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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許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90年代余华对于回忆性质叙事的新探索，文本不拘于宏大历史叙事，而对个体视角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对底层的关怀中渗入了最真实的历史内涵。余华将历史叙述与小说人物的命运走向相互连接，个体叙事便带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关键词：个人视角；历史主题
作者简介：段婷（1996-），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人，学生，从事文史哲基地（汉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2
一、个人苦难叙事中的历史渗透
文学创作和现实的政治生活相关早已屡见不鲜。中国当代文学背景下文本与政治背景相关联还曾是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余华的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短暂的故事源起的“当下”，我们从作品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短暂性的时空现状，而是有着时间跨度更长、涉及范围更广的小说叙事空间。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在叙述着个人成长、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宏观的社会意识流中的个人，一个出身平凡却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大社会动荡之下的与每个普通人都极为相似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叙事方式是以小说中的“个体”命运经历来管窥“大历史”，这样一种历史因素的掺杂，是建立在典型人物的苦难叙事之上的。
一般来说，文学与政治不同，披着文学外衣的政治往往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样的表达视角即便是有了虚构成分，但其所触及的政治历史本质是同一的，并无过多偏颇。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个人视角下历史的展现最典型的就是从“大跃进”开始的政治对于个人生活的渗透。文中的“大跃进”事件就是以许三观对许玉兰讲述生活的变化而展开的，小说第十八章的内容主体就是以许三观的叙述，通过许三观对于“大跃进”时期生活的变化及其对这些改变的看法来向我们展现那个时期政治影响日常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从文本的带入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在“全民炼钢”、吃“大锅饭”的社会氛围中，余华很细致地以许三观这个人物为载体，很自然地叙述了当时这一政策的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由造福于民到后来弊端显露的渐进过程。
开始炼钢的时候，城里有不少大食堂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许三观兴冲冲地向许玉兰盘点一路上遇见的众多食堂；之后，许三观还能评比出哪家食堂的饭菜最好，实在有一种全民共乐的盛况；再后来，“我们明天不去市政府的大食堂吃饭了……全城起码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到那里吃饭，吃一顿饭比打架还费劲……我知道你们想去戏院食堂，可是戏院食堂已经关掉了”[1]，食堂的供应很明显地经历了一个缩减的过程，这一举措的积极影响日趋式微。
而小说中的这些变化，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结果，也是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正是这些底层生活的细笔勾勒才绘成这个时期历史真实的全景呈现。正因如此，我们方能透过这样的日常生活，触及时代的脉搏，和人物“对话”。“大跃进”时代后，“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和政治运动又穿插于叙事中。对于这场运动性质的界定，文本仍通过许三观的个人叙述进行揭示：“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报私分的时候”[2]。
“文革”的发生和发展何以到这样令人生畏的地步？当阶级斗争渗透到各个领域，当全国各地都开展着这样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化浪潮不免在个别地区发生行为上的“变异”，极小的生活习惯和历史倾向有时便会被人恶意放大、“变异”，成为抒发不满、进行报复的工具。也许我们不能跨过时代去亲历当时的这股思潮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但从许三观这样的普通人生活中，我们却最为真实地看到了这场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历史之殇。再比如红卫兵为营造一场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毫不犹豫地给许三观的妻子扣上“妓女”的帽子去充数。由此，革命的狂热不是从想要批判的现实人物出发，而更多的竟然是为了给革命本身造势，这既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更是当时人们思想行动的僵化。
余华从“文革”批判许玉兰这个视角出发，还细致地叙述了“许三观偷偷送饭菜给许玉兰”、“许三观受周围舆论压力在家里给许玉兰开批斗会”、“在家里的批斗会上许玉兰和许三观的坦诚相对”等细节，让人觉得“文革”带来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带来的无情冲击和打压之下还存在着小家庭的温情包容和善意，这是余华这部作品所流露出的惊喜：在这样一部苦难叙事为主题的故事中，沉重、压抑一直是小说的整体基调，后来却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力量。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温情是文本情感色彩的调节，这样的调节方式让整部小说的叙述不是一直都处在一片沉闷、阴晦的气氛中，而更像是稠密云层忽而转为氤氲缭绕，多了些拨动心弦的美感。
二、小说创作中个体视角与文革历史叙述的张力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向来联系紧密。上世纪以来文学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先例早已有之，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50年代对文学界“异端”力量的攻击等是文学与政治有着长久牵绊的例证。尤其是因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从40年代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很多方面都与现实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文学的政治色彩、历史色彩以及与此相关的史诗性就成为很多作家写作的追求。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就小说所传达出的历史社会内涵而言的。一部小说是否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与作品本身揭示的社会规律程度、作品涵盖的历史文化范围大小等有密切关系。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跨及历史、震撼当代、影响后世的“史诗性”著作，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磨练。作家通过植根于社会历史现实，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将时代精神以个人的文学化视角加以展现。在马克思、列宁等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评论中，表现时代生活、重大矛盾的各个方面，描写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典型，揭示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用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的标准来衡量的伟大作家”的重要尺度。 從这些角度分析，即便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并不具备明显的“史诗性”特征，但在故事中通过个人展示的社会政治主题和历史背景实际上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一种体现方式。其中，人物的人生经历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现实历史化的潮流推动着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部小说在历史与个人之间的比重协调其实是很成功的，在历史中人物能自如“成长”，在人物的生活经历中也逐渐渗透着历史的元素。
