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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许鹿香 教授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怎么也不会相信，中国科学院院士、辕武矗研究院院长、两弹元勋邓稼先生前会住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客厅不足20平米。靠北墙是一排做工粗糙的书柜；东面是一个很旧的小写台；一部电话机；几把红色人造革面的折叠椅；凹凸不平咯吱作响的地板；裸露的暖气片；已经剥落的贴着壁纸的墙；低矮的顶棚上唐山大地震后加固用的拉索钢杆已经多处显出斑斑锈迹
记者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向邓稼先遗像深鞠一躬之后，坐在杨振宁先生来访时曾就坐过的旧沙发上，开始聆听邓夫人许鹿希教授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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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金石篆刻第一人”——邓石如，祖父邓艺孙是民国元年安徽省首任教育司长，父亲邓以蛰留学日本、美国之后，长期在清华、北大任教。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环境，所以邓稼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谙熟中国古典文学，上高一的时候已经能阅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在北京崇德中学(今31中)读书时，认识了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其实两家早就是世交了。因为他们不仅是安徽同乡，而且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当时都在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管杨振宁n叫杨大头，因为他是孩子头儿又爱帮助人，杨振宁给邓稼先起了个外号olJ邓老憨，因为他忠厚老实，从那时起两人就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七七事变”之后，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被日本人强行解散，邓稼先又回到了原来上的志诚中学。后来因为他不满日本鬼子强迫中国人参加他们“庆祝”攻占中国城市的集会(这在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中有生动的描绘)，而招致汉奸的注意，随时都有被抓走的危险，万般无奈邓以蛰决定由已经大学毕业的长女邓仲先带他去昆明上西南联大。临走的晚上，父亲对邓稼先说：“稼先 ，以后你要好好学习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慈父的叮嘱，奠定了邓稼先一生的努力方向。
1940年夏初，邓稼先他们离京南下，1941年秋他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西南联大是由1937年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虽然昆明条件非常关，但联大不论文理都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亨有盛名的教授，物理系更是群星荟萃：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都是国际上的顶尖知名学者，而且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也在物理系执鞭。此时杨振宁也在西南联大读书，他对邓稼先在学业上多有帮助。当时大学生生活的困顿是现在的人想像不到的，宿舍四壁透风，夏天屋里竟能长出青草，伙食极差，学生食不果腹。不仅如此由于日军经常派飞机轰炸，所以还要钻防空洞。虽然条件艰苦，但邓稼先和广大学生还是努力学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联大校歌所弘扬的精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朱光亚、屠守锷等两弹元勋都是那时联大的毕业生。
1946年邓稼先回到北平(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教了一段中学)，担任回迁后北大的物理学助教，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物理课就是他教的，我们之间互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其实两家也早有交往，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邓家探访时，就对邓稼先有非常好感。
1947年，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经在美国的杨振宁帮忙，他取得了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于1948年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他去布朗大学)一起乘“哥顿将军”号轮船去美国。在普渡大学他的导师是德尔哈尔，所作的论文题目是(氘核的光致蜕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尖端和前沿的课题，属于理论核物理的范围。留学期间他刻苦努力，成绩提高得很快，各门功课都达到85分以上，得到了奖学金，原来拮据的生活也有了改善。1949年暑假，他去芝加哥大学杨振宁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经过了23个月的拼搏，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又爆发了朝鲜战争。邓稼先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意识到是回去为国家效力的时候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因为那年6月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在美国学习理工的中国博士回国议案，利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的时间差，邓稼先于8月29日从洛杉矶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回国了(先到香港，然后再到广州)。
邓稼先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工作，1953年我们结婚了，随着女儿典典和儿子平平的出生，我们的家庭生活进入了最平静和幸福的阶段。工作上，邓稼先为新中国的核理论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发表了多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星期天我们总要去公园游玩，邓稼先特别爱看京剧，我们多次欣赏了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名家的演出，另外我们也对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演技情有独衷，但这平静的生活到1958年夏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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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里的一天，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干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立刻想到了是原子弹，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行吗?”在钱三强教授向他讲明工作的意义和任务之后，尽管邓稼先还有着各种疑虑，但他还是坚定地接受了任务。
那天晚上，邓稼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说要调动工作，至于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写信与他联系，他一概都以不能说不知道来回答我。当时我很茫然，难道要调到敌人窝子里去?怎么什么都不能讲呢?在一阵令我几乎不能忍受的沉默过后，邓稼先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了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有病的公婆，繁重的教学工作，干不完的家庭琐事，以后这一切都由我这样一个30多岁的女子承担了。那时的人都很单纯，即使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复杂家庭背景的人，也是一样，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因为个人拖了他的后腿，想到这里我同样坚定地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厂那天晚上微风轻拂月光如水，我们静静地躺着，度过了一个事关家庭和国家前途的不眠之夜。
