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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9日,大足区龙水镇司法所小会议室里笑声不断。
这天,大足区司法局党组书记李忠莲来所里与一些法律受援对象座谈。
其间,李忠莲问一位名叫何国辉的受援对象:“当时是谁援助你的啊?”
“是老曾。”何国辉郑重其事。
何国辉当年62岁,他口中的老曾是谁呢?
经旁边的人提醒,李忠莲才知道,老何所说的老曾就是刚获得“重庆市人民好公仆”荣誉的龙水司法所所长曾华。
2015年12月,曾华又获得了“重庆市首届十大法治人物”的荣誉。
曾华当年不过37岁,正当年轻,何国辉的“郑重其事”引来人们阵阵会意的笑声。
“法律援助,并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援助”
2012年1月10日,62岁的龙水镇环卫工人吴章菊在清扫街道时被车撞出了十几米远。
所幸,手术很成功,她捡回了一条命。
可后续的治疗跟恢复却让吴章菊一家苦不堪言。
“一直没有拿到理赔的钱。”吴章菊的老伴何国辉说。
原以为会很快拿到赔偿款,可没想到的是,赔偿的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为了帮助自己的爱人拿到赔偿金,何国辉多次到区政府、区法院上访。
于是,曾华被指派对吴章菊进行法律援助。
“咦,这么年轻?”初次看到曾华,何国辉满脸狐疑。
曾华很快找到案件的症结:“该案的关键就是要申请重新鉴定。”
可没等曾华高兴起来,2012年12月底,老何又跑到镇政府诉苦来了。
原来,何国辉并不相信曾华,回去之后又找到一个律师,但那位律师再次借故推脱。
“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何国辉情绪极其不稳定。
“何大哥,你不嫌弃我的话,就叫我小曾吧。”曾华闻讯赶来,“既然你找的律师不干了,不如你死马当活马医,就把我当成‘死马’。”
那段时间,曾华不但是一名法律援助者,还几乎成了何国辉家的“钟点工”,大事小情 ,跑上跑下。
“法律援助,并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援助。”曾华说。
曾华诚恳的态度,最终打动何国辉,同意让他担任吴章菊的代理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吴章菊也终于领到了20余万元赔偿金。
“老曾帮我打官司,连一口水都没喝我的。”不知不觉中,何国辉口中的“曾所长”变成了“老曾”。
“专业调解才能令人信服”
2013年6月的一天,龙水镇十里村。
11岁的留守儿童陈某到当地一家苗圃公司承包的河段游泳,不幸溺亡。
得知消息,曾华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场面还是挺混乱的,死者家属不同意将尸体移至殡仪馆,苗圃公司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赔偿。”曾华说。
好说歹说,死者父母才同意把尸体放到殡仪馆。
第二天一大早,曾华和同事就赶到了调解现场。
这时候,场面再次激化。
死者家属聚集了20多人,要求苗圃公司赔偿50万元,但是,苗圃公司坚称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曾华知道,如果不能尽快将事情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请上级来支援吧。”有人提议。
“不用。”曾华淡定道,并飞快分派任务。
首先是把人群分开,对死者父母进行劝慰。
“主要是向他们解释再生育小孩的法律问题,同时分析死者溺亡原因,并用相关案例进行宣讲。”曾华说。
等到死者家属情绪渐渐稳定,曾华和同事再对苗圃公司进行说服。
“主要是向他们解释,在法律上,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曾华说。
调解整整持续了一天,最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苗圃公司赔偿死者亲属5.8万元。
“这每一笔赔偿款的数额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曾华说,“其实只要我们努力,没有调解不了的案件。”
“司法工作,同样需要创新”
2015年4月的一天,社区矫正人员唐某来到龙水镇司法所的心理咨询室。
“每当有困惑时我都会来这里。”唐某说。
只见唐某熟练地登录QQ,点开为服刑人员专门建立的QQ群。
“朱老师你好,我有事情想要咨询你……”
唐某所称呼的朱老师,正是重庆著名心理咨询师朱美云。
司法矫正,是曾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可在曾华看来,自己在心里疏导方面是一个“门外汉”。
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好?