“文革”后的中国，各领域都开始了新时期的重新建构，在文学领域，有我们所熟知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从这些文学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颠覆”过去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处在重新被定位的阶段。对文学前进方向做出整体的定位并非易事，很多作家在80年代以来都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渗透了“文革”的因素，这其中，有很多作家都开始面对历史，进行一种反思，余华便是如此。陈晓明教授在《“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中表明：“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带有强烈的历史反思性批判。”这种反思性批判是在一种巨大、沉闷压抑之下的尽情释放，通过直面历史，以反思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回溯。《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也是蕴含着这种历史化的。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不同国家历史化的差异，对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化”经验做了区别：“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化，则可以说个体在历史之中，历史是个体经验/力比多冲动的植根所在。在过于强大的历史逻辑中，个体经验（及其力比多冲动）没有原发性的动因，单一的自我只能受到历史化的支配，在历史叙事及其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从这个角度理解，文本叙事中，这种单一的自我、个体实际上是与历史背景、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结合确实也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将历史的深厚内涵融于其中，增加了文本的厚重感。”
现当代小说中关于文革这一部分历史内容的描述其实并不罕见，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渗透，不同作品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通过叙述来正面展示文革的全过程，比如莫应丰的《将军吟》，老将军彭其的命运便是读者窥探这一文化革命的中心视角，小说通过叙述文革时期军队司令部阶级斗争向人们展现了那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下的斗争场面；有的是故事主人公是被席卷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浪潮的中心旋涡，个体命运走向与革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人生的走向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通过与政治事件糅杂方能深刻表达，比如说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年轻有为的陆焉识由于自己出身的成分和自己些许的恃才傲物将自己的一生与“政治犯”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他是处在了这一文化浪潮的浪尖，他的命运沉浮都与政治的走向密切相关，读者是以一种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方式深刻地参与进主人公的生活，去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有的就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就像是《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方式：通过一种人物对日常生活状况的描述来走进这一历史，我们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事件的评述和态度来形成我们自己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图景的还原。这种方式是作者将历史的冰山一角展现给读者，具体如何展开和理解却是众生万象，同中生异。这样的一种方式才真正做到了读者与书中人物的直接对话，即双方都是一个具有自我精神的主体，二者的交流与互动是双向的，从而更有利于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刻思考。
我认为，从小说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可以整体性地、粗略地去衡量一部小说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展示范围和挖掘深度。作为回忆性质的小说，总会通过与历史和社会尽可能多的交织而完成作品本身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指涉。因此，历史宏大主题曾一度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维度。余华这种透过典型个体展现小说主题的创作思路确有其独到之处。集中化个体塑造的意义在于人物被贯注了新的生命，恢复了人所有的现实性与人性，余华在这个方面上的考虑一改他之前先锋文学阶段人物形象的充分抽象化、符号化的存在，让读者对于小说人物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可以与之对话、交流的层面。这个主体不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与读者产生共鸣，让作品在读者的体悟中不断生成，这也与艾布拉姆斯对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理论一致。
这是余华在小说中给我们传达出来的历史和时代。作家的写作内容往往与自身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余华自己便是认为他的所有作品都与自己的生活相关。他亲自经历了那样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代：所谓的打击“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仅仅是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社会分工出现混乱、阶级划定充满了暴力色彩和冲动因素……余华切身体会到那个时代中红卫兵和其他团体强烈的革命情怀、大字报的盛行等，这些历史的痕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是以一种回忆的方式去将历史重新带出，通过小说人物的人生将这些历史真实生动地还原在了我们面前。
当余华褪去90年代以前的写作思路，从先锋文学创作之后开辟出一条文学写作的新道路时，我们足以体会到他对于现实的苦难叙事以及对个体生命和底层叙事的深切关怀，同时，叙述本身正是由于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的渗透更持有一份厚重。
注释：
[1]参见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110页。
