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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一场“社会主义战争”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尽管冲突持续时间和规模都有限，却让早已不睦的苏联和中国更加剑拔弩张。为了支持与自己有军事同盟关系的越南，苏联从派遣军事专家、输送武器乃至出兵恫吓中国，几乎所有招数都使上了，这也成为中苏之间最后一场全面危机。
日前，俄罗斯《军事历史》连续多期刊载多名曾参与援越行动的苏联军官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从中了解那段历史的另一面。
打一场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
当1975年南越崩溃后，以越共第一书记黎笋为首的领导层依仗美国遗留的大量武器和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萌生了拼凑“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而盯上的目标竟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挝和柬埔寨。黎笋集团还把中国视为“一号敌人”，在国内大搞排华运动，制造中越边境摩擦，并拉拢苏联当作倚靠。
1978年11月3日，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政治军事同盟条约——《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如愿以偿地获得苏联的安全保证，从而下定决心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1978年12月25日，10万越军从北部和南部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拯救柬埔寨国民联盟阵线”政权(NUFSK)。为了教训一下“东方的古巴”，新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决心对越南发动一场小规模且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0-3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从26个地点越过边界线。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越柬合约日”的前一天，越南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及部分内阁成员已飞往金边，准备与自己扶植的柬埔寨傀儡政权领导人韩桑林签署“友好合约”。
战斗打响后，中国首先以两个军沿红河河谷夹击越南重镇高平，主攻方向则动用五个军从东北方向突击谅山，那里距越南首都河内仅141千米，是越北山区进入红河三角洲的最后屏障。中国还从云南派出一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攻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而负责抵抗的一线越军只有三个常规师和一个生产师，剩下的就是一些公安军与地方民兵。最初，河内估计中国参战部队约有12万～14.4万人，后来又增加了一部分，估计为30万人，分为广西、云南东西两个集团，总指挥分别是许世友和杨得志。在地面进攻的同时，中国方面还组建一个庞大的航空打击集群，共有700架作战飞机，包括歼-6、歼-7和强-5，主要部署在靠近中越边境的南宁、德宝、广南和蒙自机场。为给地面部队扫除障碍，中国航空兵在边境附近出动了数十架次，因天气条件恶劣，打击效果不太明显。2月18日，解放军占领老街和芒街，3月2日占领高平，3月4日占领谅山。
为了从舆论上反击中国，越南向联合国提出抗议，但并没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联甚至包括不被国际承认的台湾当局，也“指责”美国在背后支持中国大陆“入侵”越南的行动。考虑到越军承受的巨大压力，按照《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条约中除了正常的两国贸易与文化合作条款外，还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军事合作内容，其中规定“为了保卫两国的国家安全，双方可以共同协商和联合行动”。
从南海到“金三角”全面打响
