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河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所谓“三书记”，指的是兰考的焦裕禄书记、林县的杨贵书记和辉县的郑永和书记。焦裕禄早已闻名全国。而豫北山区的杨贵、郑永和亲率10万民众，劈山开路修渠，历10年乃至数十年之久，他们表现出的“人民书记风范”同样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深深爱戴和衷心拥护。近日，带着读者的期望，记者奔赴河南北部的革命老区——林县、辉县，追寻两位昔日县委书记的足迹，探访他们的英雄业绩。
　　
　　杨贵：“红旗渠”引来漳河水
　　
　　可能很多读者都难以分清“水库”与“渠”的区别。记者在亲临实地之前，也一直以为“红旗渠”乃是一座碧波荡漾的大水库。
　　简单地说，“水库”是蓄水的“池子”，而“渠”则是流水的“河”。“红旗渠”是林县人民修建的一条全长1500公里、可流经林县绝大部分山区的“长河”，这条“长河”的河首与山西境内的漳河上游对接，目的是把漳河水引入林县，灌溉林县的几十万亩山地（注：漳河上游又称“浊漳河”，水量大，下游在河北境内，又称“清漳河”）。因为红旗渠的总干渠悬挂在海拔1000米的太行山山腰上，所以有人称其为“天河”；又因为这条“天河”是由10万林县民众一镐一钎地开凿出来的，所以周总理曾经称它为“人工天河”。
　　林县地下少水，天上少雨，水资源非常稀缺。1954年，26岁的杨贵到林县当县委书记，带领群众修了3座水库，但不到一年，全县大旱，境内4条河流干枯，3座水库见底儿。
　　1959年底，杨贵下了决心，要从山西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浊漳河水引入林县！
　　林县的青壮劳力几乎都上过红旗渠工地，县委书记杨贵、县长李贵头戴安全帽、肩扛钢钎走在修渠大军的最前列。由于缺粮，修渠大军曾分为三班轮流作业：一班挖渠、一班挖野菜、一班休息。
　　当几十名男女青年们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河中，结成人墙抗拒激流时；当100多名民工被轰然倒塌的石头埋葬在工地、永远闭上了眼睛时；当数百名汉子天天腰间系着粗绳，在悬崖峭壁间荡来荡去地清理险石、打眼放炮时；当数万名劳累了一天、食不果腹的民工夜里蜷缩在恶岩下、石缝里，在尖厉的山风中瑟瑟发抖时，他们显示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坚韧、顽强、无所畏惧的英雄本色。
　　33年后，年过花甲的杨贵感慨地说：“修建红旗渠、改造大自然的人民战争造就了一代英雄——一个英雄前面走，众多英雄跟上来！”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红旗渠的报道都“疏漏”了一个背景，即这项宏大的工程动工于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许多工程都下了马，而红旗渠还在“顶风”作业。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上的咽喉工程。此洞长616米，高5米，宽6.2米，上有千仞绝壁，下临滔滔漳河，极为险峻，洞区全是坚硬无比的石英沙。杨贵当年的部下、公社书记彭美中向记者回忆说：“修青年洞时，中央要求‘三年休整’，杨贵就领着300多名青年偷着挖，有人检查就停下来，人一走接着再挖。”
　　实际上，自从开工之日，杨贵就一直冒着被非议、被整治甚至被撤职的风险。当时林县的年财政收入只有200万元，而修建红旗渠的投资是6900万元，另要投工3740万个——即使按1个工折款1元钱计算，红旗渠的总投资也达亿元以上。有人向中央反映：“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树皮都剥光了。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1961年7月杨贵到地委开会，受到在当地蹲点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有些县委书记甚至不敢和他说话、握手。
　　这项工程该不该修是一个问题，能不能修好则是另一个严峻问题。杨贵也因此而走在“功臣”与“罪人”之间的钢丝绳上。一位省领导曾提醒他说：“这么大的工程一旦出了问题，你就不好交代。红旗渠是沿山斩过来的，测量得怎么样?水究竟能不能流过来?浊漳河泥沙很大，给你淤积堵塞了怎么办?过水量那么大，渠底坍塌冲垮渠墙怎么办?诸如此类问题，你有没有把握？一旦出了问题，这就不是一功，而是一罪了。”杨贵听后彻夜难眠，反复组织力量复测，还是不敢放心，直到总干渠通水，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红旗渠修成后，解决了林县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有人曾对以上数据提出质疑，认为“红旗渠灌溉面积不实”。但90年代中期，康克清同志到红旗渠纪念馆参观，出来后脸色凝重，语气坚定地说：“红旗渠是人间奇迹——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别说浇地54万亩了，就是能浇10万、20万亩，它也是一个伟大工程！”
