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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宰治的《斜阳》发表于二战后初期，在社会思想急剧转变的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日本文坛对此却褒贬不一。在《我的遍历时代》中，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的过往，以及针对《斜阳》的“贵族说话方式和作风”的种种批判等占据很大篇幅。本文从《我的遍历时代》中的误笔、三岛由纪夫的“讨厌论”等角度出发，在分析两部作品的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三岛与太宰之间的相似性。
关键词：抨击论；贵族作风；时间误差
一、《斜阳》抨击论的重点
《斜阳》是1947年7月至10月，太宰治连载于《新潮》杂志的女性独白体中篇小说。这部作品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故事主要围绕母亲、和子、弟弟直治以及作家上原四个人物展开叙述，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同年经新潮社出版之后，为太宰治赢得了如潮般的赞美。日本评论家鸟居邦朗曾对此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太宰治的作品，在颓废中不乏叛逆的活力，尤其受年轻人的追捧，因此被誉为“永远的青春文学”。反之，由于作品主题（战后的敏感话题“贵族”）等原因，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对文章中的贵族作风以及对太宰治本人的抨击。其中，以三岛由纪夫等人的评论最为直白。
《斜阳》发表当时，正值战后贵族制度被废除，封建价值观崩塌时期。文坛对《斜阳》的争论，也大多围绕“真正的贵族”一词展开。作品中将没落贵族母亲的形象定义为“日本最后的贵妇”，无论是在庭院中小便还是握勺子的特殊方式等日常细节，都被儿女认为是“优雅”和“纯真不做作”。这些和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大相径庭的做法，成为了当时社会对《斜阳》的主要抨击点。
其次是作品中和子的话语，不少人认为很粗俗，完全是乡下人的口吻。志贺直哉在1948年6月的“文艺”座谈会上被问到最近读了什么作品时回答：“我读了太宰治的《斜阳》，很无语。为什么说无语呢？因为贵族出身的女孩说的话就像是乡下女佣一样。”并且还反复强调“从乡下来的女佣在自己说的话中也加上敬语，随处可见。让人受不了。”
另一种是针对文章创作背景的抨击。《斜阳》是借用太田静子的《相模曾我日记》改编而成的，虽然太宰治主动写信给太田静子求稿在当时并非秘密，但也一度被认为是剽窃。太田静子是侍奉贵族的医生家庭出身，太宰治位于津轻地区的津岛本家虽是地方富豪，也并非贵族。不是贵族却在作品中描写“贵族”生活，受人诟病在所难免。对此，三岛由纪夫曾在自传体散文《我的遍历时代》中直言：“首先，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的长相。第二，我讨厌这个人明明是个乡巴佬却还要附庸风雅追随所谓的‘西洋风’。第三，我讨厌这个人总是刻意扮演着明明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二、《我的遍历时代》中的时间误差
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的初次会面，是在1946年12月14日被朋友矢代静一带去参加的一场酒会上。然而《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中记载的时间却是《斜阳》连载结束的时候，即1947年的秋季，与实际时间相差近一年。由于三岛由纪夫曾在当年的《会计日记》中明确写出“12月14日，在高元君住处的酒会上见到了太宰和龟井两位先生，夜晚12点回到家”，是上述时间误差的有利证据。《我的遍历时代》写于1963年，与初次会面间隔16年之多，虽有可能是三岛由纪夫的记忆失误，但有不少与《斜阳》关联的证据均指向他推后时间是刻意之举。