说起苏联武装援越，早在1964年10月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苏联党政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想法只是利用越南战争泥潭拖累“头号敌人”美国。当1975年美国势力完全撤出越南后，勃列日涅夫就把越南看作是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代理人”；对其援助可谓“无微不至”。1978年8月，以国土防空军中将M·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专家团120人，随同运送装备的两架安-22军用运输机，经巴基斯坦、印度抵达河内，为越南人民军整编进行具体指导，因为多达40万的原南方民族解放军(COSVN)需要重新融入人民军体系内。
在苏联大力扶植下，越南军力获得极大增强，不仅在1977年确定对老挝的军事占领，还不断给柬埔寨、中国制造武装摩擦，苏联军事顾问的任务就是协助越军制定相关的作战计划。从中越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天起，驻越南及其控制下的老挝、柬埔寨的苏联顾问就立即投入前线，与越南官兵并肩作战。苏联国内还紧锣密鼓地招募人马，随时准备加强在越南的专家人数，并在两国之间架起“空中桥梁”。曾到过印度支那的苏联中将A.G·加波年科回忆说：
“1978年底，在新年到来之前，我从河内来到万象(老挝首都)，担任老挝人民军军事专家(后改称“军事总顾问”)，次年1月开始正式工作，一直服务到1982年。1979年初的局势非常复杂。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推翻由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建立由河内主宰的政权，这一行动更加剧了印度支那紧张局势，亲红色高棉的中国显现出惩戒越南的意图。我还没把老挝的事情处理完，就接到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的命令，让我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汇报当地局势，我在汇报过程中顺便提到了柬埔寨的情况。乌斯季诺夫元帅命令我立即前往柬埔寨，摸清那里的情况后再向他汇报。而此时的我，既没有签证，又没有委派证明，只有一本外交护照。但命令终归是命令，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最终我找到一家苏联航空货运公司，飞行员同意让我搭机前往金边，但如果出现因缺少相关证件而被扣押的，他们概不负责。我在柬埔寨停留了12天，随后返回老挝。”
“就在我离开老挝这12天内，这里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原来，老挝境内不仅驻扎着两个越南生产师，还有一支老挝政府邀请来的约2万人的中国工程兵部队，他们正负责修筑一条贯穿老挝南北的公路。由于中越关系紧张，双方军人在老挝境内相遇也容易发生冲突。2月18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后，其中一部也进入老挝北部，越军只有一个生产师拿起武器抵抗。此刻，越南国内还有一支50人的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是弗拉德林·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中将(即后来的总参情报总局局长)，他一直总负责印度支那半岛的事务。但在中越冲突爆发前，他回国住院了，而我成了苏联在东南亚军衔最高的将军。于是，莫斯科紧急命令我赶往河内，与越军总参谋部共同会商战况。不久，我在大约两个排的越南军人护送下，前往越南西北部的柑糖，那里是越军第345师的前敌指挥部，我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此时，中国军队已形成大约500千米长的正面突破，从南海到老挝边境，再到‘金三角’地区，均被他们占领。尽管中国人在某些地区遭到抵抗，但他们并不消灭那些孤立的越军据点，而是绕过对手继续向南穿插。”
“通过与第345师师长和其他军官的谈话，我了解到战场形势，但没办法布置下一步作战任务。因为按照越南人民军的规定，师长下达的作战决心必须通过党委会讨论和师政委的签字，而此时该师的党委成员都召集不齐，因为有两个团已经被包围，师政委也在包围圈里。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越军总参谋部和莫斯科，越南高层迅速作出决定，授予师长所 有权力，命令他立即开始行动。然而，一个师的兵力怎么能抵挡住中国的好几个军呢?”
大将的冒险之旅
很显然，加波年科中将无法挽救局势。1979年2月19日，苏联国防部紧急调遣以根纳季·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为首的20人军事顾问团赶到河内，成员有苏联援越军事专家组组长米哈伊洛夫中将，总参作战局的杰米亚年科中将，总参侦察局的麦里尼琴科少将、津琴科少将、别尔纳茨基少将、巴尔迪舍夫少将、瓦西里耶夫少将、布托林少将、布尔加科夫少将、马约罗夫少将、施克拉波夫空军少将、科瓦里空军少将、斯克沃尔托夫海军少将，总参第10局的库米诺夫上校，通讯兵上校克洛奇科夫等。此前，奥巴图罗夫担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总局第一副局长，抵越后，他被莫斯科任命为驻越军事总顾问和印度支那地区高级顾问。考虑到奥巴图罗夫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佳，苏联国防部特许其夫人携带其日常服用药物随团出征。