创新思路,曾华成立了重庆首个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远程指导中心和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室。
不仅仅是针对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龙水司法所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全市第一个劳动就业服务站。
2014年年底,龙水镇司法所及相关单位成功帮助5名刑满释放人员就业。
除了管理上的创新,在法制宣传这一块,曾华也有自己的创新。
曾华是当地“法制教育团”的一员,常常到一些中小学进行法制宣讲。
有一次讲完课后,一名学生跑到他面前。
“曾老师,你帮我签个名吧。”
“为什么你要找我签名呢?”
“因为我觉得你的课讲得好,特别是讲《水浒传》那点,好精彩哟。”这个学生所说的《水浒传》,其实是曾华将现实案例与传统名著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兴趣。
“司法工作,同样需要创新。”曾华说。
“听到那一声‘老曾’,就不会感到累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中午,龙水镇一家小餐馆内。
曾华的电话突然响起。
“老曾呀,我在你们办公室楼下,你好久回来?”
“马上,我吃完午饭就过来,你等我一下。”
曾华挂上电话,匆匆吃完剩下的饭便赶回了司法所。
一到楼下便看到了前来寻求帮助的李大姐。
“老曾,有件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走,到我办公室去说。”
一边说着,曾华和李大姐一边上楼。
“李大姐,其实你咨询的这些法律信息可以找律师事务所。”
“那怎么能一样?”
“他们都是专业的,你要相信他们。”
“但我还是更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有责任心,更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闻言,曾华不由有些无奈,这是他幸福的“苦恼”。
“我们的工作人员共有5人,负责社区矫正的3人,日常接收矫正人员在80人左右。”曾华说。
而通常司法所负责矫正的工作人员在2人左右,接收矫正人员为20人左右。
这也意味着,龙水镇司法所的工作量是其余司法所的几倍。
而事实上,作为所长,曾华的工作量又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几倍。
“平日里老曾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会最后一个离开,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总是最快奔赴现场。”同事说。
“你这样拼命,不累么?”有人问。
“累,怎么會不累,但听到那一声‘老曾’,就不累了。”曾华笑得很憨厚。
这天,大足区司法局党组书记李忠莲来所里与一些法律受援对象座谈。
其间,李忠莲问一位名叫何国辉的受援对象:“当时是谁援助你的啊?”
“是老曾。”何国辉郑重其事。
何国辉当年62岁,他口中的老曾是谁呢?
经旁边的人提醒,李忠莲才知道,老何所说的老曾就是刚获得“重庆市人民好公仆”荣誉的龙水司法所所长曾华。
2015年12月,曾华又获得了“重庆市首届十大法治人物”的荣誉。
曾华当年不过37岁,正当年轻,何国辉的“郑重其事”引来人们阵阵会意的笑声。
“法律援助,并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援助”
2012年1月10日,62岁的龙水镇环卫工人吴章菊在清扫街道时被车撞出了十几米远。
所幸,手术很成功,她捡回了一条命。
可后续的治疗跟恢复却让吴章菊一家苦不堪言。
“一直没有拿到理赔的钱。”吴章菊的老伴何国辉说。
原以为会很快拿到赔偿款,可没想到的是,赔偿的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为了帮助自己的爱人拿到赔偿金,何国辉多次到区政府、区法院上访。
于是,曾华被指派对吴章菊进行法律援助。
“咦,这么年轻?”初次看到曾华,何国辉满脸狐疑。
曾华很快找到案件的症结:“该案的关键就是要申请重新鉴定。”
可没等曾华高兴起来,2012年12月底,老何又跑到镇政府诉苦来了。
原来,何国辉并不相信曾华,回去之后又找到一个律师,但那位律师再次借故推脱。
“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何国辉情绪极其不稳定。
“何大哥,你不嫌弃我的话,就叫我小曾吧。”曾华闻讯赶来,“既然你找的律师不干了,不如你死马当活马医,就把我当成‘死马’。”
那段时间,曾华不但是一名法律援助者,还几乎成了何国辉家的“钟点工”,大事小情 ,跑上跑下。
“法律援助,并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援助。”曾华说。
曾华诚恳的态度,最终打动何国辉,同意让他担任吴章菊的代理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吴章菊也终于领到了20余万元赔偿金。
“老曾帮我打官司,连一口水都没喝我的。”不知不觉中,何国辉口中的“曾所长”变成了“老曾”。
“专业调解才能令人信服”
2013年6月的一天,龙水镇十里村。