从1958年8月起，邓稼先就担任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后任院长)，是原子弹理论的总负责人。
邓稼先虽然有扎实的核物理理论基础，但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却较陌生，经过了他许多个日日夜夜的思考、查证并结合其他同志们的建议，他选择了中子 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大方面作主攻方向，从而为原子弹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邓稼先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吃透他们允诺提供的教学模型弹，并翻译数量巨大的俄文资料。但是1959年6月20日，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接着8月又撤退全部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苏方还扬言：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洋拐棍”没有了，邓稼先他们一砖一石在高梁地里盖起的原子弹模型仓库也没用了。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造原子弹首先要有理论设计，理论设计就需要大量繁复的数据计算，而邓稼先他们当时所拥有计算工具是一台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和一些电动及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老祖宗留下的算盘。理论部的青年同志们在邓稼先他们的领导下，日复一日进行着庞大的数据计算。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讲过的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进行了9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计算出的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装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准确的数据，推翻了洋数据。到1961年末，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理论部的小青年们饿得很厉害，邓稼先用从我父亲那里搞来的粮票(因为许德衍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所以待遇高一些)上街买回饼干，“慰劳”他的小师弟们。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完成，这就好比有了正确的图纸，试制原子弹就进入了攻坚阶段。1962年底中央成立专委，统一领导协调试制工作。那时虽然物质生活很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和干劲是非常高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代号596(苏联毁约的日子)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是在试爆的前几天才和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这三位著名科学家由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来的专机接到试验基地的。在核武器试验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人们问他：“老邓，能行吗?”邓稼先此时此刻深切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但他只有一句话：“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多年以后他在向我讲这段往事时脸色仍然是那样凝重)。当他看到自己殚精竭虑的劳动成果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以后，邓稼先又奉聂帅的命令，带领九院理论部的同志，开始了氢弹设计理论的工作。原子弹和氢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在原理上却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铀“或钚”原子核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后者则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氘和氚的原子核在聚变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聚变必须在几千万度的高温和高压下才能发生，这样的条件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出现，所以讲原子弹是氢弹的雷管。
接到任务以后，邓稼先和于敏他们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在邓稼先的同事之中，于敏院士是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邓稼先是理论部主任，于敏是副主任，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配合默契。邓稼先是胖子，于敏谢顶很早，所以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胖子和秃子紧忙活一阵，就要“响”了!由于氢弹更加复杂，所以有更多的理论计算数据，再依靠手摇电动之类的计算工具已经不行了。当时国内只有2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根据自己和同志们的智慧结晶制定了几套方案分头执行。于敏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计算机经过了近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氢弹从原理到结构的理论方案。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和于敏他们展开联合攻关，白天黑夜连轴转，晚上就睡在机房地板上，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具体可行方案，上报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当即拍板，马上作冷试验，在几次冷试的基础上，又作了两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从而有力地证明了邓稼先他们所制定的氢弹理论的正确性。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最后紧要阶段的时候，那场殃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受到；中击。我们也不能幸免，在医学院我被批斗，邓稼先也是写不完的检查，家门上被人甩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黑乎乎的煤泥。更令邓稼先伤心欲绝的是他最敬重也是从小到大最疼爱他的三姐，因爱人被打咸特务，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厨房里“意外身亡”。邓稼先欲哭无泪，每天只是默默地进门出门，埋头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啊，在那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里，稍有言差语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对于邓稼先自己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他深知自己对于家庭乃至对于国家的价值．他不能因为自己言语上的“不慎”给国家的核武器研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抢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那时两派争斗非常厉害，因此给工作协调衔接上造成极大困难。比如上机计算就困难重重。当时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从预热起动到能正常工作需要24个小时，所以一开机就不能停，就是空转一天也得几百度电，相当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可两派打架往往这派下班了，可另一派却不来接班。只能半夜三更给邓稼先打电话：老邓，那派的人不来，机器要不停车，要不空转。每当这时，邓稼先总是披衣下床跑出家门，到该接班的同志处，站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以大局为重，早日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这样才会有人顶上，他们经常讲，我们是：中着老邓面子才去的!正因为有了像邓稼先等一大批身处逆境但仍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全国众多单位的齐心协力，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最初这颗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自重1吨，爆炸当量100万吨TNT，但实际上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把负责氢弹试验的有关人员叫到了爱丽舍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并没有解脱邓稼先他们头上莫须有的罪名，1971年他和于敏、钱晋、胡思得和其他几位两弹元勋被集中到青海221基地办学习班，罪名是他们在小型试验中，在技术上没有测得预定指标的中子(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随之而来的则是无休止地批判，无限制地上纲上线。那些造反派为了给这些人罗织罪名，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声言：会英文的就是英美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修特务……邓稼先精通英、德、俄三国语言，是哪国特务?王淦昌会六国语言又是什么呢?批斗越来越激烈，著名高能炸药专家钱晋被折磨 致死，邓稼先的处境非常险恶。也许是苍天有眼，1971年夏天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救了邓稼先，当杨先生一下飞机，有关方面请求他填写要在国内会见什么人时，杨振宁写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总理闻讯立即召回了邓稼先，使他脱离了造反派的魔掌。当邓稼先回到家时，样子太可怕了，蓬头垢面，一身旧灰布制服，脚上穿着一双沾满尘土的旧解放鞋
