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是作家的一面镜子

　　患有拖延症的作家，最好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最著名的书中翻阅一页。具体地说，是从《追忆似水年华》的手稿中翻阅一页，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手稿更能说明写作课格言的真谛：“写作就是重写。”那些完全被划掉的词句、大量的注释以及偶尔涂鸦的笔记本，普鲁斯特就是这样在笔记本上完成了开创性的《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
　　尽管褪色的墨水和斑驳的纸张使这些手稿变得极易破碎，但这些手稿却展现出一种无比坚强、近乎咄咄逼人的决心。手稿也展现出文学家勇挑重担的艰苦努力；這里既无珍宝，也无神明。无论普鲁斯特多么怀疑自己——他也怀疑自己所选择的艺术形式——他仍奋力完成一项将要占据他余生的重大使命。至于那块标志性的、充满记忆的奶油蛋糕，一开始却只是一片烤面包和一杯茶。
　　处在创作中的文学作品的手稿在多个层面上令人着迷，从窥视极为私密的东西时的兴奋而脸红、目睹一位传奇作家在你面前伏案写作时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到这些早期草稿揭示作者的写作方法及意图。有时候，一位作家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似乎始终徘徊在已经删除的词语和新添加的词语之间。
　　另外，即使是在最优秀的文本里，令人困惑的差别也能激发读者的新鲜感。在最早的手稿中，开头和结尾往往截然不同，而且，我们发现书中读者心爱的人物在迈出第一步时，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名字。例如，美国小说《飘》中的女主角斯嘉丽·奥哈拉原先叫潘西，英国作家亚瑟·柯南·道尔笔下戴着猎鹿帽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最初的名字是舍林福德·霍普，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女主人公黛西和叙述者尼克的原名分别是艾达和达德。
　　一些看似细微的改变却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当小说家以自己的方式创作故事时，他们有时会发现自己正在彻底反思故事的情节。当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初构思《达洛维夫人》时，这部小说中的同名女主人公，已经在她的处女作《远航》中出现过，她将会自杀。而结果却是《达洛维夫人》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塞普蒂默斯·史密斯跳楼自杀了。在伍尔夫起草的这部小说的笔记中，读者可以看到她以一种决定他命运的方式来开展关于史密斯的故事情节。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的标题在我们所知道的《达洛维夫人》和另一个书名《时时刻刻》之间摇摆不定，后者后来被美国小说家迈克尔·坎宁安借用作为自己小说的标题，小说内容则以伍尔夫的生活和作品为基础。

　　有一个必定会让喜爱葡萄的读者心跳加速的细节是，伍尔夫用紫色墨水写作。她还用蓝色铅笔在书稿页边空白处画线，这不仅是为了添加词句，也是为了计算写作的词数，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为自己鼓劲的方式。此外，稿纸空白处也有像日记般的秘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即我要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这是伍尔夫在一页稿纸顶端写的一句话，与当时困扰她的自我怀疑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她写完书稿第100页时在日记中告诉自己的那样：“达洛维夫人这个人物可能太呆板，太耀眼，太光鲜了。”尽管如此，她仍然继续写作和修改，直到将近一年后的1924年，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终于写到达洛维夫人精心准备的晚宴了……现在我确实认为这也许是我能写出的最好的结局。”1925年，小说《达洛维夫人》出版面世了。