《我的遍历時代》中三岛对《斜阳》的连载时间，以及太宰返京时间（酒会前）的记载都准确无误，唯独写错了两人的见面时间，其原因不妨从三岛对太宰的“讨厌”这一角度来分析。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的主题，即三岛表达自己对太宰及其文章的强烈厌恶。他回忆与太宰初次见面：“那一天，我的心情就像怀揣着匕首的恐怖分子一样，不得要领地，微笑着对包围在年轻人们中间的太宰说，‘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后文中列出的讨厌原因，均是明显与《斜阳》相关。如第7章中三岛写到：“《斜阳》一发表，我就快速地浏览，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原因是“太随意”，“母亲的吃饭方式”，“和子和母亲的对话，与我说见过的二战前的旧贵族阶层完全不同”等等。然而追溯至两人见面的真正时间点，那时《斜阳》还未起草，甚至连作为底稿的太田静子的《相模曾我日记》也未被太宰读过。据此，1963年的三岛在《我的遍历时代》中表达的“讨厌”，并不能与1946年20岁出头的三岛对太宰的“讨厌”混为一谈。
另外，三岛甚至在评价自己的作品《富饶的海》第一卷《春雪》时，也毫不避讳地与《斜阳》作比较并且贬斥：“普鲁斯特并非贵族出身，但将贵族生活描写得事无巨细，司汤达并不熟知上流社会圈，却假装熟知而写作。我的《春雪》也类似如此，但公卿贵族的坊城俊民先生读过之后，给予我很大的肯定，由此可见我描写的贵族生活，至少不像太宰治的《斜阳》那般虚假。”他不仅特意用了“公卿贵族”，而非普通贵族的措辞，还将自己与世界级的作家普鲁斯特和司汤达划为同一阵营。这些处处能体现踩低太宰抬高自己的做法，可见三岛对《斜阳》的偏见颇深。
奥野健男在《三岛由纪夫传说》中分析说，两人见面的那场酒会，原本不是太宰治的文学讨论会，仅是朋友邀请太宰治喝酒，单纯的小聚会而已。但附近的年轻人们闻讯赶来，就衍变成了文学讨论会。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三岛去参加酒会，本来期待能听到太宰治的箴言警句和实时评论，但喝醉酒的太宰治对他只是敷衍应付。感到失望和羞辱的三岛才说出“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这句话，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太宰“你既然来了就说明你还是喜欢的”这样一语中的回答。因此奥野健男总结：“三岛由纪夫对于太宰治的憎恶或许只是他内心将那天所受到的羞辱，以及对自己那难以直视的撒娇的嫌恶的这份记忆，转化成了对太宰治文学的厌恶和否定而已。”作为两人共同的熟人，奥野健男的这些佐证，能够将三岛的16年的心理变化逐渐明朗化。从酒会的“讨厌”到对《斜阳》的否定，在这条时间轴上，三岛推后自己与太宰的见面时间，是想遮掩年轻时候的“喜欢”，即酒会时的“讨厌”并非“讨厌”，于是刻意引导读者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讨厌太宰。 三、两部作品的关联性
三岛解释自己讨厌太宰的原因是源于“生理上的抵触”。首先是受不了太宰的“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这令他嫌弃到“不得不捂住鼻子”。其次看不惯太宰的小说被大众评价为“时髦的都市派风格”。他自己“有一种城市长大的人的固执偏见”，但这并非是出自自我优越感对“乡下”这个地域的轻视，而是认为那些看似都市派的时髦新进作家都带着这种掺有“野心”的“让人无语的臭味”。但如果这些作家保持乡下风格不越界，就不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这些不加掩饰的轻蔑言论不难看出，当时正在文坛大放异彩，处于鼎盛时期的三岛的极高的自负心。