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人见面后谈得非常好，但当杨先生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时，邓稼先总是说在京外单位，这使杨振宁顿生疑惑。因为当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美国人就讲邓稼先是参与其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可他们又造谣说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帮助中国制造了原子弹，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杨先生。他乘飞机去上海时，在机场把邓稼先拉到一边，悄声地问：“中国的原子弹真的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成的吗?”邓稼先是个组织和保密观念极强的人，他对杨振宁说：“你先上飞机吧，这事我以后再告诉你。”那时我们家是不允许同学和朋友们来串门儿的，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其实我内心也是很难受的。
这里我再穿插讲个小故事，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钱三强教授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到我娘家串门，我父亲许德珩悄悄地问：“这是谁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严老笑着回答：“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吧！”“我的女婿——邓稼先?”父亲这才如梦方醒。邓稼先从机场回来之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组织，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要明确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知道这一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他正在出席上海市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作为主宾他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以后杨振宁先生又多次回国探望邓稼先，并在美国买到尚未公开上市的治癌新药白芥素，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送给邓稼先治病。当然，邓稼先对杨振宁的学术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多次讲过：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是可以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的，要比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有更深远的意义。邓稼先病逝以后，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使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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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邓稼先以更大的精力和满腔热情投入核武器小型化和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84年底，他参加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对外公开宣布：我国早在80年代已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现场参加核试验。
邓稼先走的太早了，他只有62岁，这正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位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长期领导集体攻关经历的科学家来讲这正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但是他却走了……事出有因，那是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倒计时之后，天空中并没有出现蘑菇云，在派出防化兵搜索未果的情况下，邓稼先决定亲自去寻找，当时在场的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但邓稼先全然不顾同志们的劝告，对事业强烈的责任心使他踏上了一条危及他生命的路。
到了地点之后，他让同志们站在一边，自己弯着腰仔细寻找着，终于发现了摔碎的弹片(原来是降落伞朱能打开、核弹落在戈壁滩的砾石上摔碎了)，在那一瞬间，邓稼先变成了“傻子”，他用手捧起了具有强烈放射性的碎弹片。几天以后，回到北京，邓稼先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尿有很强的放射性，其它指标也不合格。
后来人们常对我讲，邓院长当时完全不用自己去寻找，多派几次人总会找到的。我说：“不，邓稼先不是那种人!”1985年末，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在301医院手术，年逾七旬的张爱萍上将在手术室外等了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完成。但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作出了“预后不良”的结论。
从入院到病逝(1986年7月29日)的这段日子里，邓稼先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向中央提供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医院成了他的工作室，桌上摆放了近一米厚的文件资料，他频繁地与九院相关人员通电话或面谈。剧烈的疼痛，使他不能躺卧，只能坐在一个橡皮圈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滚落，我忍着泪站在他旁也为他拭汗。他只埋头修改文件，不肯呻吟一声。终于在1986年4月21日邓稼先完成了由他和于敏共同署名给中央的《建议书》，他指着那一包文件对我说：“希希(邓稼先和同学们都这样叫我)，这比你生命还要重要!”后来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按《建议书》的要求去做，那会使我们在核武器研究方面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1996年7月22日，于敏院士和胡仁宇、胡思得等著名科学家联合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给《建议书》以极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议书》是邓稼先继原子弹、氢弹、第三代核武器之后，事业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骂邓稼先他们：如果那时不花那么多钱搞两弹一星，而是用来买彩电、汽车生产线，我们的日子早就现代化了。我说这些人大错特错了!毛主席讲：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那个东西。小平同志也讲过：如果我们在60年代不搞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那我国现在就不叫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金钱可以买彩电、汽车，但买不来国防现代化。如果我们不是在勒紧裤带的情况搞成两弹一星，拖到现在能行吗?朝鲜和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有了核武器，并不是要首先使用，而是威摄，有了这样的撒手锏，才能让那些想对我国“动手动脚”的国家和人三思而行!
