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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从1926年定名并正式招生，校名一直十分稳定，尽管在1937年由省立晋升为国立，也只是校名冠以“国立”而已。但是，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半年，国立湖南大学一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牵动了各方面的关注，掀起了轩然大波。
1946年10月2日，长沙市数家报纸都登载了南京中央社发出的一条简短电讯，透露出湖南大学更名的端倪：“教部顷于部务会议中，决定将国立湖南大学改称岳麓大学，此项决定系由于朱部长月前在庐山时，湖大校长胡庶华及湘教育界所建议，旨在纪念岳麓书院。”
1946年9月1日至11日，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召开，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青年团中央干事的身份出席。湘省代表团四十余人，其中有来自湖南大学的代表二十五人，省主席王东原以青年团中央干事身份出席，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以青年团中央监事身份出席。还有湘籍或在湘工作多年的与会代表多位，其中不乏与教育相关的知名人士如何浩若、朱光潜、贺衷寒、柳克述、朱经农等。会议时间比较长，在庐山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会后交流时很有可能谈及大学更名。到底是何人提出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的建议？是胡庶华首倡应该没有疑问。当年8月初，他发表《湖大的现在和将来》，一开篇就说：“湖南大学为湖南最高学府，亦即自北宋以来讲学不辍之地”，特意强调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传承关系。另外，作为教育界元老和湖南大学校长，他在朱家骅面前话语分量最大，会议期间两人有记录的交往也不少。来自湖南大学的二十五位代表多数是大学生，人微言轻，也不可能冒昧提出如此建议。应该可以确定，建议湖南大学更名者除了胡庶华，还有来自王东原、廖世承、何浩若、朱光潜、贺衷寒、柳克述、朱经农之中的附议者。另外有一种可能，朱家骅在谈话中抛出了大学更名的话题，未具体针对湖南大学，但得到了胡庶华等人的回应，并进一步具体化，建议将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双方达成了口头一致。
半月以后，南京中央社又有后续电讯：国立各大学或学院定名原则，教部已于部务会议中决定，今后应逐渐更改或即以各院校所在地之县市地名为校名，如国立湖南大学已改为国立岳麓大学。教育部部务会议确定了两件事情：一是国立大学、学院“以各院校所在地之县市地名为校名”的定名原则，意在防止大学以中国、中华以及省级行政区命名而追求高大上、互相攀比的不良现象;二是通过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议案，并作为前款决议可行的例证。
湖南大学改名是一件大事，也许是消息过于简短，一時并未引起关注。报纸也是作为正向新闻来报道，一则体现教育部从善如流，及时实施“新政”，二则是继承岳麓书院传统，从校名上增加文化底蕴。直到当月末，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做出反应，才出现异议：“湖南大学校友总会于日昨（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假犁头街湖大通讯处，开第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计到理事王强毅、刘石如、伏嘉谟、左徵，监事熊雄、曾丙尧、易洛年等多人，由理事长王强毅主席，议决要案多起，兹撮要探誌如次。（一）关于母校湖南大学改名岳麓大学，本会应如何表示案，议决电教育部请维持原名，并分电各地校友会一致响应;另电南京校友会就近推派代表向教育部交涉。（二）胡校长庶华六一寿辰，应如何发动庆祝案，议决照第一次理监事会决议案办理，并定十一月三日正午十二时，假青年会大礼堂聚餐，藉资庆祝。”
校友总会反对更名，却并不针对作为建议者的校长胡庶华，而是积极筹备其六十一岁寿诞的庆贺事宜。数日之后，庆祝胡庶华寿诞的活动热烈举行。到会的有教授曹典球、李祖荫、李剑农、杨卓新等四十余人，其中不乏学术有成、声名卓著者，还有毕业校友、在读学生以及政界名流，济济一堂、喜庆无比。来宾致辞对胡庶华赞誉有加：“为大教育家兼实业家，其精神健旺，胜过青年，六十年来均为其生命光辉之记录，此次祝寿，完全出于同事及同学崇敬之忱”，“愿克享期颐，到百年大庆之时，与湖南大学千年校庆（自岳麓书院创办迄今已九百六十余年）合并举行，真有无穷意义。”在他们心中，湖南大学作为岳麓书院的继承者勿庸质疑，也是可以引以为荣的。