说起奥巴图罗夫，他在苏联军界有“活百科全书”美誉。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奥巴图罗夫担任过坦克旅副参谋长，后任机械化旅旅长，参加了解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战役，战后曾任机械化师师长，步兵军军长，外喀尔巴阡军区司令，参加过1956年平息匈牙利暴乱、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军事行动。他能熟练驾驶坦克、装甲车等战斗车辆，熟悉各军兵种战术常识，还博览群书，了解当代最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动态，很受高层赏识。奥巴图罗夫是在2月17日夜受领援越任务的，他给总参第10局5个小时的期限，索要有关中越两军现有武器装备情况，包括越军使用的苏式装备和美式装备，以及中国参战部队将领的情况。
到达河内后，奥巴图罗夫先听取苏联军事专家组的简短汇报，接着又听取越军总参谋长黎仲迅和国防部长文进勇关于前线形势的汇报，随后亲自赶往前线了解。其他苏联顾问们则分别去越军总参谋部，各对口部门了解情况。在乘火车赴谅山前线了解战况途中，奥巴图罗夫亲眼目睹从越北逃下来的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河内，铁路完全中断，只好换乘嘎斯69吉普车。由于美国之音电台已在2月20日报道了苏军顾问团抵达河内的消息，因此引起中国军队密切注意。
奥巴图罗夫大将没有直接进入谅山，只是在铁路中转站朗甲观察战斗。他发现越军的防守战术呈手工作坊式的特点，完全是游击性质，相当一部分越南部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许多战斗是在中国人后方进行，这意味着整个越北防线事实上崩溃，中国军队的步坦协同部队正向河内开来。情况刻不容缓，必须即刻采取措施巩固河内以北的防守，为此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回一部分部队，在河内近郊组织起新的防线。从前线返回后，奥巴图罗夫大将说服越共第一书记黎笋从柬埔寨向谅山方向调来一个步兵军，并在那里组建一个BM-21火箭炮营，装备全部由苏联提供，同时还紧急动员组织几支部队，他们大都是从解放军突围圈里逃出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就地动员的地方军。
就在奥巴图罗夫等人忙于为越军筹划防御之际，苏联抓紧向越南提供军援。莫斯科总参情报总局与越军总参谋部建立起实时联线，向越军提供中国前线部队的卫星侦察照片。苏联空军和民航还在苏联和越南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从中越战争开始到3月底，涂着苏联民航总局标志的伊尔-76和安-12运输机共为越南运去20架战斗机、400多辆坦克装甲车、400门身管大炮、50门BM-21火箭炮、100多门高射炮、数千枚SA-7防空导弹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一个安-12运输航空兵大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向谅山转运了一个步兵师，一支由68人组成的苏联通信兵部队接管了从河内到越北前线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1979年3月，顾问团遭遇首次伤亡事故：越军一架安-24运输机在河内近郊白梅机场降落时坠毁，6名苏联飞行教练全部遇难，其中包括苏军航空兵少将马雷赫。
在蒙古炫耀武力
为了给北京制造更大压力，1979年3月12～26日，苏联在国内六大军区开展战斗准备，从后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驻蒙古集群抽调了20个诸兵种合成师、空降师和航空兵师进行联合演习，出动坦克2600多辆和900架飞机。另外，苏联还从预备役部队中动员5.2万人，并征用5000辆民用汽车。
此次演习的重头戏放在蒙古境内，有6个摩步师和坦克师参加，其中3个师是经过2000千米长途行军，从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赶来的。苏军三个航空兵师、两个旅和其它协同部队也参加演习，其中数个歼击航空兵团是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转场来的。演习期间，苏军飞行员的总飞行时数超过5000小时，投掷和发射了1000枚航空炸弹和导弹。为了给中国人“加深点儿印象”，苏军近卫第106空降师(驻图拉)在蒙古南戈壁省举行大规模伞降演习，由E·波德科尔金少将指挥，内容是苏联空降兵从蒙古机场起飞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空投到北京上空。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而且故意不让他们乘坐飞机，只允许坐火车回国。当他们过了乌拉尔山脉，快到达中蒙边境时就会发现大批向东开进的苏联坦克纵队。很显然，苏联希望把武力恫吓的效果真正传达到北京。
