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科建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之下的诸二级学科，通常是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界进行分科命名，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一望而知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同时，这种命名也暗示着，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应该内在地包含于对象本身，也可以说，对研究方法的唯一限定是切合研究对象自身。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命名就显得很不同寻常，即使其后往往缀以“世界文学”作为范围限定，但如果说“世界文学”即等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总和，那么等于什么也没有限定。所以，如果“比较”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即“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的依据是什么，它何以有别于其他同样可以把“比较”作为方法论的文学学科？作为见证和参与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新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的一代学者，严绍璗先生在近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中，以其三十余年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感知与经验，对此问题郑重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