魔法与意义

　　1818年，《弗兰肯斯坦》首次匿名出版时，英国作家珀西·比希·雪莱为此书写了序，因而许多读者认为诗人雪莱就是此书的作者。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在该书1831年版的引言中写道，人们曾问她：“一个年轻姑娘怎么会想出并详述一个如此恐怖的故事？”然而，为了与故事诡异的起源保持一致——日内瓦湖边狂风暴雨的夜晚和没有阳光的夏日——玛丽·雪莱把该书的故事归结为一种神灵的显现，是“发挥想象、不请自来、走火入魔”的结果。然而，正如手稿所揭示的那样，沾着墨水的手指的移植，在让医生制造的怪物进化成更悲惨、更微妙的生物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此后一直萦绕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实际上，玛丽最初描述的“生灵”，后来则被“生物”一词所取代，由于其他一些改变，比如用“手指”卡住他的脖子，取代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狂热的谵妄中想象的“尖牙”，这样一来，“生物”就变得更像人类了。
　　不幸的是，拒绝相信一个刚刚度过了少女时代的姑娘，竟然能够写出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普罗米修斯式寓言，这种想法从未消失过。然而，珀西·比希·雪莱在手稿上的批注一直被用来支持他至少是玛丽这部小说的合著者的理论。虽然珀西确实是一个精明的专栏编辑，但这本书的主要启示是关于家庭的：这个激进的浪漫主义者是一个充满深情、全力支持的合作伙伴。珀西纠正她“enigmatic（神秘）”一词的拼写（与她将字母“m”双写的习惯保持一致，这位在家上学的姑娘将该词写成“igmmatic”——珀西自己的拼写错误往往会混淆“i在e之前”的规则），他又添加了一句充满爱意和调情的话：“啊，你这个小可爱！”同时，他还是她的“精灵”。

　　在小说创作艺术方面，美国女作家多萝西·帕克曾经说过：“我在写一本书或一篇短篇小说时，至少要写三遍——第一遍是为了理解它，第二遍是为了修改润色，第三遍是为了使它说出它必须要说的话。”但正如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意识到的，世界并不会全部接收到这些信息。他最著名的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起初是一篇短篇小说，正如手稿显示，他的改变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书中提到画家巴兹尔·哈尔沃德和道林的关系时，语气显得缓和。巴兹尔讲到道林的“美貌”而不是“美丽”，而他的“激情”一词则变成了“感觉”。其他一些段落则完全被删除了，包括巴兹尔的自白：“当我握着（道林的）手时，世界对我来说，就变得年轻了。”王尔德的编辑詹姆斯·斯托达特对该书做了进一步的审查，但此书在1890年7月出版的《利平科特月刊》上发表时，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人士抨击说，此书的内容从明显的“肮脏”到“充斥着道德和精神腐朽的恶臭”，而书商W.H.史密斯干脆拒绝购进这一期杂志。 　　王尔德写在笔记本上的草稿，连同雪莱、伍尔夫和普鲁斯特的草稿，都列入了一家有创意的小出版社的存书目录，这家出版社力求保留这些早期草稿所提供的视觉和触觉体验。SP书社于2012年在巴黎创立，专门出版文学手稿的限量復制版。每本书都是大幅面，手工装订，从烫金的书套到厚重的纸张，都很精美。正如SP书社的共同创始人杰西卡·尼尔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文化频道的采访时所说：“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写作的魅力，使其成为艺术家和他或她的作品之间强有力的载体。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能够与作者的手连接起来并直接深入研究作者手稿的重要性。”当然，这是有代价的：这些限量版的收藏品价格不菲。

　　原始的笔记本和手稿大多被锁在图书馆和学术档案馆里，那里的存取手续极其严格。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两个世纪前，对作家手稿这样的崇敬似乎显得匪夷所思。但是，对这些文物及类似遗物真实性的崇拜存在着一种危险：不要忘记，文学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能飞离书页，因为归根结底，书籍是属于读者的。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很难抗拒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斩首邀请函》初稿书页中（包括其中卷曲的箭头和星号）所散发出来的活力。当然，这也是我们尽可能接近作者思想的途径。美国女作家玛丽琳·罗宾逊《基列家书》的早期手稿也传递了类似的生动印象。
　　罗宾逊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英国作家马丁·埃米斯等一样，是越来越少的仍然用笔和纸写作初稿的一批作家。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文学作品的手稿具有“神奇”和“有意义”的价值，而笔迹似乎至关重要。无论是奥匈帝国作家卡夫卡那充满古怪能量的奇怪手稿，还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似乎流露出一种她在书中少有的自信，作者的书法以一种“追踪文档修改”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传递出作者的某种心态。
　　不过，手稿也遭遇到自身的挑战。有时候，一份手稿对文学作品的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纠正了由于作者的匆忙、字迹潦草而造成的印刷错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德高望重的哈佛学者F.O.马西森在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第五本书《白外套》中，就“海里的脏鱼（soiled？fish？of？ the？sea）”中的“脏（soiled）”字展开讨论，讨论了其中的不和谐。原来，这个形容词是“盘绕的（coiled）”，作者只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海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