此后，湖南大学更名的进展或反对行动都在平静可控之中。学生自治会选举、排演《日出》、举办学术讲演、呼吁增加副食费等平稳进行，校园的教学等日常活动毫无异象;胡庶华按计划赴京出席国民大会，并如常出席湘省政务活动。报端甚至传出湖南大学更名已经停顿的消息：“教育部以国立大学不宜有地方之命名，凡全国以省命名之大学，均将分别更改，并拟先将国立湖南大学改名为‘国立岳麓大学’，后以该校校友表示坚决反对，并推代表向教部请求取消前议，兹悉教部已允缓办云。”
围绕湖南大学更名事件，相关人士分为两大群体且观点对立。一是以胡庶华为首的中老年群体，有湘省教育界名宿、湖南大学教授、政界名流，多是宿望老成之人，或者提出更名倡议，或者表示认同而缄默，内心坚定稳定，甚至不屑于争论;二是数量更多的湖南大学毕业生、在校同学群体，绝大多数倾向于反对改名，态度激烈、行动坚决，要用文字、群团运动等多种方式表达观点、实现目标。
有湖南大学毕业生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从更改校名痛感母校沦亡，深悲教育思想衰微落伍，观点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岳麓书院代表着荒谬的理学和科举，无非是限制思想、钻“十三经”的牛角尖、拾圣人牙慧、入君主牢笼，在民主政治时代不需要，在物质文明发达到原子能时代尤其迂阔得好笑。从思想传统、社会贡献和湖南大学对比，岳麓书院相形见绌，更名就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尊崇了孔孟，抬举了朱张，不见得就真能造就千千万万的文天祥、陆秀夫，大汉奸秦桧不就是科举时代熟读圣贤书的一个大状元吗？而况，抗战时期，湖大前后校友并无一人投身敌伪，可见湖南大学思想传统之成功，并不在主张理学和岳麓书院之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尊崇自己的思想传统，而要开倒车？”作者对胡庶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解，提出了“理直气壮”的质疑：“我非常奇怪现校长胡庶华先生，以一个冶炼专家，却向往空疏的理学、尸臭的书院！把灿烂辉煌的湖南大学埋葬在群尸中间，去投合死魂灵之所好，无论在那一方面，我都看不出这个意义。”他认为湖南大学改名对校友是一种捣乱，对全国教育界是一种开倒车的悲哀，要胡校长公开答复。该文居高临下、大胆简单、勇气让人惊叹，执意要切割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关系，与新文化运动初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出一辙。或许，他也感觉立论过于简单武断，而不方便署名，于是以“湖大一校友”在读者呼声栏目发表。 胡庶华一直心念“自北宋以来讲学不辍之地”的岳麓书院，在抗战胜利迁回旧址后，他心里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争取清华大学留下的校产，重新规划布局院系、建设一个“岳麓自治市”。早在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时，就主张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以书院内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所立“整齐严肃”八字碑文为校训，亲自创作的《湖南大学校歌》就有“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之语。另外，湖南大学当时的名教授，如李祖荫、曹典球、杨树达、李剑农、杨卓新、马续常、谭戒甫等，无不是中西兼修、学有所成，多数还有留学外国的经历，在文化态度上与胡庶华是基本一致的。从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坚韧之处和独立价值，文化自信心进一步提高。建议将国立湖南大学改名国立岳麓大学，就是文化自信心的表现。湖南《大公报》对湖南大学更名关注较多，发表过《论湖大改名》的社论，态度相对理性冷静。文章认为名字只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对校名优劣评论不多，重点关注更名事件的真假，主张湖南大学有保障信息公开透明的义务，相关表态要前后一致，不应该自相矛盾而丧失公信力。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一直没有停止，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关系，社会认识是分裂的。二十几年过去，否定传统文化、过度强调西化的社会情绪依然强烈，年轻人有激进、好奇和反传统的天然属性，加以个体经历简单，内外因素综合形成了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态度。以上两个人群立场尖锐对立，根本无法良性对话，关于校名之争其实是两种文化态度的激烈冲突。