不过，苏军在这些“战争边缘”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指挥管理不善，苏军在演习期间有数人丧生，十多人受伤。
与美国航母对峙
在干预中越冲突期间，苏联海军也采取了相当规模的行动。长期以来，苏联太平洋舰队一直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进行战斗执勤。1978年6月，中越边境冲突事件频发，苏军一支大规模作战集群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举行了一次演习，参演船只包括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1979年1月，当苏联获悉中国将“教训一下”越南后，立即出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进入南海，以表明自己支持越南的立场。中越冲突爆发后，苏联又派遣了数艘军舰。到2月下旬，南海共聚集了13艘苏联军舰，3月，增加至30艘水面战舰和6艘潜艇，其中包括“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福金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瓦西里·恰巴耶夫”号、“能力”号、“严厉”号大型反潜舰，“激动”号驱逐舰，“打击”号护卫舰等。在苏联远东滨海边疆区，苏联海军陆战队还举行了两栖登陆作战演练。
苏联海军水文勤务军官V.E·格鲁霍夫中校回忆道：“当时我担任水文地理勤务大队参谋长。经过一个昼夜的准备后，我率领大队前往越南，五天后我们到达越南的岘港。我们的任务是为苏联军舰在越南水域的航行作战提供水文地理保障，其中包括探测海底深度、勘察航行路线和确定水流方向等。不久，我们转移到金兰湾，那里遗留有美国人建设的现代化海军基地。尽管海面上刮着很大的海风，但酷热依然让人难以忍受，大海似乎都燃烧起来。停泊在金兰湾的苏联潜艇上的水兵们说，感觉自己就像在一口沸腾的锅里被水煮一样。我认为，正是在我们的参与下，中越冲突才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不 过，我们也不仅仅是来装样子的，如果中国试图扩大战争规模的话，我们的军舰一定进入北部湾的，在那里就可以使用导弹对中国南海舰队的海南岛基地进行攻击了。谢天谢地，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
直到1979年4月，苏联军舰一直停泊在南海，其中“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到5月份才离开。苏联政府认为此举有效地阻止中国南海舰队介入中越冲突，使越南免遭海上攻击，毕竟中国南海舰队只有300多艘舰船，且大多数为小型岸防舰艇。此外，苏联军舰还掩护了进出越南的货船，当时越南最重要的港口——海防港距前线仅100千米，这里长期有5-6艘苏联货舱在卸货，货物以军事物资为主，其中包括导弹和雷达。除了苏联货船外，这里还有波兰、东德和保加利亚的货船进出。3月，来自苏联远东海参崴和纳霍德卡等地的大批码头工人乘坐“奥列加-安德罗夫斯卡娅”号客轮到达越南海防港和胡志明港，带队的是纳霍德卡港主任G.I·比库斯。码头工人们在这里工作了3个月，从26艘轮船上卸下10万多吨货物。
除了中国人外，苏联还要面对进入这一地区的美军战舰。以“星座”号(CV-64)为首的航母打击群自1978年12月6日起就进驻东南亚。打击群里还有“莱希”号巡洋舰(CG-16)、“莫顿”号驱逐舰(DD-948)和“塔科马”号运输舰(ATF-113)。2月25日，该航母打击群进入距越南海岸不远的南海水域，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此举是“观察局势”。为了让美军远离冲突区，苏联常规潜艇封锁了美军舰队可能靠近的航道，苏联水面舰艇也采取“伴随监视”的方式，直接警告美军不要跨越苏军海上防线。3月6日，以“星座”号为首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离开南海，前往亚丁湾，因为南北也门之间也爆发了激烈冲突。由于在执行任务期间“表现出众”，苏联太平洋舰队的36名官兵受到表彰。
尾声
