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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剧作家，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戏剧作品:《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中国仍处于禁欲到开放的反弹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走过的路，以及人们心理上的那种变迁，我觉得通过歌曲和音乐就可见一斑。像《哥萨克骑兵》和《苦咖啡》这样的歌，30年前听还觉得有点流里流气的，都是小黄调儿，但今天听起来特纯情。这就是社会心理的变迁。
“文化大革命”时，对个人欲望过于压抑了。“文化大革命”时，街道居委会敲了一声簸箕，就冲进屋子里，把一对年轻情侣从被窝里揪了出来，“捉奸在床”，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所以1980年的《庐山恋》引起了轰动，因为主角用遮遮掩掩的方式说了“我爱你”。“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全国人民一夜之间都成了邓丽君的俘虏。于是交谊舞出现了，终于给了青年男女近身接触的机会。
当时全国总工会在工人里做了个调查，问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有60%的人都说资本主义好，理由是两条，一是钱包鼓了;二是可以乱搞，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性压抑太深了。某经济学家讲述自己刚毕业时去深圳的理由，就是那里的男女关系特自由。“文化大革命”的禁欲主义性压抑导致很多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性幻想。社会从禁欲到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反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社会大反弹的过程当中。
片面追求效率，不符合人性
1978年恢复高考，宣告了中国巨变的开始，社会开始分化，利益分途，强者哲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精英主义出现了，他们也的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动力。当时的老板们特别希望别人称他们为教授，叫管理教授，因为第一拨崛起的知识精英备受推崇。
但是强者哲学发展到下一步就走样了，商人阶层也要求地位。王朔的小说就代表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转型。凭什么只你们知识分子要牛啊！我们做买卖也可以牛啊！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父母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到孩子身上了。我的剧本中有这样一段词:
“下一代咱得给他优生/下一代咱得给他补锌/下一代给他报班学英语/下一代进一类学校/下一代小便时背单词/下一代大便时念课文/下一代从幼儿园就面向高考/下一代从受精卵就适应竞争/ 下一代心要黑——你给社会下跪/下一代手要狠——社会给你下跪/下一代没那么多废话，下一代就一个问题:你跪还是他跪。”——《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就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写照。萨特其实是社会的良心，说过很多话，但是中国知识精英只记住了那句话:他人就是地狱，人人都是PK的关系。当时有人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说人性是由恶来推动的。曾经写过《美的历程》的李泽厚，当时在另一本书里引用康德的“道德与效率的二律背反”的话，就是不要道德，只要效率。他用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为例，他说那是历史的狞厉之美，狞厉都可以美，暴力美学？“家就是这么发起来的，国就是这么强起来的。”大家都认为，社会越不平等，越有效率，但是这不符合人性，一旦过头，会妨碍效率。
改革，
一度成为部分人的“抢劫工具”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对改革开放的提倡效率、拉大差距的论调的第一次反弹，本来强者哲学是知识精英发起的，但是商人阶层的崛起让知识精英们也受不了了:
“我也是一肚子中国经典、几书柜西方文化，怎么就敌不过胡同口三长两短汽车喇叭！瞧她掏出小镜子那个照啊，扔下亲儿子那个跑啊，不就一乡镇企业老冒嘛！改革刚斯斯文文走到魁星阁，怎么一扭身，抄起别人老婆哼哼哧哧又进了高粱地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知识分子对商人阶级充满了不满。很多学人开始下海，研究中古文学、古文字、吐火罗文的，都开始研究哪儿有一车石蜡，能卖多少钱。
《水浒传》里有句话:若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个鸟。当时社会的心态，就该把宋公明换成人民币;若是人民币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个鸟。看那时的传销风行:
“王哥，记得你不是有那个什么附件炎嘛，我们这儿出特效药了……没有可以预防呀……那让你媳妇吃呀……还耍单呢……那你爸结婚了吧，让他媳妇，嗨，他媳妇不就你妈……”——《我们走在大路上》
之后就开始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工厂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现在我们承认医疗产业化已经失败了，教育产业化就更别说了。改革这个词，在这一时刻，已经变成一部分群体的抢劫工具了。请听职工的想法:
“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40不到就让回家/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20年就没请过事假/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又成他们几个的啦/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像大红门屠宰场学回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另一方是“抢劫者”的经验交流: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自己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这样吧，我送你把扫帚，你先把它领导好，完了去再就业办公室登个记，争取早日变废为宝。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愣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间里掏出家伙，我‘啪’——300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摸磕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对外不为虎狼，对内和谐均富
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协资料显示，当时一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四五万起上升到七八万起，这种强者哲学的改革模式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妨碍，降低了效率。
记得当时很多城市都在讨论汽车撞人撞了白撞的问题，说社会要发展，就要让我们的汽车畅通无阻，像在美国一样，说得很恐怖:“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别看咱一无所有，咱就儿有钱——哎/别看咱啥不是，咱就儿一牛×——操/我这儿还没脱裤子呢，一个个就紧着劈腿/我这儿还没点票子呢，一个个就争当咱的代理/撞死丫白撞！弄帮记者学者说道说道，然后擩进法律/凤凰26永久28的傻×东西，也敢跟咱奔驰600起腻!”——《我们走在大路上》
思想界开始了反思。社会差距太大了，个人主义太过了，造成了社会痛苦。所以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扶持弱势群体，扶持农村和西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倾斜，这是非常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对个人主义压抑太过，之后又似乎矫枉过正了30年。所以，我们现在要总结经验，走一条新路:对外不为虎狼，对内和谐均富，让社会摆动小一点，稳一点，在个人抱负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最后还是我写的一首歌:“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