邓稼先虽然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但他并不是无情之人，他对父母、我和孩子都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女儿14岁去内蒙乌兰特前旗插队劳动，整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连饭都不吃饱，邓稼先对她寄予了极大的关心，每当从新疆核基地回来，总要设法转道内蒙去看望她，给她带去自己舍不得吃的罐头和食品。恢复高考后，邓稼先用三个月的时间把女儿的物理从“一张白纸”补习到高考水平，使她和弟弟同一天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邓稼先逝世以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九泉之下，我想他应该含笑了，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全中国的……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怎么也不会相信，中国科学院院士、辕武矗研究院院长、两弹元勋邓稼先生前会住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客厅不足20平米。靠北墙是一排做工粗糙的书柜；东面是一个很旧的小写台；一部电话机；几把红色人造革面的折叠椅；凹凸不平咯吱作响的地板；裸露的暖气片；已经剥落的贴着壁纸的墙；低矮的顶棚上唐山大地震后加固用的拉索钢杆已经多处显出斑斑锈迹
记者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向邓稼先遗像深鞠一躬之后，坐在杨振宁先生来访时曾就坐过的旧沙发上，开始聆听邓夫人许鹿希教授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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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金石篆刻第一人”——邓石如，祖父邓艺孙是民国元年安徽省首任教育司长，父亲邓以蛰留学日本、美国之后，长期在清华、北大任教。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环境，所以邓稼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谙熟中国古典文学，上高一的时候已经能阅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在北京崇德中学(今31中)读书时，认识了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其实两家早就是世交了。因为他们不仅是安徽同乡，而且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当时都在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管杨振宁n叫杨大头，因为他是孩子头儿又爱帮助人，杨振宁给邓稼先起了个外号olJ邓老憨，因为他忠厚老实，从那时起两人就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七七事变”之后，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所以被日本人强行解散，邓稼先又回到了原来上的志诚中学。后来因为他不满日本鬼子强迫中国人参加他们“庆祝”攻占中国城市的集会(这在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中有生动的描绘)，而招致汉奸的注意，随时都有被抓走的危险，万般无奈邓以蛰决定由已经大学毕业的长女邓仲先带他去昆明上西南联大。临走的晚上，父亲对邓稼先说：“稼先 ，以后你要好好学习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慈父的叮嘱，奠定了邓稼先一生的努力方向。
1940年夏初，邓稼先他们离京南下，1941年秋他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A4795。西南联大是由1937年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虽然昆明条件非常关，但联大不论文理都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亨有盛名的教授，物理系更是群星荟萃：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都是国际上的顶尖知名学者，而且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也在物理系执鞭。此时杨振宁也在西南联大读书，他对邓稼先在学业上多有帮助。当时大学生生活的困顿是现在的人想像不到的，宿舍四壁透风，夏天屋里竟能长出青草，伙食极差，学生食不果腹。不仅如此由于日军经常派飞机轰炸，所以还要钻防空洞。虽然条件艰苦，但邓稼先和广大学生还是努力学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联大校歌所弘扬的精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朱光亚、屠守锷等两弹元勋都是那时联大的毕业生。
1946年邓稼先回到北平(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教了一段中学)，担任回迁后北大的物理学助教，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物理课就是他教的，我们之间互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其实两家也早有交往，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时期著名的学生领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邓家探访时，就对邓稼先有非常好感。
1947年，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经在美国的杨振宁帮忙，他取得了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于1948年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他去布朗大学)一起乘“哥顿将军”号轮船去美国。在普渡大学他的导师是德尔哈尔，所作的论文题目是(氘核的光致蜕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尖端和前沿的课题，属于理论核物理的范围。留学期间他刻苦努力，成绩提高得很快，各门功课都达到85分以上，得到了奖学金，原来拮据的生活也有了改善。1949年暑假，他去芝加哥大学杨振宁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经过了23个月的拼搏，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又爆发了朝鲜战争。邓稼先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意识到是回去为国家效力的时候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因为那年6月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在美国学习理工的中国博士回国议案，利用美国参众两院表决的时间差，邓稼先于8月29日从洛杉矶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回国了(先到香港，然后再到广州)。