在为期30天的冲突中，中国军队深入越南纵深约80千米。这次短暂的战争造成了惊人的伤亡，中国损失1.5万人，而越南损失了3.5万人，还有4.5万所民房、900座学校、428个医院、22个矿场和55家工厂被毁，越南北部重镇谅山至今仍未能从那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许多房屋墙壁上都布满弹孔。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刻意淡化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在现在的谅山公墓里，高大的黑色石碑上列出了许多阵亡的越南军人的名字，少部分名字旁边有“抗击法国”或“抗击美国”的字样，表明他们是如何牺牲的，但大多数名字旁边却是“保卫祖国”的模糊字眼。
日前，俄罗斯《军事历史》连续多期刊载多名曾参与援越行动的苏联军官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从中了解那段历史的另一面。
打一场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
当1975年南越崩溃后，以越共第一书记黎笋为首的领导层依仗美国遗留的大量武器和苏联源源不断的援助，萌生了拼凑“印度支那联邦”的迷梦，而盯上的目标竟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挝和柬埔寨。黎笋集团还把中国视为“一号敌人”，在国内大搞排华运动，制造中越边境摩擦，并拉拢苏联当作倚靠。
1978年11月3日，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政治军事同盟条约——《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如愿以偿地获得苏联的安全保证，从而下定决心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1978年12月25日，10万越军从北部和南部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拯救柬埔寨国民联盟阵线”政权(NUFSK)。为了教训一下“东方的古巴”，新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决心对越南发动一场小规模且百分之百能打赢的战争。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0-3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从26个地点越过边界线。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越柬合约日”的前一天，越南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及部分内阁成员已飞往金边，准备与自己扶植的柬埔寨傀儡政权领导人韩桑林签署“友好合约”。
战斗打响后，中国首先以两个军沿红河河谷夹击越南重镇高平，主攻方向则动用五个军从东北方向突击谅山，那里距越南首都河内仅141千米，是越北山区进入红河三角洲的最后屏障。中国还从云南派出一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攻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而负责抵抗的一线越军只有三个常规师和一个生产师，剩下的就是一些公安军与地方民兵。最初，河内估计中国参战部队约有12万～14.4万人，后来又增加了一部分，估计为30万人，分为广西、云南东西两个集团，总指挥分别是许世友和杨得志。在地面进攻的同时，中国方面还组建一个庞大的航空打击集群，共有700架作战飞机，包括歼-6、歼-7和强-5，主要部署在靠近中越边境的南宁、德宝、广南和蒙自机场。为给地面部队扫除障碍，中国航空兵在边境附近出动了数十架次，因天气条件恶劣，打击效果不太明显。2月18日，解放军占领老街和芒街，3月2日占领高平，3月4日占领谅山。
为了从舆论上反击中国，越南向联合国提出抗议，但并没有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苏联甚至包括不被国际承认的台湾当局，也“指责”美国在背后支持中国大陆“入侵”越南的行动。考虑到越军承受的巨大压力，按照《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条约中除了正常的两国贸易与文化合作条款外，还包括了非常重要的军事合作内容，其中规定“为了保卫两国的国家安全，双方可以共同协商和联合行动”。
从南海到“金三角”全面打响
说起苏联武装援越，早在1964年10月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苏联党政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的想法只是利用越南战争泥潭拖累“头号敌人”美国。当1975年美国势力完全撤出越南后，勃列日涅夫就把越南看作是苏联在东南亚的“利益代理人”；对其援助可谓“无微不至”。1978年8月，以国土防空军中将M·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专家团120人，随同运送装备的两架安-22军用运输机，经巴基斯坦、印度抵达河内，为越南人民军整编进行具体指导，因为多达40万的原南方民族解放军(COSVN)需要重新融入人民军体系内。