抗战胜利前后，一系列涉及湖南大学的社会事件和办学环境变化对青年学生影响颇大。1943年8月，湘省党部主任李毓尧接任湖南大学校长，湖大学生誓死抗争，付出了七十余人被羁押、两人病毙的沉重代价，终于赶走了政客校长，迎回了老校长胡庶华。之后，师生满怀期待迁回长沙，憧憬着焕然一新的大学生活，可现实却不乐观。在岳麓山下，战火毁坏的宿舍、图书馆没有修复，“十来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睡觉、看书以及下棋、拉胡琴都在这里。吃饭时，八个人三钵萝卜白菜，压根儿也尝不出一点油盐味来”。晚上自学，三四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作为“民族文化继承者”的大学生，伙食还不如滞留在长沙的日军俘虏。大额钞票滥发、物价飞涨，教授们啼饥号寒，学生更加苦不堪言。外语系主任空缺半年多，无人负责，全体学生以请假名义罢课，集体上访校长。在校学生王明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湖大的沉闷》，回顾一学期过去“都觉得自己无甚长进，这其中，少数同学自甘堕落，不求上进”，大家费尽力气赶走了李校长，迎来了胡校长，相信今后的湖大有了救星，想不到希望落了空：校政并不见有何革新，校内驻军迟迟不撤，校园空气沉闷窒息……校园内的不良情绪集聚发酵，师生甚至对频繁赴京寻求资源的校长产生怨言，讽刺他“高居京华”，要当国民政府的部长了。此时的学生结构也有变化，1946年接收本校从军复原大学生七十余人、教育部派来的复员青年二百七十余人、武汉临时大学先修班一百余人。从军复员的大学生经历了战火洗礼，更加独立老练，大大增加了学生工作的难度。此后的罢课、游行，素有威望的校长胡庶华多次劝导也无效，显然有此种原因。
对立的文化态度、艰苦的环境、学生结构变化、不良的情绪在校内互相叠加影响，混合成了推动校名更改风波的力量。
当反更改校名运动搭上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校园运动就升级为社会运动，融入全国学潮的一部分，一时影响力倍增，且呈现出无可遏制的趋势。
1947年春，湖南大学校园陆续有增加副食费、扩大公费等运动，也有签名反对更改校名的活动，签名者一度达到八百多人，但二者各自进行、互不搭边。进入5月份，全国学潮形势大变，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各大学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持续扩大;因教育部拟对交通大学裁撤两系并改为交通学院，激发反改名护校运动，学生自驾火车上访南京。受此启发和鼓舞，湖南大学反更改校名运动与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正式合流。5月20日上午，校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组织“反对内战反对更改校名运动委员会”，决定即日起罢课一周，5月22日举行大游行。5月21日下午，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四方塘青年会招待社会各界，公布罢课游行反对内战、反对更改校名的理由，到场的省党部、省警察局、宪兵十四团代表叮嘱同学们慎重从事、维持社会秩序，勿为奸人利用。
湖南大学罢课游行的消息传出之后，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喈、宪兵十四团刘团长、军警宪联合督察处陈处长立即在5月20日晚渡江拜访胡庶华校长，恳请对学生罢课游行加以劝导，希望停止游行，以尊重新颁布的《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胡庶华紧急召集学生自治会主席团着力劝导而无效，学生自治会决定按原计划游行。第二天晚上，省府刘秘书长、教育厅王厅长、宪兵团刘团长、省警察局李局长又一次渡江来校，诚恳劝导学生停止游行，以重学业、维持社会秩序，还是无效而归。
