水平，他却卖弄成大学水平。在那两包略微发霉的香烟的鼓励下，赤脚医生唾沫横飞讲了半天，讲得舅娘云里雾里深山老林里。不过，有两句话，舅娘听懂并且听进去了：吃咸是雪上加霜，吃辣是火上浇油。
　　舅娘把赤脚医生的话转告娘舅，希望他像戒烟一样戒咸戒辣。娘舅大怒，左手猛一拍桌子，拍得桌子上的东西响的響倒的倒滚的滚。娘舅右手不听使唤以来，左手特别好使，特别有劲，好像全身力气转移到左手。
　　娘舅指着舅娘破口大骂，你这个死女人，是不是和旺生勾搭上了，合计谋害我。
　　旺生就是赤脚医生。
　　舅娘跺脚道，老天爷啊，这样难听的话，你也说的出口？你的嘴不是嘴，是屁眼。娘舅冷笑道，你们做的出，我还怕说不出？舅娘质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要再大几岁，可以做旺尔的娘了。娘舅说，你做不了他的娘，你的屄眼只会出水不会下蛋。我警告你，你把腿给爷爸夹紧点，不然小心爷爸用火钳箝你！舅娘说，你这话说的，比火钳箝我还难受，这日子没法过了。
　　舅娘说罢，捶胸顿足痛哭起来。
　　娘舅说，你哭什么，一张嘴张得屁眼一样，心里有鬼是不是？舅娘说，我心里有鬼，有什么鬼？娘舅说，要是没鬼，你敢不敢把那个狗操的，叫来和我当面对质？舅娘说，对什么质？娘舅说，你把他叫来就知道了。舅娘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是病人，我不跟你一样，我不跟你说了，我没有时间跟你说，我去砍柴了。
　　舅娘说罢，换上一套破旧衣裤，砍柴去了。
　　娘舅偏瘫后，家务和农活全压在年近六十的舅娘身上，一个人忙里忙外，入春要插秧，入夏要锄草，入秋要收割，入冬要翻地，还饲养着成群结队的家畜，有时忙得擦屎窟的工夫都没有。


　　满腹心酸满脸泪痕的舅娘，没砍几根柴，一刀砍在手背，血流如注。舅娘从茶树皮上刮下一层红色粉末，敷在伤口上，从衣襟撕下一块布条，包扎好伤口，咬紧牙关坚持砍好一捆柴，肩上驮着沉重的柴火，心里悬着沉重的石头，脚下迈着沉重的步伐，摇摇晃晃回家。
　　娘舅偏瘫以来，舅娘一出门，便像牵挂摇篮里的婴儿一样牵挂娘舅。离开半天，心头悬着一块石头；离开一天，心头悬着一幢房子；离开一天一夜，心头悬着一座大山。舅娘不敢走亲访友，走亲访友意味着要在外面过夜，意味至少要离开娘舅二十四小时，娘舅或许平安无事，舅娘却要被大山压垮。
　　无论外出多久，舅娘回家关注的头等大事，是娘舅是否在家。如果不在，且过了半个小时还不见回家，她会满村疯找。
　　舅娘砍柴回来，娘舅不在，半个小时后，还不见回家。舅娘找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人影。太阳已经偏西，舅娘发动全村人，终于在天黑之前，找到娘舅。
　　娘舅匍匐菜地，身已冷，气已断，鼻孔、耳孔、嘴里塞满黑土，眼睛亦被黑土覆盖，左手还攥着一把黑土。
　　菜地在屋后五十米开外，要经过一条沟两道坎三个台阶，娘舅怎么越过重重天险来到菜地，是个无法解开的谜。
　　娘舅鼻孔、耳孔、眼孔和手里的泥巴，轻而易举掏洗干净，唯独嘴里的泥，由于牙关紧闭，无法掏洗。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娘舅却含着满嘴泥而去。
　　娘舅说过，人死就是打个盹，他这个盹打的好突然好痛快。
　　娘舅死的前七天，属蛇的舅娘在半山腰看见两条绞在一起的大蛇，据她的描述，两条蛇足有水桶粗，全身上下金光闪闪。舅娘讲话历来夸张，不过，蛇绞绳这个实事是存在的。根据乡下的迷信，遇见两蛇绞绳，目击者或目击者家人必有大难。
　　更意外的事接着发生了。娘舅第二个七的第四天夜里，舅娘毫无道理地死了。舅娘可能是半夜断气的，我记得她上床时说了一句话，唉呀妈也，真困，困死了。
　　舅娘这个盹比娘舅打得更突然更痛快。
　　我把舅娘葬在娘舅旁边。 　　人走屋空，我的心和那房子一样，空荡荡的。
　　娘舅去世前两个月，我正式下岗。当时我正准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打算到山院隐居一阵，一边写作，一边向娘舅学习种菜。娘舅的菜和粮食种得一样出色。种菜比种粮食通俗易学，又不至于太累，还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惜我一连到外地开了两个笔会，回来正要动身，却传来娘舅去世的噩耗。


　　没能和娘舅见上最后一面，是我的终身遗憾。娘舅的死，使我有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娘舅不在的实事，恍惚间总觉得他还活着，偶尔在街上遇见进城的乡亲，忍不住要问：我娘舅他还好么？
　　然后，眼泪便夺眶而出。
　　十二
　　原以为娘舅和舅娘，从此入土为安，在另一个世界里夫唱妇随。不曾想，若干年后，以山院为中心的方圆二十公里，要建一个巨型水库，所有村庄和坟墓，都得迁移。
　　娘舅舅娘去世没几年，通往山院的道路硬化了，路虽不宽，路况却大为好转，风雨无阻。又过了几年，山院也实行火葬。山院是全县最后实行火葬的村庄。此前因为道路太差，运尸车上不去，尸体运不下来，政府才网开一面，破例允許土葬。此次迁移的坟墓，凡是土葬的，政府严令务必开棺，将尸骨火化。一则村民已经接受火葬，二则政府补偿金到位，迁坟工作较为顺利。
　　已迁到省城的我，打算把娘舅和舅娘的骨灰，安放到省城公墓，以便祭奠。我经济能力有限，不能给他们买好墓地，只能在墙式墓地上，买两个鞋盒稍大的格子间，让他们毗邻而居。
　　即使将二老骨灰重新安葬，亦在山院二十里之外，入的也不是故土。我以为，入土为安的前提，一要有尸骨，二要入故土；娘舅和舅娘，一没有尸骨，二不能入故土，何妨做游魂，至少离我近些。
　　万万想不到的是，开车接娘舅和舅娘骨灰回省城时，发生车祸，我断了几根骨头，大难不死。娘舅和舅娘的骨灰盒，却破窗而出，碎了一地。当时正下着大雨，娘舅和舅娘的骨灰，瞬间被雨水冲走，荡然无存。
　　我那个悔那个恨，悔自己做了件大蠢事，恨老天爷咋不要了我的命，免得无穷无尽悔恨。
　　除了悔恨，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到娘舅和舅娘空坟，装了一包泥土，种了一盆万年青，放在书房。令我稍感安慰的是，万年青长势良好，青翠欲滴。


　　【作者简介】邱贵平，福建省光泽县人。中国作协会员。29届鲁院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十月》《北京文学》《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五朵厂花》（已发表）《大陆新娘》（已出版）《普希金时代》《过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赚碗饭吃》。曾获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长篇小说一等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首届海峡两岸文学网络大赛优秀奖，首届林语堂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