在苏联大力扶植下，越南军力获得极大增强，不仅在1977年确定对老挝的军事占领，还不断给柬埔寨、中国制造武装摩擦，苏联军事顾问的任务就是协助越军制定相关的作战计划。从中越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天起，驻越南及其控制下的老挝、柬埔寨的苏联顾问就立即投入前线，与越南官兵并肩作战。苏联国内还紧锣密鼓地招募人马，随时准备加强在越南的专家人数，并在两国之间架起“空中桥梁”。曾到过印度支那的苏联中将A.G·加波年科回忆说：
“1978年底，在新年到来之前，我从河内来到万象(老挝首都)，担任老挝人民军军事专家(后改称“军事总顾问”)，次年1月开始正式工作，一直服务到1982年。1979年初的局势非常复杂。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推翻由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建立由河内主宰的政权，这一行动更加剧了印度支那紧张局势，亲红色高棉的中国显现出惩戒越南的意图。我还没把老挝的事情处理完，就接到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的命令，让我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汇报当地局势，我在汇报过程中顺便提到了柬埔寨的情况。乌斯季诺夫元帅命令我立即前往柬埔寨，摸清那里的情况后再向他汇报。而此时的我，既没有签证，又没有委派证明，只有一本外交护照。但命令终归是命令，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最终我找到一家苏联航空货运公司，飞行员同意让我搭机前往金边，但如果出现因缺少相关证件而被扣押的，他们概不负责。我在柬埔寨停留了12天，随后返回老挝。”
“就在我离开老挝这12天内，这里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原来，老挝境内不仅驻扎着两个越南生产师，还有一支老挝政府邀请来的约2万人的中国工程兵部队，他们正负责修筑一条贯穿老挝南北的公路。由于中越关系紧张，双方军人在老挝境内相遇也容易发生冲突。2月18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后，其中一部也进入老挝北部，越军只有一个生产师拿起武器抵抗。此刻，越南国内还有一支50人的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是弗拉德林·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中将(即后来的总参情报总局局长)，他一直总负责印度支那半岛的事务。但在中越冲突爆发前，他回国住院了，而我成了苏联在东南亚军衔最高的将军。于是，莫斯科紧急命令我赶往河内，与越军总参谋部共同会商战况。不久，我在大约两个排的越南军人护送下，前往越南西北部的柑糖，那里是越军第345师的前敌指挥部，我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此时，中国军队已形成大约500千米长的正面突破，从南海到老挝边境，再到‘金三角’地区，均被他们占领。尽管中国人在某些地区遭到抵抗，但他们并不消灭那些孤立的越军据点，而是绕过对手继续向南穿插。”
“通过与第345师师长和其他军官的谈话，我了解到战场形势，但没办法布置下一步作战任务。因为按照越南人民军的规定，师长下达的作战决心必须通过党委会讨论和师政委的签字，而此时该师的党委成员都召集不齐，因为有两个团已经被包围，师政委也在包围圈里。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越军总参谋部和莫斯科，越南高层迅速作出决定，授予师长所 有权力，命令他立即开始行动。然而，一个师的兵力怎么能抵挡住中国的好几个军呢?”
大将的冒险之旅
很显然，加波年科中将无法挽救局势。1979年2月19日，苏联国防部紧急调遣以根纳季·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为首的20人军事顾问团赶到河内，成员有苏联援越军事专家组组长米哈伊洛夫中将，总参作战局的杰米亚年科中将，总参侦察局的麦里尼琴科少将、津琴科少将、别尔纳茨基少将、巴尔迪舍夫少将、瓦西里耶夫少将、布托林少将、布尔加科夫少将、马约罗夫少将、施克拉波夫空军少将、科瓦里空军少将、斯克沃尔托夫海军少将，总参第10局的库米诺夫上校，通讯兵上校克洛奇科夫等。此前，奥巴图罗夫担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总局第一副局长，抵越后，他被莫斯科任命为驻越军事总顾问和印度支那地区高级顾问。考虑到奥巴图罗夫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佳，苏联国防部特许其夫人携带其日常服用药物随团出征。