5月22日上午，湖南大学反内战反更校名游行按期举行。省治安当局事先将湘江沿岸的渡船全部拖走，数名水性好的学生游泳到对岸驾驶小船，又找来大船，游行队伍顺利渡过了湘江。万般无奈之下，校长胡庶华和校总务处长魏文梯、教授陈述元主动走到游行队伍最前列，每到一處主动向军警说明，承诺个人承担一切责任，既维持秩序又保护学生。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城内主要街道，沿途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宣言，并有街头讲演、歌咏等，情绪激昂，下午五时始渡江返校。游行途中散发宣言二则，一则题为反对内战，一则题为反更校名。反更校名宣言内容如下：
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湖南大学已经活了三十余年，我们的师生校友筚路蓝缕开创了这块园地，树立了本校优良的传统精神，使本校巍然耸立为学术之堡垒、文化之摇篮，社会人士、全国同胞有耳皆闻，有目共见。而抗战期中，员生流离迁徙，校舍荡然，使本校蒙受了空前的损伤与牺牲。胜利以后，教育当局不谋本校复原之完成，不事本校内容之充实，而却颁布了本校更名“岳麓大学”的命令。此种抹杀本校光荣历史的举动，为全体同学所不解。此种乖谬无理的措置，尤为关怀本校人士所深恶痛绝。消息传来，学校当局发出了反对，各地校友发出了抗议的吼声，而教部悍然不顾，我们的容忍已到了尽头，我们的忿愤已积成烈火。因此，我们今天开始罢课，以行动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走上民主、走上建设的今天，教育的责任是何等艰巨，任务是何等重大，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后代子孙，我们痛心当前教育当局的腐化，我们悲愤当局漠视与抹杀公意的官僚作风。因此，我们今天的行动一方面反对更改校名，一方面迫切呼吁教育的新作风的大改革。最后，我们湖大同学谨以最高之理智，一致提出下列要求：一、教部迅速收回更改本校校名之命令。二、根绝教育经费畸形分配之怪现象，确保各大学经费平等。三、增加本校建筑费，充实本校内容。四、提高公费标准，所有半公费、自费一律改为全公费。五、确切保障大学毕业同学之出路。 从两则宣言的排列顺序可发现，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显然将反内战摆在比反更改校名重要得多的位置。反更校名宣言也超出了反更名的范围：抨击教育部不作为、腐化、官僚作风，学生提出五条要求，只有第一条关涉更名，其余四条都是关涉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公费制度、毕業生就业等内容。如此看来，反更校名成了附属的小诉求，只是为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的口号而已。
实际上，胡庶华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游行次日他向教育部辞职的电报根本没提及更名事宜：昨日本校学生游行，经再三劝阻无效，为维持秩序计，沿途向军警说明一切，责任由庶华担负，幸未发生意外事件。惟显违政府禁令，实因庶华平时管教无方，除前已三电辞职，请立予批准外，并恳转主席，严加处分为祷。
不过，湖南大学校友总会还在关注着更名问题，5月21日下午又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措施，并再次向教育部和朱家骅本人发电报。校友陈云章时任省参议员、省工业会理事长、全国工业会常务理事，与教育部长朱家骅有交集，故又以个人名义向朱家骅发出电文：本校成立逾二十年，幸成今日令誉。前闻贵部有更改校名之议，经留京校友商洽，蒙允取消。讵近日校方接贵部文电，均署名岳麓大学，在校师生、毕业校友群情激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乞迅赐取消原议，免滋纷扰。
其实，此时的朱家骅和教育部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国民参政会议正在南京召开，5月24日上午，朱家骅向大会报告教育工作，参政员顾颉刚首先提交书面质询四十三件;陈耀东、王普涵、余楠秋等当场质询，认为目前教育衰败，学校设备不全，师资低劣，教职员待遇太低，学生公费不够，学风太坏，问题重重;各参政员尤其关注学潮问题，纷纷质问此次学潮系谁造成！发言的参议员太多，会议延至下午一时还没有结束，会议主席吴贻芳提议改为书面质询。次日，参政会继续质询教育问题，参政员潘朝英、黄宇人、谢明霄、王亚明、周谦冲等十余人发言，问及英士大学校址、交通大学更名、东北大学腐败等具体事项，放言教育部要对此次学潮负最大责任，教育部将采取何种处理方针？与教育经费、学生公费、学校设备师资等实际问题相比，更改校名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教育部和朱家骅在这种形势下更不愿意纠结，朱家骅立即复电：“湖大胡校长春藻兄并转教授会先生鉴，辰、马两电均悉，湖大更名系根据湘省人士之提议，本部原无成见，故迄未发表，现据电呈，准取消前议。”