邓稼先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工作，1953年我们结婚了，随着女儿典典和儿子平平的出生，我们的家庭生活进入了最平静和幸福的阶段。工作上，邓稼先为新中国的核理论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发表了多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星期天我们总要去公园游玩，邓稼先特别爱看京剧，我们多次欣赏了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名家的演出，另外我们也对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演技情有独衷，但这平静的生活到1958年夏天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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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里的一天，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干这个工作，怎么样?”邓稼先立刻想到了是原子弹，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行吗?”在钱三强教授向他讲明工作的意义和任务之后，尽管邓稼先还有着各种疑虑，但他还是坚定地接受了任务。
那天晚上，邓稼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说要调动工作，至于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写信与他联系，他一概都以不能说不知道来回答我。当时我很茫然，难道要调到敌人窝子里去?怎么什么都不能讲呢?在一阵令我几乎不能忍受的沉默过后，邓稼先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了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有病的公婆，繁重的教学工作，干不完的家庭琐事，以后这一切都由我这样一个30多岁的女子承担了。那时的人都很单纯，即使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复杂家庭背景的人，也是一样，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因为个人拖了他的后腿，想到这里我同样坚定地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厂那天晚上微风轻拂月光如水，我们静静地躺着，度过了一个事关家庭和国家前途的不眠之夜。
从1958年8月起，邓稼先就担任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后任院长)，是原子弹理论的总负责人。
邓稼先虽然有扎实的核物理理论基础，但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却较陌生，经过了他许多个日日夜夜的思考、查证并结合其他同志们的建议，他选择了中子 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大方面作主攻方向，从而为原子弹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邓稼先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吃透他们允诺提供的教学模型弹，并翻译数量巨大的俄文资料。但是1959年6月20日，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接着8月又撤退全部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资料，苏方还扬言：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洋拐棍”没有了，邓稼先他们一砖一石在高梁地里盖起的原子弹模型仓库也没用了。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造原子弹首先要有理论设计，理论设计就需要大量繁复的数据计算，而邓稼先他们当时所拥有计算工具是一台运算速度只有每秒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和一些电动及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老祖宗留下的算盘。理论部的青年同志们在邓稼先他们的领导下，日复一日进行着庞大的数据计算。为了验证苏联专家在华期间讲过的一个关键数据，邓稼先进行了9次运算，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五六个方程，计算出的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带装麻袋堆了一屋子，经冬历夏斗转星移，终于得出了准确的数据，推翻了洋数据。到1961年末，理论计算已经基本完成：中国首颗原子弹将采用铀235和内爆方式，这比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很大的进步。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理论部的小青年们饿得很厉害，邓稼先用从我父亲那里搞来的粮票(因为许德衍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所以待遇高一些)上街买回饼干，“慰劳”他的小师弟们。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完成，这就好比有了正确的图纸，试制原子弹就进入了攻坚阶段。1962年底中央成立专委，统一领导协调试制工作。那时虽然物质生活很匮乏，但人们的精神和干劲是非常高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代号596(苏联毁约的日子)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是在试爆的前几天才和王淦昌、郭永怀和彭桓武这三位著名科学家由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来的专机接到试验基地的。在核武器试验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人们问他：“老邓，能行吗?”邓稼先此时此刻深切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但他只有一句话：“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多年以后他在向我讲这段往事时脸色仍然是那样凝重)。当他看到自己殚精竭虑的劳动成果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以后，邓稼先又奉聂帅的命令，带领九院理论部的同志，开始了氢弹设计理论的工作。原子弹和氢弹虽然都是核武器，但在原理上却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铀“或钚”原子核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后者则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氘和氚的原子核在聚变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而这种聚变必须在几千万度的高温和高压下才能发生，这样的条件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出现，所以讲原子弹是氢弹的雷管。