（本刊编辑关飞整理）
中国仍处于禁欲到开放的反弹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走过的路，以及人们心理上的那种变迁，我觉得通过歌曲和音乐就可见一斑。像《哥萨克骑兵》和《苦咖啡》这样的歌，30年前听还觉得有点流里流气的，都是小黄调儿，但今天听起来特纯情。这就是社会心理的变迁。
“文化大革命”时，对个人欲望过于压抑了。“文化大革命”时，街道居委会敲了一声簸箕，就冲进屋子里，把一对年轻情侣从被窝里揪了出来，“捉奸在床”，这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所以1980年的《庐山恋》引起了轰动，因为主角用遮遮掩掩的方式说了“我爱你”。“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全国人民一夜之间都成了邓丽君的俘虏。于是交谊舞出现了，终于给了青年男女近身接触的机会。
当时全国总工会在工人里做了个调查，问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有60%的人都说资本主义好，理由是两条，一是钱包鼓了;二是可以乱搞，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性压抑太深了。某经济学家讲述自己刚毕业时去深圳的理由，就是那里的男女关系特自由。“文化大革命”的禁欲主义性压抑导致很多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性幻想。社会从禁欲到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反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社会大反弹的过程当中。
片面追求效率，不符合人性
1978年恢复高考，宣告了中国巨变的开始，社会开始分化，利益分途，强者哲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精英主义出现了，他们也的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动力。当时的老板们特别希望别人称他们为教授，叫管理教授，因为第一拨崛起的知识精英备受推崇。
但是强者哲学发展到下一步就走样了，商人阶层也要求地位。王朔的小说就代表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转型。凭什么只你们知识分子要牛啊！我们做买卖也可以牛啊！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父母就把希望完全寄托到孩子身上了。我的剧本中有这样一段词:
“下一代咱得给他优生/下一代咱得给他补锌/下一代给他报班学英语/下一代进一类学校/下一代小便时背单词/下一代大便时念课文/下一代从幼儿园就面向高考/下一代从受精卵就适应竞争/ 下一代心要黑——你给社会下跪/下一代手要狠——社会给你下跪/下一代没那么多废话，下一代就一个问题:你跪还是他跪。”——《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就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写照。萨特其实是社会的良心，说过很多话，但是中国知识精英只记住了那句话:他人就是地狱，人人都是PK的关系。当时有人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说人性是由恶来推动的。曾经写过《美的历程》的李泽厚，当时在另一本书里引用康德的“道德与效率的二律背反”的话，就是不要道德，只要效率。他用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为例，他说那是历史的狞厉之美，狞厉都可以美，暴力美学？“家就是这么发起来的，国就是这么强起来的。”大家都认为，社会越不平等，越有效率，但是这不符合人性，一旦过头，会妨碍效率。
改革，
一度成为部分人的“抢劫工具”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对改革开放的提倡效率、拉大差距的论调的第一次反弹，本来强者哲学是知识精英发起的，但是商人阶层的崛起让知识精英们也受不了了:
“我也是一肚子中国经典、几书柜西方文化，怎么就敌不过胡同口三长两短汽车喇叭！瞧她掏出小镜子那个照啊，扔下亲儿子那个跑啊，不就一乡镇企业老冒嘛！改革刚斯斯文文走到魁星阁，怎么一扭身，抄起别人老婆哼哼哧哧又进了高粱地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知识分子对商人阶级充满了不满。很多学人开始下海，研究中古文学、古文字、吐火罗文的，都开始研究哪儿有一车石蜡，能卖多少钱。
《水浒传》里有句话:若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个鸟。当时社会的心态，就该把宋公明换成人民币;若是人民币哥哥我便拜，其他我拜它个鸟。看那时的传销风行:
“王哥，记得你不是有那个什么附件炎嘛，我们这儿出特效药了……没有可以预防呀……那让你媳妇吃呀……还耍单呢……那你爸结婚了吧，让他媳妇，嗨，他媳妇不就你妈……”——《我们走在大路上》
之后就开始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工厂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现在我们承认医疗产业化已经失败了，教育产业化就更别说了。改革这个词，在这一时刻，已经变成一部分群体的抢劫工具了。请听职工的想法:
“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40不到就让回家/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20年就没请过事假/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又成他们几个的啦/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像大红门屠宰场学回来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另一方是“抢劫者”的经验交流: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自己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这样吧，我送你把扫帚，你先把它领导好，完了去再就业办公室登个记，争取早日变废为宝。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愣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间里掏出家伙，我‘啪’——300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摸磕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对外不为虎狼，对内和谐均富
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协资料显示，当时一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四五万起上升到七八万起，这种强者哲学的改革模式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妨碍，降低了效率。
记得当时很多城市都在讨论汽车撞人撞了白撞的问题，说社会要发展，就要让我们的汽车畅通无阻，像在美国一样，说得很恐怖:“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别看咱一无所有，咱就儿有钱——哎/别看咱啥不是，咱就儿一牛×——操/我这儿还没脱裤子呢，一个个就紧着劈腿/我这儿还没点票子呢，一个个就争当咱的代理/撞死丫白撞！弄帮记者学者说道说道，然后擩进法律/凤凰26永久28的傻×东西，也敢跟咱奔驰600起腻!”——《我们走在大路上》
思想界开始了反思。社会差距太大了，个人主义太过了，造成了社会痛苦。所以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扶持弱势群体，扶持农村和西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倾斜，这是非常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对个人主义压抑太过，之后又似乎矫枉过正了30年。所以，我们现在要总结经验，走一条新路:对外不为虎狼，对内和谐均富，让社会摆动小一点，稳一点，在个人抱负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最后还是我写的一首歌:“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
（本刊编辑关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