这只是个人名义的便捷回复，希望能够立即助力平息湖南大学学潮，等到教育部下发公文“核准即日起仍名国立湖南大学”，已经是1947年6月下旬了，国立湖南大学更名风波终于归于平静。
一
1946年10月2日，长沙市数家报纸都登载了南京中央社发出的一条简短电讯，透露出湖南大学更名的端倪：“教部顷于部务会议中，决定将国立湖南大学改称岳麓大学，此项决定系由于朱部长月前在庐山时，湖大校长胡庶华及湘教育界所建议，旨在纪念岳麓书院。”
1946年9月1日至11日，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庐山召开，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以青年团中央干事的身份出席。湘省代表团四十余人，其中有来自湖南大学的代表二十五人，省主席王东原以青年团中央干事身份出席，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以青年团中央监事身份出席。还有湘籍或在湘工作多年的与会代表多位，其中不乏与教育相关的知名人士如何浩若、朱光潜、贺衷寒、柳克述、朱经农等。会议时间比较长，在庐山活动范围有限，所以会后交流时很有可能谈及大学更名。到底是何人提出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的建议？是胡庶华首倡应该没有疑问。当年8月初，他发表《湖大的现在和将来》，一开篇就说：“湖南大学为湖南最高学府，亦即自北宋以来讲学不辍之地”，特意强调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传承关系。另外，作为教育界元老和湖南大学校长，他在朱家骅面前话语分量最大，会议期间两人有记录的交往也不少。来自湖南大学的二十五位代表多数是大学生，人微言轻，也不可能冒昧提出如此建议。应该可以确定，建议湖南大学更名者除了胡庶华，还有来自王东原、廖世承、何浩若、朱光潜、贺衷寒、柳克述、朱经农之中的附议者。另外有一种可能，朱家骅在谈话中抛出了大学更名的话题，未具体针对湖南大学，但得到了胡庶华等人的回应，并进一步具体化，建议将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双方达成了口头一致。
半月以后，南京中央社又有后续电讯：国立各大学或学院定名原则，教部已于部务会议中决定，今后应逐渐更改或即以各院校所在地之县市地名为校名，如国立湖南大学已改为国立岳麓大学。教育部部务会议确定了两件事情：一是国立大学、学院“以各院校所在地之县市地名为校名”的定名原则，意在防止大学以中国、中华以及省级行政区命名而追求高大上、互相攀比的不良现象;二是通过国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岳麓大学议案，并作为前款决议可行的例证。
湖南大学改名是一件大事，也许是消息过于简短，一時并未引起关注。报纸也是作为正向新闻来报道，一则体现教育部从善如流，及时实施“新政”，二则是继承岳麓书院传统，从校名上增加文化底蕴。直到当月末，湖南大学校友总会做出反应，才出现异议：“湖南大学校友总会于日昨（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假犁头街湖大通讯处，开第二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计到理事王强毅、刘石如、伏嘉谟、左徵，监事熊雄、曾丙尧、易洛年等多人，由理事长王强毅主席，议决要案多起，兹撮要探誌如次。（一）关于母校湖南大学改名岳麓大学，本会应如何表示案，议决电教育部请维持原名，并分电各地校友会一致响应;另电南京校友会就近推派代表向教育部交涉。（二）胡校长庶华六一寿辰，应如何发动庆祝案，议决照第一次理监事会决议案办理，并定十一月三日正午十二时，假青年会大礼堂聚餐，藉资庆祝。”
校友总会反对更名，却并不针对作为建议者的校长胡庶华，而是积极筹备其六十一岁寿诞的庆贺事宜。数日之后，庆祝胡庶华寿诞的活动热烈举行。到会的有教授曹典球、李祖荫、李剑农、杨卓新等四十余人，其中不乏学术有成、声名卓著者，还有毕业校友、在读学生以及政界名流，济济一堂、喜庆无比。来宾致辞对胡庶华赞誉有加：“为大教育家兼实业家，其精神健旺，胜过青年，六十年来均为其生命光辉之记录，此次祝寿，完全出于同事及同学崇敬之忱”，“愿克享期颐，到百年大庆之时，与湖南大学千年校庆（自岳麓书院创办迄今已九百六十余年）合并举行，真有无穷意义。”在他们心中，湖南大学作为岳麓书院的继承者勿庸质疑，也是可以引以为荣的。