接到任务以后，邓稼先和于敏他们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在邓稼先的同事之中，于敏院士是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邓稼先是理论部主任，于敏是副主任，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配合默契。邓稼先是胖子，于敏谢顶很早，所以人们常说他们两人是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胖子和秃子紧忙活一阵，就要“响”了!由于氢弹更加复杂，所以有更多的理论计算数据，再依靠手摇电动之类的计算工具已经不行了。当时国内只有2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根据自己和同志们的智慧结晶制定了几套方案分头执行。于敏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计算机经过了近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氢弹从原理到结构的理论方案。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和于敏他们展开联合攻关，白天黑夜连轴转，晚上就睡在机房地板上，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具体可行方案，上报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当即拍板，马上作冷试验，在几次冷试的基础上，又作了两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从而有力地证明了邓稼先他们所制定的氢弹理论的正确性。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最后紧要阶段的时候，那场殃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受到；中击。我们也不能幸免，在医学院我被批斗，邓稼先也是写不完的检查，家门上被人甩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黑乎乎的煤泥。更令邓稼先伤心欲绝的是他最敬重也是从小到大最疼爱他的三姐，因爱人被打咸特务，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厨房里“意外身亡”。邓稼先欲哭无泪，每天只是默默地进门出门，埋头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啊，在那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里，稍有言差语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对于邓稼先自己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他深知自己对于家庭乃至对于国家的价值．他不能因为自己言语上的“不慎”给国家的核武器研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抢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那时两派争斗非常厉害，因此给工作协调衔接上造成极大困难。比如上机计算就困难重重。当时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从预热起动到能正常工作需要24个小时，所以一开机就不能停，就是空转一天也得几百度电，相当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可两派打架往往这派下班了，可另一派却不来接班。只能半夜三更给邓稼先打电话：老邓，那派的人不来，机器要不停车，要不空转。每当这时，邓稼先总是披衣下床跑出家门，到该接班的同志处，站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以大局为重，早日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这样才会有人顶上，他们经常讲，我们是：中着老邓面子才去的!正因为有了像邓稼先等一大批身处逆境但仍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全国众多单位的齐心协力，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最初这颗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自重1吨，爆炸当量100万吨TNT，但实际上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把负责氢弹试验的有关人员叫到了爱丽舍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并没有解脱邓稼先他们头上莫须有的罪名，1971年他和于敏、钱晋、胡思得和其他几位两弹元勋被集中到青海221基地办学习班，罪名是他们在小型试验中，在技术上没有测得预定指标的中子(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随之而来的则是无休止地批判，无限制地上纲上线。那些造反派为了给这些人罗织罪名，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声言：会英文的就是英美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修特务……邓稼先精通英、德、俄三国语言，是哪国特务?王淦昌会六国语言又是什么呢?批斗越来越激烈，著名高能炸药专家钱晋被折磨 致死，邓稼先的处境非常险恶。也许是苍天有眼，1971年夏天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救了邓稼先，当杨先生一下飞机，有关方面请求他填写要在国内会见什么人时，杨振宁写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总理闻讯立即召回了邓稼先，使他脱离了造反派的魔掌。当邓稼先回到家时，样子太可怕了，蓬头垢面，一身旧灰布制服，脚上穿着一双沾满尘土的旧解放鞋
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人见面后谈得非常好，但当杨先生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时，邓稼先总是说在京外单位，这使杨振宁顿生疑惑。因为当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美国人就讲邓稼先是参与其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可他们又造谣说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帮助中国制造了原子弹，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杨先生。他乘飞机去上海时，在机场把邓稼先拉到一边，悄声地问：“中国的原子弹真的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成的吗?”邓稼先是个组织和保密观念极强的人，他对杨振宁说：“你先上飞机吧，这事我以后再告诉你。”那时我们家是不允许同学和朋友们来串门儿的，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其实我内心也是很难受的。