11岁的留守儿童陈某到当地一家苗圃公司承包的河段游泳,不幸溺亡。
得知消息,曾华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场面还是挺混乱的,死者家属不同意将尸体移至殡仪馆,苗圃公司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赔偿。”曾华说。
好说歹说,死者父母才同意把尸体放到殡仪馆。
第二天一大早,曾华和同事就赶到了调解现场。
这时候,场面再次激化。
死者家属聚集了20多人,要求苗圃公司赔偿50万元,但是,苗圃公司坚称自己没有任何责任。
曾华知道,如果不能尽快将事情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请上级来支援吧。”有人提议。
“不用。”曾华淡定道,并飞快分派任务。
首先是把人群分开,对死者父母进行劝慰。
“主要是向他们解释再生育小孩的法律问题,同时分析死者溺亡原因,并用相关案例进行宣讲。”曾华说。
等到死者家属情绪渐渐稳定,曾华和同事再对苗圃公司进行说服。
“主要是向他们解释,在法律上,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曾华说。
调解整整持续了一天,最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苗圃公司赔偿死者亲属5.8万元。
“这每一笔赔偿款的数额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曾华说,“其实只要我们努力,没有调解不了的案件。”
“司法工作,同样需要创新”
2015年4月的一天,社区矫正人员唐某来到龙水镇司法所的心理咨询室。
“每当有困惑时我都会来这里。”唐某说。
只见唐某熟练地登录QQ,点开为服刑人员专门建立的QQ群。
“朱老师你好,我有事情想要咨询你……”
唐某所称呼的朱老师,正是重庆著名心理咨询师朱美云。
司法矫正,是曾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可在曾华看来,自己在心里疏导方面是一个“门外汉”。
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好?
创新思路,曾华成立了重庆首个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远程指导中心和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室。
不仅仅是针对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龙水司法所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全市第一个劳动就业服务站。
2014年年底,龙水镇司法所及相关单位成功帮助5名刑满释放人员就业。
除了管理上的创新,在法制宣传这一块,曾华也有自己的创新。
曾华是当地“法制教育团”的一员,常常到一些中小学进行法制宣讲。
有一次讲完课后,一名学生跑到他面前。
“曾老师,你帮我签个名吧。”
“为什么你要找我签名呢?”
“因为我觉得你的课讲得好,特别是讲《水浒传》那点,好精彩哟。”这个学生所说的《水浒传》,其实是曾华将现实案例与传统名著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兴趣。
“司法工作,同样需要创新。”曾华说。
“听到那一声‘老曾’,就不会感到累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中午,龙水镇一家小餐馆内。
曾华的电话突然响起。
“老曾呀,我在你们办公室楼下,你好久回来?”
“马上,我吃完午饭就过来,你等我一下。”
曾华挂上电话,匆匆吃完剩下的饭便赶回了司法所。
一到楼下便看到了前来寻求帮助的李大姐。
“老曾,有件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走,到我办公室去说。”
一边说着,曾华和李大姐一边上楼。
“李大姐,其实你咨询的这些法律信息可以找律师事务所。”
“那怎么能一样?”
“他们都是专业的,你要相信他们。”
“但我还是更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有责任心,更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闻言,曾华不由有些无奈,这是他幸福的“苦恼”。
“我们的工作人员共有5人,负责社区矫正的3人,日常接收矫正人员在80人左右。”曾华说。
而通常司法所负责矫正的工作人员在2人左右,接收矫正人员为20人左右。
这也意味着,龙水镇司法所的工作量是其余司法所的几倍。
而事实上,作为所长,曾华的工作量又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几倍。
“平日里老曾会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会最后一个离开,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总是最快奔赴现场。”同事说。
“你这样拼命,不累么?”有人问。
“累,怎么會不累,但听到那一声‘老曾’,就不累了。”曾华笑得很憨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