前文中提到志贺直哉对《斜阳》很“无语”，对此，太宰治也予以强烈地反击：“说我写贵族出身的女孩说话像乡下女佣，但你写的《兔子》里，不也有‘父亲，您要杀掉兔子吗’（敬语错误）之类的话吗？你觉得你自己是个贵族吗？”更是在《如是我闻》也用“无语”这个词大胆地讽刺志贺：“有个‘老大家’似乎在说我的作品‘故作滑稽’，然而那个‘老大家’的作品又如何呢？是在夸耀着自身的‘正直’吗？对这些明明不学无术，仅仅依赖写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十年如一日，听别人嚼舌根，嘲笑别人，还高高在上的家伙们，我也感到很‘无语’。”
三岛鄙视新进作家“令人无语的臭味”，其实就是在暗示自己对太宰的“无语”。“无语”这个词，通过《斜阳》成为了联系太宰与志贺，三岛与太宰之间的纽带。其次，太宰对志贺的印象，是其在《如是我闻》中的嘲讽：年轻人们围坐四周，用阿谀奉承的话语追捧着他。三岛初次见太宰的印象，同样也是被众多的年轻人们所包围，所崇拜，两人的经历极其相似。另外，志贺从“贵族作法”、“和子的语言”两方面给与《斜阳》负面评价，而这些也正是三岛在《我的遍历时代》中攻击《斜阳》的重点，核心原因皆是“对乡下人的轻蔑”。
四、总结
太宰通过《如是我闻》讽刺文坛名家，三岛通过《我的遍历时代》挑战太宰，在三岛身上，多少能窥视出太宰的影子。三岛在给川端康成和奥野健男的信中，曾多次探讨太宰治的作品。《人间失格》和《假面的告白》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名作，分别被认为是太宰的真实写照和三岛的自画像，再结合奥野健男的说法：“在我看来，三岛在执笔《假面的告白》期间，一定是以《人间失格》为比较，朝着写出能够超越它的文学作品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的。”《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并不能代表三岛对太宰的真正看法。《我的遍历时代》虽处处表达对太宰及其作品的不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暗含三岛对太宰的关注和共鸣，与太宰极高的相似度又体现出三岛的模仿和赶超心理。因此可以說《斜阳》对三岛文学的启航，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鸟居邦朗.斜阳.东乡克美，渡部芳纪（编）.太宰治作品论[M].东京：双文社，2000.
[2]三岛由纪夫.我的遍历时代[M].讲谈社，1966.
[3]决定版三岛由纪夫全集补卷[M].新潮社，2007，3.
[4]关于《春之雪》[J].艺术讲座节目，1969，9.
[5]奥野健男.三岛由纪夫传说[M].新潮社，1994，5.
[6]太宰治.如是我闻[M].新潮社，1948，11.
作者简介
辛子昱（1987—），女，汉族，山西原平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从事日语语言文学研究。
关键词：抨击论；贵族作风；时间误差
一、《斜阳》抨击论的重点
《斜阳》是1947年7月至10月，太宰治连载于《新潮》杂志的女性独白体中篇小说。这部作品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故事主要围绕母亲、和子、弟弟直治以及作家上原四个人物展开叙述，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同年经新潮社出版之后，为太宰治赢得了如潮般的赞美。日本评论家鸟居邦朗曾对此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太宰治的作品，在颓废中不乏叛逆的活力，尤其受年轻人的追捧，因此被誉为“永远的青春文学”。反之，由于作品主题（战后的敏感话题“贵族”）等原因，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对文章中的贵族作风以及对太宰治本人的抨击。其中，以三岛由纪夫等人的评论最为直白。
《斜阳》发表当时，正值战后贵族制度被废除，封建价值观崩塌时期。文坛对《斜阳》的争论，也大多围绕“真正的贵族”一词展开。作品中将没落贵族母亲的形象定义为“日本最后的贵妇”，无论是在庭院中小便还是握勺子的特殊方式等日常细节，都被儿女认为是“优雅”和“纯真不做作”。这些和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大相径庭的做法，成为了当时社会对《斜阳》的主要抨击点。