　　老林县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六七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到中国来要援助。有时索要的援助额太大，双方谈不拢，周总理就一摆手说：“这个问题明天接着讨论，今天晚上先搞个电影晚会！”晚会上放的片子就是《红旗渠》。外国友人一看，林县人民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都能艰苦奋斗，创造出人间奇迹，心里非常感动，第2天主动要求减少援助额，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老林县人还喜欢说：“如果在今天，有哪个县敢于去干一个耗资超过本县财政收入100倍、200倍的富民工程？又有哪个县还能组织起10万群众去大干整整10年的义务劳动？”平心而论，这种比较的现实意义并不大，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群众运动做法，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市场经济社会，否则只能意味着倒退。
　　也许，在这里，说者更多地是在喟叹一种精神的失落，而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焦点：难道物质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艰苦奋斗精神的丢失？难道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人只重私利而不愿奉献？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认真思索。
　　
　　“拿起白面馍，想起郑永和”
　　
　　当林县红旗渠工程接近尾声时，在与之相邻的辉县，刚上任的县委书记郑永和也开始带领群众治水。辉县70%的面积是山区，全部山区可分为西山、东山。西山水多土薄，东山水少土厚，郑永和提出要把西山的水蓄积起来，调到中部和东北部丘陵浅山区，解决那里的用水问题。他把整个县委班子都搬到工地上，全县劳力统一调配，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兴建水库18座，水电站36座，灌溉干渠和支渠5122条，总长3632公里，开凿公路隧道34条，打通山洞、架设桥梁近1.54万米。在郑永和主持辉县工作的10年里，新增水浇地40多万亩，该县财政收入增长了41倍。老百姓说：“拿起白面馍，想起郑永和。”
　　70年代末，郑永和调离辉县，此时全县调水工程已基本完成，只剩下了尾工——东分支渠。该渠涉及到5个乡镇，53个行政村，包括开凿9个山洞，修筑10个渡槽，27公里转山渠，关系着4万口人的用水、4万亩耕地、8万亩荒山的灌溉用水。郑永和走后，东分支渠一直没有动工。
　　1989年，郑永和从河南省委副书记任上离休，回到辉县。东分支渠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里的群众从50年代末就参与全县统筹劳力，在“先易后难”的水利、交通、化肥、水泥、水火电、煤矿等大型项目建设中立过大功，如今这里却成了全县最大的无水贫水区。郑永和觉得自己无颜面对4万名父老乡亲。
　　在郑永和的呼吁下，辉县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东分支渠（已更名为北干渠）建设规划会议，有关方面拿出的预算为1.05亿元，远远超出了当年辉县的财政收入。有人认为修建北干渠得不偿失：“有这么多钱，不如干脆把这4万人迁出来算了！”郑永和不相信这个算法，他赌气说：“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我看1000万元就够用了！”为了降低工程造价，3年里，70多岁的郑永和带领几名离休干部沿北干渠走了五六趟。该渠原规划线路41公里，郑永和跑了五六趟后，把它缩短到35公里。
　　这期间，郑永和与老伙计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锅碗瓢勺咱都有，油盐酱醋都带全，两块石头支起锅，一会儿面条做出来啦！”有次吃过饭后，伙伴们不见了郑永和，急忙找他，他正一个人在哭：“我跑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给群众办成事，我心中有愧，对不起群众。”又有一次，郑永和对杨有金、原永两位老干部说：“这个北干渠，我就不相信没人修！总要有人修哩。到时候，就是我80岁了，你们俩也要扶着我过来瞧瞧。”说到这儿，又大哭起来。
　　1999年4月底北干渠开工，郑永和出任工程总顾问。5个受益乡镇全力以赴，48支农民工程队主动请战。2001年4月24日，北干渠基本竣工，工程用款4100万元，比预算整整减少了6400万元。
　　
　　老干部服务队：
　　他们从这里走完人生里程
　　
　　1954年辉县的干部一共800人，1989年光离退休干部就有3500人。郑永和离休回到辉县，很快成立了“老干部服务队”，领着离退休的老干部们义务为山区群众服务：治虫、治水、治山、宣传党的政策等等，不要一分钱报酬。