说起奥巴图罗夫，他在苏联军界有“活百科全书”美誉。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奥巴图罗夫担任过坦克旅副参谋长，后任机械化旅旅长，参加了解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战役，战后曾任机械化师师长，步兵军军长，外喀尔巴阡军区司令，参加过1956年平息匈牙利暴乱、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军事行动。他能熟练驾驶坦克、装甲车等战斗车辆，熟悉各军兵种战术常识，还博览群书，了解当代最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动态，很受高层赏识。奥巴图罗夫是在2月17日夜受领援越任务的，他给总参第10局5个小时的期限，索要有关中越两军现有武器装备情况，包括越军使用的苏式装备和美式装备，以及中国参战部队将领的情况。
到达河内后，奥巴图罗夫先听取苏联军事专家组的简短汇报，接着又听取越军总参谋长黎仲迅和国防部长文进勇关于前线形势的汇报，随后亲自赶往前线了解。其他苏联顾问们则分别去越军总参谋部，各对口部门了解情况。在乘火车赴谅山前线了解战况途中，奥巴图罗夫亲眼目睹从越北逃下来的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河内，铁路完全中断，只好换乘嘎斯69吉普车。由于美国之音电台已在2月20日报道了苏军顾问团抵达河内的消息，因此引起中国军队密切注意。
奥巴图罗夫大将没有直接进入谅山，只是在铁路中转站朗甲观察战斗。他发现越军的防守战术呈手工作坊式的特点，完全是游击性质，相当一部分越南部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许多战斗是在中国人后方进行，这意味着整个越北防线事实上崩溃，中国军队的步坦协同部队正向河内开来。情况刻不容缓，必须即刻采取措施巩固河内以北的防守，为此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回一部分部队，在河内近郊组织起新的防线。从前线返回后，奥巴图罗夫大将说服越共第一书记黎笋从柬埔寨向谅山方向调来一个步兵军，并在那里组建一个BM-21火箭炮营，装备全部由苏联提供，同时还紧急动员组织几支部队，他们大都是从解放军突围圈里逃出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就地动员的地方军。
就在奥巴图罗夫等人忙于为越军筹划防御之际，苏联抓紧向越南提供军援。莫斯科总参情报总局与越军总参谋部建立起实时联线，向越军提供中国前线部队的卫星侦察照片。苏联空军和民航还在苏联和越南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从中越战争开始到3月底，涂着苏联民航总局标志的伊尔-76和安-12运输机共为越南运去20架战斗机、400多辆坦克装甲车、400门身管大炮、50门BM-21火箭炮、100多门高射炮、数千枚SA-7防空导弹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一个安-12运输航空兵大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向谅山转运了一个步兵师，一支由68人组成的苏联通信兵部队接管了从河内到越北前线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1979年3月，顾问团遭遇首次伤亡事故：越军一架安-24运输机在河内近郊白梅机场降落时坠毁，6名苏联飞行教练全部遇难，其中包括苏军航空兵少将马雷赫。
在蒙古炫耀武力
为了给北京制造更大压力，1979年3月12～26日，苏联在国内六大军区开展战斗准备，从后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驻蒙古集群抽调了20个诸兵种合成师、空降师和航空兵师进行联合演习，出动坦克2600多辆和900架飞机。另外，苏联还从预备役部队中动员5.2万人，并征用5000辆民用汽车。
此次演习的重头戏放在蒙古境内，有6个摩步师和坦克师参加，其中3个师是经过2000千米长途行军，从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赶来的。苏军三个航空兵师、两个旅和其它协同部队也参加演习，其中数个歼击航空兵团是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转场来的。演习期间，苏军飞行员的总飞行时数超过5000小时，投掷和发射了1000枚航空炸弹和导弹。为了给中国人“加深点儿印象”，苏军近卫第106空降师(驻图拉)在蒙古南戈壁省举行大规模伞降演习，由E·波德科尔金少将指挥，内容是苏联空降兵从蒙古机场起飞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空投到北京上空。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而且故意不让他们乘坐飞机，只允许坐火车回国。当他们过了乌拉尔山脉，快到达中蒙边境时就会发现大批向东开进的苏联坦克纵队。很显然，苏联希望把武力恫吓的效果真正传达到北京。