[2]参见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163页。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2）：1-8.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关键词：个人视角；历史主题
作者简介：段婷（1996-），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人，学生，从事文史哲基地（汉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2
一、个人苦难叙事中的历史渗透
文学创作和现实的政治生活相关早已屡见不鲜。中国当代文学背景下文本与政治背景相关联还曾是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余华的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短暂的故事源起的“当下”，我们从作品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短暂性的时空现状，而是有着时间跨度更长、涉及范围更广的小说叙事空间。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在叙述着个人成长、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宏观的社会意识流中的个人，一个出身平凡却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大社会动荡之下的与每个普通人都极为相似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叙事方式是以小说中的“个体”命运经历来管窥“大历史”，这样一种历史因素的掺杂，是建立在典型人物的苦难叙事之上的。
一般来说，文学与政治不同，披着文学外衣的政治往往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样的表达视角即便是有了虚构成分，但其所触及的政治历史本质是同一的，并无过多偏颇。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个人视角下历史的展现最典型的就是从“大跃进”开始的政治对于个人生活的渗透。文中的“大跃进”事件就是以许三观对许玉兰讲述生活的变化而展开的，小说第十八章的内容主体就是以许三观的叙述，通过许三观对于“大跃进”时期生活的变化及其对这些改变的看法来向我们展现那个时期政治影响日常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从文本的带入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在“全民炼钢”、吃“大锅饭”的社会氛围中，余华很细致地以许三观这个人物为载体，很自然地叙述了当时这一政策的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由造福于民到后来弊端显露的渐进过程。
开始炼钢的时候，城里有不少大食堂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许三观兴冲冲地向许玉兰盘点一路上遇见的众多食堂；之后，许三观还能评比出哪家食堂的饭菜最好，实在有一种全民共乐的盛况；再后来，“我们明天不去市政府的大食堂吃饭了……全城起码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到那里吃饭，吃一顿饭比打架还费劲……我知道你们想去戏院食堂，可是戏院食堂已经关掉了”[1]，食堂的供应很明显地经历了一个缩减的过程，这一举措的积极影响日趋式微。
而小说中的这些变化，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结果，也是不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正是这些底层生活的细笔勾勒才绘成这个时期历史真实的全景呈现。正因如此，我们方能透过这样的日常生活，触及时代的脉搏，和人物“对话”。“大跃进”时代后，“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和政治运动又穿插于叙事中。对于这场运动性质的界定，文本仍通过许三观的个人叙述进行揭示：“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报私分的时候”[2]。
“文革”的发生和发展何以到这样令人生畏的地步？当阶级斗争渗透到各个领域，当全国各地都开展着这样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时，极具煽动性的政治化浪潮不免在个别地区发生行为上的“变异”，极小的生活习惯和历史倾向有时便会被人恶意放大、“变异”，成为抒发不满、进行报复的工具。也许我们不能跨过时代去亲历当时的这股思潮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但从许三观这样的普通人生活中，我们却最为真实地看到了这场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历史之殇。再比如红卫兵为营造一场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毫不犹豫地给许三观的妻子扣上“妓女”的帽子去充数。由此，革命的狂热不是从想要批判的现实人物出发，而更多的竟然是为了给革命本身造势，这既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更是当时人们思想行动的僵化。
余华从“文革”批判许玉兰这个视角出发，还细致地叙述了“许三观偷偷送饭菜给许玉兰”、“许三观受周围舆论压力在家里给许玉兰开批斗会”、“在家里的批斗会上许玉兰和许三观的坦诚相对”等细节，让人觉得“文革”带来的这场阶级斗争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带来的无情冲击和打压之下还存在着小家庭的温情包容和善意，这是余华这部作品所流露出的惊喜：在这样一部苦难叙事为主题的故事中，沉重、压抑一直是小说的整体基调，后来却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力量。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温情是文本情感色彩的调节，这样的调节方式让整部小说的叙述不是一直都处在一片沉闷、阴晦的气氛中，而更像是稠密云层忽而转为氤氲缭绕，多了些拨动心弦的美感。
二、小说创作中个体视角与文革历史叙述的张力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向来联系紧密。上世纪以来文学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先例早已有之，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50年代对文学界“异端”力量的攻击等是文学与政治有着长久牵绊的例证。尤其是因为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从40年代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很多方面都与现实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文学的政治色彩、历史色彩以及与此相关的史诗性就成为很多作家写作的追求。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就小说所传达出的历史社会内涵而言的。一部小说是否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与作品本身揭示的社会规律程度、作品涵盖的历史文化范围大小等有密切关系。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跨及历史、震撼当代、影响后世的“史诗性”著作，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磨练。作家通过植根于社会历史现实，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将时代精神以个人的文学化视角加以展现。在马克思、列宁等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评论中，表现时代生活、重大矛盾的各个方面，描写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典型，揭示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用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的标准来衡量的伟大作家”的重要尺度。 從这些角度分析，即便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并不具备明显的“史诗性”特征，但在故事中通过个人展示的社会政治主题和历史背景实际上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一种体现方式。其中，人物的人生经历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现实历史化的潮流推动着整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整部小说在历史与个人之间的比重协调其实是很成功的，在历史中人物能自如“成长”，在人物的生活经历中也逐渐渗透着历史的元素。