这里我再穿插讲个小故事，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钱三强教授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到我娘家串门，我父亲许德珩悄悄地问：“这是谁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严老笑着回答：“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吧！”“我的女婿——邓稼先?”父亲这才如梦方醒。邓稼先从机场回来之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组织，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要明确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知道这一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他正在出席上海市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作为主宾他不得不去洗手间整容。以后杨振宁先生又多次回国探望邓稼先，并在美国买到尚未公开上市的治癌新药白芥素，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送给邓稼先治病。当然，邓稼先对杨振宁的学术成就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多次讲过：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是可以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的，要比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有更深远的意义。邓稼先病逝以后，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使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3
文革结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邓稼先以更大的精力和满腔热情投入核武器小型化和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制工作。1984年底，他参加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对外公开宣布：我国早在80年代已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现场参加核试验。
邓稼先走的太早了，他只有62岁，这正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对他这样一位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长期领导集体攻关经历的科学家来讲这正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但是他却走了……事出有因，那是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倒计时之后，天空中并没有出现蘑菇云，在派出防化兵搜索未果的情况下，邓稼先决定亲自去寻找，当时在场的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但邓稼先全然不顾同志们的劝告，对事业强烈的责任心使他踏上了一条危及他生命的路。
到了地点之后，他让同志们站在一边，自己弯着腰仔细寻找着，终于发现了摔碎的弹片(原来是降落伞朱能打开、核弹落在戈壁滩的砾石上摔碎了)，在那一瞬间，邓稼先变成了“傻子”，他用手捧起了具有强烈放射性的碎弹片。几天以后，回到北京，邓稼先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尿有很强的放射性，其它指标也不合格。
后来人们常对我讲，邓院长当时完全不用自己去寻找，多派几次人总会找到的。我说：“不，邓稼先不是那种人!”1985年末，邓稼先因患直肠癌在301医院手术，年逾七旬的张爱萍上将在手术室外等了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完成。但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作出了“预后不良”的结论。
从入院到病逝(1986年7月29日)的这段日子里，邓稼先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向中央提供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医院成了他的工作室，桌上摆放了近一米厚的文件资料，他频繁地与九院相关人员通电话或面谈。剧烈的疼痛，使他不能躺卧，只能坐在一个橡皮圈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滚落，我忍着泪站在他旁也为他拭汗。他只埋头修改文件，不肯呻吟一声。终于在1986年4月21日邓稼先完成了由他和于敏共同署名给中央的《建议书》，他指着那一包文件对我说：“希希(邓稼先和同学们都这样叫我)，这比你生命还要重要!”后来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按《建议书》的要求去做，那会使我们在核武器研究方面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1996年7月22日，于敏院士和胡仁宇、胡思得等著名科学家联合在光明日报上著文，给《建议书》以极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建议书》是邓稼先继原子弹、氢弹、第三代核武器之后，事业上的第四个里程碑。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一切向钱看急功近利，骂邓稼先他们：如果那时不花那么多钱搞两弹一星，而是用来买彩电、汽车生产线，我们的日子早就现代化了。我说这些人大错特错了!毛主席讲：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那个东西。小平同志也讲过：如果我们在60年代不搞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那我国现在就不叫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金钱可以买彩电、汽车，但买不来国防现代化。如果我们不是在勒紧裤带的情况搞成两弹一星，拖到现在能行吗?朝鲜和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有了核武器，并不是要首先使用，而是威摄，有了这样的撒手锏，才能让那些想对我国“动手动脚”的国家和人三思而行!
邓稼先虽然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但他并不是无情之人，他对父母、我和孩子都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女儿14岁去内蒙乌兰特前旗插队劳动，整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连饭都不吃饱，邓稼先对她寄予了极大的关心，每当从新疆核基地回来，总要设法转道内蒙去看望她，给她带去自己舍不得吃的罐头和食品。恢复高考后，邓稼先用三个月的时间把女儿的物理从“一张白纸”补习到高考水平，使她和弟弟同一天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邓稼先逝世以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九泉之下，我想他应该含笑了，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全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