不过，苏军在这些“战争边缘”行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指挥管理不善，苏军在演习期间有数人丧生，十多人受伤。
与美国航母对峙
在干预中越冲突期间，苏联海军也采取了相当规模的行动。长期以来，苏联太平洋舰队一直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进行战斗执勤。1978年6月，中越边境冲突事件频发，苏军一支大规模作战集群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举行了一次演习，参演船只包括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1979年1月，当苏联获悉中国将“教训一下”越南后，立即出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进入南海，以表明自己支持越南的立场。中越冲突爆发后，苏联又派遣了数艘军舰。到2月下旬，南海共聚集了13艘苏联军舰，3月，增加至30艘水面战舰和6艘潜艇，其中包括“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福金海军上将”号巡洋舰，“瓦西里·恰巴耶夫”号、“能力”号、“严厉”号大型反潜舰，“激动”号驱逐舰，“打击”号护卫舰等。在苏联远东滨海边疆区，苏联海军陆战队还举行了两栖登陆作战演练。
苏联海军水文勤务军官V.E·格鲁霍夫中校回忆道：“当时我担任水文地理勤务大队参谋长。经过一个昼夜的准备后，我率领大队前往越南，五天后我们到达越南的岘港。我们的任务是为苏联军舰在越南水域的航行作战提供水文地理保障，其中包括探测海底深度、勘察航行路线和确定水流方向等。不久，我们转移到金兰湾，那里遗留有美国人建设的现代化海军基地。尽管海面上刮着很大的海风，但酷热依然让人难以忍受，大海似乎都燃烧起来。停泊在金兰湾的苏联潜艇上的水兵们说，感觉自己就像在一口沸腾的锅里被水煮一样。我认为，正是在我们的参与下，中越冲突才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不 过，我们也不仅仅是来装样子的，如果中国试图扩大战争规模的话，我们的军舰一定进入北部湾的，在那里就可以使用导弹对中国南海舰队的海南岛基地进行攻击了。谢天谢地，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
直到1979年4月，苏联军舰一直停泊在南海，其中“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到5月份才离开。苏联政府认为此举有效地阻止中国南海舰队介入中越冲突，使越南免遭海上攻击，毕竟中国南海舰队只有300多艘舰船，且大多数为小型岸防舰艇。此外，苏联军舰还掩护了进出越南的货船，当时越南最重要的港口——海防港距前线仅100千米，这里长期有5-6艘苏联货舱在卸货，货物以军事物资为主，其中包括导弹和雷达。除了苏联货船外，这里还有波兰、东德和保加利亚的货船进出。3月，来自苏联远东海参崴和纳霍德卡等地的大批码头工人乘坐“奥列加-安德罗夫斯卡娅”号客轮到达越南海防港和胡志明港，带队的是纳霍德卡港主任G.I·比库斯。码头工人们在这里工作了3个月，从26艘轮船上卸下10万多吨货物。
除了中国人外，苏联还要面对进入这一地区的美军战舰。以“星座”号(CV-64)为首的航母打击群自1978年12月6日起就进驻东南亚。打击群里还有“莱希”号巡洋舰(CG-16)、“莫顿”号驱逐舰(DD-948)和“塔科马”号运输舰(ATF-113)。2月25日，该航母打击群进入距越南海岸不远的南海水域，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此举是“观察局势”。为了让美军远离冲突区，苏联常规潜艇封锁了美军舰队可能靠近的航道，苏联水面舰艇也采取“伴随监视”的方式，直接警告美军不要跨越苏军海上防线。3月6日，以“星座”号为首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离开南海，前往亚丁湾，因为南北也门之间也爆发了激烈冲突。由于在执行任务期间“表现出众”，苏联太平洋舰队的36名官兵受到表彰。
尾声
在为期30天的冲突中，中国军队深入越南纵深约80千米。这次短暂的战争造成了惊人的伤亡，中国损失1.5万人，而越南损失了3.5万人，还有4.5万所民房、900座学校、428个医院、22个矿场和55家工厂被毁，越南北部重镇谅山至今仍未能从那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许多房屋墙壁上都布满弹孔。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越南刻意淡化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在现在的谅山公墓里，高大的黑色石碑上列出了许多阵亡的越南军人的名字，少部分名字旁边有“抗击法国”或“抗击美国”的字样，表明他们是如何牺牲的，但大多数名字旁边却是“保卫祖国”的模糊字眼。