　　一天，郑永和领着老干部服务队的队员来到尖山洼，老百姓一听说郑书记来了，都围过来诉苦：“我们这儿没水，能走的人都走了！”平岭村原来有830口人，现在只剩下380口；尖山洼原来有100多口人，现在只有不到50口了。“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我们没能耐，只能在这儿熬……”群众哭，郑永和也哭了。他跟群众说：“有一个办法能把水引过来，就是打洞！”群众一听有了希望，集资5000元开始打洞，郑永和亲自指挥施工。这是郑永和退休后打的第一个洞——“益民洞”。
　　群众打洞速度太慢，郑永和把原来的愚公专业队队长找来，说：“你带着人马过来干。这是个扶贫工程，只管饭，不给钱。”愚公队队长说：“只要你老书记一句话，钱不钱的无所谓。”专业队一上去，进度就快了。
　　洞快打通时，郑永和的老伴有病了，想让他陪着去医院检查，郑永和说：“让保姆陪你去吧。”检查结果，老伴患了食道癌，郑永和说大城市医院花钱多，让她就在辉县医院治疗，几个孩子伺候她，自己一直在忙通水工程。后来，老伴的病情恶化，转到新乡市医院，几天后就去世了。
　　郑永和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对老干部服务队的队员说：“你们说我对老伴不负责，不对！我也关心她……说是能看好的，谁知道会出现这个问题？”尖山洼的村民知道郑永和老伴去世，从村上一直哭到灵棚跟前。那几天，郑永和整天神情恍惚，走路差点儿撞到汽车上。17天以后，益民洞通水了，省、市领导都来参加通水仪式。上午12时左右，通水仪式结束，领导走了，群众散了，郑永和哭了：“雪萍啊，你承许我，修好渠，打好洞，通了水，你给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让我休息两天。现在水通了，我去哪儿找你？……”
　　祖籍辉县的郑州交行行长邓世敏，曾跟随辉县老干部服务队上山劳动。看到炎炎盛夏，老头子们忙碌了一晌，中午只能靠着小树席地而坐，闭目养神，心里非常难过。不久，他捐资20万元，为老干部们在尖山洼村建造了一座二层小楼，从此，老干部服务队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窝”。
　　1999年4月，老干部服务队活动室落成那天，郑永和带着几十名队员来到屋里，他环顾老伙计们，说了一段顺口溜：
　　“十年野炊尖山洼，今天终于有了个家。进门一数，少了拾仨。”盖因至此为止，老干部服务队已有13名队员离世，他们都是从这里走完了自己人生的里程。
　　70多岁的傅明义，10年前就跟着郑永和去常村镇燕窝村蹲点治虫。两人浇水、施肥、除草、剪枝。治虫之前，12棵柿子树一年只收50来公斤；治虫之后，第一年就是500多公斤，第二年翻一番；第三年，每棵树上都能结果200多公斤。1996年冬天，为了给山上的群众义务送树，傅明义与同伴早上5点起床，晚上八九点钟都没回来，他老伴连打几次电话向郑永和要人。1998年秋，傅明义心脏病发作，当天就去世了。
　　63岁的冯全文，队里不管什么事，都是他去料理，重活脏活都归他。老干部服务队在尖山洼劳动时，他身体有病，硬是一声不吭，直到工程结束，下山就住进了医院。他得的是胃癌，病重时，做梦梦见山上的水池修好了，水哗啦哗啦地流，年轻人都往山上跑，他跑不动。冯全文把自己的梦讲给伙伴们听，老伙伴们安慰他说：“等你的病好了，就能跑上去了！”35天后，冯全文永远闭上了双眼。郑永和闻讯大哭：“黄叶不落青叶落呀！跟着我郑永和，他没有享一天的福，我还不断批评他……冯全文病得可怜、死得可惜、名声可佳！”追悼大会那天，老干部服务队的伙伴们一声不响地全都去了，他们老泪纵横，默默地送别了自己的战友。
　　郑永和说：“干部有退休的一天，但共产党员没有退休的一天。”如今，辉县老干部服务队共有86名队员，其中包括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原新华社社长穆青等，队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0出头，他们都将从这里走完自己的人生里程。
　　
　　“人民英雄”的精神何在？
　　
　　记者随同辉县老干部服务队的队员登上方山。这座山海拔600多米，没有上山的路，只有简单清理出来的石阶。一路攀登，未到山顶已是心慌气短，大汗淋漓。陪同的队员说：别看郑书记快80岁的人了，登山速度快得很，年轻人都跟不上。1973年12月，他率领县直机关团委30多人上山植树，自己在山顶上垒了一座小石屋，冒着严寒住了24天，平整出一层层的梯田，种下了上万棵柏树。如今，这些柏树已长成胳膊粗细。放眼望去，往昔光秃秃的山顶上矗立起一片直直的密林，像是都市里流行的某种很酷的发型。这些年来，郑永和带领老干部服务队，又陆续在山腰、山脚种植了数万株柏树。终有一天，这片荒山会被厚厚的植被完全覆盖。
　　在采访中，记者感触最深的是：所谓“人民英雄”，并非只有杨贵、郑永和两个县委书记，它是由无数中国人所组成的一个伟大群体；“人民英雄”的精神，其实蕴藏在全体中国人民身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往往能够激发起人民群众身上的英雄气质，带领他们战胜困难，创造人间奇迹。这不仅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真正力量之源，也是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