此后，湖南大学更名的进展或反对行动都在平静可控之中。学生自治会选举、排演《日出》、举办学术讲演、呼吁增加副食费等平稳进行，校园的教学等日常活动毫无异象;胡庶华按计划赴京出席国民大会，并如常出席湘省政务活动。报端甚至传出湖南大学更名已经停顿的消息：“教育部以国立大学不宜有地方之命名，凡全国以省命名之大学，均将分别更改，并拟先将国立湖南大学改名为‘国立岳麓大学’，后以该校校友表示坚决反对，并推代表向教部请求取消前议，兹悉教部已允缓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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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湖南大学更名事件，相关人士分为两大群体且观点对立。一是以胡庶华为首的中老年群体，有湘省教育界名宿、湖南大学教授、政界名流，多是宿望老成之人，或者提出更名倡议，或者表示认同而缄默，内心坚定稳定，甚至不屑于争论;二是数量更多的湖南大学毕业生、在校同学群体，绝大多数倾向于反对改名，态度激烈、行动坚决，要用文字、群团运动等多种方式表达观点、实现目标。
有湖南大学毕业生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从更改校名痛感母校沦亡，深悲教育思想衰微落伍，观点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岳麓书院代表着荒谬的理学和科举，无非是限制思想、钻“十三经”的牛角尖、拾圣人牙慧、入君主牢笼，在民主政治时代不需要，在物质文明发达到原子能时代尤其迂阔得好笑。从思想传统、社会贡献和湖南大学对比，岳麓书院相形见绌，更名就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尊崇了孔孟，抬举了朱张，不见得就真能造就千千万万的文天祥、陆秀夫，大汉奸秦桧不就是科举时代熟读圣贤书的一个大状元吗？而况，抗战时期，湖大前后校友并无一人投身敌伪，可见湖南大学思想传统之成功，并不在主张理学和岳麓书院之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尊崇自己的思想传统，而要开倒车？”作者对胡庶华的所作所为非常不解，提出了“理直气壮”的质疑：“我非常奇怪现校长胡庶华先生，以一个冶炼专家，却向往空疏的理学、尸臭的书院！把灿烂辉煌的湖南大学埋葬在群尸中间，去投合死魂灵之所好，无论在那一方面，我都看不出这个意义。”他认为湖南大学改名对校友是一种捣乱，对全国教育界是一种开倒车的悲哀，要胡校长公开答复。该文居高临下、大胆简单、勇气让人惊叹，执意要切割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关系，与新文化运动初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出一辙。或许，他也感觉立论过于简单武断，而不方便署名，于是以“湖大一校友”在读者呼声栏目发表。 胡庶华一直心念“自北宋以来讲学不辍之地”的岳麓书院，在抗战胜利迁回旧址后，他心里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要争取清华大学留下的校产，重新规划布局院系、建设一个“岳麓自治市”。早在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时，就主张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以书院内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和欧阳正焕所立“整齐严肃”八字碑文为校训，亲自创作的《湖南大学校歌》就有“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之语。另外，湖南大学当时的名教授，如李祖荫、曹典球、杨树达、李剑农、杨卓新、马续常、谭戒甫等，无不是中西兼修、学有所成，多数还有留学外国的经历，在文化态度上与胡庶华是基本一致的。从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坚韧之处和独立价值，文化自信心进一步提高。建议将国立湖南大学改名国立岳麓大学，就是文化自信心的表现。湖南《大公报》对湖南大学更名关注较多，发表过《论湖大改名》的社论，态度相对理性冷静。文章认为名字只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对校名优劣评论不多，重点关注更名事件的真假，主张湖南大学有保障信息公开透明的义务，相关表态要前后一致，不应该自相矛盾而丧失公信力。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一直没有停止，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关系，社会认识是分裂的。二十几年过去，否定传统文化、过度强调西化的社会情绪依然强烈，年轻人有激进、好奇和反传统的天然属性，加以个体经历简单，内外因素综合形成了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态度。以上两个人群立场尖锐对立，根本无法良性对话，关于校名之争其实是两种文化态度的激烈冲突。