“文革”后的中国，各领域都开始了新时期的重新建构，在文学领域，有我们所熟知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从这些文学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颠覆”过去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处在重新被定位的阶段。对文学前进方向做出整体的定位并非易事，很多作家在80年代以来都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渗透了“文革”的因素，这其中，有很多作家都开始面对历史，进行一种反思，余华便是如此。陈晓明教授在《“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中表明：“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带有强烈的历史反思性批判。”这种反思性批判是在一种巨大、沉闷压抑之下的尽情释放，通过直面历史，以反思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回溯。《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也是蕴含着这种历史化的。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不同国家历史化的差异，对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化”经验做了区别：“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化，则可以说个体在历史之中，历史是个体经验/力比多冲动的植根所在。在过于强大的历史逻辑中，个体经验（及其力比多冲动）没有原发性的动因，单一的自我只能受到历史化的支配，在历史叙事及其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从这个角度理解，文本叙事中，这种单一的自我、个体实际上是与历史背景、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结合确实也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将历史的深厚内涵融于其中，增加了文本的厚重感。”
现当代小说中关于文革这一部分历史内容的描述其实并不罕见，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渗透，不同作品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通过叙述来正面展示文革的全过程，比如莫应丰的《将军吟》，老将军彭其的命运便是读者窥探这一文化革命的中心视角，小说通过叙述文革时期军队司令部阶级斗争向人们展现了那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下的斗争场面；有的是故事主人公是被席卷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浪潮的中心旋涡，个体命运走向与革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人生的走向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通过与政治事件糅杂方能深刻表达，比如说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年轻有为的陆焉识由于自己出身的成分和自己些许的恃才傲物将自己的一生与“政治犯”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他是处在了这一文化浪潮的浪尖，他的命运沉浮都与政治的走向密切相关，读者是以一种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方式深刻地参与进主人公的生活，去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有的就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就像是《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方式：通过一种人物对日常生活状况的描述来走进这一历史，我们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事件的评述和态度来形成我们自己对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活图景的还原。这种方式是作者将历史的冰山一角展现给读者，具体如何展开和理解却是众生万象，同中生异。这样的一种方式才真正做到了读者与书中人物的直接对话，即双方都是一个具有自我精神的主体，二者的交流与互动是双向的，从而更有利于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刻思考。
我认为，从小说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可以整体性地、粗略地去衡量一部小说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展示范围和挖掘深度。作为回忆性质的小说，总会通过与历史和社会尽可能多的交织而完成作品本身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指涉。因此，历史宏大主题曾一度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维度。余华这种透过典型个体展现小说主题的创作思路确有其独到之处。集中化个体塑造的意义在于人物被贯注了新的生命，恢复了人所有的现实性与人性，余华在这个方面上的考虑一改他之前先锋文学阶段人物形象的充分抽象化、符号化的存在，让读者对于小说人物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可以与之对话、交流的层面。这个主体不再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是与读者产生共鸣，让作品在读者的体悟中不断生成，这也与艾布拉姆斯对作品与读者关系的理论一致。
这是余华在小说中给我们传达出来的历史和时代。作家的写作内容往往与自身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余华自己便是认为他的所有作品都与自己的生活相关。他亲自经历了那样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代：所谓的打击“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仅仅是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社会分工出现混乱、阶级划定充满了暴力色彩和冲动因素……余华切身体会到那个时代中红卫兵和其他团体强烈的革命情怀、大字报的盛行等，这些历史的痕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是以一种回忆的方式去将历史重新带出，通过小说人物的人生将这些历史真实生动地还原在了我们面前。
当余华褪去90年代以前的写作思路，从先锋文学创作之后开辟出一条文学写作的新道路时，我们足以体会到他对于现实的苦难叙事以及对个体生命和底层叙事的深切关怀，同时，叙述本身正是由于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的渗透更持有一份厚重。
注释：
[1]参见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110页。
[2]参见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第163页。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2）：1-8.
[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