其次是作品中和子的话语，不少人认为很粗俗，完全是乡下人的口吻。志贺直哉在1948年6月的“文艺”座谈会上被问到最近读了什么作品时回答：“我读了太宰治的《斜阳》，很无语。为什么说无语呢？因为贵族出身的女孩说的话就像是乡下女佣一样。”并且还反复强调“从乡下来的女佣在自己说的话中也加上敬语，随处可见。让人受不了。”
另一种是针对文章创作背景的抨击。《斜阳》是借用太田静子的《相模曾我日记》改编而成的，虽然太宰治主动写信给太田静子求稿在当时并非秘密，但也一度被认为是剽窃。太田静子是侍奉贵族的医生家庭出身，太宰治位于津轻地区的津岛本家虽是地方富豪，也并非贵族。不是贵族却在作品中描写“贵族”生活，受人诟病在所难免。对此，三岛由纪夫曾在自传体散文《我的遍历时代》中直言：“首先，我真的很讨厌这个人的长相。第二，我讨厌这个人明明是个乡巴佬却还要附庸风雅追随所谓的‘西洋风’。第三，我讨厌这个人总是刻意扮演着明明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二、《我的遍历时代》中的时间误差
三岛由纪夫与太宰治的初次会面，是在1946年12月14日被朋友矢代静一带去参加的一场酒会上。然而《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中记载的时间却是《斜阳》连载结束的时候，即1947年的秋季，与实际时间相差近一年。由于三岛由纪夫曾在当年的《会计日记》中明确写出“12月14日，在高元君住处的酒会上见到了太宰和龟井两位先生，夜晚12点回到家”，是上述时间误差的有利证据。《我的遍历时代》写于1963年，与初次会面间隔16年之多，虽有可能是三岛由纪夫的记忆失误，但有不少与《斜阳》关联的证据均指向他推后时间是刻意之举。《我的遍历時代》中三岛对《斜阳》的连载时间，以及太宰返京时间（酒会前）的记载都准确无误，唯独写错了两人的见面时间，其原因不妨从三岛对太宰的“讨厌”这一角度来分析。
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的主题，即三岛表达自己对太宰及其文章的强烈厌恶。他回忆与太宰初次见面：“那一天，我的心情就像怀揣着匕首的恐怖分子一样，不得要领地，微笑着对包围在年轻人们中间的太宰说，‘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后文中列出的讨厌原因，均是明显与《斜阳》相关。如第7章中三岛写到：“《斜阳》一发表，我就快速地浏览，但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原因是“太随意”，“母亲的吃饭方式”，“和子和母亲的对话，与我说见过的二战前的旧贵族阶层完全不同”等等。然而追溯至两人见面的真正时间点，那时《斜阳》还未起草，甚至连作为底稿的太田静子的《相模曾我日记》也未被太宰读过。据此，1963年的三岛在《我的遍历时代》中表达的“讨厌”，并不能与1946年20岁出头的三岛对太宰的“讨厌”混为一谈。
另外，三岛甚至在评价自己的作品《富饶的海》第一卷《春雪》时，也毫不避讳地与《斜阳》作比较并且贬斥：“普鲁斯特并非贵族出身，但将贵族生活描写得事无巨细，司汤达并不熟知上流社会圈，却假装熟知而写作。我的《春雪》也类似如此，但公卿贵族的坊城俊民先生读过之后，给予我很大的肯定，由此可见我描写的贵族生活，至少不像太宰治的《斜阳》那般虚假。”他不仅特意用了“公卿贵族”，而非普通贵族的措辞，还将自己与世界级的作家普鲁斯特和司汤达划为同一阵营。这些处处能体现踩低太宰抬高自己的做法，可见三岛对《斜阳》的偏见颇深。
奥野健男在《三岛由纪夫传说》中分析说，两人见面的那场酒会，原本不是太宰治的文学讨论会，仅是朋友邀请太宰治喝酒，单纯的小聚会而已。但附近的年轻人们闻讯赶来，就衍变成了文学讨论会。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三岛去参加酒会，本来期待能听到太宰治的箴言警句和实时评论，但喝醉酒的太宰治对他只是敷衍应付。感到失望和羞辱的三岛才说出“我讨厌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这句话，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太宰“你既然来了就说明你还是喜欢的”这样一语中的回答。因此奥野健男总结：“三岛由纪夫对于太宰治的憎恶或许只是他内心将那天所受到的羞辱，以及对自己那难以直视的撒娇的嫌恶的这份记忆，转化成了对太宰治文学的厌恶和否定而已。”作为两人共同的熟人，奥野健男的这些佐证，能够将三岛的16年的心理变化逐渐明朗化。从酒会的“讨厌”到对《斜阳》的否定，在这条时间轴上，三岛推后自己与太宰的见面时间，是想遮掩年轻时候的“喜欢”，即酒会时的“讨厌”并非“讨厌”，于是刻意引导读者认为自己从始至终都讨厌太宰。 三、两部作品的关联性