抗战胜利前后，一系列涉及湖南大学的社会事件和办学环境变化对青年学生影响颇大。1943年8月，湘省党部主任李毓尧接任湖南大学校长，湖大学生誓死抗争，付出了七十余人被羁押、两人病毙的沉重代价，终于赶走了政客校长，迎回了老校长胡庶华。之后，师生满怀期待迁回长沙，憧憬着焕然一新的大学生活，可现实却不乐观。在岳麓山下，战火毁坏的宿舍、图书馆没有修复，“十来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睡觉、看书以及下棋、拉胡琴都在这里。吃饭时，八个人三钵萝卜白菜，压根儿也尝不出一点油盐味来”。晚上自学，三四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作为“民族文化继承者”的大学生，伙食还不如滞留在长沙的日军俘虏。大额钞票滥发、物价飞涨，教授们啼饥号寒，学生更加苦不堪言。外语系主任空缺半年多，无人负责，全体学生以请假名义罢课，集体上访校长。在校学生王明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湖大的沉闷》，回顾一学期过去“都觉得自己无甚长进，这其中，少数同学自甘堕落，不求上进”，大家费尽力气赶走了李校长，迎来了胡校长，相信今后的湖大有了救星，想不到希望落了空：校政并不见有何革新，校内驻军迟迟不撤，校园空气沉闷窒息……校园内的不良情绪集聚发酵，师生甚至对频繁赴京寻求资源的校长产生怨言，讽刺他“高居京华”，要当国民政府的部长了。此时的学生结构也有变化，1946年接收本校从军复原大学生七十余人、教育部派来的复员青年二百七十余人、武汉临时大学先修班一百余人。从军复员的大学生经历了战火洗礼，更加独立老练，大大增加了学生工作的难度。此后的罢课、游行，素有威望的校长胡庶华多次劝导也无效，显然有此种原因。
对立的文化态度、艰苦的环境、学生结构变化、不良的情绪在校内互相叠加影响，混合成了推动校名更改风波的力量。
三
当反更改校名运动搭上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校园运动就升级为社会运动，融入全国学潮的一部分，一时影响力倍增，且呈现出无可遏制的趋势。
1947年春，湖南大学校园陆续有增加副食费、扩大公费等运动，也有签名反对更改校名的活动，签名者一度达到八百多人，但二者各自进行、互不搭边。进入5月份，全国学潮形势大变，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各大学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持续扩大;因教育部拟对交通大学裁撤两系并改为交通学院，激发反改名护校运动，学生自驾火车上访南京。受此启发和鼓舞，湖南大学反更改校名运动与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正式合流。5月20日上午，校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组织“反对内战反对更改校名运动委员会”，决定即日起罢课一周，5月22日举行大游行。5月21日下午，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四方塘青年会招待社会各界，公布罢课游行反对内战、反对更改校名的理由，到场的省党部、省警察局、宪兵十四团代表叮嘱同学们慎重从事、维持社会秩序，勿为奸人利用。
湖南大学罢课游行的消息传出之后，省教育厅厅长王凤喈、宪兵十四团刘团长、军警宪联合督察处陈处长立即在5月20日晚渡江拜访胡庶华校长，恳请对学生罢课游行加以劝导，希望停止游行，以尊重新颁布的《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胡庶华紧急召集学生自治会主席团着力劝导而无效，学生自治会决定按原计划游行。第二天晚上，省府刘秘书长、教育厅王厅长、宪兵团刘团长、省警察局李局长又一次渡江来校，诚恳劝导学生停止游行，以重学业、维持社会秩序，还是无效而归。
5月22日上午，湖南大学反内战反更校名游行按期举行。省治安当局事先将湘江沿岸的渡船全部拖走，数名水性好的学生游泳到对岸驾驶小船，又找来大船，游行队伍顺利渡过了湘江。万般无奈之下，校长胡庶华和校总务处长魏文梯、教授陈述元主动走到游行队伍最前列，每到一處主动向军警说明，承诺个人承担一切责任，既维持秩序又保护学生。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城内主要街道，沿途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宣言，并有街头讲演、歌咏等，情绪激昂，下午五时始渡江返校。游行途中散发宣言二则，一则题为反对内战，一则题为反更校名。反更校名宣言内容如下：
