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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08年2月6日，同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年后亦即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一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
父亲忍辱负重的一生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母亲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他心里的痛楚，只好颓丧地坐下来，默默地流泪。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合伙开的纸坊，也是靠着父亲这种宽容、忍让的精神维持下来的，一直维持了近二十七年之久。父亲常说：“和人合伙开纸坊，总要先念人家的好处。人家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心里明白就行，用不着人前人后唠叨。”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默默地向命运、向贫穷，也向世俗的偏见、世道的不公平抗争。他肩负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倔强地站起来，艰辛地前行着，走自己看准了的路。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的身教言传
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姐夫突然上门来讨债。这时我姐姐已经去世，外面传说我在监狱里已被整死了。我父亲说：“我手头没钱，大年三十，也没处去借，等过了年再说行不行？”可我这个姐夫却说什么也不行。母亲把父亲叫回来，说：“我有办法了。”母亲人缘好，有一批朋友，是一些比较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和中年主妇。母亲从她们自己的“私房钱”里借来了100吊。这样才打发了这个特殊的债主。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
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是身教，母亲则是身教以外还有言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母亲就耐心地给我讲父亲的事，讲村里的事，讲得最多的，是我家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怎样闯过来的故事。这些对我是有很深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到了汉中。父亲去世后，我又把她接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1939年底的一天，我很晚回到家里，母亲还在等我。她说：“今天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外乡口音，能听懂，很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问：“是来找我的吗？”
她说：“说是来看望我的。一进门就伯母、伯母，问寒问暖，有说有笑的。让我别尽为你操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个年纪大的，我看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一口一个伯母，临走还给我鞠了一躬，真叫人心里过不去。”
我说：“那是我的领导人刘师长和邓政委。”
事后我向伯承、小平同志说起这件事，并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话：“你见到他们二位，要替我说几句谢谢他们的话，实在当不起。”刘、邓都说：“看看老人是应该的。”1946年我去延安期间，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的滕代遠同志，还特地给我母亲过了一次生日。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先到了北平，随后我母亲也来了。她终于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同年9月2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76岁。遗憾的是，只差两天，她没有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的牺牲自我、乐于助人的品德，遇事的沉着冷静和办事的精明干练，都使我深受教益。
父亲、母亲，加上哥哥、姐姐、弟弟和我，这就是我们在定襄蒋村的六口之家，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
摘自《中共高级干部自述》中央党校出版社
父亲忍辱负重的一生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母亲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他心里的痛楚，只好颓丧地坐下来，默默地流泪。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合伙开的纸坊，也是靠着父亲这种宽容、忍让的精神维持下来的，一直维持了近二十七年之久。父亲常说：“和人合伙开纸坊，总要先念人家的好处。人家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心里明白就行，用不着人前人后唠叨。”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默默地向命运、向贫穷，也向世俗的偏见、世道的不公平抗争。他肩负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倔强地站起来，艰辛地前行着，走自己看准了的路。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的身教言传
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姐夫突然上门来讨债。这时我姐姐已经去世，外面传说我在监狱里已被整死了。我父亲说：“我手头没钱，大年三十，也没处去借，等过了年再说行不行？”可我这个姐夫却说什么也不行。母亲把父亲叫回来，说：“我有办法了。”母亲人缘好，有一批朋友，是一些比较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和中年主妇。母亲从她们自己的“私房钱”里借来了100吊。这样才打发了这个特殊的债主。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
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是身教，母亲则是身教以外还有言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母亲就耐心地给我讲父亲的事，讲村里的事，讲得最多的，是我家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怎样闯过来的故事。这些对我是有很深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到了汉中。父亲去世后，我又把她接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时她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1939年底的一天，我很晚回到家里，母亲还在等我。她说：“今天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外乡口音，能听懂，很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人。”
我问：“是来找我的吗？”
她说：“说是来看望我的。一进门就伯母、伯母，问寒问暖，有说有笑的。让我别尽为你操心，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个年纪大的，我看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一口一个伯母，临走还给我鞠了一躬，真叫人心里过不去。”
我说：“那是我的领导人刘师长和邓政委。”
事后我向伯承、小平同志说起这件事，并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话：“你见到他们二位，要替我说几句谢谢他们的话，实在当不起。”刘、邓都说：“看看老人是应该的。”1946年我去延安期间，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的滕代遠同志，还特地给我母亲过了一次生日。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深深地印进了她的心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先到了北平，随后我母亲也来了。她终于看到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同年9月28日，母亲因病去世，终年76岁。遗憾的是，只差两天，她没有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回首往事，我深深怀念我的母亲。她的牺牲自我、乐于助人的品德，遇事的沉着冷静和办事的精明干练，都使我深受教益。
父亲、母亲，加上哥哥、姐姐、弟弟和我，这就是我们在定襄蒋村的六口之家，一个有着一部奋斗史和辛酸史的家。
摘自《中共高级干部自述》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