三岛解释自己讨厌太宰的原因是源于“生理上的抵触”。首先是受不了太宰的“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这令他嫌弃到“不得不捂住鼻子”。其次看不惯太宰的小说被大众评价为“时髦的都市派风格”。他自己“有一种城市长大的人的固执偏见”，但这并非是出自自我优越感对“乡下”这个地域的轻视，而是认为那些看似都市派的时髦新进作家都带着这种掺有“野心”的“让人无语的臭味”。但如果这些作家保持乡下风格不越界，就不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这些不加掩饰的轻蔑言论不难看出，当时正在文坛大放异彩，处于鼎盛时期的三岛的极高的自负心。
前文中提到志贺直哉对《斜阳》很“无语”，对此，太宰治也予以强烈地反击：“说我写贵族出身的女孩说话像乡下女佣，但你写的《兔子》里，不也有‘父亲，您要杀掉兔子吗’（敬语错误）之类的话吗？你觉得你自己是个贵族吗？”更是在《如是我闻》也用“无语”这个词大胆地讽刺志贺：“有个‘老大家’似乎在说我的作品‘故作滑稽’，然而那个‘老大家’的作品又如何呢？是在夸耀着自身的‘正直’吗？对这些明明不学无术，仅仅依赖写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十年如一日，听别人嚼舌根，嘲笑别人，还高高在上的家伙们，我也感到很‘无语’。”
三岛鄙视新进作家“令人无语的臭味”，其实就是在暗示自己对太宰的“无语”。“无语”这个词，通过《斜阳》成为了联系太宰与志贺，三岛与太宰之间的纽带。其次，太宰对志贺的印象，是其在《如是我闻》中的嘲讽：年轻人们围坐四周，用阿谀奉承的话语追捧着他。三岛初次见太宰的印象，同样也是被众多的年轻人们所包围，所崇拜，两人的经历极其相似。另外，志贺从“贵族作法”、“和子的语言”两方面给与《斜阳》负面评价，而这些也正是三岛在《我的遍历时代》中攻击《斜阳》的重点，核心原因皆是“对乡下人的轻蔑”。
四、总结
太宰通过《如是我闻》讽刺文坛名家，三岛通过《我的遍历时代》挑战太宰，在三岛身上，多少能窥视出太宰的影子。三岛在给川端康成和奥野健男的信中，曾多次探讨太宰治的作品。《人间失格》和《假面的告白》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名作，分别被认为是太宰的真实写照和三岛的自画像，再结合奥野健男的说法：“在我看来，三岛在执笔《假面的告白》期间，一定是以《人间失格》为比较，朝着写出能够超越它的文学作品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的。”《我的遍历时代》第7、8章，并不能代表三岛对太宰的真正看法。《我的遍历时代》虽处处表达对太宰及其作品的不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暗含三岛对太宰的关注和共鸣，与太宰极高的相似度又体现出三岛的模仿和赶超心理。因此可以說《斜阳》对三岛文学的启航，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鸟居邦朗.斜阳.东乡克美，渡部芳纪（编）.太宰治作品论[M].东京：双文社，2000.
[2]三岛由纪夫.我的遍历时代[M].讲谈社，1966.
[3]决定版三岛由纪夫全集补卷[M].新潮社，2007，3.
[4]关于《春之雪》[J].艺术讲座节目，1969，9.
[5]奥野健男.三岛由纪夫传说[M].新潮社，1994，5.
[6]太宰治.如是我闻[M].新潮社，1948，11.
作者简介
辛子昱（1987—），女，汉族，山西原平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从事日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