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湖南大学已经活了三十余年，我们的师生校友筚路蓝缕开创了这块园地，树立了本校优良的传统精神，使本校巍然耸立为学术之堡垒、文化之摇篮，社会人士、全国同胞有耳皆闻，有目共见。而抗战期中，员生流离迁徙，校舍荡然，使本校蒙受了空前的损伤与牺牲。胜利以后，教育当局不谋本校复原之完成，不事本校内容之充实，而却颁布了本校更名“岳麓大学”的命令。此种抹杀本校光荣历史的举动，为全体同学所不解。此种乖谬无理的措置，尤为关怀本校人士所深恶痛绝。消息传来，学校当局发出了反对，各地校友发出了抗议的吼声，而教部悍然不顾，我们的容忍已到了尽头，我们的忿愤已积成烈火。因此，我们今天开始罢课，以行动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走上民主、走上建设的今天，教育的责任是何等艰巨，任务是何等重大，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后代子孙，我们痛心当前教育当局的腐化，我们悲愤当局漠视与抹杀公意的官僚作风。因此，我们今天的行动一方面反对更改校名，一方面迫切呼吁教育的新作风的大改革。最后，我们湖大同学谨以最高之理智，一致提出下列要求：一、教部迅速收回更改本校校名之命令。二、根绝教育经费畸形分配之怪现象，确保各大学经费平等。三、增加本校建筑费，充实本校内容。四、提高公费标准，所有半公费、自费一律改为全公费。五、确切保障大学毕业同学之出路。 从两则宣言的排列顺序可发现，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显然将反内战摆在比反更改校名重要得多的位置。反更校名宣言也超出了反更名的范围：抨击教育部不作为、腐化、官僚作风，学生提出五条要求，只有第一条关涉更名，其余四条都是关涉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公费制度、毕業生就业等内容。如此看来，反更校名成了附属的小诉求，只是为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的口号而已。
实际上，胡庶华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游行次日他向教育部辞职的电报根本没提及更名事宜：昨日本校学生游行，经再三劝阻无效，为维持秩序计，沿途向军警说明一切，责任由庶华担负，幸未发生意外事件。惟显违政府禁令，实因庶华平时管教无方，除前已三电辞职，请立予批准外，并恳转主席，严加处分为祷。
不过，湖南大学校友总会还在关注着更名问题，5月21日下午又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措施，并再次向教育部和朱家骅本人发电报。校友陈云章时任省参议员、省工业会理事长、全国工业会常务理事，与教育部长朱家骅有交集，故又以个人名义向朱家骅发出电文：本校成立逾二十年，幸成今日令誉。前闻贵部有更改校名之议，经留京校友商洽，蒙允取消。讵近日校方接贵部文电，均署名岳麓大学，在校师生、毕业校友群情激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乞迅赐取消原议，免滋纷扰。
其实，此时的朱家骅和教育部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国民参政会议正在南京召开，5月24日上午，朱家骅向大会报告教育工作，参政员顾颉刚首先提交书面质询四十三件;陈耀东、王普涵、余楠秋等当场质询，认为目前教育衰败，学校设备不全，师资低劣，教职员待遇太低，学生公费不够，学风太坏，问题重重;各参政员尤其关注学潮问题，纷纷质问此次学潮系谁造成！发言的参议员太多，会议延至下午一时还没有结束，会议主席吴贻芳提议改为书面质询。次日，参政会继续质询教育问题，参政员潘朝英、黄宇人、谢明霄、王亚明、周谦冲等十余人发言，问及英士大学校址、交通大学更名、东北大学腐败等具体事项，放言教育部要对此次学潮负最大责任，教育部将采取何种处理方针？与教育经费、学生公费、学校设备师资等实际问题相比，更改校名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教育部和朱家骅在这种形势下更不愿意纠结，朱家骅立即复电：“湖大胡校长春藻兄并转教授会先生鉴，辰、马两电均悉，湖大更名系根据湘省人士之提议，本部原无成见，故迄未发表，现据电呈，准取消前议。”
这只是个人名义的便捷回复，希望能够立即助力平息湖南大学学潮，等到教育部下发公文“核准即日起仍名国立湖南大学”，已经是1947年6月下旬了，国立湖南大学更名风波终于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